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啸波

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其前身为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6月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建社伊始， 我社就十分重视线装书的出版：成立了影印组，专门影印各种古籍善本，均以线装的形式出版。另有少量为铅字排印的线装本。

“一书难求”的老版本

1957年至1959年3年间，我社出版了约30多种线装书。如元刻《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1957）、明刻《古本董解元西厢记》（1957）、《梁任公诗稿手迹》（1957）、《顾云美卜居集手迹》（1958）、宋刻《艺文类聚》（1959）、《中国古代版画丛刊》9种（《历代古人像赞》《忠义水浒传插图》等，1958—1959）、《中国古代科技图录丛编》4种（《天工开物》等，1959）、《明清民歌时调丛书》3种（《白雪遗音》等，铅印，1959）等。

1959年，线装本《东坡乐府》参加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举办的“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艺文类聚》于1960年参加了意大利、希腊、阿根廷三国的图书展览会。这套线装《艺文类聚》据上海图书馆所藏该书国内仅有的宋刻本影印，两函十六册，当时定价高达120元，一共只印了630套，非常稀见，现孔夫子旧书网仅见过一套，标价4.4万元。

1960年至1965年6年间，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出版线装书约40多种，如《天一阁蓝格本正续录鬼簿》（1960）、《中国古代版画丛刊》9种（《元明戏曲叶子》《列仙全传》等，1960—1961）、《宋本十一家注孙子》（1961）、《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10种124册（《楚汉春秋》《劝善金科》等，1961—1964）、宋龙舒本《王文公文集》（1962）、抄本《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62）、《徐光启手迹》（1962）、《槃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1963）、《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1963）、《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图》（1965）、《天一阁藏明方志选刊》4种（《弘治易州志》等，1965）等。

1964年，《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和线装本《艺文类聚》参加了日本东京、大阪、北九州举办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

1957年至1965年9年间，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线装书以戏曲小说、散曲民歌、古代版画、名人手迹为主要特色。这与著名学者、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的倡导有很大关系。《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就是郑振铎亲自编纂的，影响较大，前者印制尤为精美。说来惭愧，30年后的上世纪90年代，我协助徐小蛮老师编辑出版《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二编》，采用普通胶版纸印刷，精装9册，质量逊于前编。这也是受当时客观条件所限。

这里再补述一件几乎被人遗忘的旧事：我社曾经影印过《永乐大典》。我先是从两篇回忆文章里获悉我社影印元老丁英桂先生曾经主持影印《永乐大典》，影印“老法师”陈善祥先生也参与了。可奇怪的是，在我社各种书目里都不见该书。一查才知《永乐大典》所署出版单位为“中华书局”。翻查社史后得知此书是当年北京中华书局委托我社影印。《永乐大典》的影印从1959年开始，到1964年结束，共出版728卷，17000余页，202册，分装20函，数量远超《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是我社迄今为止所做规模最大的一套线装书。1959年，我社还将苏联归还我国的《永乐大典》（卷2345—2347）按原样做了一册仿制本，包背装，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用书，出版单位也是中华书局。既然署中华书局，自然不能算我社出版，但我社前辈们的功绩不应被忘却。

1966年后，我社出版业务一度停顿，不再出版线装书。但由于毛主席爱读线装书，所以从1972年初到1976年9月，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奉命印制了许多线装大字本，一共印了129种，每种印数较少。这些线装大字本后被收藏家们称为“红色善本”，在收藏市场很是受宠，如大字本《李太白全集》，四函三十四册，价格曾高达11万元。

1978年1月，我社恢复建制，改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线装书迅速恢复出版，到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共计出版线装书140余种，是个高峰。如：《清人别集丛刊》19种（《楝亭集》《通志堂集》等，1978—1985）、宋蜀刻本唐人文集5种（《张承吉文集》《孙可之文集》等，1979—1982）、宋刻《唐鉴》（1980）、宋刻《后山居士集》（1982）、宋刻《钜宋广韵》（1982）、《徐光启著译集》18册（1983）、元刻《文心雕龙》（1984）、宋刻《新定三礼图》（1985）、《林则徐书札手稿》（1985）、《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85种120册（1986）、《宋本方舆胜览》（1986）、《鲁迅辑校古籍手稿》6函（1986）、《张元济友朋书札》（1987）、《郑振铎先生书信集》（1988）、《宋人佚简》（1990）等，以影印宋元明清古籍善本为主，侧重宋本、清本、戏曲、名人手迹，主要供学界研究之用。其中《清人别集丛刊》和《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是亮点。前者选收清代名家文集之精刻本，后者收录明清传奇85种，有50余种是孤本。

