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 日语学院，北京 100089)

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人既具备自然属性也拥有社会属性，且社会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1]。当然，人的社会属性并非从来就有，而是在频繁、密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中产生的。

不过，必须留意的是，从自然属性看，女人同男人共同构成“人”这一概念，但长久以来，女人却被排除在“人”的概念之外，即“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语言，人类(human being)、人(human)、历史(history)等词语都不包括女人，她们在人和历史的范畴中是不在场的缺席者。”[2]比如，“日本自古的系谱图书，上自皇室，下至家族，男子的行动记载比较详密，而一到女子，仅仅写着‘女子’或‘女’，不写生卒年月和姓名，这是普遍现象。就是说，我们的历史上有着一个个男人，但没有一个个女人。正如系谱上标的，她们永远都是一个‘女子’——或者‘女’”[3]102-103。再如，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理性的人文主义思想所指的“人”也都是抽象意义上的人，若要具体化一些则仅指男人[2]。

20世纪60年代，随着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兴起，社会性别(gender)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西方，约翰·玛奈和巴特里西亚·塔卡发表于1975年的《性的署名》(Sexual Signatures)一书的出版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嚆矢[4]。随着“女性”从意识形态和理论上被剥离出来，“女性文学”“生态女性主义”等研究范式也相继诞生[5]。以女性文学为例，刘思谦[6]认为“只有在人类历史由传统的母系制到父权制再到近现代由传统的封建父权社会向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才有可能出现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这说明女性文学的诞生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男女所具有的社会属性的变化密不可分。而这种发展变化又必然包含“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以及对“人”“性别”“女性”等概念的反思。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纵观以往的女性研究，大多采用的仍是社会学、文学、翻译学等传统视角，基于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女性研究尚不多见。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将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相结合的、能够深入剖析女性的历史性与现代性内涵的新的研究路径。

一、理论框架

(一)何谓认知社会语言学

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的一大发展趋势便是“社会转向”(social turn)，即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兴趣转向了语言的社会维度[7]。譬如，Harder[8]就指出，社会交互是语言与认知所属语境中最凸显的部分，因此，社会事实应作为本体论层次纳入认知语言学的世界观。基于这一理念，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相互融合，诞生了认知社会语言学(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9]。

中国学者王天翼、王寅[10]对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定义是“以‘社会现实’为出发点，以‘语言意义’为中心，以‘实际用法’为取向，从语言的社会性和认知性角度深入研究语言变异、社团方言、文化模型、意识形态、双语对比、语言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见，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极为广泛。认知语言学的创立者乔治·莱考夫于1996年出版的专著《道德政治：保守派所知而自由派所不知》便是该领域最早的研究成果[11]。Yu Ning[12]则通过对比英汉两种语言中情感隐喻和转喻现象，证明概念隐喻同时具有普遍性和变异性，为相关研究树立了典范。本文所说的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指的就是乔治·莱考夫、Yu Ning等所采用的视角，即通过考察隶属于某个社会(或多个社会)中的概念隐喻，进而揭示出隐藏在这些隐喻模式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

(二)概念隐喻理论

在西方，隐喻(metaphor)被长期禁锢在“语言表达”的牢笼里。譬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指出：“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他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13]149亚里士多德的这一看法对后世隐喻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于演变为西方人的一种固有思维[14]。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这种传统隐喻观受到了严峻挑战。认知语言学所提倡的概念隐喻理论(cognitive metaphor theory)，不仅打破了语言学藩篱，将隐喻从语言层面提升至人的思维层面，还促使隐喻发生了认知转向，即除了语言符号，隐喻还能够借助建筑、绘画、音乐等形式得以外化，这是概念隐喻理论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15]。

