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春

1985年，陈高华先生发表《元代泉州舶商》一文，利用元末明初人王彝《泉州两义士传》以及《乐郊私语》等文献所载孙天富、陈宝生(以及其父陈思恭)的事迹，讨论了元末在东亚、东南亚经商的中国海商的一个生动、具体的个案。(1)陈高华：《元代泉州舶商》，载《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收入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北京：中华书局，第429—431页。文章发表后，颇为学界关注，在谈及相关问题的时候，也常常被引用。而陈思恭、陈宝生父子的事迹能够流传至今，主要却是由于陈思恭妻庄氏的贞节和其子陈宝生对于其母贞节的宣扬，以及陈宝生与孙天富在经商过程中的好义，从而形成一批文学艺术作品。这批作品的原物虽然不知去处，但是其中的文字内容，却完完整整地保存在明代知名的艺术文献《铁网珊瑚》之中，构成了今天我们能够深入了解陈宝生相关的历史状况的基础文献。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的穆棣先生，正是在《铁网珊瑚》所载文献的基础上，解决了古代书画作品收藏印章中的一个疑难问题，并且对于陈宝生的生平有比较系统的考述。(2)穆棣：《古书画款印考辨札记二则》，载《文物》1993年第5期。穆棣：《“贞节堂印”“春草堂图书印”印记考——缘波室考辨论文》，载《书法艺术》1995年第6期。也有学者注意到《铁网珊瑚》中有关陈宝生的史料在文献学上的价值。(3)陈建华：《高启诗文系年补正》，载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文研所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编《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2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史洪权：《高启诗文摭遗》，载《文献》2006年第3期。王颋先生主要根据《铁网珊瑚》的记载，详细地分析了涉及的诸多问题。(4)王颋：《义充市井——〈泉州两义士传〉卷内涵探微》，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暨南大学华人华侨研究院主编《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中外关系史论文集第14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1—293页。王秀丽女士在元代江南海商的研究中，将陈宝生作为士商亲善的例子予以重视，也引用了《铁网珊瑚》，并利用了文集中的一些资料。(5)王秀丽：《元末明初的海商与江南社会》，载《南开学报》2016年第2期。

读了几位学者的文章，我也仔细阅读了《铁网珊瑚》所载相关文献，感觉还有些许剩义可拾，于是就元末海商陈宝生的家世与相关史事，特别是与元代海外贸易相关的部分，再作一些考察，希望能够更为生动地展现这一舶商个案的历史细节和研究价值。

一、《铁网珊瑚》所载元末明初舶商陈宝生家世的珍贵资料

——《陈妇节义集》《春草堂记》《泉州两义士传》合册

《铁网珊瑚》是一部辑录金石书画作品文字内容的艺术史著作，初编于明弘治年间，正德年间有增补，万历年间还有重编本。编纂者略有争议，现在一般都归于朱存理。朱存理(1444—1513)，苏州人。《铁网珊瑚》的编纂与他在参与苏州地方志的修撰时收集乡邦文献有密切的关联。(6)后文引述，均据[明]朱存理集录，韩进、朱春峰校证：《铁网珊瑚校证·书品》卷7，扬州：广陵书社，2012年，第524—553页。

有关陈宝生家世的文献载于《铁网珊瑚》的《书品》第7卷，原书目录标出《陈妇节义集》《春草堂诗卷》《泉州两义士传》三个部分，(7)三部分的称法，在目录、总跋中并不统一，本文根据具体内容和原来的题写，称之为“《陈妇节义集》《春草堂记》《泉州两义士传》合册”。实际出自同一册页，读《铁网珊瑚》载录的此书法册页文字之后的题跋可知：

右《陈氏节义集》《春草堂》《泉州两义士》共三卷，诸公手迹俱存，惜埋没里中，人罕知之。尝于名公集中见题陈彦廉所藏，不知彦廉为何人也。一日于沈氏覩三卷焉，则知彦廉好义，人能表母之节于缙绅文字间，其名将不朽矣。沈氏观后一载，复于文征明停云馆阅而录之。共二十八翻。

彦廉，陈宝生字。既然称“共二十八翻”，可知是装成册页的。这段题跋的作者，先在沈氏处看到这件作品，后来又在文征明处看到，第二次看到的时候录出了这件作品的文字。看来，这段跋文的作者就是《铁网珊瑚》的纂者。

《陈氏节义集》《春草堂记》《泉州两义士传》三卷，内容复杂多样，在整理本《铁网珊瑚》当中眉目也不甚清晰，以下将相关内容整理为表格。而有关文字的作者、撰写时间等需要考证之处，列出备考一栏以作说明。此外，将相关诗文收载于文集的情况也一并注明。(表1)

表1 《铁网珊瑚》所载《陈氏节义集》《春草堂记》《泉州两义士传》合册内容结构表

诗文题名作者撰写时间收载于文集者备考1-7《节妇赋》(四古)王行王行:《半轩集》卷1《节妇赋(有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284—285页。1-8(骚体)包□1-9《陈母节义词(并序)》(七古)张昱张昱:《张光弼诗集》,载《四部丛刊续编》影明抄本);张昱:《可闲老人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2册,均未载此诗。沈季友:《檇李诗系》卷38,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5册,载此诗,题作《海盐陈母节义词》。1-10(题跋)白范1-11《海水谣》(乐府)秦约1-12(五古)胡龙臣1-13(五古)陆仁1-14(题跋)王谦1-15《海水操(陈母庄伤其夫溺海死作)》(骚体)余诠1-16《陈节妇行》(五古)阮维则1-17(七律)吴儁1-18《题常宗王君庄节妇传》(七绝)倪瓒倪瓒:《倪云林先生诗集》,载《四部丛刊》影明初刻本、《清閟阁遗稿》,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5册影明万历二十八年倪珵刻本,均未载此诗。1-19《次倪征君韵》(七绝)吕桢1-20(七律)殷奎殷奎:《强斋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2册未载此诗。1-21(题跋)张绅2-1《春草堂记》高启洪武四年(1371)九月高启:《高太史大全集》未载此文。2-2《春草(六章)》(四古)余诠2-3《春草曲(有序)》(七古)秦约2-4《春草说》王行王行:《半轩集》卷3《春草堂记》,第323—324页。

