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温州，325000) 刘时觉 周 坚

近代温州瘟疫的发生、传播、危害有日益加剧的倾向。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经济进步、人口增长、政局变革、思想进步、西医传入，中国医学界对瘟疫的认识、整个社会对瘟疫的应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近代温州瘟疫的记载

地方志对瘟疫的记载史不绝书，进入近代之后，瘟疫发作尤为频繁，仅《温州市卫生志》[1]130-138所载就有如下：道光三十年(1850年)，永嘉痘疫，童稚多殇；光绪十六年(1890年)，瑞安城白喉病流染；民国二年(1913年)，永嘉霍乱流行；民国八年(1919年)七月，瑞安瘟疫流行；民国十四年(1925年)，瑞安灯场庄霍乱暴发流行，死者30余人；民国十八年(1929年)夏秋之际，永嘉霍乱大流行，死亡无数，地方人士集资开办临时时疫医院；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夏秋，永嘉霍乱流行；民国三十年(1941年)七月，永嘉城区登革热流行，病患多，死亡不少；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夏秋，瑞安、永嘉霍乱流行，永嘉县建立临时防疫处，李则渊任处长，瑞安县发病1227人，死亡146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十二月，鼠疫流行，永嘉县临时防疫处改为永嘉县防疫委员会；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上半年，永嘉城区、瑞安鼠疫流行；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永嘉城区、瑞安、文成、乐清鼠疫再度流行；1947年、1948年和1949年上半年鼠疫断续流行；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夏秋，由台湾传入登革热，在永嘉城区流行。

据《温州市卫生志》[1]130- 138，瘟疫中主要传染病的流行情况如下。

鼠疫：自1943年至1950年，在永嘉城区、龙湾、永临、沙头、岩头、罗浮，瑞安县城关、塘下，乐清县虹桥、柳市，文成县大峃、峃口等地，共82处街坊及村庄先后发生鼠疫2115例，病死1108例，病死率52.3%。鼠疫流行高峰季节为5～7月，类型大多为腺鼠疫，少数为败血型、肺型鼠疫。

霍乱：清嘉庆廿四年(1819年)至道光二年(1822年)，流行持续4年。旧志上有“痧疫流染、朝发夕死”“遭此厄者，十室八九，得生者十之一二”的记载。民国时期有6次记载。1940～1947年，瑞安、平阳、泰顺、乐清和永嘉县，曾发生古典型霍乱流行，累计发病5873 例，病死773 例，病死率13.16%。其中1946年发病最多，计3851例，死亡462例，病死率11.99%。流行期均在5～10月，8、9两个月为高峰期。

天花：清嘉庆十年(1805年)已有天花流行记载。民国期间，天花连年流行。1940～1951年全市共发病630例，死亡68例，其中永嘉县最多，计发病194例，死亡41例。1952年起绝迹。

伤寒、副伤寒：1942～1949年发病646 例，死亡55 例，其中永嘉县最多，计发病176例，死亡34例。斑疹伤寒：1945～1948年共报告68例，死亡5例。

痢疾：疫情报告始于1940年，至1949 年各县共报告3682 例，死亡81人，其中，1946～1948年报告 2850例。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1943～1949年各县共报告发病552例，死亡146例，病死率26.45%。

猩红热：1940年代永嘉、瑞安、乐清三县共报告41例，死亡2例。

炭疽病：1941～1952年共发病40例，死亡1例，大多数在温州市郊。

疟疾：光绪八年(1882年)发生疟疾大流行，境内近半数人得病。1940～1949年，温属各县共发病18，961例，死亡319例，病死率1.68%。

回归热：1940～1949年，温属各县共发病194例，死亡11例。

麻疹、白喉、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结核病等，缺乏1949年前资料。

由上可见，近代温州瘟疫肆虐严重，加上天灾饥荒，凶惨形状不堪寓目。这对医学界，对整个温州社会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医学界对瘟疫认识的深化

清中期，温病学说虽已经成熟，但温州医学界接受温病学并不广泛。到近代，温病学观点已经成为温州医学界认识瘟疫的主流，远远超出陈无择分寒温认识疫病的范畴。其标志为陈虬撰写《霍乱病源方法论》《瘟疫霍乱答问》，陈葆善著成《白喉条辨》《燥气总论》。

