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之渊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徐奭（987-1030），瑞安百丈睦源（今泰顺县司前镇溪口村）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进士第一。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徐奭在殿试时以其《铸鼎象物赋》中的“足惟下正，讵闻公餗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两句[1]17，被宋真宗钦点为状元。本文拟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对该史事略作释证。

一、大中祥符五年殿试题义释证

大中祥符五年殿试试题为《铸鼎象物赋》《天险不可升诗》和《以人占天论》[2]，它们有着各自的典故来源。“铸鼎象物”见载于《左传·宣公三年》：“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3]1868“天险不可升”来自《易·坎》之《彖传》：“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4]42“以人占天”出于扬雄《法言·五百》：“或问：‘圣人占天乎？’曰：“‘占天也。’①“占天也”原作“占天地”，据俞樾校改。参见：汪荣宝. 法言义疏[M]. 北京：中华书局，1987：264。‘若此，则史也何异？’曰：‘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5]264这三个考题实际上是一个整体，考查举子们对这三个考题回答的衡量标准，即他们能不能依照考题的提示，揣摩出天子的用意所在②殿试的题目名义上由皇帝所出，即所谓的“内出”，而实际上是由出题官代拟，经皇帝的审核方能通过。参见：祝尚书. 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90。，并从不同角度做出解答。而此命题用意所在，也正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天子特加关注的问题。那么，这三个考题所由以生发的中心论题，即天子的用意究竟是什么？概括地说，便是“一点两翼”。“一点”即如何治天下、保天下，“两翼”则为天命和人事。

鼎是青铜礼器中至为重要的一种，具有明尊卑、别上下的等级象征和标志功能。周制天子用九鼎，九鼎作为王权的象征，并由此而附会出夏禹或夏后启以九州所贡之金（青铜）铸造九鼎的故事，“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3]1868。所谓的“远方图物”“铸鼎象物”，西晋杜预解释说：“图画山川奇异之物而献之”“图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备之”[3]1868。由前所引《左传》文字来看，这里所说的“物”即指“螭魅魍魉”，也就是各种各样的精怪而言，这其实是对鼎上何以有各种兽面纹的一种解说。

在《左传》中，王孙满叙述这一故事的目的并不在于解说九鼎的由来，而是借此来指斥楚庄王对周室王权的觊觎之心，因为楚庄王问鼎的用意就在于凭借自己的强大武力，“示欲逼周取天下”[3]1868。而王孙满的答语则强调了持有王权的关键为“在德不在鼎”。在叙述九鼎的故事后，王孙满接着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3]1868

“天祚明德，有所厎止”的意思是“上天赐福于明德之人，必有所固定，非随时可变者”[6]，这主要表明了两个观念：其一，王权的合法性和延续性由上天赐予，这一观念既表明了上天较之于世俗王权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和权威性，同时，藉由上天的此种地位，而赋予了世俗王权以神圣的合法性，亦即天命。其二，天命虽然“有所厎止”，不可凭恃人力妄加改变，但天命亦非恒定不迁，得天命者，尚须守天命。能否守得住天命的关键，即在于“德”，故《左传》中“铸鼎象物”故事所表达的观念，就是以王权为核心，展开对天命与人事间关联的思考与阐说。

《铸鼎象物赋》题意既明，便可进一步推知后二题的重点所在。大略来说，《天险不可升诗》重天命，《以人占天论》更强调人事。

何谓“天险不可升”？曹魏时期王弼的《周易注》说：“不可得而升，故保其威尊。”[4]42孔颖达在《正义》里进一步解释道：“言天之为险，悬邈高远不可升上，此天之险也。若其可升，不得保其威尊，故以不可升为险也。”[4]42其中，“升”即“登”，上天因“悬邈高远”不可登攀，故能保持威势与尊崇，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先秦时期“绝地天通”的故事：

《尚书·吕刑》中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伪孔《传》亦云：“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言天神无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8]颛顼也罢、尧也罢，“绝地天通”的实质就在于严格区分神与人的位格，使得人不可上登于天，从而保证了天的绝对超越与无上权威。

