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洁

（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山西 太原 030619）

北魏、东魏、北齐时期的历史，主要是以太行山为轴线来展开的。北魏、东魏、北齐的政治军事重镇平城、洛阳、邺城、晋阳等，都在太行山附近或周边，太行山在北朝时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从历史军事地理学的角度，把北朝时期的历史与太行山东西两侧的空间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的一些规律，有助于对北朝时期的军事态势、历史走向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北魏得太行而得天下

394年，后燕与西燕的台壁之战，西燕一战而亡，后燕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把太行山以西归入其统辖之下，慕容垂基本恢复了前燕时期的版图，成为十六国后期北方较强盛的国家。

后燕消灭了西燕，但与北边的北魏关系已经破裂，北魏成为后燕称雄北方的障碍，慕容垂于395年五月开始向北魏用兵，派太子慕容宝、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率兵八万伐魏，派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带领一万八千人作为后援。北魏王拓跋珪的部下张衮认为，后燕挟台壁之战胜利的余威北进，不把北魏当回事，魏军不妨示弱，让燕军产生骄傲情绪，然后伺机打败燕军。拓跋珪采纳了部下的建议，把部落人马西迁一千多里，以避开燕军的锋芒。后燕进军至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收服了北魏的别部三万余家，收获粮食百余万斛，大量造船，准备渡河伐魏。九月，两军在黄河两岸相持。慕容宝当初出兵时，慕容垂身体已有病，当燕军进至五原时，拓跋珪派人在半路把后燕派往五原的信使都抓了，慕容宝数月不知道慕容垂的病情。拓跋珪让人散布慕容垂已经病死的消息，后燕军营骚动不安。十月二十五日，黄河南岸的燕军在晚上烧掉战船撤退。当时黄河尚未结冰，慕容宝认为魏军肯定不可能渡河追击，便没有在军队后边安排侦察哨。十一月初三，大风降温，黄河结冰，拓跋珪率兵过河，留下所有辎重，率领两万精锐骑兵部队急追燕军。燕军回师途中，在参合陂（西汉时，于今阳高县境置参合县。今阳高县东，古时为湖泊，该区域在60多年前还有数十平方公里的湿地，当地称为“阳高滩”，其北为连绵的高山，道路在山南水北）又遇到大风，“黑气如堤，自军后来，临覆军上”，[1]（P3423）有人向慕容宝进言，有暴风来，是魏军将要到来的征候，应该派兵御敌。慕容宝认为已经把魏军远远甩在后边，不予理睬。魏军昼夜兼程，紧追不舍，于十一月初九追到了参合陂之西。燕军在参合陂之东，驻扎在蟠羊山南。拓跋珪命令魏军：士卒衔枚、战马束口，连夜无声无息地进军。第二天日出时分，魏军占领了山上的有利地形，对燕军形成居高临下之势，燕军准备东走，突然看见魏军，顿时大乱。拓跋珪命令魏军出击，燕军士卒人马互相践踏，有的溺水而亡，死亡的士卒数以万计，四五万人束手就擒。拓跋珪下令将投降的四五万燕军士卒全部坑杀。

慕容宝回到后燕都城中山城（今河北省定州市）之后，耻于参合陂之败，要求再次出兵伐魏。后燕的司徒对慕容垂说:“魏人狃于参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圣略，摧其锐志。”[2]（P3089）396年3月，慕容垂率后燕大军秘密发兵，北上太行山，凿山通道，越过青岭，经过天门，直指云中，攻陷平城，俘虏了北魏部落3万余家。《资治通鉴》记载云：“引兵密发，逾青岭，经天门，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云中。”[1]（P3426）可见，慕容垂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采取了严密的保密措施，没有取道当时的“飞狐道”，而是选择了一条当时不常通行的行军路线，即“蒲阴陉”通道（即后世所说的“五回道”），在有些路段还要凿山通道。青岭，又称广昌岭、五回岭，在今河北省涞源县东南方与易县交界处。《水经注》中有五回岭的记载：“（徐）水西出广昌县东南大岭下，世谓之广昌岭。岭高四十余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回，方得达其上岭，故岭有五回之名。下望层山，盛若蚁蛭，实兼孤山之称，亦峻竦也。”[3]（P245）《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易州·蒲城县》：“五回岭，在县西北五十里。高四十许里。”[4]（P517）天门，应当是今灵丘县东南的天门关（也称隘口关）。慕容垂此次西征，是从今易县狼牙山麓沿着漕河（古称徐水）河谷，翻越五回岭到涞源，再从涞源过灵丘袭击平城。