诗文题名作者撰写时间收载于文集者备考2-5《春草辞》(骚体)王彝王彝:《王征士集》卷4《春草词》,第629页。王彝:《王常宗集·续补遗·春草词》,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第440页。2-6《春草辞》(五绝六首)袁华洪武五年(1372)袁华:《耕学斋诗集》卷2《春草词》,载《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0册影北京大学藏清钞本,第254—255页。2-7《春草堂赋》谢徽2-8(七古)倪瓒壬子(洪武五年,1372)正月九日倪瓒:《清閟阁遗稿》卷6《春草堂》,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5册影明万历二十八年倪珵刻本,第622页。末署“是日袁君子英同集轩中,壬子正月九日也”,可知袁华(字子英)词亦作于此时。《清閟阁遗稿》所载只在诗题下注“是日袁君子英同集轩中”。2-9《春草堂诗》(四古)张适张适:《甘白先生张子宜诗集》卷1《乐圃集·春草堂诗》,载《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4册影清王氏十万卷楼钞本,第443页。2-10(七律)张昱张昱:《可闲老人集》卷4《奉萱堂为陈彦廉》,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2册,第601页。《可闲老人集》文字与《铁网珊瑚》差别较大。又《檇李诗系》卷38亦载张昱此诗,文字差异更大。2-11《寄题陈氏春草堂》(七绝)徐一□徐一□:《始丰稿》,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不载诗歌。2-12(七古)阮维则2-13《春草堂诗》(四古四首)陆仁2-14(五律)高启洪武五年(1372)七月望日高启:《高太史大全集》卷6《春草堂》,第7页。诗序云:“余既为彦廉记春草堂,士大夫多赋歌诗之,尝出以示余,因复赋五言一首记之,明年秋七月望日也。”可知此诗撰于其所撰《春草堂记》之下一年。2-15(七绝)王彝王彝:《王征士集》卷4《春草堂》,第636页。2-16(七古)张宣2-17(七古)张委2-18《春草堂铭》(四古)申屠衡

诗文题名作者撰写时间收载于文集者备考2-19《陈氏春草堂记》张绅壬子(洪武五年,1372)岁十月既望2-20(五古)卢熊卢熊:《蓬蜗录》卷2《陈氏春草堂》,南京图书馆藏清乾隆十九年叶启祥钞本。3-1《泉州两义士传》王彝至正二十五年(1365)秋八月王彝:《王征士集》卷3《泉州两义士传》,第623—624页。王彝:《王常宗集·续补遗·泉州两义士传》,第439—440页。3-2《泉南两义士歌》(七古)高启高启:《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卷10《泉南两义士歌》,第304—305页。3-3(散文)张绅3-4(散文)林常是岁己酉(洪武二年,1369)二月3-5(七古)袁华袁华:《耕学斋诗集》卷6《岁寒图为孙惟善陈彦廉赋》,第291—292页。《耕学斋诗集》诗末一长注,不见《铁网珊瑚》。3-6(题跋)谢徽3-7(乐府)倪瓒壬子(洪武五年,1372)春倪瓒:《倪云林先生诗集》、《清閟阁遗稿》均未载此诗。3-8《泉南义士行》(七古)阮维则3-9《金石交为孙陈二义士赋》陆仁3-10《泉州两义士赞(并序)》张适3-11(题跋)张昱张昱只有两种诗集《张光弼诗集》、《可闲老人集》传世。4(题跋)系合册的总题跋。

根据上表所列，可知相关诗文达到52篇，相关作者则有28人，颇为可观。虽然有不少诗文收入在传世的各种文集，但仍有不少作者是没有文集传世的，有一些作者虽有文集传世而未收相关诗文，由此可见《铁网珊瑚》在保存文献方面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收入文集之后，便不能体现相关诗文保存的原貌，更不易讨论这些艺术文献形成的原因和背景了。

合册由三个部分组成，主题分别是节妇、孝子、义士，三个部分分别对应其中的一个主题。相关的题咏，由王彝的两篇文章引发。此后，在明初的洪武二年至五年间，经过二十多人的题咏，最终形成这件作品。王彝的两篇文章是《陈节妇传》和《泉州两义士传》，均撰写于元末至正二十五(1365)年。高启的一篇文章《春草堂记》，撰写于洪武四年，也可以说是引发第二部分的关键文章。高启春草堂诗小序云：“余既为彦廉记春草堂，士大夫多赋歌诗咏之，尝出以示余，因复赋五言一首记之，明年秋七月望也。”时当洪武五年，提到了他上一年撰写《春草堂记》以及随后文士题咏的情况。

相关作品的形成，主要缘于陈宝生在明初向多位文人学士的邀约。不过，同时王彝在其中也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张适《泉州两义士赞(并序)》就说到：

余在京师，日与太史稽岳王先生往还邸馆，论朝夕弗怠。一日与余言温陵陈节妇庄之贤甚详，史氏以庄在，未可预《元史》，姑述之以俟。继而士大夫多歌咏之为风俗励，裒成一卷。求一言于卷末，余以事鞅掌，未有以复于先生也。及还吴，节妇之子宝生持稽岳所制《泉南两义士传》示余求赠，又知宝生承家庭之训，尤能行古道于今之时，虽欲无言不可也。

