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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荒漠农业开发模式研究:借鉴与思考

2022-11-30陈闻君孙浩轩

新疆农垦经济 2022年9期
关键词:基布农庄用水

○陈闻君 孙浩轩

(1新疆财经大学丝路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2新疆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一、问题的提出与相关研究回顾

以色列建国于1948 年,国土面积仅25 000 平方公里,总人口约926 万,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国家,具体表现为环境极度干燥且严重缺水,国土中超过一半面积都是沙漠,仅20%左右的土地可开展耕作[1-2]。从自然资源禀赋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所处区位并不适合发展传统农业,但基于大多数国民对农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依靠灵活多样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与时俱进的农业用水政策,及管理阶层积极寻求将现代科技应用于传统农业开发等主观因素影响作用,以色列在短短数十年间便跃居为世界闻名的农业强国,其农业发展模式对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普遍具有较高研究与借鉴价值。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农业大国,也是积极向以色列农业发展模式学习的国家之一。在二十世纪末,我国政府便致力与以方搭建农业科技领域方向的合作平台,1994年北京中以示范农场开始筹建,这是中国与以色列在农业科技领域的第一个科技合作项目,该项目直接带动了后来全国各地引进以色列农业设施、技术及兴建农业园区的高潮[3]。中国也同样注重与以色列在农业学术领域进行学习交流,尤其是中国西北地区在地理特征与气候条件上与以色列有一定相似之处,在干旱区、荒漠区进行农业开发向以色列积极“取经”具有重要意义。2004年,中国西部地区旱作农业技术培训团、花卉苗木现代栽培技术考察团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十四师考察团等访问以色列,通过专题讲座、实地考察等方式深入了解以色列高科技农业的发展状况,为西部大开发与实现农业现代化服务①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41/1206x2/t166878.htm。。2018年,以色列农业部派遣植物科学研究专家Ilan Paran 博士等一行7 人访问新疆生地所,就土地改造、边缘水资源利用、新疆作物种植及加工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并通过实地考察新疆阿拉尔地区自然禀赋寻求与中方企业、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4]。

在学术方面,基于中以农业相互借鉴、协同发展所搭建的交流平台,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对以色列农业发展模式做出评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何大明[5]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以色列农业现代化的成功原因。同期,马林英[6]则从技术与政策的角度解读了以色列改造内盖夫沙漠,发展沙漠可持续农业的秘诀。潘光[7]、刘养洁[8]、江沿等[9]也分别以相似的角度推演了以色列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并就中国整体或局部农业发展提出借鉴性建议。近年来,张力和刘中杰[10]、杨丽君[11]分别从农业组织结构变迁与市场供需变化的角度重新探究了以色列的农业发展道路,并同样提出对我国的农业发展启示。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可以发现,我国学者对以色列包括节水政策、科技激励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变迁在内的众多“以色列模式”评价大多持高度赞同态度,也对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该类模式普遍持积极态度,而鲜有人提及“以色列模式”的不足之处,或就中以两国国情差异探讨“以色列模式”在中国农村地区应用的局限性。实际上,国际上已有学者提及了以色列荒漠农业开发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废水重用政策对土壤环境的长期污染[12-13]。基于此,本文从农业组织与节水政策两方面对以色列荒漠农业发展模式做出概述,探讨其中的优缺点,就其发展局限性做出评述,并以国情差异作为切入点总结出“以色列模式”在我国农村地区应用的优势与局限性。

二、以色列荒漠农业的农业组织与用水政策

荒漠通常被认为是不适宜开展传统农业的自然环境,形成这样看法的核心原因在于荒漠因干旱少雨所导致的水资源匮乏,而一旦解决了水的供给问题,荒漠地区普遍具有的日照充足、气温高、温差大、土壤透气度高等特点反而会成为农业发展的优势。在步入工业社会以前,人类改造环境、利用环境的能力较弱,多数情况下只能被动的适应环境,使得荒漠地区长期成为“不毛之地”的代名词。以色列国的建立与犹太人二十世纪的数次移民潮均发生于两次工业革命之后,彼时人类工业技术日趋成熟,生产逐渐集中化、规模化,以工业力量解决荒漠水资源供给问题逐渐成为现实。在合理制度的作用下,以色列国也由此成为以自动化与现代化著称的高科技农业强国典范,然而将高科技应用于农业生产只是以色列荒漠农业成功发展的直接原因,究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以下两点:一是依托整合个体松散生产能力、调动内部成员生产积极性、合理化分配规则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二是针对有限水资源在不同发展时期里顺应科技进步与生产模式优化而不断调整的用水分配政策。本文将针对以上两点根本原因展开详细描述。

