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春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225)

唐代岭南贬谪文人是历代贬谪文人中特别值得关注的群体，学界关于这一群体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对于他们贬入岭南所创作驿道诗还未有专门探讨。驿道诗是古代诗歌研究的新领域，近20年来逐渐受到关注，涉足其中的研究者不少，其中以李德辉与吴淑玲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本文的驿道诗概念即综合了他们关于驿道诗的界定，定义为以驿道为诗歌创作场景或涉及对象的诗歌，包括诗人在驿道，驿道附属设施如驿站、驿馆等创作的诗歌。岭南地理位置特殊，迥异于中原的自然及人文环境，强烈冲击唐代岭南贬谪文人感官与心理，引起其情感与心态变化，这种变化明显体现在他们的岭南驿道诗中。因此，分析唐代岭南贬谪文人的驿道诗，可以深入了解这个群体对岭南的情感态度。

一 、五岭之界与度岭之诗

岭南即五岭之南。而对五岭所指，迄今仍未有统一意见，一般指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四省边界处的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岭。五岭阻隔，导致岭南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与北方迥异，因此，五岭既是地理的也是文化的分界标志。在中国古代，以汉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一直处于强势的中心地位，周边文化则相对落后，处于弱势的边缘位置，被贬称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岭南正是南蛮之地，其地处遥远的南方边陲，长期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加之五岭阻隔，很少与中原接触与交流。大部分处于社会文化中心位置的文人士大夫对岭南的印象偏于负面，存在岭南恶地的刻板印象。唐史家杜佑《通典·南蛮下》将岭南列为荒服，曰：“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以前，是为荒服。”[1]上古以天子所在帝都为中心，依教化水平高低，向外以千里递分方式顺次划出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五服序列。岭南在《荀子·正论》中列为要服[2]，唐代则降为荒服，可见岭南在唐人心目中的位置。当时即便是赴任官员也对岭南心怀畏惧，如贞观初，唐太宗让才兼文武的卢祖尚前往交州，卢祖尚因畏惧而违君命，“祖尚拜谢而出，既而悔之，以旧疾为辞：‘岭南瘴病，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人不从，何以为天下!’命斩之于朝，时年三十余。”[3]当时就是讲究众生平等的佛教徒，也对岭南怀有偏见与歧视。如禅宗五祖弘忍对前来学佛的岭南人慧能说：“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4]且不管五祖的真实用意如何，他在众人面前顺口说出这话，也表明当时人对于岭南存在负面性共识。身居庙堂的士大夫文人对于岭南的偏见程度往往更深。唐代贬谪文人本是朝廷政治斗争的失败者，他们或因触犯皇帝遭贬，或因朋党之争失利被压。贬谪岭南，是他们人生中的一场灾难。他们走向岭南，也就是走向政治与文化的边缘。

唐代进入岭南的陆路通道主要是五岭之间驿道。据陈伟明先生考证，唐代进入岭南的驿道路线主要是岭南北路的郴州路、虔州大瘐岭路与桂州路。其中郴州路是唐代两京进入岭南最近的路线，虔州大瘐岭路则在张九龄打通梅岭后成为南北最主要通道[5]。唐代文人流贬岭南走的主要是郴州路的西京古驿道与虔州大瘐岭路的梅关古道。唐代岭南贬谪文人翻越五岭进入岭南时，作为分界标志的五岭便有了特殊含义。当他们跋涉过漫漫贬谪之路，到达岭南边界时就自然会产生不一样的心理感受。从政治文化中心到岭南荒服之地，这在唐代岭南贬谪文人心中足以形成断崖般的巨大落差。翻岭就是他们体验这种巨大落差的特殊时刻。对于大部分贬谪文人来说，走向岭南就像走向地狱，这种心情可从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好收吾骨瘴江边”[6]573的诗句中感受到。作为希望之地的北方，正随着他们的南下而越来越遥远。无论在心理上还是现实上，五岭都像刀子一样割裂他们的世界。于是，翻岭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它需要一种仪式，需要特别的表达，唐代岭南贬谪文人的度岭诗便在这种情境中应运而生。

