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汶彤 林 慧

（广州工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850）

1 乡村文化治理研究进展

1.1 概念界定

研究中的“转型期”是指脱贫攻坚阶段乡村取得成果同乡村振兴阶段的有效衔接期，文章主要研究在这一阶段指乡村文化治理如何更好地解决现实存在的治理困境，探索新发展路径。

我国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认为乡村文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某一特定领域的文化形式，它更多地被定义为一种内涵，一种乡村人民在经济、政治活动中文化素养、生活方式、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在解读“文化治理”一词的含义上，我国学者胡惠林将其定义为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利用文化的功能解决国家发展中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社会共治活动。

1.2 研究小结

笔者以“乡村文化治理”进行检索，我国有关的研究从2007年开始，截止至2021年4月，以篇名“乡村文化治理”发表的文章159篇，近五年乡村振兴战略中多次强调乡村文化治理为节点，对这一方面研究的热度有较大幅度地上升，并在2020年达到最大值。

强调乡村文化治理根本所在“立人”。转型期的乡村社会不仅面临资源流失，而且遭遇文化“拔根”，乡村社会逐渐陷入文化主体性危机，这样的乡村文化显然无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困境深层根由仍然是人的问题。

强调乡村文化治理的价值重构分析。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迁。在这种深刻变迁中，乡村文化呈现出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对象也呈现出空置与虚化状态，进一步提出“价值认同重构：破解乡村发展困境之文化理路”。

强调要明确乡村文化治理的方向。必须明确两个问题，一是乡村有什么文化，二是乡村文化存在于什么地方。正视当前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立足乡村振兴实际，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强化措施，真抓落实，加快推进乡村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

2 乡村文化治理的现状分析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河源市东源县蓝口镇铁场埔村、顺天镇金史村、骆湖镇江坑村及杨坑村、黄村镇三洞村铁场埔村等五村几年来在文化治理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如铁场埔村电子阅览室、农家书屋，村居成立红白理事会；顺天镇金史村建设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阅览室，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江坑村建设和完善村组织活动场所等基础设施，以体育文化带动乡风文明建设；杨坑村以大坪战斗遗址、骆湖镇革命烈士纪念碑等发展红旅文化；三洞村建立栋老年文化活动中心、农家书屋和文化墙。五村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传统”“文化+体育”“文化+旅游”等多种模式，不仅保护了优秀的传统文化根脉，又促进了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这种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氛围得益基层干部对乡村的文化治理。

3 乡村文化治理的现实困境

脱贫攻坚虽然使东源县的五村的乡村文化治理初见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乡村文化资金投入不均；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缺失；乡村文化服务供给不足；乡村文化开发模式较少；乡村文化需求诉求不畅等。

3.1 乡村文化资金投入不均

资金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政府通过对文化基础设施和基础建设项目加大投入力度助力乡村文化发展。如建设综合性文化建设、路标指示牌、村道绿化建设等。在调查中有70.77%的受访者表示本村有村文化中心，67.69%的受访者表示本村有老年活动中心。但是在“软实力”方面投入不足。调查中有64.62%、50.77%的受访者分别表示“相关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宣传力度”是本村乡村文化治理需要完善的。以河源市东源县五个原省定贫困村为例，村委会在文化场地建设投入较大，每村都有一座文化广场，以期给村民提供一个“百姓欢乐舞台”。

3.2 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缺失

东源县的五村致力于继承和发扬优秀乡村文化，如江坑村近年都坚持举行追龙活动和篮球文化节（疫情期间除外）。然而，在继承和发扬的过程中，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缺失成为乡村振兴战略推行中的难题和“短板”。据调查，有76.92%的受访者认为“剩余劳动力趋于老龄化”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难点，五村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进城务工，导致农民住房闲置，农村学生流失，学校萎缩等问题，未能有效激发乡村文化治理的内生动力，阻断了乡村文化发展的主力军，进而解构了以乡土文化为纽带的乡村共同体。

