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 瑜

（甘肃省大数据中心，兰州 730030）

0 引言

数字政府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运行模式，旨在实现公共服务便民化、社会治理精准化、经济决策科学化［1］。当前，世界各国都普遍认识到，通过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有效支持经济和社会数字化转型，推动本国数字经济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最早提出了发展“电子政府”，并把其作为政府改革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已在全国各级政府中完成了电子政务施政模式。英国很早就规划了数字政府建设，先后出台了《数字发展战略》《政府转型战略（2017—2020）》，逐步提升了数字治理能力。2021 年3 月份，英国还公布了发展数字经济的“十大技术优先事项”，涉及数字政府的包括数据共享、营造融资环境等方面。为实现政府数字化转型，澳大利亚在2015 年成立了数字化转型办公室，旨在通过数字方式提供政府服务。

我国高度重视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中提出了“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2］。2021 年3 月，甘肃省作出建设数字政府的重要决策部署，相继印发了《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意见》《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21—2025）》《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系统集成设计规划》等文件，紧紧围绕“以数资政、以数辅政”，力争打造“12345”“不来即享”“甘快办”“一码通”等特色服务品牌。甘肃省数字政府的建设，顺应了“数字中国”建设的时代要求，支撑了甘肃省政府数字化转型，对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今后甘肃省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选取甘肃省2015—2020 年的相关数据，对影响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数字政府的研究最早开始于20 世纪90年代，关于数字政府的学术研究已趋于成熟。关于数字政府理论研究方面，苏金（Seok-Jin Eom，2016）等认为，数字政府成为韩国政府改革战略的核心内容，智慧工作可以看作是数字政府的内部工作过程或工作环境，其有助于实现更高效的政府［3］。J.拉蒙·吉尔-加西亚（J.Ramon Gil-Garcia，2018）等认为，数字政府可以被认为是创新、共同生产、透明度和产生公共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产生是多个学科的交叉，包括公共管理、信息科学、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通信和政治学［4］。关于数字政府建设方面，詹尼塔（M.Soledad Janita，2018）提出，建立数字政府网络服务门户时，衡量电子服务质量的关键因素包括信息质量、技术效率、隐私和与员工的沟通［5］。杰弗里·J·皮托威（Jeffrey J.Pittaway，2020）等认为，通过支持政府数字化转型的IT 治理策略、利用触发事件和强烈愿景加速数字化转型，以及通过公私伙伴关系（PPP）从外部知识中获益等方式，可以加快推进地方政府整合数据，提供新型数字化公共服务［6］。威尔逊·彼夫（Wilson Bev，2021）认为，虽然政府数据开放的数量在过去十年有了大幅增长，但随着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区分日益模糊，导致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的职责发生变化。因此，开放的政府数据应与数字公平和包容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政府的政治和社会目标［7］。

我国学术界对数字政府的相关研究自20 世纪末开始，已有20 余年，研究涵盖了数字政府的内涵、发展历程等基础理论，以及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意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相关对策建议。

关于数字政府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戴长征、鲍静（2017）认为，“数字政府”是政府治理信息社会空间、提供优质政府服务、增强公众服务满意度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数字化思维、数字化理念、数字化战略、数字化资源、数字化工具和数字化规则等实现［8］。黄璜（2018）认为，数字政府的根本目标是利用新生产力帮助政府获得和传递更多的数据、信息和知识，最终是为政府治理目标服务［9］。黄未、陈加友（2019）认为，政府机构在数字化、网络化的环境下进行行政管理的模式，既包含信息传递的网络化，又囊括公共服务提供的智能化与便捷化，还蕴含社会治理的精准化与前瞻化［10］。周文彰（2020）认为，数字政府是信息化政府、管理网络化政府、办公自动化政府、政务公开化政府、运行程序优化的政府，数字政府使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政府治理民主化，还在许多方面使腐败失去了条件［11］。

关于数字政府建设方面。马亮（2017）认为，结合新加坡在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方面的做法和经验，中国地方政府需要在创新在线政务服务使其更易用、加强信息共享与联通、强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保障网络安全等方面予以重视［12］。徐晓林、明承瀚、陈涛（2018）认为，在数字政府环境下，要发挥制度优势与政策红利，以标准化为切入点，逐步应用并完善云端共享平台，逐步融合机制与技术的创新，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政务服务数据的共享，促进政务服务效率与质量的提升［13］。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首都科学决策研究会课题组（2019）提出，推进政府组织架构数字化转型、政府决策与治理数字化转型和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等3 个方面11 条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对策建议［14］。白志华（2020）认为，数字政府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鼓励创新，循序渐进，完善数字政府体制机制建设，推进基础研发与技术创新［15］。苗国厚、陈璨（2020）通过系统梳理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提出统筹推进“政府即平台”的数字政府发展模式、建立公众需求导向的政府数据开放与共享机制、重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政府智能化水平、加强数据安全保护与隐私风险防范等建议［16］。沈费伟、曹子薇（2022）认为，现阶段要想走出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离不开数字政府治理理念优化、政务信息共享范围的扩大、业务数据安全机制的健全以及多元主体参与渠道的拓宽［17］。国内学者对数字政府的定量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如陈玲、段尧清、王冰清（2020）基于LDA 模型，构建了数字政府建设和政府开放数据的耦合模型及其评价体系［18］。郭蕾、黄郑恺（2021）从技术、政府、市场、社会四个维度提出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的理论假设，运用 2015—2019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19］。王伟玲（2022）针对当前数字政府绩效评估中面临的绩效评估制度规范相对匮乏、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有待改进、绩效评估结果利用有失妥当等现实困境，给出了相应的策略与建议［20］。阮霁阳（2022）基于127 份数字政府相关政策文件，利用LDA 主题模型法挖掘出影响数字政府建设的主要因素，构建出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模型［21］。由此可见，对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现阶段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 实证分析