此外，概念隐喻理论非常重视隐喻成立的认知理据(ground)[15]。鉴于目前国内外学界已有不少相关论述，如Lakoff & Johnson[16-17]、Grady[18]、束定芳[19]、王文斌[20]、王文斌和熊学亮[21]等，此处不再赘言。总体趋势是：中国学者注重相似性，欧美学者强调经验共现，而以锅岛弘治朗为首的日本学者则主张认知理据的多样性。譬如，锅岛弘治朗[22]在相似性、经验共现、评价性之外，还提出了进化论理据。对此，本文亦将采取多样性立场。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日本的平贺正子是较早借助隐喻考察女性社会属性的学者。平贺正子[23]考察了日语里9种与女性有关的概念隐喻，即“女性是物品”“女性是商品”“未婚女性是商品”“丈夫购买妻子”“婚姻是交易”“女性是食物”“女性是果蔬”“男性吃女性”“性爱是食物”，认为这些隐喻凸显了日本民族将女性视为性对象的固有观念。不过，平贺正子的研究虽具有开创性，但上述9种隐喻有些仅是映射关系，而非隐喻[24]。之后，大桥左知子[25]、上谷明日香、锅岛弘治朗[24]等也进行过相关研究，但考察对象均局限于“女性是食物”这一个隐喻上。

与之相对，有关女性的隐喻研究在中国尚未真正展开，特别是基于认知社会语言学视角聚焦女性隐喻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其中，马宁[26]以《小仓百人一首》中的女性恋歌为例，对与自然景物相关的隐喻和与人类生活有关的隐喻做了探讨。梁慧仪[27]以“女性是食物、女性是植物、女性是动物、女性是事物”为例，分析了汉语、英语中女性隐喻词汇的差异。而宋倩倩[28]则基于概念隐喻视角对比分析了中韩两国有关女性的谚语。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多基于传统的概念隐喻理论的视角，一方面考察不够深入，另一方面也未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分析隐喻形成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文化内涵。为此，本文拟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视角，考察日语中的女性隐喻及其社会文化特征,具体追问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日语里有关女性的隐喻表达主要有哪些？二是这些隐喻表达能够反映出怎样的社会文化内涵？

关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苏晓军指出，“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与社会语言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相结合”[7]是其基本特征，因此本文亦采用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首先，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互动体验、范畴化、认知模型(CM、ICM、ECM、概念整合)、意象图式、隐喻转喻、识解、关联等[29]。如前所述，本文所依据的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主要指的是概念隐喻理论。该理论迄今已历经了40余年的发展，除了经典理论外，新近还诞生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如Kövecses[30]、刘婷婷[31]等。

其次，所谓实证性研究即强调用数据说话(data-driven)，这些数据可以来自实验、问卷调查或者语料库[7]。为了避免由经典概念隐喻理论一贯采用的内省法所带来的诸如心理实在性的缺失等种种弊端，本文所选用的语料均来自“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爱情隐喻”语料库(1)目前，该语料库正在筹备中，计划于2023年上线。语料库中的语料为日语，但为了行文方便，后文在举例时，采用中文译文。。之所以选用文学作品中的语料主要出于以下三点考量：第一，文学作品中有大量非常规的隐喻，譬如村上春树的“落差”式隐喻，对当前的概念隐喻理论构成了极大的挑战[15]；第二，文学作品中的隐喻彰显了语境的作用，这里的语境既包括历史和文化的宏观语境，也包括作者个人经历、作品主题等微观层面的语境[32]。第三，文学作品构成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故事集，反映了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知识和行为准则[33]。因此，以佐尔坦·考维柯赛斯为首的西方学者开始重新回归到对文学作品中隐喻研究的轨道上[34]。

三、日本文学中的女性隐喻类型

通过对“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爱情隐喻”语料库的调查发现，日本文学中有关女性的隐喻表达主要集中在所有物隐喻、商品隐喻、植物隐喻和食物隐喻4种类型上。

(一)所有物隐喻

Lakoff & Turner[35]首次提出存在链隐喻,认为该隐喻是存在于人类思维中的一个庞大的隐喻系统。而且，存在链隐喻又可分为上行隐喻和下行隐喻。依据这一观点，在人与存在物之间建立映射关系，即通过存在物(的某些属性)来描写人(的某些属性)，属于下行隐喻。根据蓝纯、尹梓充[36]、韩涛[37]的考察，这一类型的隐喻(如“人是动物/植物/物体”)在《诗经》《洛神赋》中便颇为常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如(1)至(5)所示，将女性比作所有物是日本文学中最常见的一类女性隐喻。基于百科知识(Encyclopedic knowledge)可知，物体既可被使用，也可以被摆弄、被抛弃、被偷走、被夺走，物体的这些属性在隐喻的作用下也被投射至女性身上，因此女性被视为可被男性占有或抛弃的物体。

