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治政

医学技术作为一种权力及其在社会中的运作，是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医学技术权力化是医学效应的广延和功能的进一步扩大，是医学技术对社会的深层渗漏，同时也是医学嵌入政治领域并影响政治的起始，它不仅对医学自身而且将对社会和政治产生广泛的影响。本文拟就此做初步探索。

1 医学技术权力的起源、建构与属性

技术就其最初的秉性而言，是与权力无缘的。什么是技术？海德格尔给技术的定义是：“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技术是人的行为。”[1]别尔嘉耶夫[2]认为：“技术就是花费最小的力量获取最大的结果。”人们对技术的认识一般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出发的，认为技术是为了解决人类生存面临的矛盾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社会实践中，设法有效地实现层出不穷各类挑战性目标，是技术发明创造的基本任务。”[3]学界认为技术定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上述定义只是对技术的狭义定义，广义的技术定义是：“技术就是人们为了有效地实现目的，而不断创造和应用的目的性活动序列、方式或机制。”[3]广义的技术定义较之于狭义的技术定义而言，在于“广义技术概念涵盖了各类狭义技术形态，是对技术现象统一深刻的理解”[3]。但是，不论狭义或广义的技术定义，技术一般仍是限定在“合目的手段”，实现人类满足生存需要的目的的范围，一般不与权力相连，因为人们一般将权力理解为“一个人或组织支配他人或他组织的力量，是主体意志的集中表现”[3]。权力与技术不同，技术体现的是主体与客体自然的关系，而权力的主体与客体都是人，表现为一种支配与制约的关系，表现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支配与制约的关系。《现代汉语词典》对权力的释义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

技术作为一种权力，其渊源可追溯到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福柯在论述权力时总是将它和知识联系起来，认为知识就是权力，权力制造知识。这与培根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知识、技术表现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与政治学讨论的视“权力”为政治上的强制力量的内涵不同。但技术这种本属于征服自然的力量，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可以被用之于支配、辖治他人或组织。技术所有者掌握他所控制的技术达到他所希望的结果，同时也可利用技术达到的结果来控制、支配他人，因而技术在事实上潜藏着转化为权力的可能。首先将技术与权力联系起来，认为技术也是一种权力的人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对此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论述。在马克思的眼中，有两种技术，一种是作为财富的技术，一种是作为劳动过程组织形式的技术。前者本身是非政治的，与权力无关；后者作为劳动过程的组织，由于机器(技术)的运用，缩短了劳动时间，但同时延长了工作日；机器的使用减轻了劳动力，但同时提高了劳动强度；机器的使用是人对自然的胜利，但同时也使工人受自然力的奴役；机器的使用增加了资本家的财富，同时也使生产者成为贫民。技术的使用，使资本家的权力大大增加了。“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4]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大力支持和发展技术、购买技术，从而获得技术的支配权，利用技术的效能，在实现对技术支配权力的同时也实现技术权力化。随后，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福柯等都探讨过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特征。福柯[5]137，139说：“如果不拥有权力机器，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资产阶级“能够建立权力来保障利润的流通，而利润的流通又反过来强化和改造了权力”。 大量事实表明，技术对自然的支配力，只是构成技术权力产生的基础，它不等同于技术权力。“只有当对自然事物的这种支配或控制进入社会场景，触及到他人或他组织的利益时，才能转化为技术权力。”[3]

医学技术本是作为去除疾病的手段面世的，医学技术是如何转换成为权力的呢？最先将医学与权力联系起来、认为医学技术也是一种权力的人是福柯。客观地说，福柯关于知识、权力与伦理的思想体系，主要是围绕身体-知识-权力的分析，而不是围绕医学与权力展开的。在福柯的眼中，身体一贯是权力实施的对象。无论中外，在古代和中世纪，酷刑以及各种野蛮残酷的行罚，其对象都是人的身体；19世纪以后，欧洲将肉体作为刑罚的主要对象的现象基本消失，在一些方面放松了对肉体的控制，但对肉体的摆布并未停止。即或在今天，针对肉体施以痛苦的刑律并未真正消失，只是“被非肉体刑罚包裹起来了”[6]，与过去相比，权力与身体的关系并未转变，只不过是由过去那种给身体制造生理痛苦转变为剥夺身体的权力，转变为对心理精神的摧残。当然，福柯同时也指出身体不仅是权力奴役的对象，不仅是权力刻画的对象，不仅是权力的产物，同时是自身生命权力的产物，身体存在颠覆权力的可能，尽管这方面福柯未有深入的论述，并因此而受到批评，但他提出了权力反抗的可能性仍是有意义的。