稽岳，王彝字。第一次是张适在都城南京时，王彝向张适邀约题咏《陈妇节义集》卷，张适因为事务繁多没有回复。第二次是此后张适回到苏州时，陈宝生向他邀约就《泉南两义士传》进行题咏，张适应承了，写作了《泉州两义士赞(并序)》。而此前，张适已经写作了《春草堂诗》，所以《泉州两义士赞(并序)》中说到：“故余既赋《节妇诗》，复为赞以附《义士传》后云。”《节妇诗》就是指《春草堂诗》。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人分别为节妇、孝子、义士三个主题题咏的现象比较突出，有高启、倪瓒、袁华、谢徽、陆仁、阮维则、张绅、张昱，多达八人。当然，王彝也是分别为三个主题题咏的，而且一共还不止三篇，多达五篇，考虑到其中的两篇文章是至正二十五年所撰，就没有列在上述的名单之内。此外，还有分别为三个主题中的两个主题题咏的，有王行、张适，共二人。这正是因为题咏出自陈宝生邀约的缘故，既然已经邀约了，就请某位文士针对三个主题分别写作。于是，显示出分别为三个主题写作诗文者，似乎是原班人马的样子。

相关诗文的形成，很可能主要通过几次集中的聚会，在聚会之时集中创作。洪武五年倪瓒的一首长诗，诗末题云：

是日袁君子英同集轩中，壬子正月九日也。

子英，袁华字。其中所谓的“轩”，就是陈宝生家的春草轩。倪瓒此诗开篇即云：“春草轩中隐几坐，中有袁髯闲似我。”袁髯指袁华，想必他留得一把大胡子。确实，明确署洪武五年的诗文是比较多的。

倪瓒集中有一篇题跋《题唐张长史春草帖》：

右唐张长史《春草帖》，锋颖纤悉，可寻其源，而麻纸松煤，古意溢目，真足为唐人法书之冠。晋迹不可复见，得见此迹，亦希世之珍乎！颜平原，书家之集大成者，犹言杜诗、韩文、张法，亦出于此也。因与袁君子英获观陈彦廉氏，赏叹竟日。壬子人日题。(8)[元]倪瓒：《清閟阁遗稿》卷11，《题唐张长史春草帖》，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5册影明万历二十八年倪珵刻本，第690页。

人日即正月初七，时在前述写诗的前两天，想来倪瓒逗留春草轩中有些时日，吟诗之外，还品评书法名迹，写下跋文。《春草帖》的赏鉴，袁华也同样在座。此外，高启集中还保留了一篇《跋张长史春草帖》，(9)[明]高启著，[清]金檀辑注：《高青丘集·凫藻集》卷4，《跋张长史春草帖》，徐澄宇、沈北宗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28页。但未署时间。

倪瓒集中还有一篇题跋《题张贞居》：

华阳外史诗文字画皆为本朝道品第一，虽获片楮只字，犹为世人宝藏，况彦廉所得若是之富且妙邪！舒卷累日，欣慨交心。噫！师友沦没，古道寂寥。今之才士，方高自标致，予方忧古之君子终陆沉耳。吾知前人好修，不以为贤于流俗而遂已，不患人之不知。栗里翁志不得遂，饮酒赋诗，但自陶写而已，岂求传哉！壬子初月八日题。(10)[元]倪瓒：《清閟阁遗稿》卷11，《题张贞居》，第692页。

贞居，张雨号。跋文所针对的陈宝生收藏的张雨的一批作品。《珊瑚网》著录过陈宝生收藏的张雨作品，称“张贞居杂诗册，凡五十五首，载集不录”，但录有卢熊、王彝二跋，其中卢熊跋文云：“右张贞居诗翰，清原陈氏得于袁子英甫，卢熊记。”(11)[明]汪砢玉：《珊瑚网》卷11，《法书题跋》，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8册，第177—182页。王彝跋文也收入王彝文集中。(12)[明]王彝：《王常宗集·续补遗·跋张贞居自书帖》，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第441页。“清原”当作“清源”，为泉州旧称。《铁网珊瑚》则全录张雨的55首诗，以及至正二十一年至洪武九年(或更晚)间的26跋。(13)[明]朱存理集录，韩进、朱春峰校证：《铁网珊瑚校证·书品》卷4，扬州：广陵书社，2012年，第302—315页。可知诗先系张雨为袁华所书，后由袁华赠予陈宝生。《铁网珊瑚》所录，包括前引壬子初月八日倪瓒跋文，且此跋之前另有倪瓒一跋云：

壬子正月五日过娄东，十日耕学先生出以示仆，乃知贞居之与耕学交好之情若是也。倪瓒览。

此跋说明倪瓒此次的活动至少是从正月五日到十日的一段时间。耕学，袁华斋室名，故称之为耕学先生。倪瓒称十日时张雨诗帖还在袁华处，和他八日一跋称诗帖已为陈宝生所得似乎矛盾。倪瓒第二跋作于正月八日，恰巧在前面两件作品写作时间的中间。倪瓒与张雨关系亲密，集中有关张雨的诗歌有多首，写跋时张雨已经谢世二十多年，不免引起故人之思。有意思的是倪瓒写跋时已在洪武五年，仍称张雨“诗文字画为本朝道品第一”，所谓“本朝”应指元朝。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倪瓒在明初所作诗文，均不署“洪武”年号，只以干支纪年。此外，倪瓒两义士五言诗署“壬子春”，和上述两跋很可能就在同一时间的当年正月。王彝跋署“洪武壬子秋八月”，(14)张雨诗帖还著录于清乾嘉时《石渠宝笈》中，后来散失，一部分保存在上海博物馆，一部分2011年出现在北京瀚海拍卖有限公司“庆云大观—碎金集中国古代书画”拍卖专场。(http://blog.sina.com.cn/s/blog_14b3d4d590102wb88.html，2020年12月7日浏览。)上海博物馆所藏部分，参见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第45册《鲜于枢 张雨》，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0年。与倪瓒跋在同一年，但不在同一月。王行也有一篇跋，但未署时间。(15)[明]王行：《半轩集·补遗·题张伯雨自书诗手卷》，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452页。