(1)你不是你，你就是个柔软的“东西”，我只是把你当作一个“物件”来使用的。(山川方夫「愛のごとく」)

(2)有钱人都是这样，家里的老婆如同摆设，和被抛弃无异。(尾崎红叶「金色夜叉」)

(3)沙金不是你一个人的老婆。她不也是次郎的老婆吗？这么说，你偷弟弟的老婆，你也是畜生。(芥川龙之介「偸盗」)

(4)我的妻子被人抢走了！我用性命换来的最爱的人，现在竟然把我视如草芥！(尾崎红叶「金色夜叉」)

不仅如此，女性在婚前是其父兄的所有物，婚后则被视为丈夫的所有物，如(5)至(7)。有研究表明，儒家女训早在9世纪便传入日本，并在江户时期得到广泛传播[38]。由此可见，这种女性观某种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儒家经典《仪礼·丧服·子夏传》中的“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思想。

(5)就这样，被魔鬼所魅惑的女儿和父亲断绝了关系。可怜他就一个独生女，却送给了比自己还要大十岁的高利贷老家伙手里。(尾崎红叶「金色夜叉」)

(6)我仅凭这么一个理由，向你哥哥提出希望娶你。(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書簡集」)

(7)就算家里再有钱，一旦被丈夫抛弃，被视作摆设，你还会快乐吗？你这样就满足了吗？(尾崎红叶「金色夜叉」)

不过，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将女性比作男性所有物其背后的认知理据何在？我们认为，这种隐喻的产生与古代的婚姻制度不无关系。譬如，恩格斯就指出，“随着对偶婚的发生，便开始出现抢劫和购买妇女的现象”[39]。中国古代部分地区曾经有一段时期盛行过抢婚制，如《易经·屯卦》中记载“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39]。

日本古代虽盛行以女性为主的、具有母系社会特点的访妻婚(日语称“妻問い”)，但也有被称作“かたげ婚”的掠夺婚。进入镰仓时代后，随着武家社会的形成以及家父长制的确立，招婿婚的婚姻形式被嫁娶婚所代替，即夫妻结婚后，妻子嫁入夫家(日语称“嫁入り”)，妻子被视为丈夫、父兄的所有物，甚至沦为“惜腹之物”，成为一架生殖机器[40]。日语中的惯用语“夫に付くが女の道”(从夫是妇道)、“男は松、女は藤”(男是松，女是藤)(2)类似说法也可见于《诗经·小雅·頍弁》，即“茑与女萝，施于松柏”。、“女は三従”(女有三从)等表征的就是这一思想。因此我们认为，借助所有物来对女性进行概念化，反映了男性本位以及父权社会对女性的一种认知模式。不过，除此以外，似乎还存在更深层次的认知理据。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发现长尾叶猴的年轻雄猴在成为新首领后，会杀死幼崽，以霸占猴群中的雌猴[41]。这种杀婴(infanticide)现象在非人灵长类种类中十分常见，而这种对性资源的占有欲映现在人类社会中即可以理解为将女性视为一种所有物。

(二)商品隐喻

一般而言，商品即可以用于交换的物品。因此，所有物隐喻再进一步发展便会形成商品隐喻。我们知道商品的本质是价值属性，而另一个重要属性便是可以交易。在隐喻的作用下，如(8)(9)所示，商品的这两条属性均可被用于理解和把握女性这一目标域。比如，日语“飲む打つ買う”(喝赌买)中“买”的对象显然是女性，即女性被视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并且，如(10)(11)所示，尾崎红叶在《金色夜叉》中将女性的容貌描写为可换取财富的商品。