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中，对现代医学的产生做了独到的分析，并借此阐述了他对医学权力的见解。他描述了19世纪以来医学经历的一系列变化，描述了医疗机构、医院记录方式、统计数据的诞生，以及包括“标准人”的界定及对疾病认知的变化，特别是对精神病患者的管理，揭示了医学空间对社会空间的渗透及两者的重合，使医生和患者“时时处处实施着一种连续不断的、机动的和区别的监控”中；对人类生命的管理，医学“采取了一种规范姿态，使它不仅有权对如何健康地生活给出各种忠告，而且还有权发布个人生活以及社会在身体和道德关系方面的标准”[7]39。福柯关于医学权力的思想可概括为如下几点：(1)医学技术权力是与医学知识交织在一起的，医学技术知识为医学权力提供了基础。医学技术权力来源于医学技术的价值，正是这种技术的实际价值赋予了医学权力的可能。“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知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致于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的？”[5]26(2)医学技术与权力的结合与交织，形成了一个技术体系，使得权力能够通过医学对人的身体及生命展开一种凝视，这种凝视形成于“医学和国家的联盟下、医疗实践的具体情境中、临床机构的空间内”[8]，在医院、监狱、精神病院等社会机构的联合下，成为一种对人进行个性规范和空间安排的全景监视，这时不仅患者受到权力的直接支配，医务工作者也同样处于知识规范及卫生机构的双重管控中。权力因而深入到医疗的每一个角落。(3)医学技术权力已扩展成为参与现代刑法权力辅助工具，从而使医学技术权力走向政治权力。法律为了实现对罪犯的管控，不仅是管控犯罪，而且要进一步控制个人，控制他们的行为，控制他们现在的、将来的可能情况，并以此造成一种“肉体—武器、肉体—工具、肉体—机器”的复合体[7]173，这就需要各种知识的支持，其中临床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等方面的支持十分重要。法官为了完成他的审判，需要有医生、精神病学家、心理分析家、教育工作者的辅助并参与审判，这些辅助者因提供医学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而与法官分享合法的惩罚权力。(4)由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死亡对人的威胁远不同于先前经济贫困的年代，对人的身体管控已经不足以为权力的整体运行提供需要的支持，权力对人的管控需要转变为对生命的管控，转变为对人口的管控。权力为了实现这些新目标，先后建立了一整套包括人口学、生殖医学、经济学、环境学等在内，并按照权力的需要纳入权力体系中，形成指导生命的规范和法规，最终形成一批新的法规，同时体现了“权力的最高功能是从头到尾地控制生命”[9]。“身体的流动性和非稳定性为权力刻画身体提供可能，而医学作为最终身体与生命的知识领域，为权力刻画和支配身体提供了重要的合理性支持，从而形成‘身体—知识—权力体系’的结构关系”[9],这些就是福柯关于医学权力的分析。