除了聚会的形式可能是最主要的集中获得题咏的方式，也有是通过书信往来的方式邀约的，如徐一夔的一诗就题作《寄题陈氏春草堂》。

元末至正二十五年之前陈宝生已经定居苏州太仓(参见本文下一节所述)，因此和活动在苏州一带的文士关系密切，他所邀约题咏的，基本上都是元末明初活动在苏州的著名文士，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基本上可以说，陈宝生和他们处于一个活动圈子。苏州昆山人殷奎《强斋集》卷10《附录》载有一组亲友送殷奎就任咸阳县教谕的诗文，分别为洪武四年张绅《送殷先生叙》、洪武四年王彝《送殷教谕赴咸阳县序》以及秦约、余诠、陆仁、袁华、曹亨、吴儁、包□、高启、陈珪、镏肃、昙瑞、申屠衡、傅□、陈永、谢应芳、殷璧、殷箕、卢熊诸人《送行诗》，(16)[明]殷奎：《强斋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2册，第502—508页。其中多数人便是见于前列表格中的。

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参与修撰《元史》诸人——宋濂、王袆、谢徽、高启、张宣、王彝都是题咏文字的撰者。(17)关于参与《元史》修撰的人员，《进〈元史〉表》和《〈元史〉目录后记》分别罗列了前后两次具体参与人员名单。本文所列参与题咏的《元史》人员即比对上述两种名单而来。在这两份名单之外而与《元史》修撰关系密切的还有徐一蘷，他也是题咏者。相关研究，参见邱树森：《关于〈元史〉修撰的几个问题》，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辑，1987年；收入邱树森：《邱树森七十自选集》(上)，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80—92页。陈高华：《〈元史〉纂修考》，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收入陈高华《元史研究新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37—457页。方龄贵：《〈元史〉纂修杂考》，载张寄谦编《素馨集(纪念邵循正先生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收入方龄贵《元史丛考》，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这主要和明初修《元史》时有《列女传》，需要采访相关史料有关，其中高启还是《列女传》的主纂人。对此，王彝《陈节妇传》有详细的叙述：

史氏曰：洪武初，诏修《元史》，予执笔从史官后。比予在元末尝为庄作传附野史，今《元史》有《贞节传》焉。庄生元世，史官曰：“宜传，然生者不预也。”既而曰：“姑述之。”庄今生逢有明而身犹康强，其亦有所待哉！方下诏时，不以属儒臣之尝食元禄者，而以命今史官与未仕士，岂无所为而然耶！夫忠孝节义，为声教先。今国史如传贞节，庄固其人欤！然则庄不预《元史》者，非削之也。

前引张适《泉州两义士赞(并序)》也涉及到《元史》修撰中的相关问题。因为庄氏是在世的人物，按照体例就没有收入《元史·列女传》。当然，王彝在至正二十五年所撰二文并不在明初因为要修《元史》而采访列女事迹之列。

《铁网珊瑚》展示的“《陈妇节义集》《春草堂记》《泉州两义士传》合册”已经可谓洋洋大观。不过，查询文献，发现还保存着与上述作品主题有关而又不见于《铁网珊瑚》所载者，罗列如下：(1)张昱《可闲老人集》卷4《春草堂为陈生赋》；(2)徐一蘷《始丰稿》卷4《陈节妇叙赞》；(3)宋濂《宋学士文集》卷31《翰苑别集》卷1《贞节堂记》；(4)王行《半轩集》卷2《贞节堂铭》；(5)张适《甘白先生张子宜诗集》卷1《乐圃集·陈节妇诗》(不太确定)；(6)周瑛《翠渠摘稿》卷4《题陈节妇传后》；(7)黄公望《仇海赋》(据《乐郊私语》，文已佚)。(18)[明]高启：《高青丘集》卷10，《题陈节妇(有序)》，有云“狂风忽起海东头，吹断兰舟去时路。去时岂惜千金躯？烟涛竟没珊瑚树”，记的也是一位丈夫出海而亡的节妇，不过是郡人(苏州人)陈巳久之妻，系其孙彦逊求题，与陈宝生母庄氏并非一人。

二、元末海商陈思恭、陈宝生父子海外贸易活动细节补述

上述作品的主题并非海外交通，但是仍因陈氏父子等人为海商的缘故，多多少少涉及到海外活动、海外贸易相关的一些情况。王彝《泉州两义士传》一文的相关信息在陈高华先生的论文中已经充分讨论，现在再根据其他的文献，就与元代海商相关的几个方面的问题，作补充说明。

(一)海外经商的地域范围

关于陈氏在海外经商的地域范围，《泉州两义士传》记：“其所涉异国，自高句骊外，若阇婆、罗斛，与夫东南诸夷，去中国无虑数十万里。”而在其他的文献中，对此也有叙述，略可补充。

陆仁《金石交为孙陈二义士赋》云：

南贾真腊与阇婆，东极三韩及耽罗。

张绅两义士文云：

二君皆有母，欲归省，造大艘如长陵，谓余言将伺风海上，南抵泉广，且游阇婆、高句骊诸国，访异人，采药仙人所居，归以为母夫人寿。

二文关于泉州海商的活动范围，与《泉州两义士传》大抵一致，主要面向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多地。略可补充的是，《金石交为孙陈二义士赋》多出耽罗和真腊二地。真腊即今柬埔寨一带，元代海商对真腊是相当熟悉的，元末至正间汪大渊《岛夷志略》中有真腊的专门条目，说明此地是海商的重要目的地；而此前的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周达观出使真腊之后著《真腊风土记》，则显示了真腊知识在中国已经得到系统的传播，其中也包括了一些贸易方面的信息。