至于《法言》中所说的“以人占天”，吴祕《注》：“以天占人者，观天以见人事也；以人占天者，因人以知天意也。”[5]265司马光《集注》：“史考察象数，知人事之吉凶；圣人修人事，知天道不能违。”[5]265他们强调的“因人以知天意”，以及“修人事知天道不能违”，也正是《左传·桓公六年》中的“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3]1750，以及《尚书·泰誓》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一句话，就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9]181。惟有“修人事”，方能“得天命”，前引《左传·宣公三年》中说“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杜预注云：“民无灾害则上下和而受天佑”[3]1868，说的也同样是这个意思，所以作为持有天命关键的“德”字之内涵，归根结底，也就在于“敬天保民”四字而已。

那么，宋真宗又为什么要出这样一组考题，其中是否有时代背景方面的因素？

二、《铸鼎象物赋》残句之天命理趣

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三日，宋真宗在崇政殿西序对辅政大臣们叙说了一个颇为神奇的事件，他追忆说，就在前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半夜，当他刚刚就寝之时：

忽一室明朗，惊视之次，俄见神人，星冠绛袍，告朕曰：“宜于正殿建黄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朕竦然起对，忽已不见，遽命笔志之。[10]1518

于是，以此天书为起点，即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掀起了绵延于真宗朝此后数十年轰轰烈烈的运动。大中祥符元年四月，开始于开封西北天波门外修建规模宏大的昭应宫以供奉之；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真宗率百官携之亲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月，又携之西祀后土地祇于汾阴。……这确如《宋史·真宗本纪》所载“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引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11]172。以大中祥符五年而言，与之相关的事件有：

正月庚戌，王旦撰祀汾阴坛颂、王钦若撰朝觐坛颂、陈尧叟撰亲谒后土庙颂成，并加特进、邑封[10]1756；七月己巳，宋真宗谒玉清昭应宫，谢天书阁神光之应[10]1774；八月丙午，江淮发运使李溥奏道场有神雀、异光、庆云之瑞，诏丁谓驰往醮谢[10]1779；十月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据天尊自言，为赵氏之始祖。宋真宗遂追尊其为始祖，供奉于玉清昭应宫，进行了一系列的祭祀活动[10]1797。这种种引天命以自重的行为，自然是为了竭力证明和鼓吹赵宋皇权的受命于天，世祚永存。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此次殿试命题的用意所在了。

徐奭的殿试答卷没有流传下来，所幸欧阳修《归田录》中保存了他《铸鼎象物赋》中的两句：

真宗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每御崇政赐进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试文辞有理趣者，徐《铸鼎象物赋》：“足惟下正，讵闻公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遂以为第一。[1]17

徐奭因这两句深有理趣，而被真宗钦点为状元。那么，这两句的理趣又究竟体现在哪方面呢？欲明此点，先需知典故出处。

“足惟下正，讵闻公餗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典出《易·鼎》。《易·鼎·九四》云：“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4]61，“足惟下正，讵闻公餗之欹倾”正是反用此典。“铉乃上居”一语的来源则是《易·鼎·上九》之《象传》：“玉铉在上，刚柔节也。”[4]61也就是说，徐奭此篇《铸鼎象物赋》是将《周易》“鼎卦”的义理巧妙地与《左传》中的“铸鼎象物”故事结合在一起，并由此而赋予“铸鼎象物”一词全新的含义。“铸鼎象物”中“象物”的本义，前文已述，是“图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备之”。而徐奭则以“鼎卦”义理解之，按《易·鼎》云：“鼎，元吉，亨。”孔颖达《正义》：“然则鼎之为器，且有二义：一有烹饪之用，二有物象之法，故《彖》曰：‘鼎，象也。’明其有法象也。”[4]61所谓的“物象之法”，是说鼎自身之形象，成为万物所取法之对象，徐奭赋中所存的这两句，显然合乎此义。这正是徐奭以《易·鼎》义理，别赋“象物”以新义的一大明证。而此思路，无疑是极为别致的。