福柯对医学技术权力的分析，更多是批判性的，但他对此并不都持否定态度。他在批判过程中同时也肯定了权力的积极作用，只不过他的重点是批判而非赞扬技术(医学)的权力。这是因为，权力本身并不意味着罪恶，它不是罪恶的代名词，权力是调整人类行为的一种能力。自古以来，权力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得以正常运行不可缺少的调节力量，它将分散的、个体的人类行为聚合起来形成一种合力朝向一个目标，避免相互抵消而使人类获得更大的受益；知识、科学技术为权力所用，知识、技术扮演的角色绝不只是权力的帮凶或后台角色，在更多情况下是增大权力的正能量和效率。医学技术权力的积极作用表现为：(1)当今医学技术成果的获得，与医学技术初创时期主要依靠个人的兴趣和个人能力孤军奋战的情况大不相同，几乎一切重大的技术创新和制造，都需要权力的组织和协调，舍此难有成效。(2)当今所有医学技术成果的应用和推广，无论对象的选择与安排、经费的筹措、场域和各种条件的提供，也有赖权力的支持。没有权力的运作，仅靠医学家个人努力是难以完成的。(3)当今许多医学技术应用，大多涉及与社会诸多方面的协调，没有这些方面的合作是难以成事的，而这也是绝对不可没有权力的支持。(4)任何医学技术的作用，都是双重的，即使是那些经过严格的科学试验和多方改进的科学技术，也并非都是百利而无一害。而科学技术可能发生或在随后一段时间可能发生的副作用，都需要权力组织预测和精心安排应对消极作用发生时的各种处置。福柯对知识权力、权力规范的讨论，意旨不在于否定知识权力关系的构建，而在于知识-权力所构建的规范不应当过度地使用。医学技术权力和医学技术权力化有所不同，医学技术权力化是指权力渗入医学一切领域和深入全部医务人员之中，是指权力的过度应用。医学技术不能因权力化而使人的生命成为权力的牺牲品。技术权力化的消极作用不能低估，医学技术权力化也是如此，这方面的教训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其消极后果主要来自技术的滥用和技术权力化后对技术原旨的背离，或者可统称为技术权力的异化。而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主旨。

2 医学技术权力的运作：技术、资本、权力的联盟与互动

人们对权力的欲望早于对技术的追求。在原始社会部落首领的角逐中，就充分展示了人们对权力的渴望，并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了丰富的权力技术。中国和世界历代皇帝争夺帝位宝座的历史，实际上也是权力技术角逐的历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以说是集权力技术之大成。但权力技术与技术权力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权力技术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技术形态，可以理解为权力的建构、获取与运作的流程和机制,俗称权术。”[3]权力与技术的互动与结盟，是技术发展至一定时期的产物。在原始社会，甚至到工厂手工业时期，技术主要仍是作为满足人们物质需要而存在的，此时技术对权力的影响甚微。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有了较充分的发展，并越来越展示了征服自然的力量，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运用技术加强对工人的剥夺，资本通过技术强化了对工人控制的权力。“资本的积累确是工业技术和全部权力机器共同实施的结果。”[5]138-139

技术是如何吸引权力？是如何被权力看中并如何成为权力的伴侣的呢？这是技术与权力双方都有益于对方力量的稳固和强化所造成的：(1)技术的充分发展，意味着掌控技术的人拥有日益强大的能力占有自然资源，当然也意味着掌控技术的人的权力扩大，技术成为扩大权力的最有力的工具。“如果不拥有权力机器，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5]137一个企业因掌控先进技术可以称雄于市场，一个国家因拥有先进和强大的技术可以发号施令于世界，并可任意运用它宰割弱小民族和弱小国家，当然也可为世界人民更好地造福；在当代，谁拥有先进的技术，就意味着谁拥有更大的权力。(2)技术，特别是许多先进、复杂、庞大的技术，其整体结构的严密性、各部分的制约与互动性、运作的高效性，十分有利于权力体系结构的建构，有益于权力体系的形成。当今许多权力结构，就是借鉴于技术结构而生成的。如军事权力体系的结构，很多就是来源于技术结构的机制。(3)技术的迅速和充分发展，特别是当今各种先进技术的发展，需要权力提供各种支持，包括资源配置，场所的选定，技术的开发、应用与运转，社会各方的协调，都需要权力的参与。权力需要技术，技术也需要权力，两者的相互需要，为技术权力化奠基了基础。

技术与权力联盟，技术权力化，还因资本的加盟而变得更加迫切和牢固。技术、资本、权力三者的结盟与互动，是当今技术权力形成、发展与运作的基本形式。从历史展示三者结盟发展的逻辑轨迹来看，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三者的相互作用是单向的，是一直向前而少有逆向轨迹的发生，即技术促进权力的提升和资本的扩大，同时也伴随着技术自身的进步和更新，三者因联盟而同时受益，三者各自都因联盟而得到迅速发展。因三者的联盟带来技术发展停滞、权力削弱和资本衰落的现象几乎未有发生。这也是三者能够自然亲和、接近进而结合的原因。医学也是如此。当今医学出现的一些困局，仅仅讲医学与资本的关系，还不够，还讲不清楚，还必须把权力的问题加进去，将技术、资本、权力三者联盟与互动的问题讲清楚，才能还医学以真实。