3.3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抓手，在转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调查，有36.92%的受访者认为“国家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不够”是本村乡村文化治理的难点。乡村文化公共文化服务由政府主导，但受传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却没能得到政府过多的关注与社会的关怀，导致其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远远落后于城市，成为了转型中乡村文化治理的桎梏。

3.4 乡村文化开发模式较少

目前东源县的五村乡村文化开发模式主要以两种方式，一是以本地的文化旅游资源为依托，吸引旅客来参观；二是提供简单的解说和配套服务。据调查，有52.31%的受访者表示“文化的保护和建设”是本村乡村文化治理需要完善的。五村乡村文化开发模式单一，首先没有大力开发以客家文化为核心的全域旅游，无法夯实乡村文化治理产业振兴基础。其次，没有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无法完善项目配套设施以及延长特色产业链条，打造乡村文化治理产业长效机制。最后，忽视文化旅游业融合农业发展的产业发展模式，导致无法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

3.5 乡村文化需求诉求不畅

在转型中的乡村文化治理需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乡村文化治理的主要建设者和受益者是广大的农民群众。据调查，有52.31%的受访者认为“基础农村群众的参与度较低”是乡村文化治理存在的问题。五村在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农民逐渐处于边缘的地位，乡村文化需求诉求不畅，农民在很多时候都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这就使得某些文化内容并非农民的真实需求，未能将客家文化深入融入到文化产品创作中，文化产品不能引起群众的强烈共鸣，使得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淡化，主体地位的责任意识消减。

4 乡村文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4.1 加大乡村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

东源县作为脱贫县之一，在脱贫过程中，乡村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分额较少，要巩固东源县贫困村脱贫攻坚中文化治理的成果，政府必须加大对文化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增加基础设施项目，不仅要提高硬件设施建设，也要完善软件方面的建设。通过建设文化广场、文化站、文体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建设等向乡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村民的学习文化意识，提升特色文化建设，善用政策广泛开展当地特色文化对外活动，进一步实现文化治理在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成功转型。

4.2 明确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

东源县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得到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发展。发展东源县的特色文化产业从改善当地治理机制入手，明确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文化产业与人才战略整体实施要形成联动作用，需要源源不断的新血液的注入，加强文化建设相关人才的培养，提高从业人才的素质尤为重要。根据发展的需求，制定健全的人才培养计划，全方面培养并积极引进，优化人才战。

4.3 促进乡村文化的继承创新

乡村文化在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衔接上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乡村文化保留着“中国的老道理最为根本精神”，而东源县是一座客家文化底蕴深厚的县城、也是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当地不仅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拥有独居客家特色的红色旅游资源。应以当地的文化旅游资源为依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挖掘当地历史传统和家族文化，融入客家文化元素，确保乡村文化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另外农村可依托当地特有的自然和人文历史资源禀赋，如农耕文化、孝道文化、戏曲文化、运河文化、渔俗文化等，将散落在乡间的这些民风民俗、民间曲艺、民间工艺重新融入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中，推陈出新，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从精神源头增强乡村文化的创新精神

4.4 转变乡村文化的开发模式

河源市东源县不仅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拥有独具客家特色的红色旅游资源，但是丰富的资源缺没有得到高效的利用。在治理方式上需要建立并完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采用定性考核与定量相结合、官方评价与民间评价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对乡村文化的治理绩效做出客观、全面的评价，纠正过去“集中治理—快速成效—问题反弹”的运动式治理方式。对于文化不仅要注重治理数量，更要注重治理的质量，通过完善规范治理的法律制度、社会制度、伦理制度来防止村委管理行为的随意和混乱，确保村委每一项治理措施的正当性，最终实现由运动式治理向可持续性治理的路径转换。

4.5 满足乡村文化的民意需求

在转型中的乡村文化治理需要从村民的实际需求出发，乡村文化治理的主要建设者和受益者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在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农民处于主体地位，乡村文化需诉求必须符合民意。因此，在文化建设上要通过调查等方式了解民意需求，使得文化建设的内容符合农民的真实需求，让农民处于主动获取的状态。将客家文化深入融入到文化产品创作中，让农民与文化产品引起强烈共鸣，从而加强农民参与化建设的热情，加强农民的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