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落幕的北京冬奥会上，除了精彩纷呈的赛事，“冰墩墩”等冬奥标志的知识产权保护，俄罗斯“花滑天才少女”身陷兴奋剂争议风波，韩国代表团不满裁判而诉诸国际体育仲裁庭等等，也留下了令人难忘的插曲，直观呈现了体育与“规则”“法治”之间的内在联系。

无独有偶，就在三个多月前，体育法修订草案已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历一审，正式启动了实施26年来的首次大修。在迎接冬奥会的时代语境下，体育法的修法之举，不应仅仅视为体育领域基本法的一次更新换代，更应成为体育立法全面提速的起点。其深层原因就在于，目前我国体育立法体系虽然已初成规模，但在关涉重要社会生活的立法版图中，相较于近年来文化、卫生、教育等领域立法的迅猛进展，体育立法的增长却明显落后。其突出表征是，在中央立法层面，仅有1部体育法和7部行政法规，体育领域的制度规范，实际上更多依赖于数百件部门规章、地方法规与规章，乃至政策性文件与行业内部规则。高位阶立法的供应不足，不仅拉低了体育立法的权威性，更难以回应体育领域的法制需求。

因而，梳理当下体育发展和改革进程中的立法短板，全力加快核心制度的法律法规化，理应成为后冬奥时代的紧迫议题。更应看到，体育立法牵扯多维的价值诉求和冲突，如何作出合理平衡或取舍，决定了立法的观念底色和制度重心，也是未来推进体育立法的深层追求和终极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