唐代岭南贬谪文人留下了十多首度岭诗，这些诗的诗题中一般带有度、过、逾等字样。如宋之问《度大庾岭》《早发大庾岭》、沈佺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阎朝隐《度岭二首》、刘禹锡《度桂岭歌》、刘希夷《初度岭过韶州灵鹫广果二寺其寺院相接故同诗一首》、李绅《逾岭峤止荒陬抵高要》等。这些诗歌明显表现出一种南北分离的情感与意象，岭成为南北相分的象征。如宋之问《早发大庾岭》前半部分：“晨跻大庾险，驿鞍驰复息。雾露昼未开，浩途不可测。嵥起华夷界，信为造化力。歇鞍问徒旅，乡关在西北。出门怨别家，登岭恨辞国。自惟勖忠孝，斯罪懵所得。”[7]429-430“嵥起华夷界”，作为五岭之一的大庾岭强烈提醒诗人，前途多凶险，“浩途不可测”，“歇鞍问徒旅，乡关在西北”，北方故乡愈发不可及。怀乡思归、渴望北返与前途吉凶未卜、对死亡的恐惧两种情感同时爆发，岭的分隔与分界意义也就在这种对立性情感中强化与突出起来。诗人另一首度岭诗《度大庾岭》也同样强调南北之分：“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7]429魂向南飞，泪往北流，大庾岭如两个世界的无情边界。这种南北分裂情景，一样存在于其他唐代贬谪文人的度岭诗中。在这些诗中，或是岭内岭外各自开的梅，或是从南岭上折返北飞的雁，或是南北分流的河流等，这些意象都是从南北分界的五岭开始分裂的。当唐代贬谪文人遇赦北归时，一般也是越五岭而北返。在这种情形下创作的度岭诗，岭仍是分界的标志、转折的象征，只不过与南贬时进入苦难的象征正好相反，成为脱离苦难的象征。如张说贬入岭南后两年后遇赦北归，当他从西京古驿道翻越骑田岭时，怀着喜悦激动的心情写下《喜度岭》：“东汉兴唐历，南河复禹谋。宁知瘴疠地，生入帝皇州。雷雨苏虫蛰，春阳放学鸠。洄沿炎海畔，登降闽山陬。岭路分中夏，川源得上流。见花便独笑，看草即忘忧。自始居重译，天星已再周。乡关绝归望，亲戚不相求。弃杖枯还植，穷鳞涸更浮。道消黄鹤去，运启白驹留。江妾晨炊黍，津童夜棹舟。盛明良可遇，莫后洛城游。”[8]371诗人在此除了表达“见花便独笑，看草即忘忧”的喜悦外，还不忘抒发“盛明良可遇”的感恩之情。

在唐代贬谪文人度岭诗中，无论是戴罪南贬之悲还是遇赦北归之喜，岭都只是诗人触发情感的媒介，而非真正观照的对象。岭在诗中仅是一种南北分界的标志与象征，度岭诗中的景语着重描写、表达的，或是岭北的故乡，或是与京畿帝都相关的想象，或是诗人有意建构出来的关于岭南的种种险恶意象，而对于诗人在场的岭的真实景象，一般都被简略或忽略，亦或只是被压缩在标题之中。这种有意强调的象征意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诗歌意象之“隔”。

二 、在场之人与不在场之景

对于生活在北方的诗人来说，岭南异域风光无疑为他们的诗歌创作带来新鲜素材。但是，由于文化心理上的偏执与在情感体验上的疏离，唐代贬谪文人对独特的岭南世界态度淡漠。岭南地理位置独特，境内大山丘陵错综分隔，地区之间的自然物候环境与文人环境差异很大，往往“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因此，于初入岭南的唐代贬谪文人来说，岭南景观是新异多变的。岭南驿道如导游一样将岭南贬谪文人引导至异域的山程水泽，却最终没能激起他们的好奇之心，成为他们驿道诗创作的“江山之助”。岭南异域风光并没真正进入岭南贬谪文人眼中，成为他们的驿道诗中的景语。