(8)从全国各地买来女人到江户来卖。(誉田哲也「吉原暗黒譚」)

(9)《义士传》中的仓桥传助，当时还叫长谷川金次郎，过着吃喝嫖赌(飲む打つ買う)的享乐生活。(正冈容「寄席囃子」)

(10)阿宫当然知道自己的美貌值几斤几两，不过在她看来，凭自己这份姿色，如果只换取父母这份微薄的资产和一个随处可见的学士身份的丈夫，这决不是自己最高的期望。(尾崎红叶「金色夜叉」)

(11)她坚信，正如男子只要有才干便可立身于世一样，女子亦可凭借自己的美貌而享受锦衣玉食的生活。她曾见到过很多姿色不及自己的女人，都以此来换取荣华富贵。(尾崎红叶「金色夜叉」)

不仅如此，基于商品的各种属性，还能获得大量的隐喻推论(inference)。比如，商品需要妥善保管，一旦保管不善或有瑕疵(即“きずものになる”)，其价值就会下跌，请看(12)至(14)：

(12)你抛弃了贯一，把自己当作商品卖给了富山家，我要是再去损坏原本给人家的东西也是不妥。但我当时真是心如刀割，难以接受。(尾崎红叶「金色夜叉」)

(13)这人尽可夫的肉体在平时要遮掩得严严实实——在我看来，这的确是妓女本能地自我保护的心理。因为对于妓女来说，肌肤是她最重要的“货物”，是“商品”。有时候甚至比处女的守身如玉保护得更坚决，否则“商品”就会慢慢掉价。(谷崎润一郎「痴人の愛」)

(14) 对方虽然是个三十四岁的老姑娘(売れ残り)，但却是个有钱人家的千金。(中町信「越後路殺人行」)

因此为了确保品相完好，会将商品放入盒内保管。于是，日语中便有了“箱入り娘”(装入盒子里的女儿)的说法。通过检索KOTONOHA语料库发现，“箱入り+X”中的“X”多为“ゲーム(游戏)、本(书)、アルバム(相册)、食器類(餐具)、錠剤(药片)”等，这说明在概念层面上，日语的“娘”(女儿)与这些商品被视为同类，即也被认知主体概念化为一种需要放入盒内保管的贵重物品。而且，待售商品一旦无人问津，便会卖剩下来(売れ残り)，如(14)所示。这一推论也被映射到女性身上。

然而，促使商品隐喻形成的认知理据何在呢？我们认为，从世界范围看将女性视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同样具有普遍性，而且这一隐喻的形成也与古代社会的婚姻形式密切相关。譬如提大伟[42]指出，买卖婚姻在早期人类文明中便是一种普遍的婚姻形式。如苏美尔的《乌尔纳姆法典》通过聘金形式，赋予婚姻一定的约束力：若男方撕毁婚约，将被处以罚款；若女方不同意，男方不改变主意就可得到两倍于聘金的赔偿。同时，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也规定男方必须向岳父交纳未婚妻的买身费。而在古印度，买卖婚姻被视为结婚的同义词[42]。中国的《礼记·曲礼》中亦有“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的记载。同样，日本也不例外。早期被称为“かたげ婚”的掠夺婚逐渐演变为可以用米俵或牛购买未婚女性的买卖婚姻。因此，日语的“売り出し中”既可以表达待售的商品，也可以指待嫁的女性，如(15)。而“売れ口”不仅可以表达商品的销路或买主，也可以指女性出嫁的婆家，如(16)。

(15)a.売出し中の物件(待售的商品)

b.売り出し中の娘(待嫁的女儿)

(16)a.商品の売れ口をさがしている(正在给商品找买主)

b.娘の売れ口をさがしている(正在给女儿找婆家)

此外，日语里还有不少俗语，如“女房と畳は新しいほうが良い”(老婆和榻榻米还是新的好)，其背后的隐喻思维也体现出女性是可以买卖的商品。

(三)植物隐喻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将女性比拟为某种植物的传统。比如，《诗经》中有大量以植物喻人的诗句，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何彼秾矣，华如桃李？”(《召南·何彼秾矣》)。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亦不乏借助植物特别是玫瑰来表达女性或爱人美丽外表的诗句，如第98首十四行诗等[43]。因此，日语将女性视为植物也就不足为奇，如(17)至(19)，而(17)中的“女郎花”(日语叫“おみなえし”)，自《万叶集》以来就一直被视为女性的象征。