《瘟疫霍乱答问》驳斥了神鬼致瘟疫的观点，谓“医，人道也。当务民义，尽人事。平时当具伏魔之道力，临时方能施逐疫之神方，提起元神，念念救世，则灵光四射，笔锋横扫，自能战退群邪，还吾仁寿世界”。该书以问答形式讨论了霍乱的病源、证治、方药，总体认识是，霍乱有寒有热，若瘟疫霍乱则悉属于热，而寒者不过虚人百中之一耳，并以白头翁汤为基础制利济专治霍乱方剂九首、利济天行应验方八首、利济秘制保命平安酒方一首，皆为治时疫霍乱屡获奇功之方。

陈葆善认为，白喉证悉属燥火，其论白喉独以手太阴燥火为本，以少阴、少阳为标，取喻氏清燥救肺汤、郑氏养阴救肺汤加减为本证主方。而少阳标证则以白虎青龙汤及张氏神功辟邪散为主；少阴标证则以朱白双清散、加减神功辟邪散为主。陈葆善将标本并病，救误善后，并外治、禁忌，各有其法，著为《白喉条辨》一卷，颇多发明。《燥气总论》论述了对燥气为病的认识，从理论上全面总结了燥气为病的理法方药，行文引证经义，首明本义，次述病理，再详脉候，终出治法，其要不外麻杏甘石、大青龙及自制宣白化气汤，以清凉为主法。又著《燥气验案》，取燥证、燥疫暨伤燥而目赤足痿、胁痛呃逆、咳嗽血溢、成痈发疹、疟泄癃闭等证的诊治心得体会，以实践证明其燥气诊治理论。三书相互印证，阐述燥火，使温州医学界对于温病瘟疫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

近代温州医家以温病学观点认识瘟疫，将之广泛运用于临床，已成为主流，且在实践中各抒己见，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和学术风格。有重伤寒，有重温病；有主寒凉，或寒凉温热合参；有以重方见胜，或持轻灵为佳；亦有吸收西方医学，主张中西医结合。徐润之的《松龄医铎》载有《最新灵素热论篇》《最新三字温热篇》，立足于王孟英《温热经纬》以阐发、注释叶天士《温热论》，赞同吴又可《温疫论》、杨栗山《寒温条辨》，其主旨完全是温病学派的观点和方药。白鹤洲、陆建之等认为温州地处海滨，气候温暖，当以患温病者多，其治病喜用温病方，以清凉滋阴为主。池仲霖擅长温病治疗，处方喜用寒凉而又谨防伤阴。李伯琦受朱丹溪阴常不足、阳常有余学术观点影响，对温热病、热邪不退的治疗应用滋补生津、平肝清热法甚为突出，善用鲜石斛、鲜生地等为主药，灵活配伍。郑叔伦、方鼎如主张温病、伤寒相互合参，以经方为基础，经方、时方结合运用。王咏谷、白仲英以用药轻灵淡雅著称，白仲英有用淡吴萸仅七粒之妙。民国初年，平阳王钺撰辑《彝庐医书六种》中有《温病条辨精义节要》，节选注释了吴鞠通《温病条辨》的部分条文，阐述阅读运用这部温病学名著的心得体会，认为如此于治疗温病方有头绪。

光绪年间，西医传入温州，并发展壮大，对传统医学冲击甚大，西医的瘟疫病因认识给予传统医学以深刻启示。陈虬的《瘟疫霍乱答问》载：“近日西医盛行，其论此病，系毒虫为患，或由天风，或由流水，或由衣服食物，均能传染。一入肠胃，多使肠胃津液立变为色白如乳之物，将吸管闭塞，不能收摄精华，以致阴阳失和，血气顿滞，险证迭呈……理亦不谬”；且以“疫虫”“辨明各种疫证原委，如黑疫、核疫之类，由是其说始盛。”