(一)以色列农业经济组织

以色列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分为莫沙瓦、基布兹与莫沙夫三种模式,其中莫沙瓦代表了传统的私有制农业模式,历史最为悠久,而基布兹与莫沙夫则分别代表了公有制集体农业模式与公私兼具的合作经济模式。犹太人观念里十分注重农业发展,农场主们热衷于调整生产策略及组织形式以使作物产量获得提升,因此,该三种模式均早于以色列建国之前就广泛出现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大大小小的农庄里。在外部环境复杂、缺少国家机器实施宏观调控的情况下,当地犹太移民依托较为松散的民间组织探索出的这三种基本生产组织,为未来完善农业生产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4]。在以色列建国后,伴随日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及农业制度的不断完善,三种生产模式构成了当今以色列农业生产制度的基础。2018年,莫沙瓦、基布兹、莫沙夫模式分别贡献了以色列当年农业生产总值的32%、46%和22%。多种农业经营模式之间的协同发展、长短互补,是以色列农业高效发展的制度保障。

1.基布兹农庄

如果说莫沙瓦代表了全球农业历史中最为广泛的私人经营制,那么基布兹农庄则是犹太移民们对农业经营模式创新的第一次大胆探索。基布兹在希伯来语中意为“聚集”,是第二批阿利亚犹太移民的开创性成果。基布兹农庄建立在部分犹太移民对莫沙瓦私人农业模式效率低下与种植种类单一的批判之上,代表了绝对的集体主义。基布兹农庄内的成员过着权利均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集体生活,内部财产彻底共有,期望建成一个消除压迫与剥削的小型乌托邦社会,具有一定的共产主义色彩。相比于莫沙瓦模式,基布兹农庄的优势在于通过集体主义集中了为数众多的中下贫农劳动力,并成功地调动了该类群体的生产积极性。生产要素的聚集使得基布兹农庄相较于莫沙瓦私人农场更能发挥规模优势的作用,生产规模的扩大不仅实现了产量的提升,同时也丰富了产品种类。基布兹农庄的出现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因素,二十世纪初期,巴勒斯坦沿岸地区气候恶劣,战争频起。当时世界整体农业科技水平还较为落后,单个的犹太移民或家庭很难依靠个体力量对抗大环境实现自给自足,因此犹太移民们需要一个成员间资源共享、责任共担的半军事主义组织来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活与生产环境,在此情景之下基布兹农庄应势而生。在以色列建国后,和平环境下代表集体主义的基布兹模式并未瓦解,反而逐渐发展成为以色列主要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之一,为以色列的政治、军事、科技部门输送了大量人才,更是以仅占全国4%的人口贡献了全国近40%的农业总产值[15]。

2.莫沙夫合作社

最早的莫沙夫几乎与基布兹同期出现,脱胎于一个公有制农场德加尼亚[14,16]。莫沙夫合作社的成员认为基布兹模式过于理想与死板,缺少了个人生产与生活的自由性,因此,追求建立一个处于莫沙瓦与基布兹模式之间的农业组织,莫沙夫合作社因此而诞生。莫沙夫合作社在延续了基布兹农庄互帮互助特点的同时大幅削弱了其集体化与公有化程度,其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在生产环节上以独立自主、不依赖他人为原则,成员间成立理事会进行民主管理,理事会除了执行秩序维护的基础职能外还负责统一采购成员的生产工具,并对农户生产出的产品进行统一销售。莫沙夫合作社的特点在于赋予了成员们一定程度组织内生产生活的自主性,更方便于长期存续与大规模扩张,也更适应逐步完善的市场化结构。在以色列建国后的数十年间,莫沙夫农业生产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并积极寻求将现代科技应用于传统农业生产活动上,例如滴灌技术、室内大盆技术、海水淡化与污水净化技术等,极大提升了农业生产的自动化水平与生产效率,在提高产量的同时还降低了成本。因此,莫沙夫合作社也体现了以色列农业生产集约化经营的特点,例如拉南莫沙夫发展的温室农业,就是资金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典型代表[17-18]。

