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黎丽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兴义 562400)

建安时期，人们的创作风气发生了变化。当时，大赋逐渐衰微，抒情小赋渐为创作主流。由于小赋篇幅有限，不像汉大赋那样在名物铺陈和描写方面恣意而为，故转而讲求有节制、有选择的铺陈，并适当加以作者主观感受的抒发和趣味性的营造，反映出建安赋创作的新风，但建安赋家并不满足于单纯创作小赋，而是在建安七体中恣意展现他们的逞才冲动及自由意愿的发挥。建安七体较汉代七体的发展，正是赋家在知识、文采与见识方面努力拓展与丰富的结果之一。究其根本原因，则与汉代以来赋家的政治追求及博物风气与文学表达手段的进一步发展紧密相关。

建安赋家比较重视七体写作，现完整留存的有王粲的《七释》和曹植的《七启》，残缺不全的有徐幹的《七喻》、傅巽的《七诲》、刘劭的《七华》、卞兰的《七牧》，还有杨修的《七训》存目。七体起于西汉枚乘的《七发》，之后赋家多有继承①傅玄《七谟序》曰：“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骃、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厉》，张造《七辩》……凡十有余篇。”现存汉代七体，除《七发》篇幅完整外，傅毅《七激》和张衡《七辩》保存基本完好，其余残缺较为严重。参见：严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中华书局，1958：1723。。《七发》被学界视为汉代散体大赋的奠基之作，属于大赋体制的七体，能展现赋家的知识、文采与见识的各方面。众多名物的铺陈、各种修辞的呈现以及要言妙道的阐述，是七体作者对其知识、文采与见识的综合展现。

王粲《七释》与曹植《七启》是七体史上的名作，傅玄《七谟序》曰：“《七启》之奔丽壮逸，《七释》之精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1]1723《文心雕龙·杂文》曰：“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2]222这两篇赋作充分体现了建安七体的创作特点和成就。

一、建安七体对知识的拓展

七体文中的知识主要体现在对动植物、乐器、建筑、服饰、车马、校猎、歌舞等方面的铺陈描绘上，以充分展示作者的博学。赋家往往在名物的种类名称和相关知识方面加以拓展，以显示对前人的超越。如在《七发》中，关于美味一事列举了种种菜肴名称及烹饪手法，至傅毅《七激》增加了雍州之梨，这不仅是增加了一种名物，而且是增加了水果这个类别：

既食日晏，乃进夫雍州之梨，出于丽阴，下生芷隰，上托桂林。甘露润其叶，醴泉渐其根。脆不抗齿，在口流液。[3]426

傅毅描写了想象中雍州梨的生长环境及雍州梨酥脆多汁的口感滋味，增加了品梨的亲身体验，以丰富其对雍州梨的知识。后世赋家不约而同地运用这一展示博学的途径，纷纷在食物品类上大做文章。张衡《七辩》列举了较多水果及其它食物的名称：“荔支黄甘，寒梨干榛。沙饧石蜜，远国储珍。”[3]727这段话包含的名物有荔枝、黄柑、寒梨三种水果，还有沙饧、石蜜两种糖，以及榛子这种干果。王粲《七释》则写“紫梨黄甘，夏柰冬桔。枇杷都柘，龙眼荼实”[4]177，将水果数量增加到八种。曹植《七启》不再铺陈水果，而是列举了芳菰、精粺、霜蓄、露葵、玄熊、山、斥、珠翠、芳苓巢龟、西海飞鳞、江东潜鼍、汉南鸣鹑等各种食材名称[4]381，这些食材多有定语修饰，标识其品质以及产地，突显其优良珍贵。

傅毅《七激》关于“游览”一事的叙述中，新增了对宫室池苑的描绘，是对建筑知识的展现：“当馆侈饰，洞房华屋，楹桷雕藻，文以朱绿。曾台百仞，临望博见，俯视云雾，骋目穷观。园薮平夷，沼池漫衍。禽兽群交，芳草华蔓。”[3]427张衡《七辩》亦有对建筑知识的展现：“乐国之都，设为闲馆。工输制匠，谲诡焕烂。重屋百层，连阁周漫。应门锵锵，华阙双建。雕虫肜绿，螭虹蜿蜒。”[3]727傅毅、张衡二人对宫室的描写比较简略，只作轮廓描绘，少有细节展示，所用建筑名词不过“洞房”“华屋”“楹桷”“曾台”，或者“闲馆”“重屋”“连阁”“应门”“华阙”几种而已。而王粲《七释》中则对宫室进行了复杂、细致、全面的描绘刻画：

