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安忆 图/波西

“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

“上海到了。”打瞌睡的人睁开了眼睛。

“到终点站了。”急性子的人脱了鞋，站在椅子上取行李了。

那伙新疆喀什市的中年人开始制定活动方案：“找到旅社，首先洗澡。打电话去重型机械厂联系。然后——吃西餐！”

“对，吃西餐！”他们全都兴奋起来。这伙人，是从全国各地大学毕业后去新疆的，有北京人，福州人，江苏人。虽然说话还保持着乡音，可从外表到性格却都很像新疆人了：皮肤粗糙，性格豪放。从南京上车，陈信随意问问他们新疆的情况，他们便兴致勃勃地大谈起来：新疆各个民族是多么风趣，那里的歌儿多么好听，舞多么好看，小姑娘多么活泼，而他们在那里生活的又是如何有趣：炸鱼，打猎。他们谈锋很健，说的十分有趣，叫人由不得羡慕起他们来。

“小伙子，在上海待多少时间哪？”其中的北京人拍拍陈信的肩膀。

陈信正对着窗外出神，回过头笑了：“这次来，就不回去了。”

“调回来了？”

“调回来了。”

“老婆孩子呢？”

“哪有啊！”陈信红红脸，“要有还能回来？”

“真有决心。”他又重重地拍了拍陈信的肩，“你们上海人，离了上海就活不了。”

“ 上海是我们的故乡呀！”他说。

“可除了故乡外，还有偌大个世界呢。”

陈信不说话，笑笑。

“人，要善于从各种各样的生活里吸取乐趣。到哈尔滨，就溜冰；到广州，就游泳；去新疆，吃手抓羊肉；去上海，吃西餐……命运把你安排在哪里，你就把哪里的欢乐发掘出来，尽情享受。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乐趣吧。”

陈信仍然是笑笑。他心不在焉的，眼睛看着窗外疾速掠过的田野，那是被细心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绣花似的织上庄稼的田野，一片黄，一片青，一片绿。河边边上，还缀着一个紫色的三角形。土地的利用率真高，并且划分得那么精致细巧。看惯北方一望无际辽阔沃土的眼睛，会觉得有点狭隘和拥挤，可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一切像是水洗过似的清新、秀丽。这就是江南，就是上海的郊外。哦，上海！

火车驶过田野，驶进矮矮的围墙，进市区了。瞧，工厂、楼房、街道、公共汽车、行人……上海，越来越近，越来越具体了。陈信的眼眶湿润了，心，砰砰地跳动起来。十年前，他从这里离开，上海越来越远，越来越渺茫的时候，他何曾想过回来。似乎没有想，可又似乎是想的。在农村，他拉犁，拉耨，收麦，挖河，跑招工，跑招生……后来终于上了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了，分到那个地方一所中学。应该说有了自食其力的工作，有了归宿，努力可以告终，可以建立新的生活。然而，他却没有找到归宿的安定感，他似乎觉得目的地还没到达，冥冥之中，他还在盼望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当“四人帮”打倒后，大批知青回上海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在等什么，目的地究竟是什么。

十年中，他回过上海，探亲，休假，出差。可每次来上海，却只感到同上海的疏远，越来越远了。他是个外地人，陌生人。上海，多么瞧不起外地人。他受不了上海人那种占绝对优势的神气，受不了那种傲视。而在熟人朋友面前，他也同样地受不了那种怜悯和惋惜。因为在怜悯和惋惜后面，仍然是傲视。他又不得不折服，上海是好，是先进，是优越。百货公司里有最充裕、最丰富的商品；人们穿的是最时髦、最摩登的服饰；饭店的饮食是最清洁、最讲究的；电影院里上映的是最新的片子。上海，似乎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生活的时代新潮流。更何况，在这里有着他的家，妈妈、哥哥、弟弟、爸爸的亡灵……他噙着眼泪微笑了。为了归来，他什么都可以牺牲，都可以放弃。于是，一听说妈妈要退休，他立即行动起来。首先是要恢复知识青年的身份。至于上学、工作这一段历史，不要了，抹去吧，只要争得几只公章……反正，他打了一仗，紧张而激烈，却是胜利了。

火车进站了，他把窗户推上去，一阵凉风扑面而来，上海的风。他看见了弟弟，小家伙长大了，长得真高，真好看。弟弟也看见了他，跟着火车跑着，笑着叫：“二哥！”他的心不由缩了一下，升起了一丝歉意。可他立即想起十年前，火车开动时，哥哥这么追着火车，给他送行，他的心又平静了。