(二)以色列国的农业用水政策

1.建国初期的农业用水政策

水资源短缺一直是以色列最突出的资源问题,早在1948 年建国以前,犹太移民们就渴望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对用水进行严格管理以达到有限水资源的高效利用[19]。但建国初期由于公民数量较少加之对外宣传需要,以色列政府并未出台严格控制用水的法律,而是投入大量资本开发国内水资源。该时期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迁居回以色列,人口的高速增长使得现有已开发的水资源逐渐无法满足所有国民的需要。为解决人口膨胀带来的粮食与就业问题,以色列确立了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发展路径,也由此踏上了有限水资源不断向农业发展倾斜的道路[5]。1959年,以色列颁布了著名的《水法》,该法律将以色列所有的水资源收归国有,国内所有公民共同而平等地享有水资源,任何个人都不具有对水资源的所有权。《水法》的出台极大加强了政府对水资源的管控程度,使政府得以在各领域、部门之间合法调控水的配给额度[19]。同期,包括农业部、水利委员会、水务理事会和议会水务委员会等机构在内的负责制定与修改水资源调配方案的政府内部管理机构也逐渐确立。其中,农业部在该类机构中的权力最大,在以色列水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也因此,水资源调配政策的方向可以说是农业部部门利益的体现,具体表现如:不管国内水资源危机程度,政府始终保持特定的农业用水配给量;又比如,政府以超低价销售农业用水并给予大量财政补贴等[20]。在之后的数十年内,该用水分配格局被一直沿用。

2.边缘水资源开发后的农业用水政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滴灌、海水淡化、污水重用等技术在生产生活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以色列的用水危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虽然对农业用水的政策倾斜这一分配格局没有得到改变,但政府开始大量使用处理过的污水、淡化后的污水代替相对稀缺的淡水来作为农业用水。同时,农业生产结构也开始逐步调整,低耗水农作物大量取代高耗水农作物,成为以色列农业生产的主流种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新一轮的移民潮使得以色列的用水问题更为紧张,同时该时期以色列出现了大面积的水资源恶化,包括储水量的减少以及水质的不可逆损害等问题,并引起了以色列政府、学界、民间等诸多领域的强烈争论。争议的矛头最终指向了一众水资源管理部门,被认为是其对水资源管理的不当,如长期过度开采或用水立法不当等行为导致了水资源的恶化。农业部门在该时期受到了重大牵连,在各类水务机构里的权利被逐步转移到财政部和国家基础设施部。与此同时,对农业用水的政策倾斜也被逐一取缔,如2000 年以色列减少了对农业用水的固定配额并将一部分对农业的财政补贴转移至海水淡化项目上,又如2002 年取消了对农业用水的财政补贴。多项措施逐步打破了农业用水倾斜的政策格局,也使得农业部门与水务管理机构分离开。失去用水补贴后价格高昂的淡水已无法满足农业生产所需的庞大用水量。二十一世纪以来,以色列大规模兴建大型海水淡化厂与污水处理厂来缓解用水紧张问题,由此逐渐成为全球高效利用水资源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如今以色列超过85%的农业灌溉用水为处理后的废水,居全球首位[21]。

三、以色列荒漠农业发展模式存在的相关问题

根据以上概述可以看出,以色列在农业发展政策上有着高投入、多倾斜的特点,在农业组织形式上有着集约化、多种模式混合经营的特点,并且一直积极追求将现代科技灵活运用于农业生产上。这些举措的合力造就了以色列抗旱农业的高效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

(一)作物结构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

产业结构演变理论认为,基于三次产业分类法,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首先由以农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向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转移,并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由第二产业向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转移。该理论下劳动力迁移遵循的是收入水平的提升,也即所从事产业产品附加值的提升,换言之,大多农业产品附加值低于工业产品附加值。以色列依托科技技术在旱地大规模兴建农业生产基地解决供水问题,无疑是以工业的方式生产农业的产品。这样的生产模式下,为弥补工业生产的高昂成本(厂房、设备、技术培训与研发等),就势必将更多土地用于种植高回报的经济作物并销往国际市场,例如牛油果、胡椒、西红柿、罗勒、韭菜、薄荷和其他草本植物,又如香蕉、波萝蜜、圣女果、火龙果、木瓜、金桔、坚果、葡萄(酿酒用)等高附加值的水果。以色列还大量出口鲜花,是欧洲第三大鲜花供应国。相应地,在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带来的农业产值不断提高下,以色列本土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与产量也在逐年下降。2019 年,以色列人均谷物产量仅有19.96 千克(见图1),而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粮食消费安全线为人均400 千克/年,巨大的生产缺口使得以色列粮食自给率常年徘徊于5%左右,每年必须依赖大量的粮食进口来满足国民基本粮食需要②数据来源:世界银行,联合国农业与粮食组织:https://www.fao.org/home/en/。。