耽罗即今朝鲜半岛南端的济州岛，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处偏僻的海外地方，长期以来记载到此的很少。至元代则渐为人所知，乃至《元史·外夷传》专门设“耽罗”条。(19)《元史》卷208，《外夷传一》，中华书局校点本，第4624—4625页。而明初洪武、建文间在元至正末年成书的《臝虫录》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异域志》一书中也有“郸罗”条。(20)通行的明万历间《夷门广牍》本《异域志》有目无文，而更早的明正德间《艺海汇函》本(南京图书馆藏抄本)则有具体内容，中华书局整理本则据《夷门广牍》本。从《臝虫录》到《异域志》的文献变迁，颇为复杂，最近的研究，可以参考张平凤《明代异域全志考论》，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入元，耽罗为元朝直接控制，设立了耽罗招讨司，派驻军队，设置牧场，并成为发配犯人的重要目的地。元朝从至元十年攻占耽罗，直到洪武十年才撤出，重新为高丽所控制。(21)参考阿达：《耽罗隶元考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1期。《高丽史》引高丽元宗时的官方话语，称“济州海外巨镇，宋商、岛倭无时往来，宜特遣防护，别监以备非常”，(22)[朝鲜]郑麟趾：《高丽史》卷25，《元宗世家一》元宗元年二月庚子条，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59—162册影明景泰二年朝鲜活字本，第510页。《金石交为孙陈二义士赋》将耽罗列为海外贸易的主要目的地之一，看来是承袭了宋代的一般状况。不过，在《岛夷志略》中并无耽罗的专门条目。

(二)陈思恭、陈宝生及庄氏的身份

张昱《陈母节义词(并序)》云：

陈母节义谁可及，二十守志今六十。家本泉州身姓庄，户版抄入商人籍。夫陈亦是海盐商，远来壻庄图久长。

明确地说明了庄氏是“商人籍”。元代实行诸色户计，主要以民族、宗教信仰和职业为区分的标准，但似乎有关商籍的记载并不多。(23)关于元代诸色户籍的简略描述，可以参看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69—770页。高荣盛老师曾提及元代存在商籍的情况，所依据的史料是《至顺镇江志》卷3《风俗·户口》列出的户籍中有“海道梢水”，《松江府志》卷28《田赋志·户口》列出的户籍有“海船、舶商、梢水”；还指出“舶商”又称“舶户”，自然是行商海外的专门商户。(24)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0页。

陈氏为海商是明确的，但是并未记他们家是否为商籍。从陈氏与庄氏通婚来看，似乎也是商籍的可能性是较大的。

(三)舶商向市舶司借贷

有几篇诗文提到与陈思恭有往来的石章其人，展现出一位海商与市舶机构之间的商业关系的情况，颇为可贵。其一是王彝《陈节妇传》：

初，思恭来泉时，有前娶妇生子曰宝一，在海盐外家。思恭死二年，庄曰：“宝一年已十三矣，今谁赖焉？且彼所生与我所乳，均出吾夫，固均为吾子。吾闻吾夫有田在彼而质于人，可复也。”乃使人遗宝一钱四千缗，俾赎以自养。思恭尝贷其友石章钱五千缗，章至是负舶司钱，系狱中。庄曰：“生而称贷于人，死不可使有负也。”倾所余财偿之。

其一是张昱《陈母节义词(并序)》云：

母呼宝也语近床，贷汝父钱名石章。章负舶钱今系狱，汝父虽没钱须偿。呼婢卖珠遣宝送，泉人义庄作歌颂。

这两条文献都记到了石章借贷市舶司的钱，因为不能偿还而被投入狱中。市舶司主要负责海商进出的管理，石章的故事则说明市舶司还会借钱给海商。过去学术界讨论较多的是元代海外贸易中官本船贸易，即由官船给本，民间海商出海，收益互相分成的外贸形式。官本船贸易开展的一开始还禁止私人海船进行海外贸易，后来则并行不悖。石章似乎仅仅是从市舶司借贷，与此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形式，有利于我们更为立体地理解元代市舶司在海外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海外贸易资本来源的多种形式。

同时，石章还借钱给作为同行的陈思恭作为本钱从事贸易，这也是说明海商之间的经济关系的生动个案。(25)这一点，已有学者论及。参见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第172、182页。不过其中所述的细节依据的是弘治《太仓州志》卷8，《列女》所载，略有一些不同。石章是陈思恭的朋友，陈思恭原先在海盐经商，而陈家偿还所欠是在找到陈宝生仍在海盐的同父异母的兄长陈宝一之后，因此可以推测石章也是活动在海盐的商人。

(四)其他有关海外贸易的零星信息

此外，王彝《陈妇节义集序》谓“泉，南裔也，其俗趋商而竞贾”，王袆陈节妇诗云“一朝嫁夫壻，共往桐城住。门前有舶船，便欲为商去”，桐城当即刺桐城的约称，可以反映泉州的经商风气之盛；王彝《陈节妇传》记陈思恭第一次出洋前后达五年(其间大概遇到海难而转辗飘回)，回来后的当年又再次出洋，王袆陈节妇长诗云“归家三涉夜，贩宝复东游”，可以反映海商热衷出洋的情况；张绅两义士文称孙天富“家僮力役百人”，可以说明海商力量的雄厚；王彝《泉州两义士传》记“至十年，百货既集，犹不稽其子本，两人亦彼此不私□有一泉”，张昱二义士文称“历诸番国，积十余年，共财不私”，可以理解为海商合伙的一种方式；(26)这一点，也已有学者论及。参见廖大珂：《元代私人海商构成初探》，载《南洋问题研究》1996年第2期；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刘秋根：《十至十四世纪中国的合伙制》，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王彝《泉州两义士传》载“两人客万里裔夷，动必服中国礼俗，言必称二帝三王、周公孔子，又能道今国家圣德神功、文章礼乐，与凡天下之人材，异国于是益信吾中国圣王之道海内外可共行也”，反映了海商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情况，相当可贵。以上一鳞半爪的文字，在元代海外贸易的研究中也都是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三、元代后期的海盐、泉州、太仓——陈思恭、陈宝生父子经商的时空环境