官府与社会对瘟疫的救治

光绪年间《乐清县志·卷三·规制》说，明代的《隆庆志》谓，惠民药局“自宋有之，以制药饵惠民之有疾者”，然而具体内容未见，似是官办慈善单位，或非温州之惠民局。元延祐四年(1317年)，赵凤仪守温创立医学，所撰《医学记》载“余被命守温，承宣唯谨，作医学于惠民局之北偏”，可知元代惠民局确实存在。惠民药局的主要功能与“以制药饵惠民之有疾者”异，亦与宋代沈括《惠民药局记》所言“当时制药，有官监造，有官监门，又有官药，药成分之内外凡七局出售”不同，“惠民药局，官府遇岁疫，令医生开局于城隍庙施药”(万历《温州府志·卷三·建置·恤政》)，似是以救治瘟疫为主，地点即在城隍庙，也许还是临时性的，遇疫开局。各县的惠民药局多建立于明初中期。乐清“惠民局，明成化十五年立局城隍庙右”；弘治《温州府志·卷二·公署》载“平阳县惠民药局在岭门”，瑞安、泰顺二县则记其惠民药局而未注明具体地址。至万历间，惠民药局已基本废弃，万历《温州府志》谓“平阳县惠民药局在岭门，今废，其址改为桑果园”，乐清则径曰“今圮”。所以，明代温州府县的惠民药局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也不长，成化立局，万历间废弃，亦不过百余年光景。至清代，官方连设立惠民药局的指令都没有下达，国家缺乏救疾疗病制度上的规定，故明清两代官方机构在瘟疫救治方面的直接作用实在有限。但是，地方政府毕竟自视为“民之父母”，子民染疾，大抵不会坐视不管，自会尽其心力，采取一些措施以为救治。光绪三年(1877年)，温州署同知倡议捐资在府城隍、三港巷、天后宫设惠民药局三所，每年三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日各延医生一人施诊，赤贫者免费。此惠民药局并非官方机构，仅是官员倡议、社会捐资，共同为救治瘟疫出力。孙诒让的《清诰授光禄大夫浙江温处兵备道童公神道碑铭》记载了时任温处兵备道童兆蓉救饥救疫的事迹：“壬寅温处饥，复筹拨巨款，购米江苏镇江、上海，请截留冬漕一万二千石，运温设局平粜，而以余金储谷备荒。其时又值瘟疫，日死人数十，公于酷暑烈日中亲巡行城厢，设病院，聘医施药，疗治者甚众。”[2]童兆蓉，字拙修，号劭甫，湖南宁乡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擢温处道，三十一年(1905年)卒于官。其赈饥平粜，民不乏食，聘医施药，救治瘟疫，均为其仁政显绩，而非职责所在。

进入民国时期，温州地方政府对防疫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九月，永嘉县卫生事务所成立，隶属县政府，人员9名，张景飞任主任，承担公共卫生、卫生宣传、医药管理、防疫救济、妇幼保健等卫生行政管理工作，卫生经费编入地方预算，永嘉县始有卫生行政机构。发生重大疫情时，成立临时防疫委员会。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永嘉县、平阳县、瑞安县建立卫生院。次年，乐清县、泰顺县建立卫生院。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文成县建立卫生院。各县卫生院隶属县政府，行使卫生行政管理，兼事医疗门诊。行政机构通过实施救疗制度建设来保障防治疫病举措的实行。预防注射、卫生宣传、调查登记疫情、交通管制、整饰环境卫生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是防治传染病发生和蔓延最为重要的措施。通过这些措施，一旦发现急性传染病，卫生机构将动员社会力量全力以赴进行救治。

瘟疫救治的主体力量在社会，是温州士绅、慈善组织、教会寺院等社会力量，他们除了吁请官府进行救疗，还自行展开各种形式的救疗活动，如兴办医院、设立善堂、延聘医生、举办义诊、施诊给药等，是瘟疫救治的中坚和核心力量。利济医院章程明文规定“减润应诊，以其广道便民”，普安施医施药局宗旨“凡遇贫而病者，无论就诊出诊、施医给药，不取分文”。救治瘟疫，中西各式医院纷纷发挥着积极作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夏季东瓯霍乱盛行，死亡接踵，陈虬以白头翁汤加减治疗，颇多效验，“昕夕出诊，不避艰险，存活甚伙”。其方远近传抄，有童劭甫观察刷印千纸，檄属张贴，时医奉作南针，颂声载道。陈虬总结霍乱诊治经验撰成《瘟疫霍乱答问》一卷，而利济医院在这次霍乱的救治中也作出了贡献。

1931年冬，温州郊区仰义乡澄沙桥地方疫病流行，情势严重。普安局立即组织医疗队，由常驻医师郑平洲、潘棣辉带队前往当地治疗，有效控制了疫情。1932年，市区发生霍乱，蔓延甚快，普安局及时增设防疫科，推郑平洲等四位医师专门驻局负责，日夜应诊，随叫随到，所需门诊挂号费以及出诊车费完全免收，直到疫情控制为止。