在王粲笔下，宫室外部之立柱、横梁、飞檐、斗拱尽收眼底，而其内部雕花的屋椽、堂柱、窗户、木栏，还有墙上的花纹，亦纤毫毕现。赋中所列举的诸如“显宇”“重殿”“栾栭”“飞抑”“枌带”“桷楹”“寮干”“轩楯”“拘棂”“云幄”“山根”“高门”“闱闼”“土画”“木刻”“幽房”“广室”“密牖”“疏窗”等建筑名词，从数量上大大超越了前代赋家，这无疑是赋家对建筑物细致观察及建筑知识积累的结果。

曹植在《七启》中对宫室建筑知识的铺陈比较简洁，但很明显也有意使用了前人少用的名词：

“闲宫”“云屋”“彤轩”“紫柱”“文榱”“华梁”“绮井”“金墀”“温房”“清室”“华阁”“飞陛”，这些密集的名词的使用，显然是作者有意展示建筑知识并避免与前人重复的意图。除了名物的丰富，建安七体在知识上的拓展还包括引入新的题材因素。如曹植《七启》借镜机子之口，赞美孟尝君、信陵君驰骋当世，表达自己对他们的钦羡向往：

若夫田文无忌之俦，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飞仁扬义，腾跃道艺。游心无方，抗志云际。凌轹诸侯，驱驰当世。挥袂则九野生风，慷慨则气成虹。[4]383

曹植将歌颂游侠君子作为内容之一，借以表达自己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和理想。在汉魏七体中，仅曹植《七启》中具有这种积极昂扬的精神内涵。上述“九野生风”“气成虹蜺”的描写，使得这段文字境界格外宏阔，似有九天风雷之气势。而这些内容的增加，亦是对相关历史知识的展示。

王粲《七释》在音乐一事中增加了歌舞描写，曹植则在声色之妙一事中将歌舞与美色合二为一，两人对歌舞的描写，亦是对知识的拓展。如《七释》中善舞的邯郸才女、三七巧士，名为“七槃”的舞蹈，“揄皓袖”“竦并足”“安翘足”“扬蛾眉”“徐击”“倾折”“顾指”“转腾”“浮蹀”等变化多姿的舞蹈动作，“骈进”“连武”等队形的变换形式，“巴渝之乐”“白雪之歌”，还有“鞞铎”“管箫”“笙簧”“羽旄”等乐器，以及精通音乐的“夔”与“伯牙”，善歌的“虞公”和“陈惠”。王粲本人精通音乐，曾为曹操制礼作乐，在歌舞描写中，他将自己丰富的音乐知识展露无遗。曹植铺陈的歌舞知识较之王粲要少很多，音乐乃“北里流声”“阳阿妙曲”，乐器乃“琴瑟”“篪”“笙”“钟”“鼓”“箫管”，舞蹈乃“盘鼓”。曹植多用比拟手法来描摹舞姿，很少直接铺陈动作名称。相比之下，王粲赋中所展现的知识在汉代以来七体中是最为丰富广博的。

曹植、王粲对七体知识的有意丰富，表现在如下三点：首先，缘于二人对汉代以来赋家对超越创作传统的继承。在七体领域中，从枚乘到傅毅，再到张衡的七体，无不体现这一传统。其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赋家掌握的名物种类不断丰富，如建安咏物赋中提及的前代未见的珍稀之物有鹦鹉、迷迭香、车渠碗、玛瑙勒等。最后，建安赋家对汉代博物风气的继承和发展对建安七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汉代博物风气达到鼎盛，文人的博物修养集中体现于汉大赋，赋家通过对动植物、山川河流、宫室园林、歌舞衣饰、美女勇士、狩猎欢宴等内容的极度铺陈来展示知识、逞露文采、炫耀博学，形成汉大赋铺张扬厉的主要文体特征。建安文人继承这一博物传统，尤为突出的是，曹操和曹丕在书信、奏疏、诏令以及其它文类中大量书写兵器、珍饰、玩物、布帛、食物、炊具、家具等多种物品。他们对各种物品的熟悉和了解表明，即使在战乱时期，汉代的博物风气并没有被中断，通晓众物的博物修养依然为建安文人所看重。

