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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熵权-TOPSIS法的省域休闲体育竞争力评价及差异特征分析

2022-12-02张佑印张景全刘猛桥

关键词:省域竞争力指标

江 磊,张佑印,张景全,刘猛桥,徐 珩

(北京体育大学 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北京 100084)

休闲体育是以体育健身、身心健康需求为依据,以体育活动的主体选择、直接参与为基础,以追求身心愉悦、完善自我、修身养性为目的,而进行的业余自由体育活动[1]。在诸多政策的有力推动下,中国休闲体育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业态模式不断创新,使得休闲体育产业保持高速增长。2019年,中国体育健身休闲活动总产出为1 796.6亿元,现价增加值增长速度达到74.4%[2]。然而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休闲体育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美国作为全球户外休闲产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户外休闲体育经济在2019年的产出为459.8亿美元,占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3],产业规模已远远超过教育、汽车制造等传统产业,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之一[4];而我国体育健身休闲业发展较为滞后,产业总值只占到我国GDP的0.2%,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在休闲体育蓬勃发展的同时,地区层面也存在顶层设计不合理、基础配套不足、设施供给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大众消费理念滞后等诸多问题[5],这对科学评估我国休闲体育发展水平以促进其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

休闲体育竞争力是衡量休闲体育发展水平的重要特征,针对休闲体育竞争力的评价,学者们在休闲体育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及测度评价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田志琦等[6]依照“钻石模型”范式从生产要素、国内需求等6个方面对休闲体育产业竞争力进行了综合分析;王大鹏等[7]采用因子分析法基于经济、休闲体育资源、人口以及相关产业与政府投入4个方面因素构建河北省休闲体育产业竞争力评价体系并进行发展评价。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休闲体育评价的研究内容也愈发多样,涵盖休闲体育旅游目的地[8]、休闲体育融合业态[9]等诸多评价层面。纵观已有文献,学者们在休闲体育竞争力评价方面研究颇丰,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在指标选取上,高度依赖于内容范式,缺少科学性、实践性;在研究方法上,多依照定性方法展开,缺乏从定量视角的量化研究;在研究尺度上,多聚焦于地方省市级层面,并未扩展至全国范围。

目前国内外关于竞争力评价研究大多根据波特钻石模型范式展开,其由4个基本要素构成,分别为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其支持性行业和产业结构及同业竞争,竞争力来源于需求结构或竞争要素的相对地位和结构[10]。而休闲体育发展具有极强的综合性,易受到产业及外部环境因素影响,波特钻石模型的条件要素分析适用于其竞争力分析。基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德尔菲法、数理统计法等构建休闲体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借助于熵权-TOPSIS法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休闲体育竞争力进行科学测度评价,明晰其空间分布差异特征,旨在为分级分类指导各省发展休闲体育提供量化管理依据。

1 省域休闲体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1 预选指标建立

在充分考虑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科学性、客观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采用文献分析法和专家访谈法建立预选指标。首先,根据休闲体育相关研究文献,从理论层面梳理休闲体育的内涵与要素;其次,依据波特钻石模型理论从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行业和产业结构4个要素出发确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并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中针对健身休闲产业发展提出的6方面主要任务,即完善健身休闲服务体系、培育健身休闲市场主体、优化健身休闲产业结构和布局、加强健身休闲设施建设、提升健身休闲器材装备研发制造能力和改善健身休闲消费环境,从现实层面丰富波特钻石模型理论框架;最后,通过专家访谈集中选取广泛认同的普适性预选指标。

1.2 指标筛选与确定

针对前期构建的预选指标评价体系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德尔菲法进行专家函询调查,对预选指标进行筛选与完善,以确定最终的评价指标体系。调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主要采用当面咨询与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先后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学、管理学、教育学等领域的21位专家进行两轮德尔菲法调查。第一轮主要通过专家评议获取反馈意见,针对指标表述的明确性、指标覆盖的全面性以及数据获取的可能性进行指标的初步修改,如:将一级指标“示范产品”修正为“产品结构”,并补充相应的下级指标;删除“休闲体育场地面积”等难以量化的指标;新增“恩格尔系数”等负向指标。第二轮主要将修改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法,通过问卷调查来获取专家对于拟定指标重要程度的意见以及对于问题的熟悉程度与判断依据,发放问卷21份,回收20份。借助SPSS 26.0对问卷数据进行一致性检验[11],结果显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均值分别为4.25~4.85和3.80~4.80,表明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较高。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nce,CV)值分别为0.075~0.121和0.085~0.222,表明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较高,进而构建出休闲体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省域休闲体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1.3 评价模型构建与指标说明