明清两代有关陈思恭、陈宝生父子的记载，往往会将陈氏记作温陵(泉州)人或者海盐人，并不统一，还会将庄氏也记作海盐人，与实际情况也不符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早在明人笔记《泉南杂志》中就已经涉及，(27)[明]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下，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47册影明万历秀水沈氏刻《宝颜堂秘笈》本，第861—862页。王颋先生也有所讨论。(28)王颋：《义充市井——〈泉州两义士传〉卷内涵探微》，第281—293页。其实通过《铁网珊瑚》中系统保存的史料，特别是王彝《陈妇节义集叙》《陈节妇传》二文、张绅《陈氏春草堂记》一文，相关的历史情况可以得到非常明确的说明。不过《陈妇节义集叙》《陈节妇传》二文在纪年方面有着明显的抵牾，《陈妇节义集序》称“庄寡居在至正间，凡年二十有六，至国朝洪武四年，年五十有六，宝生以逾壮”，《陈节妇传》称“顺帝初，庄年二十四，思恭以商来，因赘为壻”。庄氏24岁与陈思恭结婚，婚后的次年陈思恭两度出洋，第一次五年，第二次二年，五年和二年均连头带尾计算则合计为五年，则庄氏寡居时约30岁。因此可知两文所载庄氏的年龄有很大的差异。查王彝《王征士集》所载《陈妇节义集序》则云：“庄寡居在至正间，凡廿有六年，至国朝洪武四年，年五十有六，宝生以逾壮。”(图1)即庄氏寡居时为30岁。同一篇文章的两种文本，文字略有差异(上引加着重号部分)，文意则全然不同。而《王征士集》本《陈妇节义集序》和《陈节妇传》则不相冲突。此外，“凡”字即“总”的意思，用在间隔的时间段上是合适的，用在年龄上是不合适的。因此，《陈妇节义集叙(序)》一文的相关内容，应以《王征士集》所载为准。至于张绅《陈氏春草堂记》，撰于洪武五年，称“庄今五十有八”，与《陈妇节义集叙(序)》只差一年。

图1 《王征士集》卷2《陈妇节义集序》一叶(据《明别集丛刊》)

至正四年(1344)，陈思恭在出洋五年之后返家，但是当年很快就又出洋。

至正五年(1345)，陈思恭出洋二年之后死讯传回，庄氏寡居。此年庄氏30岁。

至正七年(1347)，庄氏使人送陈思恭在海盐所生子宝一(年13)钱四千缗。

某年，陈宝生年稍长，往海盐澉浦拜宝一为兄。

至正二十五年(1365)前十年间，陈宝生与孙天富共出钱合作经商海外。

至正二十五年(1365)，陈宝生已徙居太仓，筑春草堂以奉母。王彝撰《陈节妇传》《泉州两义士传》。

洪武四年(1371)，王彝撰《陈妇节义集叙(序)》。此年庄氏56岁。

排完之后，陈思恭入赘庄氏的年份，也大致在“顺帝初”，与《陈节妇传》吻合。张绅《陈氏春草堂记》称洪武五年(1372)时庄氏58岁、陈宝生34岁，母子二人的年龄相差24岁，上表所排与此也是一致的。洪武四年，陈宝生32岁，也符合《陈妇节义集序》所谓的此年“宝生以逾壮”。

可以确定，陈思恭、陈宝生父子经商海外发生在元顺帝时期。陈思恭入赘泉州庄氏，所以所生子宝生可以称为泉州(旧称温陵)人。而陈宝生其父为海盐人，且后来陈宝生就徙居海盐，所以也被称为海盐人(元代设海盐州)。不久陈宝生一家又居太仓，所以也将他作为太仓(元时属平江路昆山州)人看待。

以上涉及的海盐、泉州、太仓三地，是故事发生的空间框架。这三个地方的出现，对于海商陈氏而言，并非偶然，海盐、泉州、太仓是元代东南地区航海网络中最为重要的三个国际港口。

《元史·食货志》“市舶”条载：

于是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大德元年，罢行泉府司。二年(1298)，并澉浦、上海入庆元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是年，又置制用院，七年，以禁商下海罢之。至大元年，复立泉府院，整治市舶司事。二年，罢行泉府院，以市舶提举司隶行省。四年，又罢之。延祐元年，复立市舶提举司，仍禁人下蕃，官自发船贸易，回帆之日，细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五分抽二。七年，以下蕃之人将丝银细物易于外国，又并提举司罢之。至治二年，复立泉州、庆元、广东三处提举司，申严市舶之禁。三年，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泰定元年(1324)，诸海舶至者，止令行省抽分。其大略如此。(29)《元史》卷94，《食货志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401、2403页。

大致展现了大德二年(1298)澉浦市舶司由设到罢，并且此后对于海商下海多有限制，甚至市舶司也一度停设的情况。后至元三年(1337)陈思恭从海盐(澉浦)到泉州，或许和海盐澉浦的市舶司取消有一定关联。当然，一般说来泉州的海外贸易条件也要更为优良。