教会与教会医院也是瘟疫救治的重要力量。1929年夏秋之交，温州遭受强台风袭击，随后霍乱病流行猖狂，死亡无数，民众人心惶惶。温州城内瓯海医院、白累德、董若望几家医院在抗灾抢救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因几家医院实在无法容纳众多病人，而霍乱病必须隔离，故地方人士集资开办临时时疫医院，全力救治。天主教会将停办的窦妇桥增爵中法中学的校舍腾出作为临时瘟疫病院，设床位80多张，派出简余兰主持医事，经过三四个月的努力，使瘟疫得到了控制。温州群众为了感谢教会的援助，特赠温州总堂“乐与为善”匾额一块。教会在社会性救治瘟疫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因霍乱流行，九月成立了永嘉县临时防疫处，县长李则渊兼任处长，江卓儒任副处长，在油车巷设立传染病院，收治霍乱病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临时防疫处改为永嘉县防疫委员会。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上半年，永嘉城区、瑞安鼠疫流行，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员犹太人伯力士博士来温指导防治。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六月，城区鼠疫、霍乱流行，社会人士组织防疫募捐委员会，将原油车巷传染病院改为第一院，收治鼠疫病人，由永嘉县卫生院主持，另在三角门崇仁社和布业同仁社设传染病院第二院，收治霍乱病人，由瓯海医院兼管。崇仁社是民间慈善机构，特让出几间房子来供传染病院使用，后来借用兴仁庙为院址。同年十月，疫情缓解，一、二两院合并，称永嘉县公立传染病院，原防疫委员会改为传染病院董事会，杨雨农任董事长。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月，改为温州传染病院，设病床30张，人员l4名，院长周邦基，院址油车巷。这所医院是民办的，政府没有拨款，也没有类似基金会的组织在经费上予以支持，防疫募捐委员会向社会募集经费。两位创始者，一位是钱启同，人称平民医师，另一位是张景飞，瓯海医院院长，都是当时誉满一邑的名医。

1946年夏，温州霍乱流行。瓯海医院派出医护人员参加抢救，设临时抢救站于市区清明桥同仁社内，自制大量输液免费诊治，患者无一死亡。私营药店亦在防病治病中作出贡献。抗战期间，疥疮一度流行，染疾者众，患者昼夜不安，鹿芝堂药店请名医开方，研制疥疮药，并精心炮制多种中药，疗效明显，在当时名闻遐迩，很受市民欢迎。另外，温州民间士绅，尤其是医疗界、商界，还常以结社的形式集合众人力量回馈社会。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建立的浙江省立第一传染病院，院址在永嘉城区西郊大殿，院长张景飞。l944年温州沦陷，医院迁至瑞安大峃(今属文成县)，院长赵竞初。1945 年改为省立第三医院，迁离温州。

在温州地区的瘟疫救疗过程中，不仅官府的干预机制逐渐加强，社会力量更是积极投入，表现更为活跃，呈现出一种互补的状况。政府重在制定法规，制定防疫计划和措施，建立机构，宣传动员，及市政建设等方面；社会力量则长在筹集资金，建立运筹医疗的组织，通过施医赠药和宣传卫生知识等具体操作层面，以弥补政府救疗的不足。政府部门的防疫委员会和时疫医院也往往依靠社会力量募集资金来维持。这反映出防疫过程中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的有机结合，地方政府与社会力量互动互补的合作可使瘟疫得到较为有效的遏制。