图1 2000-2019年以色列人均粮食产量折线图

(二)政策倾斜带来的寻租行为

农业立国是以色列的基本国策,然而纵然有工业支撑,在荒漠中进行拓荒式的农业开发也是困难重重,需要源源不断的政策扶持。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农业发展得到了诸多如用水优惠、财税补贴等的政策优惠。随着农业科技的高速发展,滴灌技术大幅提升了用水效率,海水淡化与污水净化技术使替代水资源取代淡水资源成为农业用水的主力军,大幅降低了农业用水成本。这一趋势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也无形中威胁到了习惯性享受高昂价格补贴的农业部利益,为维持用水倾斜的农业发展格局,农业部投入大量时间、金钱、物力成本成立游说集团,拖延用水成本逐步下降的事实[19]。另一方面,数十年发展历程中农业部与其他部门间因用水政策倾斜形成的矛盾也日益加剧,在利益争夺中大量本应用于生产的社会资源被博弈活动所消耗,带来了巨额的无谓损失。这一矛盾在以色列历史中数次用水危机时更为突出,但在农业游说集团的作用下农业用水政策倾斜的根基从未被动摇,该局面直到2007年以色列将水利委员会撤销重组为水务局后才得到了较好的改善[22-23]。

(三)基布兹式农庄与市场经济的不匹配

基布兹农庄的诞生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在以色列还未建立、地中海沿岸地区农业资源贫瘠、外部局势错综复杂的局势下,富含浓厚宗教社团色彩的基布兹农庄为刚结束流亡生活的犹太人的正常生活和稳定生产提供了保障。农庄内部高度集体化和接近军事化的生活模式更有利于产量的提升及生产种类的丰富,同时也能使成员们可以更好地团结起来以抵御外部矛盾。换言之,早期基布兹农庄建立的初衷是在外部环境严苛的条件下通过联合与约束来满足成员内部的自给自足,而非产出商品在市场上交换,在国家政权尚未建立、外部环境不稳定背景下基布兹公有模式相比私有制生产显然更具优势。在以色列国建立以后,外部环境逐渐稳定,国家法律能够在全体国民范围内保证生产稳定和相对公平,国家机器可以执行基布兹管理模式的大部分职能。同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大幅调动劳动力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国民对个性的追求和对更自由生活模式的向往,集中度较松散的生产组织(如:莫沙夫农庄)更能吸引新一代劳动力加入。在基布兹农庄内部,成员们也大多越来越不满足于单一的农业生产,纷纷投身附加值更高的工业领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逐渐成为大多基布兹农场的主要收入来源[24]。相比传统农业,工业生产与运营需要更精细的分工和更专业的生产技能,这就导致了成员间劳动内容差异化不断扩大,内部培训成本也越来越高。在此基础上传统基布兹同工同酬、共同管理、不雇佣外工等基本制度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改革间的冲突也越来越尖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球经济危机引发以色列国内严重的债务危机,经济效益低下暴露出传统基布兹的诸多缺陷,加之新一届政府在自由主义思潮下,开始减少对基布兹的支持,导致大批基布兹里的年轻人选择退出[25-26]。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基布兹农庄开始进行制度改革,带有私有化特征的制度逐渐出现在农庄内部,如工资制度、继承制度以及资产转让制度等,至2010年,已有近四分之三的基布兹农场经历了私有制改革[27]。新式的基布兹农庄越来越像现代企业的运营模式靠拢,而极少部分未经历私有制改革或改革程度不深的基布兹农庄也多靠亲缘关系来维持运营。另一方面,成员数量的扩大势必导致群体越来越难以形成满足所有人的偏好,这决定了以绝对公平为基础的基布兹农庄在规模上无法大规模扩张,因此基布兹农庄的平均人口仅在500人左右,最大不过1 500人[27]。加之基布兹农庄自愿加入与退出的原则,导致基布兹成员总数在以色列人口占比中不断下降,到2018年,仅占总人口不到2%[28]。传统基布兹的衰落不能掩埋其成功性,作为对共产主义生产组织的探索,基布兹农庄在早期几乎实现了成员对乌托邦式生活的追求,即使在与市场经济体质发生严重冲突后仍能在生产扩张的同时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体主义至今,在历史上诸多的共产主义生产组织的实践中是最为成功的代表之一[29]。

