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墨

1966年2月27日，费城霍姆斯伯格监狱对黑人囚犯进行人体实验

“没有任何借口，我们正式向那些遭受这种非人道和可怕虐待的人，表示诚挚的歉意。我们也很抱歉，花了太长时间才听到这些话。”10月6日，美国费城市长吉姆·肯尼就该市霍姆斯伯格监狱在上世纪对黑人囚犯进行的不道德医学实验一事，公开道歉。

从1951年到1974年，费城市政府允许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员阿尔伯特·克利格曼博士在当地的霍姆斯伯格监狱里，挑选大约300名黑人囚犯，进行皮肤病学、生化和药物实验。

为了使这些黑人囚犯的身体更加满足实验所需的条件，克利格曼和他的团队故意让这些黑人囚犯接触病毒、真菌、石棉和化学药剂，其中就包括无色无味、毒性极强的二噁英。克利格曼的人体实验，给这些黑人囚犯的余生留下了严重的健康问题。

1951年，霍姆斯伯格监狱爆发了脚气病。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担任皮肤病学教授的克利格曼，应邀来到霍姆斯伯格监狱给囚犯们治脚气病。

费城霍姆斯伯格监狱

首次光临霍姆斯伯格监狱的克利格曼，其心思并没有专注在治疗脚气病上，而是看到能够让他事业更上层楼的“契机”。“我在我面前看到的只是皮肤。这就像一个农民第一次看到肥沃的土地。”克利格曼回忆他第一次进入霍姆斯伯格监狱的感受。

在他看來，监狱里的囚犯非常适合成为他研究皮肤病的对象—这些黑人囚犯是一个低风险和数量丰富的实验群体。为了能够成功打入霍姆斯伯格监狱进行实验，克利格曼在监狱里开了家药店。

在霍姆斯伯格监狱，至少有75%的囚犯最终被用于人体实验。

在经营药店的幌子下，克利格曼得以定期出入监狱，并暗中开展他的人体实验。他曾透露，实验开始直至很多年之后，美国当局才察觉到他在霍姆斯伯格监狱进行人体实验。

1951年，克利格曼刚开始在霍姆斯伯格监狱进行人体实验的时候，霍姆斯伯格监狱的黑人囚犯数量仅占该监狱囚犯的两成；到1955年左右，黑人囚犯几乎占监狱人口的50%；截至1974年克利格曼的实验结束之时，黑人囚犯占霍姆斯伯格监狱人口的近85%。

皮肤病学教授克利格曼

有媒体统计，在霍姆斯伯格监狱，至少有75%的囚犯最终被用于人体实验。据称，1951年到1974年期间，霍姆斯伯格监狱利用这些黑人囚犯的身体，测试了250多种不同的化合物。

在该监狱从事扫盲教育工作、后来出书揭露实验黑幕的霍恩布鲁姆，曾目睹那些黑人囚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研究人员涂抹了二噁英。或许那些黑人囚犯不知道，当年在越战当中，为了打垮越南人，美军在越南各地投放约2000万加仑含有二噁英的橙剂，此举直接导致40万越南人死亡、200万越南人罹患癌症等疾病。

除此之外，霍恩布鲁姆还看到，有些黑人囚犯在使用克利格曼的实验药水之后，精神出现了恍惚，时常忘记自己的名字，走路也分不清方向。如今那些活着的黑人囚犯，依旧饱受着该实验带来的终身副作用，包括疤痕、皮疹、脓疱、手脚大量肿胀、精神疾病等。

其实，霍姆斯伯格监狱的丑闻，只是美国医学界残害黑人身体的冰山一角。

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就属于美国医学种族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该项实验正式名称为“对黑人男性进行的塔斯基吉不予治疗梅毒实验”，它由美国公共卫生局和塔斯基吉大学合作进行。这项实验从1932年启动，一直持续到1972年，整整40年。

在美国公共卫生局的欺瞒和诱惑下，600多名黑人稀里糊涂成为这场实验的“小白鼠”。自始至终，这些罹患梅毒的被试验者，都没被告知他们已经罹患梅毒的实情—他们被告知他们患的是败血症，而这场实验正是为了治疗他们的败血症而开展的。

1932年，在实验启动之初，梅毒还是无药可医的绝症，不过到1947年，青霉素被医学界验证，能够有效治疗梅毒。但该实验的研究者为了实验能够按原规划进行下去，故意不对这些梅毒罹患者给予有效的治疗。这场实验开展的40年期间，共有128名实验参与者死于梅毒和相关并发症，其中有40名妻子感染、19名子女获得先天性梅毒。

在塔斯基吉梅毒实验中，医生从测试对象身上抽血

在人体实验当中，无论是霍姆斯伯格监狱的黑人囚犯，还是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黑人佃农，他们都有着共同属性，那就是贫穷和文盲。贫穷的他们没有任何资源，也没有更多选择，人体实验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金钱和选择。