为明确休闲体育竞争力各指标层之间的作用机理,以波特钻石模型为基础,结合我国休闲体育现实发展特点与价值趋向,构建休闲体育竞争力评价模型(见图1)。该评价模型由休闲自然环境、休闲体育资源、需求基础、市场条件、产品结构、创新环境与主体支撑7个要素层组成,其中休闲自然环境与休闲体育资源为休闲体育的资源要素组成部分,需求基础与市场条件为休闲体育的需求条件构成内容。具体而言,休闲资源要素及市场需求条件对于休闲体育产品结构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休闲资源要素和需求条件为创新的基础元素与目标趋向,深刻影响着创新环境的形成,同样休闲体育创新环境能够决定资源要素的配置水平和需求条件的发展。而主体支撑作为休闲体育发展的主导载体,与资源要素、需求条件、产品结构以及创新环境发生着交互作用,是竞争力评价模型建设的核心要素。

图1 休闲体育竞争力评价模型

(1)休闲自然环境。环境行为学理论认为环境和行为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环境对人的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甚至决定性作用[13]。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大众广泛参与休闲体育的重要前提条件[14],也是休闲体育助力推进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建设的有效途径。森林覆盖率、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能有效反映地区生态禀赋水平;环境舒适度、空气质量和环境噪声情况是地区环境质量的重要表征。

(2)休闲体育资源。休闲体育资源的数量、种类和优势度是休闲体育开展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具体而言,场地设施是大众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基本物质保障,人均户外健身场地设施面积直接反映大众参与休闲体育活动的可能性;每万人社会体育指导员拥有量、休闲体育项目运动员发展人数和体育系统行政机关从业人员数是衡量休闲体育活动开展专业性的重要指标内容;体育系统公共预算是地区广泛开展休闲体育活动的资金保障。

(3)休闲体育需求基础。休闲体育需求基础是休闲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直接影响着休闲体育的发展深度以及接续活动开展的可能性。每万人卫生人员拥有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路网密度和互联网普及率能够综合反映地区医疗、卫生、交通以及信息水平等基础条件。基础服务支撑为休闲体育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和需求条件。

(4)休闲体育市场条件。国民休闲体育消费市场条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能力、居民价值观念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15]。其中,城市化水平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用于衡量居民消费能力;此外,休闲体育的发展顺应了大众需求从“物质文化”转向“美好生活”的路径,采用恩格尔系数以及受教育程度两个指标可以反映大众消费观念的转变程度和趋势。

(5) 休闲体育产品结构。“体验经济”下,大众更加注重休闲体育产品供给的质量和结构特色。这要求休闲体育产品一方面要满足大众健身休闲需要,每万人乡村人口体育健身工程面积、全民健身活动中心数量和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数量指标是地区大众休闲体育产品供给水平的表征;另一方面,《意见》强调在产业结构布局方面要打造地区特色,故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数量、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和体育旅游精品赛事数量和休闲体育类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数量指标是地区特色产品供给能力的主要体现。

(6)休闲体育创新环境。创新研发是休闲体育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休闲体育的蓬勃发展对于场地设施、装备制造、人才服务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休闲体育产业要实现高品质、高质量发展,必须走创新发展之路,良好的创新环境形成依托于科研院校的智力支持以及持续的研发经费投入。体育教科研机构数量、体育科研课题数量、用于科学技术的体育经费支出占比和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占比4个指标是这两个层面的重要表征。

(7)休闲体育主体支撑。休闲体育的开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多元的供给主体与完善的供给层次积极促进休闲体育的普及[16]。这既需要政府机构部门的统筹规划和高位引领,也需要体育社会组织和团体积极发挥氛围营造、活动开展和协调服务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各企业主体的广泛参与,有效实现休闲体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体育系统机构数量、体育社会组织数量和体育社会团体数量是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层面的表征指标;休闲体育类国家示范企业数量指标是市场主体层面的有效衡量。

2 省域休闲体育竞争力评价测度模型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大陆地区的 31 个省级单元作为研究对象,不包含缺少相关统计数据的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同时考虑指标数据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可获得性,研究采用截至2019年底的官方截面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体育事业统计年鉴(2019年数据)》、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国家体育总局官网等,部分缺失数据采用趋势外推法估计取得。