二、建安七体对见识的丰富

在建安七体中，作者的思想观点和他们的说理论证技巧，属于思想认识的一部分，是作者见识的表现。七体文包含一定的论辩成分，这与七体的主题紧密相关。侯立兵在《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中认为，七体的主题经历了由问疾到招隐的变化，七体招隐的主题集中体现了以儒服道思想的价值交锋[5]。

诚然，七体从发端到蔚为大观，无论从内容还是立意上都在不断发展变化。枚乘《七发》假托吴客问楚太子之疾病，以七件事情启发太子，最后借助要言妙道令太子痊愈。刘勰《文心雕龙·杂文》认为此篇“所以戒膏粱之子也”[2]219。至东汉傅毅《七激》，这个立意发生改变。《后汉书》傅毅本传载，显宗“求贤不笃”，缺乏诚意，天下贤人多隐居不仕，傅毅作赋以讽①参见：范晔. 后汉书[M]. 李贤，等，注. 北京：中华书局，1965：2613。，其《七激》假托玄通子对徒华公子的种种启发，表达劝说隐者出山的主题。这个立意被后世七体作家继承，如张衡、王粲、曹植七体均沿用此立意。曹植《七启》与王粲《七释》除了继承前人的立意之外，还是为了配合曹操唯才是举的主张而作。在这些七体文中，说客欲以要言妙道最终说服隐者出山，其劝服的语言具有论辩说理的色彩。当然，由于赋体本身的铺陈特点，七体中的要言妙道多以铺陈展示儒道为主。

傅玄称赞《七释》精密闲理、《七启》奔丽壮逸[1]1723，刘勰称赞《七释》致辨于事理、《七启》取美于宏壮[2]222。傅玄、刘勰对《七释》《七启》的观点大体一致，都认为王粲的《七释》以说理细致精密见长，曹植的《七启》以文采壮丽见长。相较而言，王粲的《七释》借论辩说理更充分展现了自身的见识。

首先，王粲《七释》中态度鲜明、褒贬明确的说理。王粲有写“潜虚丈人，违时遁俗。恬淡清玄，浑沌淳朴。薄礼愚学，无为无欲。均同死生，混齐荣辱。不拔毛以利物，不拯溺以濡足。濯身乎沧浪，振衣乎嵩岳”[4]176，非常鲜明地以无为的道家和利己的杨朱作为批评对象，并在言语之中对二者以否定之意，诸如“薄礼愚学”以及“不拔毛以利物、不拯溺以濡足”的描述，本身就含有批评之意，而两汉到建安其他赋家的七体往往没有如此鲜明的立场。傅毅《七激》所树立的批评对象是徒华公子之“托病幽处，游心于玄妙，清思乎黄老”[3]426，张衡《七辩》所树立的批评对象是无为先生之“祖述列仙，背世绝俗，唯诵道篇”[3]727。二者对徒华公子、无为先生的所作所为都只简单概述，且看不出鲜明的褒贬之意。曹植《七启》中批评的对象是玄微子，他描写玄微子“隐居大荒之庭，飞遁离俗，澄神定灵。轻禄慠贵，与物无营。耽虚好静，羡此永生。独驰思于天云之际，无物象而能倾”[4]380，不仅没有寓含褒贬，反而以诗意的描述令人心生向往之意。可见，从论辩说理的角度而言，王粲无疑最是态度鲜明、直击要害。