这里说两件我从老同事那里听来的逸事。第一件：早期我社向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借用古籍善本做底本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的，出版社向图书馆借古籍善本，只需馆长同意，或者由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给图书馆打电话或发文。第二件：我社影印宋蜀刻本唐人文集，是向北京图书馆借的宋本。原影印编辑室编辑府宪展先生说：“当时是影印科科长陈善祥老先生和我一起去北京图书馆商借底本。馆方起初已同意将要借的宋本一次全部出库。善本部主任李致忠说‘北图一家一当都在这里了，万一出事不得了，后来分两批由北图人员押送来沪，并全程监督。”宋本多是国家一级文物，攜带外出，按规定不准坐飞机，只能乘软卧，并且要把整个软卧包厢包下来，不许有外人。宋蜀刻本到沪后，被送到我社自己的工厂——上海古籍印刷厂照相车间拍摄。原古籍印刷厂厂长顾友杰先生说：“厂里预先准备好保险箱，宋本就存放在保险箱里。每次拍摄时取出，拍摄好放回。北图工作人员始终在一旁监督。”接下来的十年，因多方面原因，线装书出版很少，仅有《明清名人刻印精品汇存》（1992）、《爱眉小札》（徐志摩，1999）两种而已。

面向新时代营造新气象

跨入21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线装书再兴，并一改过去专门影印古书的传统，开始面向市场，走大众路线，出版了一大批比较畅销的新式线装书，如图文本系列有《唐诗三百首图文本》（排印，2001）、《唐宋词三百首图文本》（排印，2001）、《四美堂诗书画评——唐诗三大家写意》6种（排印，2007），彩绘画册系列有《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2000）、《戴敦邦新绘水浒传》（2004）、《戴敦邦绘红楼梦人物集》（2005）、《华三川绘新百美图》（2002）、《汪观清新绘三国演义》（2003）、《傅抱石绘毛泽东诗意画册》（2004）等，巾箱本系列有《书韵楼丛刊》14函（排印，2002—2005），小说系列有《绣像批评本四大名著》（排印，2013），词系列线装典藏本有《南唐二主词》（2013）等4种，均颇受读者欢迎。

这一阶段，上海古籍出版社线装影印古籍也调整了方向，不再偏重学术，而是挑选带有精美图画的古书，如《明闵齐伋绘刻西厢记彩图·明何璧校刻西厢记》（2005）、《凌刻套板绘图西厢记》（2005）、《萧云从太平山水诗画》（2009）等，可以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社线装影印版画书传统的回归。

2014年后，上海古籍出版社线装书又重新返回传统的古籍影印。随着古籍数字化的发展，获取古籍善本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方便，故简单的影印，已没有太大吸引力。上海古籍出版社改变思路，选取版刻精美而兼具可读性、趣味性的古籍影印出版，以求雅俗共赏。为此，我们出版了《返生香》（2014）、明刻套印《艳异编》（2014）、清刻套印《李长吉集》（2015）、明刻套印《唐诗艳异品》（2016）、明刻《茅评套板绘图牡丹亭》（2016）等，这批书，我社内部称之为《书韵楼新刊》，甫一出版，即受到读者喜爱，市场反响良好。另外，影印古籍善本则有《宋蜀刻本唐人文集》3种，彩色画册则有《清宫戏画》（2015）、《梦影红楼》（2017）等。

沿着《书韵楼新刊》的思路，201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策划《版刻雅韵丛刊》，拟集中选择一批版刻精美的经典名作出版，试图让线装书走入寻常百姓家，让古雅线装书融入现代生活。我们首先选择在中国雕版书籍史上最美观的套色印本，即明代吴兴闵、凌两家族所刻印的双色或多色套印的书籍。闵、凌刻本内容多为古代名家名作，字体秀美，版式疏朗，加之朱红色圈点，有断句，书眉、行间和文末又有评语或解说等，色彩灿然，醒心悦目，所以特别适合一般读者阅读、欣赏和收藏。此套丛刊推出后，很快受到读者青睐和追捧。现已出版《闵刻套印文致》（2019）、《凌刻套印苏长公小品》（2020）、《凌刻套印陶靖节集》（2021）《凌刻套印王摩诘诗集（2021）、《凌刻套印孟浩然诗集》（2021）、《凌刻增图西厢记》（2022）、《闵刻彩印西厢记图》。

回顾上海古籍出版社60多年来的线装书出版歷程，虽时有间断，然从未放弃，每一时期又都有其特色，并非固定一个模式，总能随着时代发展而有所调整，有所变化，以期更好地为学界和读者服务。今后我们会继续努力，将线装书这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传承下去，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