陈宝生父陈思恭显然是从泉州出洋，从事海上贸易的。宋元时期的泉州可谓东方第一大海港，与朝鲜半岛和包括东南亚地区在内的南海地区关系密切。(30)关于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的一般状况，可以参考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陈高华先生曾主要根据《高丽史》的记载，揭示出北宋泉州人在高丽的活动状况。(31)陈高华：《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舶商——兼论泉州市舶司的设置》，在《海交史研究》1980年；收入陈高华《陈高华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350—360页。《高丽墓志铭集成》收录了两位北宋时期入居高丽的泉州人的墓志，分别在北宋前期和北宋后期，(32)[韩]金龙善编著：《高丽墓志铭集成》，韩国翰林大学校出版部，1993年，第13—14、48—49页。可惜两方墓志未能说明从泉州去往高丽的具体路线。不过《诸蕃志》记往高丽的航路，特别说明了是要先到四明(今宁波)。(33)[宋]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新罗国”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51页。而南宋的《诸蕃志》和元末的《岛夷志略》所载南海地区的各国，都是以泉州为出洋地的。

前引张绅两义士文反映的出洋港口，则已转移到了太仓，所以有“南抵泉广”之语。《泉州两义士传》所反映的出洋港口，其实并不明朗，因为开篇即云“孙天富、陈宝生者，皆泉州人也”，所以过去学者多以为反映的是从泉州出洋的海外贸易情况，将孙天富、陈宝生称为泉州舶商。其实根据本文关于陈氏家族活动年表的讨论，从陈宝生出生于后至元四年(1338)，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已经在太仓，而此时从事海外贸易已经长达十年来看，《泉州两义士传》所反映的出洋港口仍以太仓(或者先在海盐后在太仓)最为可能。至于《金石交为孙陈二义士赋》所反映的情况，则同《泉州两义士传》。

《两浙名贤录》所载庄氏小传，陈宝生幼年时庄氏已经携之往海盐，则可以作为上述意见的旁证：

庄氏，海盐陈思恭妻。庄本泉南人，思恭自海盐客泉南，赘焉。思恭尝客于海，三年不归，人以思恭死矣讽之嫁，斥绝之。又二年，而思恭归。未几复去，竟死于海。讽者复来曰：“今固可嫁矣。”庄绝之愈甚。时年二十五，乃自泉携其孤彦廉，扶思恭柩归葬海盐。抚彦廉成立，庄以高寿终。高季迪作诗美之。(34)[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51，《列女·明一》“陈思恭妻庄氏”条，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8册影明天启徐氏光璧堂刻本，第1452页。按此书所载庄氏寡居时为25岁，似乎与26岁寡居的说法比较接近。而这一记载说庄氏寡居的当年就携子宝生将其夫陈思恭归葬海盐，似乎又暗示在当年迁居海盐。凡此，前文在罗列年表的时候均未作考虑。

关于陈宝生在元末移居太仓的原因，陈高华先生已经作出了很好的解释：元末泉州动乱，为“义兵”所占，势必会对海外贸易有所破坏，而在张士诚政权控制下的太仓则比较安定，迎来作为重要的海运港口的繁荣发展。(35)陈高华：《元代泉州舶商》，载《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收入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北京：中华书局，第429—431页。与孙天富、陈宝生二人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的诗人袁华，有一首《送市舶官》诗，表现的正是元末太仓在海上交通、海外贸易中的重要位置，其中云：“娄东太仓吴要津，襟带闽越控蛮荆。贾胡夷蜑贡贽琛，关讥互市什一征。”(36)[明]袁华：《耕学斋诗集》卷6，《送市舶官》，载《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0册影北京大学藏清抄本，第298页。略可补充的是，陈氏出自海盐，陈宝生还有同父异母的兄长陈宝一在海盐，陈宝生母庄氏对陈宝一也很关照，这便无形之中将陈宝生在海外贸易当中对于海港的选择牵引到了江南地区。前引《两浙名贤录》，也正记录的是庄氏携子宝生将其夫归葬故里的情形。

四、余论：元末明初海商陈宝生之由商而文

陈氏经过陈思恭、陈宝生两代数十年的积累，固然是富裕的海商，但是到了陈宝生的一代，开始由商而文。陈宝生能诗文，善绘画，还富收藏。

元人笔记《乐郊私语》载：

州诗人陈彦廉好作怪体，兼善绘事。其母庄本闽人，父思恭商于闽，溺死海中。庄誓不嫁，携彦廉归本州抚育，遂成名士。彦廉有才名，交往多一时高流。最与黄公望子久亲昵。彦廉居硖石东山，终身不至海上，以父溺海故也。子久岁一诣之，至则必到海上观涛，每拉彦廉同往。不得已，偕至城郭，黄乞与同看，陈涕泣曰：“阳侯吾父仇也，恨不能如精卫以木石塞，此何忍以怒眼相见？”子久亦为之动容，不看而返。因为作《仇海赋》以记其事。(37)[元]姚桐寿：《乐郊私语》，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0册，第407—408页。

此段文字首先记录了陈宝生能作诗与能绘画的情况，称之为“名士”，又称之“有才名”，都是可信的。至于着意铺陈的陈宝生不愿到海上的故事，则是不太可信的。(38)这个问题，王颋先生已经有所讨论，参见王颋《义充市井——〈泉州两义士传〉卷内涵探微》，第281—293页。王彝《泉州两义士传》的主角之一就是陈宝生，文中称“两人相让，久乃更相去留，或稍相辅以往”。陈宝生与孙天富一起经商海外长达十年之久(或载十余年)。洪武二年泉州德化尹永嘉林常撰二义士文称“余自闽南来游浙东，西过吴门，适道多梗，遂浮海东归，解后惟善、彦廉同舟”(39)[明]朱存理集录，韩进、朱春峰校证：《铁网珊瑚校证·书品》卷7，扬州：广陵书社，2012年，第549页。，林常从吴门浮海东归(或是泉州德化，或是永嘉)，和孙天富、陈宝生同乘一舟，时当元朝快要灭亡之时。似乎《乐郊私语》的记载主要是为了凸显陈宝生的孝行，同时也有可能是陈宝生后来由商而文(不再从事海上贸易)的转变的一种戏剧化的解释。王秀丽女士据袁华《耕学斋诗集》卷七所载《送人之番禺》《送孙惟善之广东次倪云林韵》二诗指出元末江南沿海政局动荡，陈宝生等转而从事国内转贩贸易，沿鄱阳湖—赣江—大庾岭路一线到广州去贩舶货盈利。(40)王秀丽：《元末明初的海商与江南社会》，载《南开学报》2016年第2期。这一解释颇有见地，也许是可以解释《乐教私语》所载陈宝生不至海上的真实原因。