(17)一张樱桃小口，嫣然含笑，真是妩媚无比，却不显得些许轻浮。亭亭玉立，苗条的身材(女郎花)，纤细的柳腰，确是婀娜多姿。(二叶亭四迷「浮雲」)

(18)她那身姿婀娜，仿佛插在玉壶里的白色的花，娇嫩脱俗，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尾崎红叶「金色夜叉」)

(19)现在已经是点灯时刻。仆人点了一盏洋灯过来，放在仍然不知所措的贯一身旁。灯火投射在满枝身上，无形中让她增添了几分妖艳，如同一朵盛开的牡丹。(尾崎红叶「金色夜叉」)

认知语言学认为，认知主体在理解和把握某一事物(或概念)时，有两种模式可以观照：一是基于词典的专家模式，另一个则是基于百科全书的通俗理论(folk theory)。就“女性是花”隐喻而言，其背后蕴含的认知模式显然不是有关“花”的专家理论，即“种子植物的有性繁殖器官”[44]，而是“花”的通俗理论，即“植物(花草)最美丽的、最吸引人的部分”[45]。换言之，有且只有依据“花”的通俗理论，才能在目标域“女性”与源域“花”之间建立起某种心理上的相似性[46]。

然而，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文化对“美”的阐释也会有所不同。譬如，夏目漱石就曾说过，“只要看看西洋画上女子的容颜，不论是谁画的美人，都是一双大眼睛。都是大得出奇的大眼睛。然而在日本，从观音菩萨到人间丑女、再到‘能乐’面具，最明显的要数画在浮世绘上的美人，无不是细细的眼睛，都如同大象眼睛一般”(夏目漱石「三四郎」)。

需要注意的是，“女性(应该)是美的”也是被人为建构出来的社会属性，而在有些仍是母系社会的原始部落(如尼日尔的沃达贝部落)情况却恰恰相反，即和自然界里的很多动物一样，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仍是男性，而非女性。

(四)食物隐喻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性欲与食欲是生物的基本欲望。《孟子·告子上》中有“食色，性也”的说法。日本作家丰岛与志雄也认为“色欲和食欲本就是一回事。这就如同除了满足生理需求的食欲以外还需要烹饪方法一样，除了满足生理需求的色欲之外，也需要恋爱的存在”(「慾」)。

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女性比作食物反映了男性将女性视为性对象的固有观念[23]。比如，英语可以用meat(肉)来比喻女性，用freshmeat(鲜肉)隐喻刚入行的妓女，用meathouse指代妓院[27]。日语里也有不少类似说法，如“女をつまみ食いする”(把女人当下酒菜)、“太郎が女に飢えている”(太郎对女人如饥似渴)、“あの女優が今が旬だ”(那个女演员现在正当季)等。例(20)至(22)是日本文学作品中的实例，特别是(22)通过文学性的语言对“女性是食物”作了细致入微的描述[47]。

(20)我不记得自己有这样的感觉，虽然有过一闪念，但一回到大森的家里，只要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电车里那种“吃腻伤了胃口”的感觉就飞到九霄云外，娜奥密的眼睛、鼻子、手脚等各个部位又充满诱人的魅力，每一次都是我享受不尽的美味佳肴。(谷崎润一郎「痴人の愛」)

(21)只要两个人单独相处，我就想永远不停地跟你讲话，然后跟你kiss也可以吧。如果惹你讨厌那就罢了。这时，如果小文是点心的话，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一整个吃掉，因为你已经可爱到这种地步了。(芥川龙之介「塚本文子へ宛てた手紙」)

(22)我好几次做梦把她吃掉了。不用太熟，半生的最好。她很顺从，就算变成烤肉也一直在微笑，那是一种近似于小牛和野鸟中间的味道，可爱得令人难以言表。对于她的这份情感，思来想去，最终还是聚敛为一种食欲。(安部公房「箱男」)