2.1 变量选取

本文参照郭蕾、黄郑恺（2021）［19］和阮霁阳（2022）［21］提出的研究设计，选取数字政府建设水平（Gov）为被解释变量，选择公众参与程度（Pub）、数字基础设施（Net）、数字技术人才（Edu）、政府投入力度（Exp）、数字产业发展（Ind）等5 个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如表1 所示。

表1 解释变量说明

2.2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数字政府建设水平（Gov），数据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公布的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本文选取2015—2020年甘肃省的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来衡量甘肃省近6 年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解释变量的数据主要是采用2015—2020 年《甘肃发展年鉴》中的统计数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统计分析栏目下的专业数据。

2.3 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的具体步骤，首先要对数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最常用的方法是单位根检验。在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对2015—2020 年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以及公众参与程度、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人才、政府投入力度、数字产业发展等5个解释变量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处理后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

2.3.1 单位根检验

根据上文提到的单位根检验方法进行检验，选择显著水平为10%和滞后期为1 时，对数字政府建设水平（Gov）进行一阶差分，差分后的ADF 的t 检验值小于ADF 的分布临界值，判断数字政府建设水平（Gov）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状态。同理可得，公众参与程度（Pub）的二阶差分序列、数字基础设施（Net）的一阶差分序列、数字技术人才（Edu）的二阶差分序列、政府投入力度（Exp）的一阶差分序列、数字产业发展（Ind）的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由于本文选取的时间序列只有6 年的数据，解释变量的二阶差分序列已经不会对被解释变量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产生影响，失去了经济意义，因此，剔除公众参与程度（Pub）、数字技术人才（Edu）这两个解释变量。

2.3.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在检验因果关系之前对现有变量数字政府建设水平（Gov）、数字基础设施（Net）、政府投入力度（Exp）、数字产业发展（Ind）的原始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处理，dGov、dNet、dExp、dInd就是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所需要的数据，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 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滞后长度为1时，dGov 和dNet 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是dGov和dExp、dGov 和dInd 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表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

目前，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正逐步从搭建平台向开发利用转型，52 个省直部门、923 项高频事项已接入“甘快办”App，涉及“专精特新”企业的五项优惠政策和减税降费等普惠政策也在“不来即享”App 平台进行线上办理，移动互联网用户等数字基础设施对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将影响越来越大。同样，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进一步深入，企业和群众逐步接受使用手机App 查询、办理事项的政务服务模式，数字政府的建设也会加大群众对移动互联网的需求。因此，数字基础设施（Net）这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水平（Gov）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对政府投入力度（Exp）和数字产业发展（Ind）这两个解释变量，因为甘肃省属于欠发达省份，数字政府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政府的科学技术支出和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是滞后的，目前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在现阶段，这两个变量与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水平（Gov）还不存在因果关系。

2.4 模型构建

为了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对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影响，本文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其一般形式是：

其中，β0为截距，β1是与x相联系的系数，u表示误差项或干扰项，它包括除x之外仍影响y的因素。

根据前文的变量设定和因果关系检验，构建如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在回归方程中，Gov 为被解释变量，Net 为上文所述的解释变量，β0为常数项，β1为解释变量Net 的待估系数，u为随机误差项，服从（0，δ2）的正态分布。

2.5 参数估计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2.5.1 经济意义检验

由上述估计结果可知，当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时，甘肃省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每增长1%，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将会增长14.106 72%，这符合经济现实，说明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直接影响着甘肃省数字政府的建设。

2.5.2 F 检验

假设H0：β1=0，n=6。给定显著性水平α=0.1，在F分布临界值表，得到临界值F0.1（1，4）=7.71。模型估计结果中F=8.309 591，F＞F0.1（1，4），拒绝原假设H0，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显著，甘肃省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确实对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产生了显著影响。

2.5.3t检验

假设H0：β1=0，给定显著性水平α=0.1，查t分布表，得到临界值t0.1/2（4）=2.132。由模型估计结果可知，β1对应的t统计量为-2.882636，其绝对值|t|=2.882 636，大于t0.1/2（4）=2.132。表明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0.10 下，拒绝原假设H0，即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数字基础设施（Net）对被解释变量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水平（Gov）的影响显著。

3 结论与建议

3.1 研究结论

本文选取2015—2020 年甘肃省的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建立回归模型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甘肃省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对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显著，公众参与程度、数字技术人才、政府投入力度、数字产业发展等4 个因素对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还未产生直接的影响，属于无效变量。

3.2 政策建议

3.2.1 加大投入力度

甘肃省数字政府建设还处于初步建设阶段，涉及对照国标、调查研究、制订方案、建设模式、政府审批、部门应用、财政投入等一系列问题。根据回归模型可以看出，现阶段甘肃省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巨大，因而，甘肃省应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力度，不断完善物联网、5G 等设施，推进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加大投入。

3.2.2 培养复合型人才

在数字政府建设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懂政务服务、经济政策、具备较高政治素养的公职人员，也需要懂计算机、了解IT 前沿的技术人员。甘肃省作为西部省份，这样的高端、复合型人才是急缺的，因此，要不断出台人才引进相关政策，引进大数据研发、大数据分析方面的高端人才，也要加大对本土人才的培养，尽快适应目前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迫切需要。

3.2.3 满足公众需求

建设数字政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一网通办”，利企利民。政府要逐步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数字政府建设的机制［22］，通过甘肃政务服务网、政务服务公众号、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进行政务公开和民情反馈，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的民生问题、企业关注的政策问题，拉近政府和企业、群众的距离，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