取径之巧，犹属小技，是否切合题旨，方为关节所在。《杂卦传》中释革、鼎二卦卦义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4]96革卦卦义为变革，《易·革·彖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4]60上至天地自然，下至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无不处在不断变革之中，此即“去故”。鼎卦的“取新”，则是革命后的巩固天命、立制垂统。王弼《周易注》云：“鼎者，成变之卦也。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焉。”[4]61范仲淹在《易义》中也强调了这一意旨：“鼎，以木顺火，鼎始用焉，圣人开基立器之时也。夫天下无道，圣人革之。天下既革而制作兴，制作兴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故取为义，表时之新也。”圣人顺乎天道而革旧命之后，则自需“改正朔，变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务”[12]。在诸种制器立法中，又以“立成器而鼎莫先焉”，因为鼎既是得天命之象征，《易·鼎·彖传》云“圣人亨以享上帝”，王弼注云：“亨者，鼎之所为也。”“去故取新，圣贤不可失也。……天下莫不用之而圣人用之乃上以享上帝。”[4]61同时又如前引《正义》“故《彖》曰：‘鼎，象也。’明其有法象也”所指出的，是为万物立法之依据所在，所以鼎正是以其兼具得命、立法二义于一体，而最适于成为圣人“其命维新”、创世垂统的表征。因此，徐奭此题之取径，既顺应于真宗朝对受命于天的证明与鼓吹，同时又符合宋真宗时代的另一特点，亦即如所熟知的，北宋的“祖宗之法”，各项典章制度，“其定型与巩固，也大多是在这一时期”[13]290。事实上，这样的创世垂统观念，不仅是宋真宗，也不仅是徐奭，而是当时士大夫集团所共同秉持的想法，即“今国家三圣相承，五兵不试，太平之业，垂统立制，在兹辰也”[14]，“国家创业将四十年，陛下绍二圣之祚，精求至治，若守旧规，斯未尽善，能立新法，乃显神机”[15]。当我们联系真宗朝的如上实际时，自然就可以发现，徐奭之以鼎卦义理破题，正是最能标明那一时代的特征。

三、《铸鼎象物赋》残句之人事理趣

正如此前所指出的，《铸鼎象物赋》的题意在于对天命和人事间关联的阐说。徐奭此赋，又是从哪个角度来论述人事的呢？欲明此点，还得回到“足惟下正，讵闻公餗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这两句上来，以期能窥一斑而知全豹。

徐奭这两句，纯从臣下角度立论。大意是说，只要王臣能持正威重，天子自然就能稳居上位，“鼎玉铉，大吉，无不利”[4]61，则也自能江山永固，天命永保。这两句的理据，在于鼎卦《彖传》中的“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王弼注解说：“去故取新，圣贤不可失也。”[4]61要想去故取新，则必得依恃圣贤之人以为辅佐，而且“养圣贤贵多，故言‘大亨以养圣贤’”[16]。句中“讵闻”“实取”，用词极重，语势斩截，正是强调了圣贤的重要作用。这两个词的理据，出自鼎卦《彖传》中的“巽而耳目聪明”，王弼注：“圣贤获养，则己不为而成矣。”[4]61孔颖达《正义》阐发说：“言圣人既能谦巽，大养圣贤，圣贤获养则忧其事而助于己明目达聪，不劳己之聪明，则不为而成矣。”[4]61只要天子能大养圣贤，任用众多王臣，就可以做到无为而治、天下太平。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天子创世垂统所需依恃的圣贤呢？这就要注意到其中的“下正”“威重”二词。这两个词，实由鼎卦《象传》中的“君子以正位凝命”一句转化而出。“下正”即“正位”，“威重”扣“凝命”。什么是“正位凝命”？王弼解释道：“正位者明尊卑之序也，凝命者以成教命之严也。”[4]61孔颖达《正义》：“君子以正位凝命者，凝者，严整之貌也。鼎既成新，即须制法，制法之美，莫若上下有序，正尊卑之位，轻而难犯，布严凝之命，故君子象此以正位凝命也。”[4]61“下正”“威重”一方面固指王臣若负重责，则必得有相应之能力，《易·系辞下》有云：“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4]88另一方面，“下正”“威重”的着重点，更在于“上下有序，正尊卑之位”，也就是王臣对于天子的绝对服从。那么，这两句的含义又为什么能大得宋真宗的垂青呢？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将“足惟下正，讵闻公餗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两句的含义归纳为诸要点：其一，王朝如欲江山永固，天命永保，关键在于大养圣贤之才以为依恃。其二，只有能“明尊卑之序”“成教命之严”者，也就是绝对服从君上、严格执行教令的人，才能被称为圣贤之才。其三，天子任用圣贤之才，可做到无为而治。这显然有道家思想的影响所在。因为王弼本就为魏晋玄学的领军人物，他的《周易注》便是援道入儒的典型产物。