2.2 研究方法

2.2.1 熵权-TOPSIS法

熵权法和TOPSIS法是经典的多目标决策与评价的方法:熵权法是根据各评价指标提供的信息客观确定其权重,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指标信息;TOPSIS法是通过度量对象与最优解、最劣解的距离来进行结果评价的方法,能够基于原有数据充分提取信息,实现综合排序。两种方法的结合能够有效消除主观层面因素的影响,经常使用于竞争力的评价[17],包括城市发展水平[18]、农业现代化水平[19]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10]等范畴。因此,本文采用熵权-TOPSIS法对影响休闲体育竞争力的因子进行实证分析。

2.2.2 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熵常被用来度量系统的无序程度,本研究中熵值用于表示休闲体育竞争力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有效性和重要程度。通过计算各项指标数据或信息在综合评价的排序以确定指标权重。

(1)原始评价矩阵标准化。

正向指标:

(1)

负向指标:

(2)

(2)计算各指标信息熵值Hj。

(3)

式中:Hj为第j个指标信息熵值;pij为第i个省级单元第j个指标的比重;m为省级单元个数。

(3)确定各指标的权重Wj。

(4)

式中: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n为评价指标个数。

2.2.3 TOPSIS法对省域休闲体育竞争力测度

在通过熵权法获得评价矩阵后,采用TOPSIS法测度各省级单元休闲体育竞争力及其各子系统评价得分。

(1)加权标准化矩阵Z的构建。

Z=W·Y=[zij]m×n。

(5)

式中:Y=[pij]m×n为标准化矩阵;W为熵权法构建的权重向量;zij为标准化指标值。

(2)正理想解Z+与负理想解Z-的确定。

Z+={maxzij|i∈[1,m];j∈J+},

(6)

Z-={minzij|i∈[1,m];j∈J-}。

(7)

式中:Z+、Z-分别为正、负理想解向量;J+、J-为正、负向指标集合。

(8)

(9)

(4)相对接近度Ci的计算。

(10)

式中:Ci为各评价单元与最优值相对接近度,值越大,说明其对应的评价值越接近参考值,其结果也就越接近最优方案。具体而言,Ci越接近于1,表明该省域的休闲体育竞争力越强;反之,Ci越接近于0,表明该省域的竞争力越弱。

3 结果与分析

3.1 休闲体育竞争力评价分析

依据熵权-TOPSIS法计算得出31个省级单元休闲体育各要素层竞争力与综合竞争力评价结果。为进一步识别和比较各省域休闲体育要素层及综合竞争力水平的空间分布差异,在参考借鉴相关文献[21]和考虑休闲体育发展现实条件的基础上,本研究依据接近度Ci大小,并采用自然断裂点法(Jenks)将竞争力水平划分为较差、一般、良好和优秀4类等级,同时借助ArcGIS 10.7软件将测度结果进行基于空间的可视化(见图2)。

图2 休闲体育竞争力各要素层与综合评价水平空间分布

3.1.1 休闲体育要素层竞争力评价分析

(1)休闲体育自然环境竞争力。休闲体育自然环境竞争力总体处于一般水平(图2a)。其中,良好等级的省域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区域,包括江苏、福建、浙江等10个省份;上海市是唯一达到优秀的地区;位于中西部地区的四川、青海等15个省份受制于地理及环境条件,休闲体育自然环境竞争力相对薄弱。综合来看,休闲体育自然环境竞争力空间差异受地理区位条件影响较为显著,呈现出自东南沿海区域向中西部规律性递减分布特征。

(2)休闲体育资源竞争力。休闲体育资源竞争力水平以“胡焕庸线”为界,南北差异较为明显,“胡焕庸线”以南省域的整体竞争力水平大于以北地区省域(图2b)。各等级水平中的省域个数分布较为平均,江苏、海南等6个省域处于优秀水平,达到良好水平的有江西、山东、安徽等7个地区,处于一般水平和较差水平的省域均为9个,表现为随机分布特征。这表明休闲体育资源竞争力大小的空间差异取决于各省对于休闲体育的重视程度。

(3)休闲体育需求基础竞争力。休闲体育需求基础竞争力水平等级在空间上呈现带状分布特征,区域异质性明显(图2c)。其中北京、上海、浙江、广东、青海和内蒙古6个地区处于优秀等级水平,吉林、西藏、江西等7个省域处于较差水平。一方面表明需求基础竞争力水平受经济导向影响明显,北京和上海作为国内两个主要的经济发达城市,基础服务供给较为完善,地区需求基础水平相应处于领先地位。此外,地域环境也深刻影响着地区需求基础水平,内蒙古和青海两地具有较为广阔的休闲地带和民俗体育文化,为开展地区特色休闲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和文化媒介[22],有力推动着地区休闲体育需求基础水平的提升。