其次，王粲《七释》中开宗明义、有理有据的说理。《七释》开篇写文籍大夫听说潜虚丈人违时遁俗的境况后，叹息“圣人居上，国无室士。人之不训，在列之耻”。待与潜虚丈人会面后，又直截了当地指出君子应当“不以志易道，不以身后时。进德修业，与世同期”，批评潜虚丈人“外无所营，内无所事”[4]177，并将其比作穷川之鱼、槁木之枝，其措辞严厉而辛辣。曹植《七启》则描写镜机子顺风而称曰：“今吾子弃道艺之华，遗仁义之英。耗精神乎虚廓，废人事之纪经。譬若画形于无象，造响于无声。”[4]381玄微子俯而应之：“名秽我身，位累我躬。窃慕古人之所志，仰老庄之遗风。”[4]381二人的对话节奏缓慢且各有礼让，这似乎体现了曹植自身在儒道之间的取舍矛盾。同时，王粲《七释》中还有取譬设喻，正反对比的说理。文籍大夫描述合乎儒家思想的活动，以“观海然后知江河之浅，登岳然后见丘陵之狭”的譬喻引领下文“君子志乎其大，小人玩乎所狎”，海洋之深与江河之浅、山岳之高与丘陵之小的对比，类比“君子志乎其大，小人玩乎所狎”[4]179，十分形象贴切。君子所为，小人之行，形成鲜明的正反对比，增加了说服力和感染力。

最后，王粲《七释》条分缕析、内容详尽的说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文章结尾关于要言妙道的陈述方面。枚乘《七发》关于要言妙道的陈说极其简略，不过列举了“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这一连串名称[3]26，对于实际内容并不交待。之后，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中阐述的儒家圣王德政比较具体，王粲与曹植则将这个内容进一步细化拓展，描绘出更为诱人的盛世图景。相较而言，曹植的叙写更注重文学性，王粲则仍以内容的绵密、充实、完备为主要写作目的。

王粲假设文籍大夫陈说圣王德政以打动潜虚丈人，他首先描述“大人在位，时迈其德”[4]179，将大人塑造为严格自律、睿智勤政的圣王形象。然后陈说圣王治国理政的一系列措施，即选贤任能，建雍宫、立明堂、考宪度、修旧章、行礼乐、宣教化。接下来描绘太平盛世景象，即社会安定、民风淳朴、民众知礼、风调雨顺、祥瑞遍生。王粲所写，俨然是具体而微的圣王施政纲领，以及切实构建儒家太平盛世的指导原则。反观曹植所写，多从渲染角度虚写，如“世有圣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参神，与灵合契”[4]179，他对圣王的道德、行为均予夸张渲染，但并无具体的陈说。这与王粲“先天弗违，稽若古则。睿哲文明，允恭玄塞。旁施业业，勤釐万机”[4]179的圣王形象相比，实在是十分模糊的。

王粲《七释》更注重实用性，这也体现了王粲投曹后积极参政的心态，而曹植更注重文学性，这并非表明曹植没有参政的热情，只是说明曹植创作的一贯风格，即他浪漫的气质和文学天赋的自然展现。以王粲为代表的建安文人对政治的热情与汉末党人最终疏离朝廷的态度有所不同，由于王朝已解体，建安文人没有经历党人从忠君爱国到疏离朝廷的心路历程，没有遭遇来自朝廷的政治迫害。他们不会产生如党人那样强烈的忠愤情绪和绝望的悲凉之感，相反，他们在战争中受到了英雄之气的感召，希望藉此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所以即使他们身处乱世，也满怀政治热情。孙明君说建安时代是文学与政治结合的黄金时代[6],而这个黄金时代正是由建安文人空前的政治热情所促成的。王粲《七释》与曹植《七启》都是为配合曹操的用人手段和政治措施而作①王粲《七释》是以鼓吹者身份创作的名篇。曹植《七启序》言“并命王粲作焉”，可知两篇为同题共作。《七释》《七启》均为招隐主题。孙明君认为劝隐士出山的《七启》是曹植配合曹操政治军事政策所作的宣传品，王鹏廷认为《七启》与曹操“唯才是举”的政治主张相一致，朱秀敏认为《七启》中的盛世图景是曹操兼用儒术、刑名之学等治国方略的艺术表现。参见：孙明君. 三曹与中国诗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03。王鹏廷. 建安七子述论[D].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87。朱秀敏. 建安散文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2：217。，曹操的求贤令需要强大的舆论为之造势，故而赋家以文学的手法为之鼓吹，而王粲借机展现自己治国理政的才能与见识，以求见用于世。