唐代贬谪文人写下不少岭南纪行的驿道诗，如张说的《石门别杨六钦望》《端州别高六戬》《还至高州驿前与高六别处》《却归在道中作》等、房融的《谪南海过始兴广胜寺果上人房》、沈佺期的《度安海入龙编》《入鬼门关》《驩州南亭夜望》《早发平昌岛》《从崇山向越常》、宋之问的《早发始兴江口至虚氏村作》《入泷州江》《下桂江县黎壁》《下桂江龙目滩》《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发端州初入西江》《发藤州》《初至崖口》《入崖口五渡寄李適》《过蛮洞》《经梧州》等、杜审言的《旅寓安南》《度石门山》《南海乱石山作》、张均的《流合浦岭外》、韩愈的《韶州留别张端公使君》《同冠峡》《贞女峡》《次同冠峡》《过始兴江口感怀》《题临泷寺》等、刘禹锡的《酬马大夫登洭口戍见寄》、李德裕的《谪岭南道中作》《到恶溪夜泊芦岛》、柳宗元的《岭南江行》、李绅的《逾岭峤止荒陬抵高要》，等等。这些驿道诗记录了诗人贬入岭南的行迹，为后人研究其贬谪路线提供宝贵的历史材料。不过，这些驿道诗所含的地理信息极为有限，大部分诗歌除显示地名外，场景信息大都模糊不清，有的是虚构的，有的是扭曲的。宋之问是唐代贬谪文人中留下驿道诗最多的一位，现存有十多首。有研究者根据这十多首诗考证出宋之问两次流贬岭南的行迹线路。宋之问的这些驿道诗一般都有描写岭南山水景物片断，不过这些片断式描写并非是对诗人在场的实景的呈现，而是基于诗人当时的情感需要所裁剪或想像、幻化的景象。如宋之问两次至崖口，分别留下《初至崖口》与《入崖口五渡寄李适》。我们仅能从《初至崖口》得到“崖口众山断，嶔崟耸天壁”[7]382的模糊地理信息，而另一首则连崖口的模糊信息都没有。他的《发藤州》首句“朝夕苦遄征，孤魂长自惊”[7]555定下情感基调，以至于景物被扭曲为“魑魅天边国，穷愁海上城”[7]555。又如柳宗元被贬至岭南时所作的《岭南江行》：“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9]瘴江、黄茆、象迹、蛟涎、射工、飓母全非诗人在场亲见，这些意象完全是为了表达诗人心中无法排解的忧愁。再如李德裕《谪岭南道中作》“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10]5433、《到恶溪夜泊芦岛》“风雨瘴昏蛮日月，烟波魂断恶溪”[10]5434，这些景语与其说是对岭南奇异景物的呈现，还不如说是诗人内心对死亡的恐惧心理的外化。这种实景缺失或幻化，在唐代贬谪文人的驿道诗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很值得细细探究。

对于唐代贬谪文人驿道诗中实景缺失现象，美国汉学家薛爱华指出：“在唐代，那些初到南越的汉人很可能由于心有旁骛，而无暇分辨沿途的各种林地。”[11]这一说法切中肯綮。正是“心有旁骛”，令唐代岭南贬谪文人无法悦纳岭南，也就无法真切看见岭南面目。唐代岭南贬谪文人与其贬地岭南之间存在很深的隔阂。造成这种隔阂的原因有二：一是文化认知方面。如前所述，唐代岭南贬谪文人向来就对岭南怀有深刻的偏见，导致他们不能心平气和地面对眼前真实呈现的岭南世界，即使眼前景象独特，也无法令其欣赏与悦纳。陈恩维指出唐代的贬谪文人对岭南的书写表达出来的“人们关于岭南的地方感主要是蛮荒与边缘”[12]，这种印象首先表现在对空间的夸张和强化，如“畏途横万里”[7]423等。诗人对空间的夸张和强化既突出了地域的边缘性，同时也突出其蛮荒感。对岭南的负面认知就像一层幕布，遮挡了诗人的双眼，阻碍他们对真实岭南的客观观察，也抑制了他们探索岭南的兴趣。二是唐代贬谪文人遭贬的负面心态。贬谪岭南蛮荒之地给他们带来深刻的仕途败挫感，同时也带来文化上的弃置感。因此，“投荒”成为他们驿道诗中频繁出现的词，如“万里投荒裔，来时不见亲”[8]283、“去岁投荒客，今春肆眚归”[7]124、“投荒诚职分,领邑幸宽赦”[6]96等。他们在离家万里的南贬之路上强烈思念故乡与脱离文化母体后强烈渴望回归文化母体的情感，在向南延伸的驿道上被一同强化，从而增强了他们对岭南的排斥感。对此，尚永亮从心理学角度提出“悲情意识”的观点：“悲情意识”与心理学上所谓“分离焦虑”类似，亦即当人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旧事物、旧环境而面对陌生的新情境时，产生一种焦虑与不安，并感到不能应付，因此对自己一身的遭遇益发自怜自怨，渴望回到旧有的生活秩序里去的一种心情[13]。唐代贬谪文人驿道诗中诗人的心不在场，驿道之实景自然也不在场。