五、思考与讨论

以上，对日本文学中的女性隐喻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作了大致梳理和分析。需要注意的是，隐喻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建构。然而，这种主观建构由于受到身体经验以及社会文化的制约，并不具有任意性。因此我们便可以追问，为何在某一社会文化中会存在某种隐喻模式，其成立的动因何在。虽然女性“在人和历史的范畴中是不在场的缺席者”，但每种社会文化里都存在有关女性的隐喻表达。譬如，中国的《诗经·卫风·硕人》中有“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的说法。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妻子则被称为“oikurema”,即用来照管家务的一种物件[48]68。而据《圣经》记载，男人亚当直接由上帝创造，而女人夏娃则是从亚当的肋骨变来。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49]因此，如何全面收集和归纳这些隐喻表达，是今后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课题。

此外，还需留意同一隐喻在不同时期或不同社会文化中的差异。比如，同样是女性被视为“物体”，是否就一定反映了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或女性是男性的附庸这种思想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比如，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女性就相对独立自由。谷崎润一郎就曾指出“我觉得平安朝文学中的男女关系，在这一点上和别的时代有几分不同。(中略)不是把女人看得比自己低下而加以爱抚，而是看得比自己崇高，甘心跪拜在她的面前。(中略)大凡‘女性’这一观念，总是处于同‘崇高’‘悠久’‘严肃’‘清净’等对峙的位置。而平安朝贵族生活之中，‘女人’即使不是君临‘男人’之上，至少也和男人同样自由”[3]85-86。比如，《源氏物语》第五回写道，源氏因病前往北山某寺院，偶遇一个十岁光景的女孩，便立刻被其容貌所吸引。书中是这样描写的，“女孩的相貌非常可爱，眉梢流露清秀之气，额如敷粉，披在脑后的短发俊美动人。源氏公子想道：‘这个人长大起来，多么娇艳啊！’便目不转睛地注视她。继而又想：‘原来这孩子的相貌，非常肖似我所倾心爱慕的那个人，所以如此牵惹我的心目’”[50]。虽然这个女孩后来成了源氏的“私有物”，但其独立自由的人格并未就此丧失，正如日本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山口仲美所言，源氏与紫姬的婚姻是“幸福的婚姻”[51]。

此外，谷崎润一郎在《恋爱及色情》中还列举了《今昔物语》中的一个女子对男人施行性虐待的例子[3]87，也可作为旁证。这些均说明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女性虽被视为男性的“所有物”，但并不意味着女性的社会地位就低于男性。相反，这种“所有物”对于男性而言是十分宝贵的存在，就如同“自家佛坛上的佛像，固然属于自己所有，但人们却对之顶礼膜拜，唯恐因怠惰而受惩罚”一样[3]88。因此，尽管在《源氏物语》里女性也被描写为男性的“玩物”或“私有物”，但与后世存在显著差异。

结 语

波伏瓦认为，所谓的“女性特质”与女性的生物学构造无关，而是一种文化建构：“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49]那么，如何理解和把握有关女性的种种“文化建构”便值得探讨。通过本文的尝试不难发现，认知社会语言学是一条有效的途径。而且，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是未来的一大发展趋势，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并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

总之，本文所得结论主要有二：第一，基于“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爱情隐喻”语料库，我们发现日本文学中有关女性的隐喻模式主要集中在所有物、商品、植物和食物4种隐喻类型上。但这4种隐喻类型并非日语所独有，也存在于其他语言中，具有一定普遍性。作为今后的课题，可以从更具象的层面进行跨语言对比研究。第二，通过探讨隐喻背后的认知理据发现，它们除了建基于身体经验，其形成也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而且，即便社会结构发生了改变，隐喻作为一种社会观念也不会立刻消亡，甚至可能会被继承下来。因此，通过观察特定的隐喻表达，便有可能理解和把握隐藏在这些表达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只是一个尝试，更加深入的考察还有待今后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