三、建安七体在修辞上的追求

王粲的《七释》以丰富的知识与绵密的说理见长，曹植《七启》则奔逸壮丽，更具有文学的情韵。曹植《七启序》言：“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骃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4]380从序言中来看，曹植对前代文人七体的欣赏在于其言辞之美丽，在追步前贤的心理驱使下，他的七体在审美风格拓展以及描写手法探索方面均实现了创新。《七启》开篇对隐者的居所、说客及隐者对话的场景进行自由的想象和精彩的铺叙，通过阔大的空间与无限的时间的构设，营造出高远渺茫的境界以及非凡的气势，展现出文学的情韵与魅力。《七启》开篇以一段大气磅礴、超凡脱俗的文字，营造隐者玄微子与说客镜机子出场的宏大背景以及他们对话内容的非凡气势：

玄微子隐居大荒之庭，飞遁离俗，澄神定灵。轻禄傲贵，与物无营。耽虚好静，羡此永生。独驰思于天云之际，无物象而能倾。于是镜机子闻而将往说焉。驾超野之驷，乘追风之舆。经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届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对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潜穴，倚峻崖而嬉游。志飘焉，焉，似若狭六合而隘九州。若将飞而未逝，若举翼而中留。于是镜机子攀葛而登，距岩而立，顺风而称曰……玄微子俯而应之曰：“！有是言乎？夫太极之初，浑沌未分，万物纷错，与道俱隆。盖有形必朽，有迹必穷。芒芒元气，谁知其终？名秽我身，位累我躬。窃慕古人之所志，仰老庄之遗风。假灵龟以托喻，宁掉尾于涂中。[4]380

细读这段文字，“大荒之庭”构设了高远渺茫的境界，玄微子驰骋思绪于天云之际，其高妙悠远无人能及。镜机子寻访隐者的路途，“驾超野之驷、乘追风之舆、经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无不展现出空间的巨大和无限。玄微子“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对芳林”的居所环境以及镜机子“攀葛藟而登，距岩而立，顺风而称”的行为动作，乃得道仙人的做派与气质，读之似有仙风拂面。而玄微子之言“太极之初，浑沌未分，万物纷错，与道俱隆。盖有形必朽，有迹必穷。芒芒元气，谁知其终”，又营造出时间的无限久远。

其他七体文开篇大多简明扼要，不作渲染铺垫：

徒华公子，托病幽处，游心于玄妙，清思乎黄老。于是玄通子闻而往属曰。（傅毅《七激》）[3]426

无为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绝俗，唯诵道篇。形虚年衰，志犹不迁。于是七辩谋焉。（张衡《七辩》）[3]727

潜虚丈人，违时遁俗。恬淡清玄，浑沌淳朴。薄礼愚学，无为无欲。均同死生，混齐荣辱。不拔毛以利物，不拯溺以濡足。濯身乎沧浪，振衣乎嵩岳。于是文藉大夫闻而叹曰。（王粲《七释》）[4]176

相较而言，曹植《七启》开篇较好地运用想象、夸张、烘托、渲染艺术手法，具有苍茫辽远的意境、丰富充实的内容。《七启》不局限于单单表现作者的博学与见识，而是更注重文学趣味的营造和表现。如在写肴馔之妙方面，一般赋家倾向于名物的堆砌，展现博学的一面，而曹植写美食，不仅列举名物、细致描写烹饪手段，而且形容品尝食物的美妙感受，更重要的是，他将美食作为审美对象观照，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

这段文字不仅铺陈了各种美食的名称，还细致生动地描绘了种种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烹饪手法，如以夸张手法描绘一个运刀如风的厨师，所切出的肉片薄如蝉翼，且洁白透亮，如轻纱，如散雪，予人以强烈的美感。傅毅《七激》描写切好的鱼肉“分毫之割，纤如发芒，散如绝谷，积如委红”[3]426，亦是生动，曹植的描述似乎从中受到启发，不过曹植的描写更富动感、更具有文采。

在曹植笔下，各种珍稀的食材，或寒或脍、或臛或臇，其味酸甘适口、咸辛遂意，或佐以紫兰，或佐以丹椒。更有春酒佳酿，名师所造，感应天地之气、协和五音之妙、盛以翠樽雕觞，芳香酷烈，饮之令人身心舒畅。这段描写，不仅以堆砌名物来显示博学，以排比对偶营造文势，还赋予贵族肴馔艺术的魅力，读之不觉让人齿颊生香，如至仙界。对比七体之祖枚乘的《七发》，《七启》的审美特点更为突出：