唐代贬谪文人驿道诗中景物普遍地呈现相类似的暗淡色调，或者说，岭南千差万别的景象都被类似的消极情感所统摄，成为类型化意象。这种类型化意象往往是奇异的、古怪的甚至是可怕的。另外还须指出，唐代贬谪文人驿道诗中的景物往往以旁观者视角所见，景物与诗人始终隔着一段距离，这种距离既是现实空间距离，同时也是心理空间距离。诗人有时为了形成对比效果，会将不在场的岭南险恶之景如惊险的江海、凶残的野兽或野蛮人甚至将根本就看不见的瘴疠也写成景观。由于情感基调的趋同，某些意象在不同诗人的驿道诗中重现。当然，唐代贬谪文人的某些驿道诗也对在场实景进行了细致描绘，但这种描绘其实也是基于诗人情感表达基础上的裁剪性或选择性描绘，最终仍是对现实景物产生遮蔽。唐代贬谪文人若要看见在场之景，就必须改变其“心有旁骛”状态，唤醒其在场之心。一些天性乐观的诗人会比较容易接纳自己的命运与所处环境，也就比较容易看见岭南的异域之美。如天性乐观坚强的刘禹锡，其贬入岭南时所写的驿道诗往往生动真切地描写岭南景物，尤其是当他在贬所生活了一段时间，贬谪悲情与分离焦虑稍稍平复之后，开始发现越来越真实有趣的异域世界。他在贬谪期间所写的《海阳十咏》《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插田歌》《畲田行》《踏潮歌》《蛮子歌》等作品都很真切地描绘出连州的风物民情，让岭南景观成为诗中的在场景语。刘禹锡毫不掩饰他对岭南的喜欢：“剡中若问连州事，唯有千山画不如。”[14]但总的来说，这类诗仍是比较少的，而且这类诗也不在本文所讨论的驿道诗范围之内。

三、 预设读者与北望姿态

文化歧视心态与内心忧虑之情使唐代岭南贬谪文人面对岭南异域景观心不在焉，无法真正地观看。那他们的心又在何处呢？唐代贬谪文人就像岭南驿道上的拍摄者，他们的眼睛是镜头，心就是镜头焦点。从他们现存的大部分岭南驿道诗来看，他们的心是不在驿道现场的，所以驿道景物没有落在焦点之内，因而我们看不见当时岭南驿道的实景，只能看到一些晕化模糊的背景。可以说，唐代岭南贬谪文人的心与身是分离的，他们的心留在五岭之北，而身却不得不赶往五岭之南。由于诗人心留故地，所以每当贬途的景物触发他们的情感时，他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观看的焦点调到遥远的北方。也就是说，唐代贬谪文人创作驿道诗时，几乎都预设了读者，这些预设读者在遥远的北方，或是亲友，或是同僚，或是君主。他们的驿道诗就像他们在贬谪途中的说话，表面上看是贬谪途中的自言自语，而实际上是在向预设读者传达心声。为了预设读者，尤其是为掌握着他们命运的预设读者——君主写诗，是他们写驿道诗的主要目的。

驿道诗的预设读者都在遥远的北方，与诗人行进方向相互背离，这就使他们在诗歌世界中频频回首北望，成了岭南贬谪文人在驿道诗中的共同姿态。尚永亮在分析神龙逐臣的贬谪诗指出：“神龙逐臣从官居高职到贬斥南荒，巨大的心理落差带来强烈的不适；岭南与洛阳距离遥远，风物大异中土，逐臣们离开旧有的熟悉的环境，面对陌生的人群、怪异的气候，内心更深感恐惧和焦虑不安。在这种情境下，诗人们不能不将其飘摇动荡的思绪投向自己的故乡，以获取精神的皈依。他们怀念故乡、故都，怀念那些熟悉的人和事，强烈渴望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15]157尚氏进一步指出：“与地理的南北对举相伴，还有南北相反的景物对举。诗人们每以景物的南北背离形成岭南和故国的强烈对照，来揭示其身份居所变化带来的感情体验上的巨大落差，反衬其思乡之情。”[15]159尚氏的观点可以解释整个唐代的岭南贬谪文人诗歌创作。有意思的是，这种由情感与身体的“方位背离”的南行北顾姿态，促成一个微妙的转变：从类同的主题预设转变为类同的读者预设。唐代岭南贬谪文人在诗中北望故乡，是想把心声传给北方故乡的亲友；在诗中北望宫阙，是想把心声传给宫阙中的君主。北望故乡无疑是思乡的姿态和表达，而当他们北望宫阙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因为这涉及政治情感的表达。这些贬谪文人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且大多都是从政治中心的旋涡被抛离出来的官员，政治既让他们荣耀也令他们落难。贬谪岭南是政治生活的结果，同样，脱离岭南还得通过政治的途径。