高启有《题陈生画》诗，其中云“何事下征帆？西陵渡头驿。”(41)[明]高启著，[清]金檀辑注：《高青丘集》卷4，徐澄宇、沈北宗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1—172页。西陵渡在萧山，这位“陈生”行船经商，很可能就是陈宝生。当然，这也可能只是画中的内容而已。

至于陈宝生在书法、绘画、碑帖收藏方面的成绩，则更为知名。张绅两义士文云：“陈君好蓄古书史图籍，能一一辨问其义理隐微。”文征明称陈宝生“所蓄书画极富”。(42)[明]文征明：《甫田集》卷21，《跋林藻深慰帖》，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3册，第153页。洪武三年高启辞官还乡之后，多次观赏陈宝生的收藏，所作《跋张长史春草帖》《跋兰亭》《跋张长史自书杂诗》《跋松雪临兰亭》《跋松雪书洛神赋》《跋王右军墨迹》，以及《题宋迪晚归烟舍图》《题宋徽宗画眉百合图》《戏婴图》等诗歌，品题的都是陈宝生的收藏。(43)史洪权：《高启诗文摭遗》，载《文献》2006年第3期。王彝也曾为陈宝生藏米芾《贞观纳谏图》作赞文。(44)[明]王彝：《王征士集》卷3，《贞观纳谏图赞》，载《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4册影清康熙三十九年嘉定陆廷灿刻本，第624页。前文也叙述过陈宝生藏唐人张旭书法作品和元人张雨书法作品的情况。保留至今的古代书画作品，可以确认为经过陈宝生收藏的，尚有神龙本《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怀素《食鱼帖》、柳公权《蒙诏帖》、杨凝式《夏热帖》等，钤“陈氏彦廉”“贞节堂印”“春草堂图书印”诸印。(45)穆棣：《古书画款印考辨札记二则》，载《文物》1993年第5期。穆棣：《“贞节堂印”“春草堂图书印”印记考——缘波室考辨论文》，载《书法艺术》1995年第6期。从这些藏品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书法名品来看，陈宝生的收藏是颇具水平的。

同样的由商而文的情况，还见于海盐著名的海商杨梓家族，杨家乃至成为元代知名的曲家，(46)陈高华：《元代的航海世家澉浦杨氏——兼说元代其他航海家族》，载《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收入陈高华《元史研究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238—261页。这样的情况在元代的海商中可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47)如福山曹氏、庆元倪氏，都在经营海运致富之后，出现在文化方面的普遍追求。参见陈波：《元代海运与滨海豪族》，载《清华元史》第1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王秀丽：《元末明初的海商与江南社会》，载《南开学报》2016年第2期。至于一般的富户转而向文，在元代江南非常普遍，其中也不乏兼带从事海上贸易的。(48)典型的例子，如张瑄家族，参见申万里：《从武到文——元代张瑄及其家族初探》，载《元史论丛》第11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改名《从武到文——元代张瑄及其家族初探》，收入申万里《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元代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53—367页。如朱清家族，参见翁沈君：《元代崇明海运家族变迁考论》，载《史林》2017年第3期。翁沈君文章中还提供了一些其他的例证。笔者在多年前的一篇有关松江富户的未刊旧文中也涉及过一些，如瞿廷发家族、顾瑛家族、常熟人盛或等，参见杨晓春：《富户与元代江南社会——以松江府为中心的讨论》，载《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宋元明国家与社会高端学术论坛”(中国天津)，2013年10月19—20日。

元明之际陈氏家族的转型，还更多地表现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即陈宝生对于母亲庄氏贞节和自己孝亲以及在经商中的义气的宣扬。明初洪武二年至五年间，陈宝生通过邀约当时最为知名的文士的题咏，在元末至正二十五年的仅有的寥寥两篇有关的文章的基础上，形成洋洋五十多篇三卷的厚重的册页，使得家族的光辉事迹能够名留青史。儒家讲“忠孝节义”，陈家则已四有其三。除了书法文学作品原件为明代以来艺术领域所一直关注，其中的多篇文字还收入了相关人物的文集之中，一直传承至今。

而陈宝生之所以能够邀约明初诸多的著名文士题咏，也直接得益于他由商而文，与大量的文学之士的交往。倪瓒、黄公望、袁华、高启、张适等人，都是陈宝生家的座上宾。(49)高启有《春草轩雨中怀王太史》诗，载[明]高启著，[清]金檀辑注《高青丘集》卷4，徐澄宇、沈北宗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9页。张适有《留别春草轩次韵张云门》《春草轩听琴次韵张云门》《春草轩晚坐》诸诗，载[明]张适《甘白先生张子宜诗集》卷2，《乐圃集》，《明别集丛刊》第1辑第14册影清王氏十万卷楼抄本，第468、469页。或者说，正是因为陈宝生成功地转型成为了元末明初江南文化团体中的一员，才得以邀约多位著名文士为他的“家族历史”进行题咏。

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思恭、陈宝生父子以及孙天富等作为元末的重要海商，其经商的事迹如果不依赖陈宝生后来的由商转文，成为贞节好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拥护者，是很难流传下来。总的看来，虽然元代的海商相对中国历史上其他的时代地位似乎稍高，但是仍然不能逃脱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四民以“商”为最末的地位命运。这也许是我们今天积极发掘如陈氏一般的海商的历史时，所不能不关注的更为主要的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