作者｜余玲芝 东 方

△珠海经济特区

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指出，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习近平强调，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深圳广大干部群众披荆斩棘、埋头苦干，用40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这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习近平强调，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厦门经济特区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各项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你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勇立潮头、勇毅前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两岸融合发展，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的历史篇章。

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我国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一方面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不断拓宽利用外资渠道，积极探索运用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方式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我国开创性地创办了经济特区，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新路。

广东得风气之先，改革开放比内地要早一些，广东省委根据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一特点，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已酝酿建立大规模出口基地的设想。1979年1月6日，广东省和交通部共同起草《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同意将深圳南头半岛的50平方公里（后实际确定为9平方公里）土地交招商局建立广东宝安工业区。同月，广东省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开发建设出口基地。

在1979年4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经济难以有大的发展，希望中央“下放权力”，允许广东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可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以利于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的设想。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的设想表示支持，要求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在如何命名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是叫“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还是“投资促进区”问题上，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他还针对特区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5月3日，广东省委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习仲勋在传达时指出，搞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实情，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来，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5月11日至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中央工作组，赴粤、闽两省进行考察。5月14日，习仲勋、杨尚昆等广东省领导向中央工作组作了详细的汇报，提出了试办进出口特区等初步设想。6月6日和9日，广东、福建两省分别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快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报告，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中央还原则同意试行两省报告所建议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办法，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大包干，并确定对两省的计划、外贸、财政、金融、物资、商业、劳动工资、物价等实行新的管理措施。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福建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1980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并明确：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经济主要实行市场调节。同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决定，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建设正式通过立法程序确定下来。在中央决策的推动下，经济特区建设显现良好发展势头，迅速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改革开放的窗口。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蛇口隶属于广东省宝安县（今深圳市），位于珠江出海口东侧的南头半岛上，与香港元朗、流浮山隔海相望。1979年7月8日，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轰然响起的填海建港的开山炮，如同春雷在神州大地炸响，被称为改革开放的“第一炮”。

蛇口工业区的开发，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为了吸引外商前来投资，招商局注入巨额资金，搞“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通信、通排污排洪、平整土地），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1979年8月，由交通部四航局承建的蛇口工业区600米长的顺岸码头工程动工。开工之初，由于吃大锅饭，工人积极性不高，工程开始得并不顺利，一二十米远的距离，工人每人每天8小时只运二三十车泥。为加快工程进度，四航局工程处从10月份起在码头工程上率先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工人每日工作定额为运送55车泥，完成定额每车奖励2分钱，超过定额的每车奖励4分钱。这样一来，工人生产情绪高涨，劳动效率明显提高，每人日平均运泥八九十车，施工速度明显加快，提前一个月完成了任务，为国家多创造的价值达130万元，而工人们拿的奖金还不及产值的2%。

但这样提高效率的奖励办法在当时却引起了一场争论，并招来非议。1980年4月，这一既受工人拥护又使国家获益的奖励制度，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理由是“滥发奖金”。工人的积极性顿时受挫，直接影响到了工程进度，使得蛇口首次出现了完不成月计划的现象。

冲在改革最前沿的蛇口是继续吃大锅饭，还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时任招商局副董事长、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袁庚把这4分钱的“官司”从蛇口打到了中央。在向上级部门递呈报告的同时，袁庚请来了记者写了内参。于是，一份“关于蛇口码头延误工程”的内参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案头。

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蛇口工业区获准继续实行超产奖励办法。此后，招商局先后在蛇口港码头、华益铝厂、华美钢厂等工程项目中实行形式各异的奖励办法，大大激发了工人积极性，加快了施工进度，缩短了工期，使这些工程都比原计划提前竣工。这一制度拉开了蛇口全面改革，特别是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

蛇口工业区利用企业利润留成，先开发一平方公里的荒坡为工业区，只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搞好了“五通一平”，兴建一批工业基地和生活服务设施，兴办了23家工厂，开通了国际微波通信和直通香港的4000吨客货运码头。

1980年1月，蛇口工业区正式招商引资。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纷至沓来，不出几年，就将8平方公里的荒山野岭变成一座现代化工业小城，数百家“三资”企业平地而起，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在开发与建设过程中，蛇口工业区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探索和试验，在劳动用工制度、干部聘用制度、薪酬分配制度、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工程招投标制度及实行企业股份制等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和创新。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蛇口工业区大胆突破，创造出多项中国第一或全国之最。1981年8月，蛇口工业区率先在各重点大学及各地公开招聘人才，并率先改革干部制度，实行干部聘用制。1983年10月31日，蛇口工业区率先实现分配制度改革，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进行工资改革，实行岗位工资，并实行职工住房商品化改革，从而率先实现改革工资分配制度、率先实行社会保险制度。1984年，蛇口组建蛇口工业区管理局，拥有项目审批权、进出口物资审批权、人事权等，工业区可以根据企业需要处理许多事情，不需要层层请示。当时其他地方成立企业走流程要3个月，而在蛇口，企业从申报成立到拿批文只需10天。

蛇口工业区是以特殊方式开辟的“政策试验田”，被称为“特区中的特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试管”，为整个中国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可供复制的改革样本。

在1981年3月的工业区领导班子会议上，袁庚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以此进一步激发人们开发建设蛇口的热情。1984年国庆节，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上，写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蛇口工业区彩车驶过天安门，该口号从此家喻户晓。

在深圳探索建立经济特区的各项实践的同时，珠海、汕头、厦门也陆续展开了建立经济特区的各项改革试验。在中央决策的推动下，来自四面八方的特区建设者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短短几年间，就将深圳、珠海这些昔日落后的边陲小镇、荒滩渔村，建设成为生机勃勃的崭新城市，创造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经济特区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实践证明，创办经济特区是完全正确的

经济特区建设初期，由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经济特区没有先例，所以人们还基本沿用过去的思想观念，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区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旧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旧观念，在全国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同时，办特区是个新事物，建设者的知识和经验都很缺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

上述争议归根结底是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邓小平明确表示：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个别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1981年7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中，中央明确提出：“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中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中国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特区是扩大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比较成功的好形式。对中国来说，特区是学习与外国资本竞争、学习按经济规律办事、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学校，是为两省甚至中国训练和造就人才的基地。”

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通过各种方式，支持经济特区建设和推进改革开放。1982年1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在谈到对外开放时，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因为出了问题，就因噎废食。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关系到我们四化建设成败的大问题，是个战略问题。10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10月30日，陈云作出指示：试办特区初步总结，很好。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

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邓小平先后到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和上海视察，亲眼看到这几个对外开放的重点地区发展势头强劲，一派繁荣景象，心中十分高兴。在这次视察中，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针对听到的关于对特区前进中存在的问题的种种议论甚至责难，邓小平回到北京后，约了几位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谈话。他开门见山提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还说：“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1984年3月至4月，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着重研究港口城市开放问题。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正式确定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1985年1月，中央召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2月，正式批准上述三个地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中央决定将140个市、县，包括杭州、南京、沈阳等3个省会城市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4月，海南省建立，中央将海南岛确定为经济特区。在此期间和之后，中央又相继开放内地和沿边地区的城市，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有力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对新时代经济特区新的历史使命、新的战略定位，提出了殷切希望，即经济特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改革开放的试验平台”“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和“改革开放的实干家”。2020年10月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规律的十条认识。这四个定位和十条认识，为新时代经济特区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经济特区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生动缩影。在新起点上，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 位于深圳的拓荒牛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