据说，按当时费城监狱的规定，除非犯了十恶不赦的罪，如果囚犯能够支付设定保释金的10%，他们就有希望提前结束刑期。

当时，大多数关押在霍姆斯伯格监狱里的黑人囚犯都还没被定罪。他们希望在候审期间通过支付足够的保释金，而得以保释，或者攒够足够的钱来支付律师费。

在一次实验当中，囚犯往往会获得大约30至50甚至高达800美元的津贴。面对高昂的保释金和律师费，这笔钱对于身处囹圄的黑人来说，简直就是他们自由的曙光。因此与其说，这些黑人囚犯为了金钱献身于人体实验，不如说是为了自由。然而，依靠残害身体而换来的自由，又能走多远呢？

相比克利格曼，美国公共卫生局给那些参与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黑人画的“饼”更大。美国公共卫生局承诺，参与这项实验的人，以后将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保健服务，以及餐点、丧葬保险等福利。

获得免费医疗保健服务，对于当时美国很多黑人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同时，为了诱使更多黑人来参加这项实验，美国公共卫生局不仅特意选择与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塔斯基吉大学一起合作完成此项实验，而且将实验目的地定在亚拉巴马州梅肯县—因为当地是黑人佃农聚集地，又非常贫困。

其实，诱使黑人来参加人体实验的背后，有着根深蒂固的医学种族主义。虽然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度，但是种族歧视的理念从未得到根除，反而深植于白人骨髓当中，其中医学种族主义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接受霍姆斯伯格监狱人体实验的非裔囚犯

在一次实验当中，囚犯往往会获得大约30至50甚至高达800美元的津贴。

很多美国白人总是自以为自己比黑人优越，他们的科学和医学，也非常乐意加强这种等级制度。在为黑人实验道歉之时，费城市长肯尼说：“虽然这发生在几十年前，但我們知道，这种医学种族主义做法的历史影响和创伤延续至今，已经毒害了好几代人。”

在那些白人的伪医学观念当中，他们认为黑人头脑简单、生殖器发达，有着无法满足的性欲，从而是传播梅毒等性病的罪魁祸首。在很长时间内，美国公共卫生局认为塔斯基吉梅毒实验是“自然研究”而不是实验。

因此，当时在美国公共卫生局看来，此项医疗实验对于那些黑人来说，是个受益机会，绝非种族压迫。

在医学种族主义的观念下，那些专家认为，黑人的皮肤比白人更厚，更能承受疼痛，需要的疼痛管理也更少，因此更适合进行人体实验。就是在这种畸形的医学观念下，“妇科学之父”马里恩·西姆斯在1840年代，在没有使用麻醉的情况下，对一名美国黑人女性施行了多达30次手术，该女性最终因为手术感染而死。

另外，为了研究儿童破伤风的成因，同样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马里恩·西姆斯用鞋匠的锥子插入黑人孩童的头骨中。

虽然实验停止了，但追责的过程是漫长且复杂的。

1998年，目睹过霍姆斯伯格监狱人体实验的霍恩布鲁姆，出版了《皮肤的英亩：霍姆斯伯格监狱的人体实验》一书，详细揭露了克利格曼这场泯灭人性的人体实验。同年，那些曾被实验的囚犯，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费城内科医师学院附近，抗议相关机构给克利格曼颁发医学荣誉称号。

2000年，近300名囚犯集体对曾经主导或者赞助该实验的人员和机构（包括克利格曼、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政府、陶氏化学、强生和常春藤研究实验室）提起了诉讼，要求赔偿和道歉。然而，法院却以诉讼时效过期为由驳回该案。该实验丑闻直到“弗洛伊德之死”事件爆发之后，才迎来真正的追责。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这场抗议浪潮之中，过往因种族歧视导致的陈年旧案也得以重见天日。美国各个城市开始就历史上的种族主义政策或不当行为，进行一系列反思与道歉。

202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正式向当年霍姆斯伯格监狱人体实验的受害者道歉，并撤销了克利格曼在该校的相关荣誉。紧接着，今年10月6日，费城政府也正式为此事道歉。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启动40年之后，才被叫停。1972年，美国公共卫生局的雇员彼得·巴克斯顿将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黑幕捅给媒体。美联社记者让·海勒在1972年7月，正式曝光此事，立马激起了公愤，该实验也因此被迫终止。

1973年，美国国会为该实验举行了听证会。次年，该实验幸存者以及死者的继承人，获得了1000万美元的庭外和解。美国政府也承诺，该实验幸存者立即有权获得免费的医疗，他们的家人也能享受一定的免费服务。

1997年，那些黑人在65年之后，终于等来了美国总统的道歉。时任总统克林顿道歉说：“这些实验本不应该发生，但是它却发生了。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是令人羞愧的。对于我们的非洲裔美国公民，我再次为联邦政府实施了这样一个带有明显种族主义的实验感到抱歉。”

在反种族歧视运动下，2018年，纽约市政府被迫拆除了矗立在中央公园的马里恩·西姆斯的雕像。当时，纽约曼哈顿副区长马修·华盛顿评价道：“将西姆斯称为英雄显然不合适，也是不允许的。”

从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霍姆斯伯格监狱实验的罪孽，到克林顿总统、费城市长先后道歉以及拆除西姆斯雕像，再到黑人弗洛伊德之死，美国白人对黑人似乎在重复着“犯罪—道歉—犯罪”的怪圈。

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喊出“我有一个梦”。如今看来，他这个梦还需要做很久。

责任编辑吴阳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