医学技术、资本、权力的联盟，首先是从资本与医学技术联盟开始的。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医学技术有了飞速的发展。由于原子技术、分子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与之相应的医疗器械、制药技术大量涌进并装备医学，将医学技术置于电子技术、分子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之基础上，医疗技术最集中的场所——医院面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某些传染性疾病的诊治，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即使肿瘤这类由于多种病因导致的复杂性疾病，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也给患者带来了希望。然而，如此规模庞大的医学快速进步，是以巨额资本投入为条件的。当然，医学技术吸纳资本，同时也给予了资本丰厚的回报。资本为医学技术的进步增添了翅膀，医学技术为资本开辟了新的领地。以制药业为例，据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以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企业为样本，2000年～2018年，制药企业的净利润中位数每年为13.8%，而其他非制药企业样本为7.7%[10]，制药业利润远高于非制药业。中国价格学会一项课题调查表明，2005年心脏起搏器零售价是出厂价的3.23倍，导管是2.65倍，支架是2.28倍，人工髋关节是3.49倍。医疗器械的销售环节很多，最后一级代理给医院的价格已经是出厂价格的10倍～20倍，相当多的大医院每采购一例人工关节，给主刀医生20%～30%的回扣[11]。这两组数字说明医疗行业存在极大的资本营运空间，为医药开发商、医院和医生谋取利益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这一切都是医学与资本联盟的结果。

关于医学技术与权力的结合，福柯[7]27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以传染病的实例作了多方面的分析。他说：“流行病医学的存在，必须借助于一种警察力量。”因为流行病的防控，需要“对面包、酒类、肉类的销售进行监控，对屠宰场和染坊的活动进行监控，严格禁止不卫生的居住方式；在对全国情况做出详细研究后，应该制定一系列卫生法规”[7]27，因为在这些事情上，单有医生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需要权力的支持；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对于流行病，需要对时间进行整合；对于分类疾病，需要确定等级体系中的位置”，“一旦涉及疾病、医疗经验以及医生对社会结构的监控进行分配的这些第三级构型”就需要“确定医学的政治地位，建立国家层次的医学意识”，而这些“医学的经常性任务，提供信息、监督和控制”，“既与医学本身有关，也同样与治安有关”[7]28，医学又一次进入权力范围了；福柯还引用1776年法国为防止东南部发生的一种侵袭牲畜疾病导致该地区经济的严重破坏，而当时对这种传染病知之甚少，政府下令设置一个委员会，其任务是调查、研究、监督和指示，这个委员会由八名医生组成，政府的财政总监可以派遣他们到各省进行调查，并要求他们提交报告。福柯据此认为，这样医学就实现了它的双重控制：政治当局对医学实践的控制和特权医学机构对所有医务工作者的控制。这个委员会后来成为皇家医学学会建立的起源。在这里，“学会不再限于聚集专门研究集体性疾病现象的医生，它变成为关于疾病现象的集体意识的官方机构”[7]30，医学在这里既体现了外部权力对医学的干预，同时也体现了医学内部的权力架构。18世纪时，“医学知识相对地封闭在一个限定的空间里”，“医学在总体形式上是包罗万象的和自我封闭的”，而到18世纪以后，“它被各种开放的、无限扩展的表格所取代”[7]31，因而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呼吁“各郡成立一个由挑选出来的医生组成的委员会，进行这种信息工作”，甚或“在每一个大城镇设立一个‘政治卫生中心’，在巴黎设立一个‘卫生法庭’”。福柯[7]33指出：“在这种运动中，医学意识就具有了双重性：它既存在于一种直接的层次，存在于原始观察的秩序里，又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这种更高层次上，它观察各种病质，与它们对质，然后，在返回到疾病的各种自发形式时，它就居高临下地宣布它的判决和知识。它变得集权化了。”福柯借临床医学，特别是传染病发展过程的历史，解说了随着医学自身发展的进程，医学是如何分离出权力，以及医学权力是如何形成的。