车停了，弟弟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了。陈信只顾着和弟弟说话，传行李，也没听见那群快活的中年人在向他告别。

“大哥、大嫂和囡囡都来了，在外头。一份电报只好买一张站台票。二哥，你的东西多吗？”

“能对付，姆妈好吧？”

“ 还 好， 她 在 家 里 烧饭。今天早上三点钟她就去买菜。”弟弟说。

他还想说什么，可是鼻子酸酸的，嗓子眼被什么堵住了，于是便低下头，什么也不说了。他不说，弟弟也不说了。

他们这样默默地走过长长的站台，哥哥、嫂嫂、囡囡都在出口处等着，一拥而上抢走他的东西，可走了没几步便又还给了他，因为太重了。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哥搂住他的肩膀，弟弟勾住他的胳膊，嫂嫂抱着囡囡在后面压阵。囡囡嘴里一直在唱着一支很怪的儿歌：“二叔叔坏，二叔叔坏，二叔叔出口转内销……”大家便一起笑。

“手续都齐了？”大哥问，“明天我请假陪你去劳动局。”

“我陪二哥去好了，我没事。”弟弟说。

陈信的心又是微微一动，他回头看看弟弟，微笑着说：“好的，阿三陪我。”

转了两辆公共汽车，到家了。一进门，妈妈叫了声：“阿信”，便低下头抹眼泪。三个儿子不知怎么安慰她，心中空有千种温情，无奈于不会表达，也不好意思表达，只是看着她，轮流地说：“这有啥哭头？这有啥哭头？”倒是嫂嫂有办法，把妈妈劝止了泪。

“吃饭，吃饭。”大家轻松了，互相招呼着。饭桌临时从妈妈住的六平方米小间搬到了哥哥嫂嫂的大房间。陈信环视了一下房间，见这间以前他们三兄弟合住的屋子变了许多。墙上贴着淡绿的贴墙布，装饰着壁灯、油画。新添的一套家具十分漂亮，式样完全根据房间的大小长短样式做的，颜色也很别致。

“这叫什么颜色？”陈信问。

弟弟内行地回答：“咸菜色。现在很兴的。”

囡囡把个凳子搬到五斗橱跟前，爬上去，熟练地按了一下录音机的键子，屋子里立刻充满了节奏强烈的乐曲，把人的情绪一下子激起来了。

“生活得不错！”陈信兴奋地说。

大哥抱歉似的笑着，半天才答非所问地说：“好了，你总算回来了。”

嫂嫂端了菜进来，笑着说：“回来了，该找对象结婚了。”

“嗨，我这么把年纪，长得又丑，谁要我？”陈信说。

大家都笑了。

桌子上已经满满地摆了十几样菜：肉丁花生，酱排骨，鲫鱼汤……大家都往陈信跟前夹菜，连囡囡也夹，陈信碟子里的菜堆成了一座山，大家还是接连不断地夹菜，似乎为了补偿老二在外十年的艰辛。尤其是大哥，几乎把那碗阿信最爱吃的炒鳝丝扣在他盘子里。他虽然要比陈信大三岁，可从来都受着弟弟的保护。他长得又高又细，小时候，外号叫“长豇谷”。功课虽则很好，室外反应却很慢，玩起来十分笨拙。跳长绳，绳到他脚下必定绊住；官兵捉强盗，有他的那方必定要输。因此，伙伴们都不要他一起玩。阿信就不答应了，他说：“哥哥要不来，我也不来。我不来就要和你们捣蛋，干脆大家不来。”他是说得出做得出的。大家一则怕他捣蛋，他捣起来可是了不得的；二则，少了他这个挺会玩挺会闹的角色，也确有点可惜，于是就妥协了。后来，哥哥眼睛近视了，配了副眼镜，样子更像老夫子，外号便叫作“书头”。不知因为什么，陈信认为这个外号要比“长豇谷”更具有羞辱性，所以他一旦听人叫，立即就在那人后脑勺上敲个“毛栗子”。慢慢地，人们便不敢叫了。再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初中六七届的他和高中六七届的哥哥，同时面临分配。政策很明确，翻成老百姓的话便更简洁了——两丁抽一。愁坏了妈妈，妈妈流着眼泪直说：“手心手背，唉，这手心手背……”陈信看不下去了，说：“我去插队。哥哥老实，出去要吃亏的，让哥哥留上海，我去！”他去了，哥哥送他，傻乎乎地站在送行的人群外边，一句话也不说，眼睛也不敢看他。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他却挤上前，抓住陈信的手，跟着火车跑。火车把他的手拉开了，他还跟着火车跑，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