枚乘笔下有对美食的铺排，有对烹饪手法的叙说，但客观罗列较多、主观感受较少，审美意蕴缺失，仿佛绘画时仅勾勒线条一般。而曹植赋则工笔刻画、浓墨重彩，既罗列名物，又铺陈感受，尤其注重句子锤炼，运用对偶、比喻、夸张等手法，较枚乘之简单质朴，显得格外精致华丽，这也是汉赋与建安赋的主要区别之一。祝尧《古赋辨体》言“盖西汉之赋，其辞又工于《楚辞》，东汉之赋，其辞工于西汉，以至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工则情愈短，情愈短则味愈浅，味愈浅则体愈下”[7]，三国六朝之赋，其辞工于汉赋，故而抒情成分、赋作情味减少，体式亦等而下之。这虽有失偏颇，但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言，本色与文采不应相互对立。曹植乃天赋彩笔，他的灿烂文采应为世人奉上《七启》这奇伟瑰丽的文学之花，并与枚乘古拙质朴、高古雄奇的《七发》一起，并为佳话。再如曹植《七启》描写容饰之美，亦能突破简单铺陈，赋予名物以美感和趣味，又能构成丰富的文学性。

步光之剑，华藻繁缛。饰以文犀，雕以翠绿。缀以骊龙之珠，错以荆山之玉。陆断犀象，未足称隽。随波截鸿，水不渐刃。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华组之缨，从风纷纭。佩则结绿悬黎，宝之妙微。符采照烂，流景扬辉。黼黻之服，纱之裳。金华之舄，动趾遗光。繁饰参差，微鲜若霜。绲佩绸缪，或雕或错。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闲步，周旋驰。南威为之解颜，西施为之巧笑。此容饰之妙也，子能从我而服之乎？[4]381-382

这段文字首先运用“步光之剑”“文犀”“翠绿”“骊龙之珠”“荆山之玉”等一连串的名物，烘托渲染宝剑的名贵和华美，并以“陆断犀象，未足称隽。随波截鸿，水不渐刃”来夸张宝剑的锋利无比。接下来描写冠冕之华美，佩玉之珍贵，并铺陈绣花的上衣、轻纱的裙子、金灿灿的鞋子，以及用杜若芳香熏染过的衣带。这段文字展现了曹植的博学，也展现了于曹植生活时代人们在服装、佩饰上的审美，这样的描写固然精彩，但在赋体文学作品中也颇为寻常。然而这段文字又是不寻常的，曹植用自己笔下的宝剑、佩玉、冠冕、服饰，装扮出一个“雍容闲步，周旋驰燿”的美男子形象，此人气度不凡、玉树临风，使得历史上有名的美女南威、西施都为之倾倒。

现存汉代七体，极少以服饰为题材，刘梁《七举》有“黼黻之服，纱縠之裳。繁饰参差，微鲜若霜”的残句[3]819，曹植将其化用在自己的赋中。此外唯有张衡在《七辩》中借空桐子之口书写舆服之美，但张衡对服饰的描写仅着眼于其质地和产地的叙写，以显示其华贵：“交阯緅絺，筒中之纻。京城阿缟，譬之蝉羽。制为时服，以适寒暑。”[3]728而曹植不仅形容了服饰的华贵及美感，还进一步塑造了身着此服饰的人物形象，令服饰作为物体的装饰之美具有了生命力。“南威为之解颜，西施为之巧笑”[4]382以女性视角欣赏男性身体之美的书写方式在《诗经》之后，是极为少见的，它也从一定程度上表现了魏晋时期人们注重男性仪表气度之美的社会风气。曹植借镜机子之口，以容饰之美劝说隐者玄微子出山，并假设玄微子身着华服、得到美女青睐的情节，这其中还有明显的调侃意味，读之令人莞尔。上述使得曹植对服饰的描写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简单铺陈，综合构成了文学的审美趣味。