(四)废水重用带来的污染与安全隐患

地处水资源匮乏的干旱与半干旱区,为缓解人口长期持续增长带来的用水紧张局面,以色列不得不致力于寻求开发各类边缘水资源,部分或全部代替淡水资源的功能。以色列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废水回收利用作为其水管理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的国家,废水重用主要用于农业灌溉上,也有少部分用于城市生活,节省了相对稀缺的淡水资源。但大规模利用净化后废水同样带来了令人忧心的负面影响,如含水层中硝酸盐浓度高、盐分水平高、城市水源中细菌多、农村水源被工业溶剂污染等,以色列依靠边缘水资源发展起的现代化繁荣背后隐藏的代价是枯竭的含水层与恶化的水质[12]。在未来技术上的难关也许会被攻破,但当下技术不成熟带来的环境恶化却无疑埋下了深重的隐患。由此带来的负面舆论所造成的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同样应该计入污水净化技术的成本之中,亟待政策制定者们权衡利弊做出更精细的规划方案。

四、结论与启示

(一)以色列荒漠农业发展特点概述

1.发展优势

第一,多种农业经济组织并存。以色列国农业经济组织中涵盖了私有制、公有制以及公私兼具的混合型经营等多种制度模式。多样化生产形式提供了竞争环境,促使不同农庄间相互借鉴,持续改革,形成了以集约化生产为代表的高效农业模式。

第二,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用水政策。以色列淡水储量相对其稠密的人口来说严重不足。在淡水灌溉作物时代,生活用水标准严格而农业用水宽松,且补贴政策丰富,带动了农业生产积极性。而在边缘水成为农业用水主流后,补贴措施被逐渐取消,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

2.发展局限性

第一,作物结构失衡。为追求有限耕地上产值最大化,以色列将大部分粮食作物改种为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作为商品出口,导致种植结构单一。

第二,农业用水倾斜带来寻租行为。农业部门为维护长期补贴带来的既得利益动用资本力量形成游说集团维持补贴,这种非生产行为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

第三,传统农庄逐渐“落伍”,传统基布兹因无法适应市场化环境纷纷解散或改革,降低了农业生产的公有制因素,也削弱了生产方式的多样性。

第四,废水重用带来安全隐患。现有技术下大面积废水重用会对个体健康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同时也会对地下水环境造成不可逆伤害。

(二)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与建议

中国正处于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为摆脱过去数十年间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中“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应积极向以“集约型”为代表的以色列农业生产进行学习借鉴。对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在学习交流方面,不仅要积极引进以色列的前沿科学技术,也不能忽略农业制度方面的借鉴,充分利用好先进制度对生产的带动作用。

2.在农业用水方面,注重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差异带来的用水需求问题,可按照降雨量高低梯次配置农业用水补贴,减少“一刀切”政策下造成的资源浪费。

3.在区域农业协调发展方面,重视西北干旱与半干旱地区传统农业发展困难的问题,加大高新技术引进幅度,建立以科技助力发展的现代化农业应用体系,开发荒漠、沙漠农业资源,变环境劣势为资源优势。

4.在惠农政策方面,建立严格的督查机制,杜绝恶意寻租导致的资源浪费。农业补贴应精准到位,将优惠切实送入最需要的人手中。

5.在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方面,借鉴以色列多种农庄发展历程中展现的优势与局限性,改良出适应本土发展的助农惠农体系。

6.在用水健康方面,注重边缘水资源带来的健康隐患问题,严格把控边缘水资源开发标准,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替代水长效利用机制,最小化负面影响。

7.在粮食安全方面,恪守红线思维,在保证粮食自给自足基础上适度发展经济作物种植。期望对以色列模式的合理借鉴使我国农业生产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充分发挥指导性作用,带动农业生产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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