福柯关于医学权力现象及对它的分析，在我们今日的医学现实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当今医药卫生系统的种种权力结构可以从福柯的分析中得到理解，但今日医学技术权力远远超出了福柯那时的情况。当今医学权力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医学技术权力，由于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空前进步，已经演变为一个庞大的权力体系，包括医药卫生资源的配置、布局与使用，医药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医疗保险体系的构成与运转，医学人才的培养，以及医药卫生知识的普及与推广等，无不是在一个构建严密的权力体系指挥下运转的。20世纪以前医疗卫生技术那种分散的、各自为政的、自发无序的局面有了根本的改变，权力已经渗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每一个环节，当今的医药卫生技术已经权力化了。

第二，医学技术权力已经扩展到每一个医药卫生服务人员，任何一个医药卫生人员已经成为整个权力体系中的一个小螺丝钉，他们的医疗技术行为只能是在这个权力体系认可的范围内行事，并为这个权力体系认可的目标服务。这种情况在至今仍未了结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疫斗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可以在几小时内组织数万名甚或更多的医务人员奔赴指定的地点，在一两天内完成百万、几百万，甚至更多人口的疫情筛查，如果没有权力的介入，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是日常的医疗服务，如医疗中心与基层医疗的分工、需要众多医疗力量配合行事的大型项目攻关、危重病患的抢救、大型器官的移植等，医疗卫生部门所有成员都是在不同层次权力系统指挥下行动的。正如福柯[5]131所说：权力要求“更具有连续性和微观的渠道才能得到流通。能够直接贯彻到个人、倍受尊敬的身体、他们的姿态和日常行业”。当今的医疗服务，逃不脱大大小小的权力眼睛。

第三，当今医学技术权力体系是分层次的，高、中、基层和个人是技术权力体系的基本结构。高层医学技术权力，一般是指国家层面的权力体系，如国家的卫生管理部门、医药事业管理部门、疾病控制中心、医疗保险管理部门等，他们的首要权力是制定政策，确定国家医学技术的任务和目标，划定可以和不可以的技术服务边界等。中层医学技术权力是省、市、县一级的权力体系，其任务目标是依据本地区的情况，执行最高技术权力机关制定的方略，解决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反映面临的种种实际困难等。基层医学技术权力在众多国家中，一般是由大的医疗中心(大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两部分构成。前者主要完成疑难杂症的诊治、攻关医学难题和接受国家临时指派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后者主要责任是为人民提供基础性的卫生技术服务；个人(医务人员)是医学技术权力的底层，是指在上述各级权力统领下医生个人行使的权力，包括诊断权、处方权、医疗资源微观分配权等。这些权力体系与国家其他权力体系的不同，在于无论是哪一级的权力，都是以医学技术为基础的，是为使技术更好地发挥作用而行使权力，医学技术是它行使权力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所以应当属于医学技术权力的范畴。

第四，当今的医学技术权力结构，技术是基础，资本是动力，权力是枢纽。医学技术作为一种权力，是技术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且权力不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改变”[5]138。技术有其成为权力的禀性，但技术权力并不是与技术同生的。尽管现今技术权力的高层结构拥有对技术的各种权力，但仍是以技术为基础的，脱离了技术的权力就是别的什么权力而非技术权力了；在这个权力系统运转中，资本是推动技术权力的动力源。如前所述，当今医学技术已经成为资本活动的重要领地，医学技术因为它的种种特性，早已深深吸引了资本，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医学技术的权力化；就医学技术而言，也亟需获得资本支持进而扩大自己的规模和不断更新自身，并借此扩大技术权力，增值技术权力。就权力而言，也需要借助资本对技术的支持，扩大权力，从而提高和强化技术权力。资本驱动技术，技术回报资本，同时也促进技术权力的生长和扩大。在资本与技术往返互动与合作中，权力是它们生长的调节枢纽，是掌控技术与资本的指挥台。这样就形成了当代技术、资本、权力联盟与互动的局面。