(4)休闲体育市场条件竞争力。休闲体育市场条件竞争力水平总体较差,表现为东强西弱的空间格局,且沿海地区水平较高(图2d)。其中,北京和上海休闲体育市场条件竞争力处于优秀水平,北京竞争力最强,其次是上海,两地对于休闲体育的市场需求最为旺盛。此外,江苏、浙江、天津等较发达地区的市场潜力也都达到了良好水平,其他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如广东、福建等也都表现出较高的休闲体育市场潜力,而中西部地区普遍较低,这进一步突显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休闲体育市场条件竞争力的必然联系。

(5)休闲体育产品结构竞争力。休闲体育产品结构竞争力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区块状分布格局,长三角地区、华北地区为竞争优势区域(图2e)。江苏、浙江、福建、北京和上海5个省域的休闲体育产品结构竞争力处于优秀水平。这一方面得益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实施,如《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审议通过,推动着长三角体育产业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地方休闲体育发展政策的制定实施,如《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消费十条措施的通知》,从政策层面强调大力发展休闲体育并推进落实。相较之下,甘肃、四川等7个地区的休闲体育产品结构竞争力处于一般水平,江西、山西等11个地区处于较差水平,提升的空间仍然较大。

(6)休闲体育创新环境竞争力。休闲体育创新环境竞争力水平区域差异明显,表现为核心-边缘结构分布(图2f),其中上海、江苏为东部地区核心省域,湖北为中部地区核心省域,陕西、重庆为西部核心省域。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省域休闲体育产业体系完备,产业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如江苏省2019年体育产业总产值达到4 620.42亿元,实现增加值1 570.94亿元[23],推动产业联动发展,有效提高地区创新环境水平;另一方面在于省域拥有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教育资源,吸引各类技术要素汇集,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如湖北、陕西等地。而处于边缘的地区主要为青海、甘肃等中西部省域,受制于地理区位及经济发展,地区创新研发的支撑环境相对不利。

(7)休闲体育主体支撑竞争力。休闲体育主体支撑竞争力整体上呈现为较差水平,且两极分化格外明显(图2g)。多达21个省域处于一般及以下等级水平,仅上海、北京、江苏和福建4个省域达到优秀水平。表明这4个省域在政府引领、社会支撑,市场参与3个层面达到有机协调,推动着休闲体育的稳步发展,同时反映出我国大部分省域的休闲体育主体参与及协同机制构建有待进一步完善。

3.1.2 休闲体育综合竞争力评价分析

从我国休闲体育综合竞争力来看(图2h,表2),东部沿海综合竞争力水平相对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整体呈现出东、中、西梯度递减格局,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具有较高的重合度,表明休闲体育综合竞争力具有较强的经济导向性。从省际层面来看,位于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以及首都北京的综合竞争力相对接近度Ci值分别为0.636 241、0.569 236和0.532 191,属于优秀水平,居于前3位;福建、浙江、山东、湖北、广东五省Ci值介于0.295 651至0.441 872区间,为良好水平;而我国大部分省域休闲体育综合竞争力Ci值总体低于0.30,仍处于一般及较差水平,主要为中西部省域,其中陕西、河北等13个省(市)竞争力水平一般,山西、云南等10个省份为较差水平。综合竞争力位于后5位的省域分别是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和西藏,原因主要在于中西部地区休闲体育发展多以基础的大众健身活动为主,缺乏合理的布局定位,加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外部市场环境难以有效支撑休闲体育产业的发展,基础设施配套不足、产业联动不紧密、休闲体育意识淡薄等问题依然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区休闲体育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表2 省域休闲体育综合竞争力得分及排序

3.2 休闲体育竞争力差异特征分析

依据接近度Ci得出省域休闲体育竞争力各要素层指标接近度,如图3所示,根据要素层接近度水平的客观反映总结出区域及省域间休闲体育竞争力差异特征。

图3 省域休闲体育竞争力各要素层指标接近度

(1)休闲体育竞争力区域间差异特征。休闲体育竞争力水平区域差异较为明显,东部地区整体竞争力水平突出,自然环境与市场条件为主要优势方面;而中部地区稍领先于西部地区,但区域间差距并不显著。这反映了我国休闲体育发展的区域性失衡现象,下一步相关政策措施的推行,应力求保证重点地区先行的同时,兼顾弱势区域的发展。