联系真宗朝实际，就可清晰地获知，如上几点和宋真宗的用人政策，正可谓若合符契了。宋真宗于景德三年（1006）曾云：

朕观古今事，若君臣道合，上下一心，何忧不治？今四方无虞，卿等宜谨守经制，审于出令耳。[10]1426

治政之要即在于“君臣道合，上下一心”，而这所谓的“上下一心”，也自然更是侧重于臣下对于君上的服从。邓小南曾分析宋真宗用人的两个趋向，其中之一正是：

注重所谓“大臣体”，在真宗心目中，李沆、毕士安、王旦等以赤诚著称；王钦若则“委曲迁就，以中帝意”，丁谓善于揣摩迎合，冯拯“论事多合帝意”，向敏中是淳谨温良。自信不足而注重权威的真宗，在这些人臣面前无疑感觉到作为“人主”的威势。[13]310

同时，宋初立相，谋主断国多重厚质实之士，遂养成“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修重厚笃谨之行而贱振奇跅驰之才”的风气[17]。真宗朝的宰执之臣，如李沆“方严重厚[18]、王旦“务遵守法度”“未尝廷争”[10]2073、向敏中“端厚恺悌”[10]2186、吕端“为相持重”“以清静简易为务”[10]811、沈伦“有祗畏谨守之美”[11]9114、张宏“循谨守位”[11]9194，其中的“方严”“重厚”“端厚”“持重”“祗畏谨守”“循谨守位”，岂不正是《易·鼎》里头的“正位凝命”，也就是徐奭所言之“下正”“威重”？而此种重厚质实风气的形成，又和宋初诸帝崇尚黄老无为之说的政治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郭学信就此指出：

北宋是上承唐末五代约两百年的军阀割据混战之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适应大乱后恢复社会经济和稳定统治政权的需要，宋初三朝统治者都表现出对道教的尊崇，在政治上推行黄老之术，崇尚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特别盛行。……真宗继位后，在政治上也是大行黄老之道，称赞“《道》《德》二经，治世之要道”。他说：“希夷之旨，清静之宗，本于自然，臻于妙用，用之于政，政协于大中；用之治身，身跻于难老；施于天下，天下可以还淳；渐于生民，生民生其介福。”表现出对清静无为黄老思想的极端推崇。[19]

徐奭的以鼎卦王弼《注》、孔颖达《疏》作为《铸鼎象物赋》中这两句的意旨，也可说正是应了宋真宗之好。

四、结 论

在明了宋真宗的用人方针之后，继续联系真宗朝天书事件作进一步分析，自《大中祥符》三篇降世后，一方面是绵延十数年的轰轰烈烈、举国若狂的运动，另一方面是有识之士对此运动不绝于耳的批评之声。其中反对最为有力者，也包括了徐奭此次省试的考官龙图阁待制孙奭和翰林学士晁迥。《曲洧旧闻》卷一中记载说：“祥符中天书降，有旨云：‘可示晁迥。’迥云：‘臣读世间书，识字有数，岂能识天上书？’”[20]而当宋真宗以天书事问孙奭时，孙奭更是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10]1699并数次上疏论天书及与此相关诸事之不可行：

语气之剀切激烈，实已无任何调节之余地。他如龙图阁待制戚纶，亦于大中祥符年间上疏宋真宗论此事，于此文繁不具引。

这不绝的反对之声，与宋真宗所希求的“君臣道合、上下一心”大相径庭，自然极不利于引天命以自重的施政方针。因此，在徐奭中状元的这一年八月，宋真宗曾经将所做《祥瑞论》赐予辅臣人手一册，并认为这是专门针对有关“朝廷崇奉祥瑞”的内外议论而作[10]1780。时隔两月之后，宋真宗更是特撰《崇儒术论》和《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其中就突出申说了治理国家时所应遵循的君臣之道：

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为君之难，由乎听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或君以宽大接下，臣以诚明奉上，君臣之心，皆归于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达理，先王之成宪，犹指诸掌，孰谓难哉？[10]1798

反复强调臣下的“忠直”和“诚明奉上”，恐怕不能不说有着针对上述的种种内外议论而发的意图所在。虽然《祥瑞》《为君难为臣不易》诸论所作时间均在徐奭中状元之后，但从中不难看出，自天书降世以来，如何同一物议，使臣下服从君上、执行教令，以期达成之目的，是宋真宗所特加关注的问题。因此，徐奭《铸鼎象物赋》中的“足惟下正，讵闻公餗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尤其是其中的“下正”“威重”二词，自然深合圣意，而被认为是大有理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