第五，医疗技术中心(大型医院)是医学技术权力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是因为，现代化的大型医院是由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构成的，医院几乎集当今所有医疗技术的大成，各种先进的医疗技术的研究、试验、推广应用都离不开大型医院，即使是那些传染病、流行病的防控也离不开大型医院，如流行病传染源的寻找、流行病传染路线追踪、样本的检测和筛选，乃至病患的诊治、药物的研发等，都是由动员起来的数以万计、几十万计的医院工作人员完成的；资本与技术的结合产生的各种医疗技术成果(包括药物)，也是通过医院的临床试验最后完成的，技术带来的资本效应，也是由医院收治的患者支付和国家支付形成的；就医学技术权力结构体系而言，医院在这个权力体系中也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顶层医学技术权力的行使，是以大型医院为基础的，各种技术权力的指令，大多需要医院执行或经过医院散发到其他医疗服务的各个角落。技术权力对医务人员的掌控，更需要经过医院才能落实，因为大部分医务人员一般集中于医院，经过医院这一核心组成部分，医学技术权力才实现了支配每一个医务人员的目标。

第六，“疗治型国家”概念的出现。福柯认为，由于死亡对人的直接威胁远不如前，对人的身体加以简单的威胁和控制，已经不能为权力整体运作提供足够的支撑，权力对生命的管理和调控需要寻找新的模式，需要寻找对生命的全程管控，需要寻找将对每一个人的管控转变为对全人口的管控，包括对人的生育、出生率、死亡率、健康、寿命和生命质量等，这样就出现了“疗治型国家”的概念。“疗治型国家”的概念，是奥尼尔在论证“医学身体”时提出的。“在奥尼尔看来，人的社会化首先是身体的社会化，身体的社会化作为人类社会化第一阶段，为具有医学性质的国家形式即‘疗治型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2]所谓“疗治型国家”，就是“我们把生命的每一阶段……均置于职业化和官僚化中心的处置之下……这一进程的终极目标就是由国家医疗管理来掌管生命的诞生和死亡”，“疗治型国家则通过其权力网将具有职业性质的医疗纳入到国家公共管理体系中来”。“疗治型国家，是指在工业化主导的社会化进程中，人们的生命的整个历程全部由国家医疗管理”[12]，当人们接受了“疗治型国家”的概念时，人们无形中接受了医疗技术对自我身体的改造，医学也因此从“治愈身体”的初始形态异化成为国家“公共管理的工具”。“在这种异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医院和医生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医院以‘国家公共权力’的形式治愈身体、鉴定身体、管理身体获得收入，而医生则以‘知识赋权’的形式，将身体视为自我权力扩张的来源，甚至视为获得资本的工具。”[12]“疗治型国家”悄悄地异化了医生和医院的职业操守。

第七，当今医学技术权力体系具有国际性的特点。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流行病是没有国界的。由于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人员、信息、资本、物资全球性的流动，人们生活方式的逐渐趋同，导致疾病的流动性和趋同性，几乎所有疾病结构的变化或某种传染病出现，很快或者迟早必然会在全球流行起来。这就要求对疾病的防控需要有全球行动，包括疾病病因的寻找、诊断标准的确定、治疗药物的开发和选择，尽管这些问题可能因国度、地区的不同有所区别，但仍然是需要共识的，需要在一定的共识基础上的共同行动，而这种共同行动特别是对传染病的防控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诞生的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许多疾病的全球性专业组织的出现，就是医学技术权力体系国际性的标志。事实证明，全球性的医学技术权力体系，无论对哪一个国家(民族)、对哪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十分有益而无害的。

第八，医学技术权力化的作用是双重的。医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它的迅速进步，需要权力提供支持，特别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如组织大型流行病病源的调查，安排民众隔离，必要的暂停人员交往、交通中断和城市封闭等，将权力的作用展示得淋漓尽致。但是，医学技术权力的过度使用也有其消极面，特别是背离人民大众利益的滥用权力、权力沦为某种政治势力的工具时，无疑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而此种医学技术权力的过度使用或权力异化，在当今社会中，几乎是难以避免的。研究医学权力异化及其防治，是医学伦理学当今切不可忽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