(2)休闲体育竞争力省域间差异特征。影响各省域休闲体育竞争力水平的优势与劣势因素各异。例如:北京市休闲体育竞争力的优势因素主要为需求基础和市场条件,制约因素为自然环境;相反对于广西而言,其优势因素为休闲自然环境,阻碍因素在于市场条件。此外,休闲体育竞争力水平省域间马太效应显著,优势省域各要素层竞争力无明显短板,而落后省域整体薄弱。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江苏等),其各要素层竞争力普遍均衡,不存在较大短板;而像新疆、西藏、甘肃等西部发展滞后地区,各要素层竞争力整体薄弱,短板效应明显。

(3)休闲体育竞争力供需侧差异特征。从休闲体育竞争力的供需层面来看,通过对比反映供给端的产品结构竞争力和反映需求端的市场条件竞争力可以发现,休闲体育供给和需求侧竞争力地区分布不均衡,总体上休闲体育供给侧竞争力大于需求侧竞争力。区域上,东部及西部地区供给与需求侧竞争力较为均衡,中部地区不均衡,其中东部地区为高位均衡,而西部地区为低位均衡;省域层面,大部分省域供给侧竞争力大于需求侧,而经济发达地区呈现出异质特征,其需求侧竞争力大于供给侧,比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休闲体育作为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了解其发展空间格局,把握区域发展重点,对于践行“全民健身”计划,落实“体育强国”战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在构建休闲体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权-TOPSIS法对31个省(市、自治区)休闲体育竞争力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分析差异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1)休闲体育竞争力受到休闲自然环境、休闲体育资源、休闲体育需求基础、休闲体育市场条件、休闲体育产品结构、休闲体育创新环境和休闲体育主体支撑等7个要素层的综合影响。我国休闲体育竞争力总体处于一般水平,休闲体育资源、需求基础与自然环境竞争力为优势要素层,主体支撑、市场条件、产品结构以及创新环境竞争力为劣势要素层。

(2)休闲体育竞争力空间差异明显,宏观上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分布格局,具有高度的经济正相关特征。区域层面上,东南沿海地区竞争力水平较为突出,西北部地区相对滞后。微观层面上,省域休闲体育发展水平马太效应显著,优势省域无明显发展短板,落后省域要素层竞争力整体薄弱。

(3)影响各省域休闲体育竞争力水平的优势与劣势因素各异,且休闲体育供给和需求侧竞争力分布不均衡。总体上,休闲体育供给侧竞争力大于需求侧竞争力;区域上,东部及西部地区供给与需求侧竞争力较为均衡,中部地区相对失衡;微观层面上,经济发达省域的需求侧竞争力大于供给侧。

4.2 建议

结合研究结论与休闲体育现实发展条件,提出以下4条建议。

(1)加强政府高位引领作用,激发休闲体育市场多元主体活力。政府部门应充分认识发展休闲体育的战略意义,积极制定促进休闲体育发展的政策文件并监督落实。同时,加强休闲体育的公益性、教育性宣传力度,切实提高国民休闲体育参与意识。此外,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广泛支持建设公益性、经营性休闲体育社会组织和团体,引导产学研转化组织和重点企业等多元主体深度参与,营造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企业协同的发展格局。

(2)夯实休闲体育需求基础,提升休闲体育科技创新水平。休闲体育资源的普及和基础服务的完善有效支撑了休闲体育的发展,而创新研发能力的不足仍是当前制约休闲体育发展的重要瓶颈。这就要求休闲体育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既要巩固当前休闲体育资源和需求基础层面的优势成果,又要注重全面提升创新研发水平。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当前我国在休闲体育产品制造业方面的优势,逐步实现研究技术创新的关口前移;另一方面要充分依托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的综合带动作用,加速休闲体育产业研发与相关业态的渗透、交叉与重组,有效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落地。

(3)实施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科学探索休闲体育发展路径。以休闲体育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各地区应结合自身比较优势资源和现实基础条件,科学布局休闲体育发展方向,探索休闲体育发展模式。对于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市场潜力大的地区,应不断完善休闲体育产业结构,丰富休闲体育项目供给,重点培育高端休闲体育体验项目,如高尔夫、马术等,满足大众多元化、深层次体验需求;中西部地区应充分结合区域自然环境和民俗文化等条件合理开发山地户外运动、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以及极限运动等特色休闲项目,形成产业集聚和品牌效应。

(4)推进休闲体育融合发展,激发国民休闲体育消费需求。随着国民对于休闲体育产品的高质量和高品质的需求增长,休闲体育产业应打破原有局限,积极探索新型发展模式,积极尝试与旅游、大健康等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例如:将徒步、露营、冲浪等休闲体育项目与各地生态旅游资源相结合,一方面可以提升休闲体育项目的品质内涵,另一方面又可以促进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延伸国民休闲体育消费场景,最终实现合则两利的综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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