个体为瘟疫救治竭诚出力

温州社会各界是抵御传染病、救治瘟疫的中坚，这是群体的力量、民众的力量。个体虽然渺小，也有不可忽视的力量，也同样为全社会的救治瘟疫尽力尽责，出钱出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医生以济世拯民、利济天下为其宗旨，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救治瘟疫竭尽一己之力，他们不避疫气，不辞辛劳，奔走于救治瘟疫的第一线，是不可或缺的技术力量。医生的相关事迹可谓是史不绝书，历代史志都是所记述。如陈定,“洪武庚午、甲戌，里中大疫，人畏与其同居，或出之，处士家为诊疗，药食并给，晨夕往疗，绝无顾虑。或为其危之，处士曰：吾职起疾，祸福由天，吾知尽吾职而顺吾天耳，余非所较也。及疫势既平，而处士卒无恙，人皆感叹”[3]。 刘资深,“元初，郡大疫，郡守肩舆迎之，所疗皆愈”[4]。虞君平,“永乐初，乐清大疫，君平药之悉愈。邑人德之，遂留居焉”[5]。 陈璟,“康熙耿变，时官兵多患疫疠，玉山随行医治”[6]。 白凤翔，字鹤洲，“光绪中叶，霍乱流行，传染甚烈，温属死者日以数百计，医家皆杜门谢客，不敢出诊。白以为医者应以济世为怀，乌能逡巡退缩？乃不辞昼夜为之治疗，及疫势渐杀，而精力已渐感疲惫矣”[7]。包焕琳，字璧臣，“擅长温病，尤以治温疫闻名。病家求医，无迩远必趋。乡中瘟疫流行，病者十之七八粪液淋漓，不避臭秽，冒险诊治，活人无数，而节操廉，从不索谢”[8]。徐润之，字松龄,“壬寅之夏，吾乡疫疠大作，先生著书刊布，言疗治之法甚详，且又躬自行医，全活无算，人有依法施治者，往往得活，由是先生名益著”[9]。陈侠,“光绪壬寅夏，浙东大疫，侠施诊利济医院，全活者甚多”[10]。诸如此类的记载，在方志人物传的“方技”“艺术”“义行”等门类时有所见。虽纯属个人行为，对于大面积的瘟疫可能作用有限，然而直接参与救治活动，及时迅捷，积少成多，形成的整体的力量也应当是巨大的，更何况还有更多上不了方志的医生呢。

士绅个人参与瘟疫救治，往往与赈饥救荒、扶危济困、施棺助学、修桥铺路、宽免欠款、助人婚嫁等公益慈善相联系。从救治为主，转向施医赠药，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持之以恒的义举，离不了相对雄厚的资金来源，也需要一定的制度支撑，更源于行善者本人的善心，这种行为也并不容易。因此，这类个人活动在瘟疫防治救疗中虽不占主要地位，但其精神可嘉，义举感人，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故方志的人物传多记载于“义行”“孝义”等栏目，赞其一个“义”字，其族谱墓志也不能不记上一笔。

苏伯衡的《平仲集》载有《梅轩处士林君碣铭》，谓：林元彬高义，元末甲午年，“辟地新渡，会疠气作，病者相仍，里中不敢往来。处士每晨躬持善药抚视之，零丁者舁至家治之，多赖以全。绝粮之家分粟赈之。又明年岁凶，赈之如初，更设粥食饥者，所活百数十人，而不自以为德也”。林元彬全力救治瘟疫患者，不避疫气，又分粟赈饥，确实义举感人。又有《两山处士王君墓志铭》记载，王元祐，字子寿，平阳人，“每岁夏秋之交，必家贷以粟，其息比他家减五分之二，凶年则不取息，或久逋不能偿者则已之。病者则挟医师疗救之，而为输医药之费”[11]。低息接济青黄不接之人，甚或无息，或无偿，兼请医救治病患，为输医药之费。

陈高《不系舟渔集·卷十三·彭处士墓志铭》，记述了彭仁翁好施赈饥、甃路蓄药的义行，“尝遇岁饥，设粥食饿者，邻里之不能自给者，赈之粟，人多德之。或解衣以济贫人，甃路以便行旅，蓄药以惠病者，其好施予不吝啬则多类此”[12]。蓄药惠病与解衣济贫、甃路便行并举。

嘉靖《永嘉县志·人物志·附耆士》载：“何淮，居方岙，勤俭持家而好施与。弘治戊午，岁大饥，出谷数百石贷乡人，已而悉焚其券。及掌乡赋，复值歉，通都盐水皆为代输。时疫继作，则请医施药，全活甚众。置义冢，施棺櫘，凡可以利人者孜孜焉行之弗怠。守巡朱黄二公、郡守陆徐二公，嘉其行谊，咸褒礼之。后以寿终。”[13]请医施药、救治瘟疫亦隐于赈饥荒、置义冢、施棺櫘诸义举之中，刻画了一个乐善好施、重义舍财的人物形象。

类似的义行义举史不绝书，这既是慈善，也为全社会抗争、防治瘟疫作出贡献。

瘟疫救治促成制度性建设

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近代温州地方政府对瘟疫的应对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在建立卫生防疫机构、发布政策法规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主导作用，引进了西方应对传染病的先进方法，如消毒、隔离、报告、调查、登记、统计等，并进行了制度化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共卫生事业的近代化，促进了医疗技术的革新、防疫政策和防疫措施的近代化。