与曹植其余赋作一样，《七启》运用具有幻想和神话色彩的想象和意象，取得虚实相生的超然艺术效果。在《七启》中，镜机子形容宫馆之妙时，将写实与夸张手法相结合，极言宫室之高大崔嵬、幽深华美，其描写可以具体到“彤轩紫柱”“文榱华梁”“绮井”“金墀”这些真实的细节，也可以虚化为“頫眺流星，仰观八隅。升龙攀而不逮，眇天际而高居”这样的幻想[4]382。在形容池苑深广，遍布奇花异草、珍禽异兽之时，既有“丽草”“绿叶”“朱荣”“素水”“飞翮”“鳞甲”的真实书写，也有“翳云之翔鸟、九渊之灵龟”的夸张描述，而“采菱华，擢水苹。弄珠蜯，戏鲛人。讽《汉广》之所咏，觌游女于水滨”[4]382，更是将对现实情境的描写直接转变为对神话世界的想象描写的表现。王粲《七释》多从写实角度展现宫室之美，如其笔下的池苑“芳卉奇草，垂叶布柯。竹木丛生，珍果骈罗。青葱幽蔼，含实吐华。孕鳞群跃，众鸟喧讹”[4]177，无不是对一个可能存在于现实中的园林的摹写。相比之下，王粲的描写比较庸常，曹植的描写则具有虚实相生的文学趣味，以及灵动摇曳的文情文思，展现出更为广阔遥远的空间构设，并能引领读者驰骋想象，体会更具有诗意的文学情境。再以《七启》结尾为例，这段文字是对圣宰德政的阐述、歌颂，同时也是对自己政治理想的表达：

显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泽如春。河滨无洗耳之士，乔岳无巢居之民。是以俊来仕，观国之光，举不遗才，进各异方。赞典礼于辟雍，讲文德于明堂，正流俗之华说，综孔氏之旧章。散乐移风，国富民康。神应休臻，屡获嘉样。故甘灵纷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观游龙于神渊，聆鸣凤于高冈。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际。[4]384

这段文字描绘了政治清明、野无遗贤、国富民康的太平盛世图景。一般说来，书写这一理想的语言体系往往比较程式化，如王粲《七释》中所用的词汇，诸如“俊乂”“贤才”“雍宫”“明堂”“宪度”“旧章”“德教”“休风”等[4]179，与曹植笔下的所用的词汇，如“俊乂”“旧章”“王道”“民望”“典礼”“文德”“辟雍”“明堂”等，或相同或相似，很难具有文学个性和阅读趣味。但曹植在描写祥瑞之时，借助“甘灵纷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观游龙于神渊，聆鸣凤于高冈”，这种充满幻想和神话色彩的文字，营造出一种奇异之境，从而脱离了程式化语言的刻板局限。而王粲写“嘉生繁殖，祥瑞蔽野”[4]180，却仍未脱离一般的表现模式。再如写校猎景象，一般七体或校猎题材都是以写实的手法开头，如王粲《七释》写道：“农功既登，玄阴戒寒。鸟兽鸠萃，川滨涸干。乃致众庶，大猎中原。”[4]178然而曹植则采用带有神话色彩的意象，以虚写展开：

这样的文字和手法，无论在语言还是意境上都使得曹植作品具有超然的艺术效果。

曹植七体书写名物的文学趣味，首先得益于建安文人书写名物态度的转向。建安文人，尤其曹氏父子将名物书写与个人的生活、情感相关联，使之具有日常化、审美化的特征，从而有别于先秦名物书写的比兴之用和两汉炫耀博学的功利之用。他们在名物铺陈中彰显自我的存在，并以审美眼光观照名物，形成了独特的名物书写趣味和美感，这与建安时期个体自觉的文化背景紧密相关。曹植七体中的神话色彩和丰富的神话意象，缘于曹植继承《楚辞》风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道教的影响①戴燕在对曹植游仙诗精当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曹植“正是在这样的熟悉道教神仙世界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写出《洛神赋》里的洛神以及众仙。这些知识储备、这些笔墨训练都为曹植最终完成《洛神赋》奠定了基础”。参见：戴燕.《洛神赋》：从文学到绘画、历史[J]. 文史哲，2016（2）：29-47。。王粲的《七释》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细致绵密的说理论辩，其言辞温润、内涵丰厚、风格稳健；曹植的《七启》则运笔如椽，辞采壮观，气势宏伟，整篇赋壮丽飞动、生气灌注、奔放超逸。王粲的《七释》与曹植的《七启》不愧为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