唐代的长安(武后时期的洛阳)是唐代的政治中心，是君主所在之地，因此长安(洛阳)是神圣的地方，同时也是帝王的象征。诗人在诗中北望两京，实际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是对最高统治者表达自己的忠诚。诗歌的政治功能远远大于其情感表达的意义，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诗人的生死命运。对此，李德辉指出：“被贬逐者若为皇帝或所不喜，将长期废弃不用，特诏永远禁锢，不在量移之限。若执政者挟私恨，则打击报复会接踵而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流贬人将永无生还之望，除非政局发生逆转，该派倒台。有时候即使有量移政策也不按例移近州，而让他东移西徙，备受流离之苦，就像元和宝历间宰相对待刘禹锡那样，连刺三郡然后让他回到洛阳。像他那样顽强的人是活下来了，病苦缠身。意志脆弱者说不准早就熬不过来，埋骨南荒，这种情况极多。”[16]因此，诗人能否通过诗歌有效地传达出自己的政治立场与态度、表达出自己在政治上的忠诚可靠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岭南驿道诗中普遍存在北望姿态的深层原因。

唐代岭南贬谪文人在他们的驿道诗中以回首北望姿态向主宰他们命运的君主表达政治忠诚。由于望京与望乡常统一于北望姿态之中，这使他们的政治表达更加含蓄微妙。一些具有象征性的意象被他们共同采用，如沈佺期《初达驩州》“搔首向南荒，拭泪看北斗”[7]95、韩愈《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之一》“仰视北斗高，不知路所归”[6]588，“北斗”意象除了方位上含义，还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君主，无论是“拭泪看”还是“仰视”，都是要传达诗人的政治姿态：对皇帝的无限崇敬与忠诚。除了北斗这种具有明显的象征含义的意象外，诗人还会选取他们北归心思相吻合的事物作为诗歌意象，如自五岭北返的衡阳雁、从岭上向北分流的水流、岭上朝北开放的梅花等，这些意象都在方向上与诗人的心思吻合，也将诗人的政治情感与态度含蓄委婉地传达给北方庙堂之上的君主。有的诗人会直白地在他们的驿道诗中表达自己的政治忠诚，如沈佺期《岭表逢寒食》“帝乡遥可念，肠断报亲情”[7]98、宋之问《发藤州》“丹心江北死，白发岭南生”[7]555、李德裕《登崖州城作》“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10]5131等。

如果说唐代岭南贬谪文人表达思乡之情的驿道诗是其情不自禁的触景之作的话，那么他们表达政治情感与姿态的驿道诗则大多是有意为之的主题先行之作。唐代岭南贬谪文人如此普遍而且频繁地写出表达政治忠诚的诗歌，除了这种政治表态有可能为自己的命运带来转机外，恐怕还有一个预设，那就是他们相信他们在蛮荒世界里的自言自语，是可以传到北方，传到他们所预设的读者耳朵里的。他们之所以有这种预设，完全是基于对当时诗歌传播环境的认知。在唐代，诗歌的社会功能已经显现出来了，诗人创作诗歌不仅仅是自我表达与消遣，还有更为重要的目的就是传播与强化自己的形象与名声。这种风气被唐代科举的行卷之俗所强化。所以，唐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一般有都明显的预设读者群，对企盼入仕的举子来说，这种预设甚至有特别的针对性。因此，在这种诗歌传播氛围中，唐代岭南贬谪文人也就很自然地选择了在贬途中以独语的方式流露他们的政治情感，表达他们的政治忠诚，在他们的驿道诗中一次又一次地回首北望。他们为了表达政治意图而回首北望时，眼前所见便不再重要了，在场之景要么被无视，要么为模糊不清的背景，要么就是为表达北望主题而被诗人任意裁剪，作为真正的生动活泼的岭南异域景观因此在他们的驿道诗中被遮蔽、变形或虚化。

总之，唐代贬谪文人没有真切地看见岭南世界，是因为他们的双眼受到遮蔽。这种遮蔽来自他们对岭南恶地的刻板印象，来自他们遭贬岭南的恐惧心理，来自他们政治表达性质和北望姿态。唐代贬谪文人驿道诗正是因为诗人受到无形的遮蔽，导致许多诗歌的诗中之景语不在驿道现场，岭南驿道实景在他们的岭南驿道诗中阙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