1.公共卫生

中国传统上非常缺乏公共卫生的观念和行为。清光绪年间，城镇公共卫生由社会人士作为公益事业来办，既非政府职能，亦非民间必需，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民国十七年(1928年)末，永嘉县县长委设卫生专员一名，着手管理公共卫生，然而县长调离后，卫生专员仅存在16天即随之裁撤。民国十八年(1929年)，《县组织法》规定，县政府设卫生专员或在公安局设卫生警，从此才开始走上正轨。温州各县公安局共设卫生警17名，其中永嘉县、瑞安县、平阳县各2名，乐清县5名，泰顺县6名，负责管理环境卫生，组织预防注射，处理医疗纠纷，对医药界进行登记管理。各县共雇用清道夫24名，其中永嘉县10名，瑞安县5名，乐清县、平阳县、泰顺县各3名。同年，永嘉县设立卫生委员会，议决开凿自流井，取缔私厕，疏浚河渠。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永嘉县成立卫生事务所，张景飞任主任，永嘉县始有卫生行政机构，管理环境卫生，曾修理城区东公廨、三牌坊水井，备供水船45条，登记卫生商店151家。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永嘉县卫生院成立，接替县卫生事务所的卫生行政职权。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永嘉县卫生院有公共卫生护士2人，卫生稽查员4人。

2.检疫制度

光绪三年(1877年)，瓯海关成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瓯海关首次对国外进港船舶实施卫生检疫。民国十五年(1926年)五月，瓯海关公布《温州港暂行卫生章程》，对船舶卫生检疫事项作出规定[1]149。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东南鼠疫防治处在永嘉城区永东路设立永嘉县鼠疫检疫站。

3.人工免疫

中国最早施行的人工免疫是人痘接种术。清嘉庆十年(1805年)，外洋的牛痘接种术传入中国，南海邱浩川先生首得其传。永嘉篷溪地方谢文波先生为温州地区最早种痘之人，从学者踵相接。戴庆桢，字玉穉，永嘉鲍川人，于光绪三年丁丑(1877年)春，与谢文波相会于鹿城旅馆，愿执弟子礼学习牛痘种法。谢文波传授邱浩川所著种痘书，尽心指导，戴庆桢朝夕研究，兼习幼科诸书，阅数寒暑，大有收获，始出而问世，种痘行医。戴庆桢点种千百儿童，百无一失，颇有得心应手之效。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海城双穗盐大使郑学源捐廉设立痘局施种牛痘，聘请戴庆桢为主任，远近襁负幼儿前来种痘者累百盈千，都得以保全平安。于是总结经验，将种痘要诀分成22则，于民国五年丙辰(1916年)著成《引种牛痘要诀》一书。《引种牛痘要诀》当为邱熺《引痘略》经戴氏增订的修订本，惜未见，亦不见目录诸书载录，惟有戴氏自序载于《鲍川戴氏西祠宗谱·艺文上》，述温州种牛痘的传播经过及效果颇详。

清末民初瑞安人潘宝珊，字寅亮，号裕铭，开设天益堂药店，擅长痘科，门庭若市。其子潘祥霖，字观藻，号兰坡，武贡生，继承祖业，擅长痘科，能自制疫苗。

民国六年(1917年)二月，中和医院院长薛立夫免费施种牛痘苗，改变接种人浆旧习。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永嘉、瑞安、乐清、平阳等县曾接种霍乱疫苗131,029人次，霍乱伤寒混合疫苗41,794人次。

1949年下半年，温州市区接种霍乱伤寒混合疫苗和牛痘共57,749人次。

由人痘而牛痘，由牛痘而霍乱疫苗、霍乱伤寒混合疫苗，由个人接种而官府设局，人工免疫日益扩张，日益正规，成为卫生防疫的重要内容。

总之，近代温州瘟疫频仍，对医学界，乃至对整个社会都提出严峻的挑战，同时倒逼全社会奋起抵御，促进社会进步。医家以温热认识治疗瘟疫已成主流，温病学说进一步发扬光大，且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和学术风格。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有机结合，互动互补。全社会动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使瘟疫能够得到较为有效的遏制。防治瘟疫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如建立卫生防疫机构、发布政策法规，引进西方应对传染病的消毒、隔离、报告、调查、登记、统计等方法，均进行了制度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