慕容垂来到参合陂，见到去年被魏军杀害的几万士卒尸骨堆积如山，十分伤心，进行祭祀。后燕的将士皆放声痛哭，声震山谷。慕容垂惭愧、悲伤、气愤，口吐鲜血，旧病复发，在回师途中病逝于上谷郡的沮阳（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从后燕军队从平城回师中山途径上谷郡来看，返回时是经过太行山最北边的“军都陉”通道。

参合陂之战，后燕的国力被极大地削弱，后燕与北魏的国力对比发生了变化，后燕很快就由盛转衰。396年八月，拓跋珪统步骑四十余万，南出马邑，越句注塞，旌旗连绵，浩浩荡荡，兵临晋阳城下，击败后燕守军，控制了并州。此年十月，魏军从晋阳城东出太行山井陉关，进入河北平原，各地的后燕守军望风而逃。控制了太行山之西的“一城两要塞”——军事重镇晋阳城、北部的句注塞、东部的井陉关，北魏在战略上已占据优势，魏军在山西高原、河北平原的军事攻势，燕军已无力阻挡。拓跋珪另外派遣一支军队从太行山“军都陉”东下，袭击后燕的幽州。魏军东出太行山，很快就占领了河北平原上的绝大部分城邑，燕军只剩下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信都（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和中山三座城邑。397年，后燕的都城中山城被北魏攻陷，北魏开始崛起。

后燕定都中山城，处于太行山东麓，既有太行山之险可依凭，又有河北平原交通畅达之利。在此前消灭西燕的战争中，后燕则充分利用了太行山中段的“井陉”通道、“滏口陉”通道。后燕虽然享国时间不长，但其对太行山战略价值的运用还是不错的。当然，后燕在396年失去对晋阳城和太行山“井陉”通道、“军都陉”通道的控制，后魏大军东出太行，在河北平原上南进北攻，后燕的军事力量不到一年就退出太行山以东。后燕之败亡，在于失去太行山屏障。而北魏之崛起，则是典型的“得太行”而得天下。

二、北魏对太行山“灵丘道”的开通

在征伐后燕的过程中，拓跋珪已经意识到太行山战略地位的重要。为了加强对太行山以东新征服地区的控制，在消灭了后燕在河北平原的势力后，北魏皇帝就开始考虑由今大同盆地穿越太行山进入河北平原道路的开通与维护。398年，拓跋珪从邺城北上到中山城，准备返回恒山以北。“将北归，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今河北省望都县西）凿恒岭（今河北省曲阳县西北）至代（今山西省应县一带）五百余里。珪恐己既去，山东有变，复置行台于中山，命卫王仪镇之。……辛酉，魏王珪发中山，徙山东六州吏民杂夷十余万口以实代。”[1]（P3463）《魏书·太祖纪》云：“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5]（P31）当时北魏尚未迁都平城，拓跋珪的大本营在大同盆地的中心地带繁峙行宫（今山西应县东北），代地就是繁峙行宫所在的黄花岭与龙首山之间的开阔地带。铁关，即汉代的常山关，今称倒马关，在河北省唐县西北60千米。当时从大同盆地穿越太行山到河北平原的中山城，一般经行飞狐道，但飞狐道有数十里艰险难行，而且在穿越太行山时，从今河北省蔚县到涞源县，或从今灵丘县到涞源县，再由涞源县到定州，在距离上绕远了。如果从今山西省灵丘县入太行山，沿着灵丘县唐河峡谷南下，经过今唐县西北的倒马关到达定州，就相对快捷，与北边的飞狐道相比，这条取道灵丘的道路，相当于走了一条直线。望都，即今河北省望都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在顺平县之南。恒岭，即今河北省曲阳县西北的恒山。“自望都铁关凿恒岭”，即开凿倒马关西北至灵丘县马头关之间的峡谷，相当于在道路上的裁弯取直。拓跋珪顾虑北魏大军回师后，太行山以东局势不稳，便在中山城设置了行台，管理太行山以东的事务，派部将在此镇守。拓跋珪西返时，将太行山以东六州的官吏百姓10多万人一起随行西迁，以充实北魏大本营附近的人口。北魏的大军和10多万官吏百姓，浩浩荡荡向西穿越太行山，长途跋涉五百余里，像这样穿越太行的大迁徙，盛况空前。从河北平原穿越太行山到平城，还有另外一条道路——“五回道”。据《水经注》记载，太延元年（435）12月，太武帝结束东巡，返回平城，途径“五回岭”：“徐水三源奇发，齐泻一涧，东流北转，迳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迳南岩下，水阴又有一碑。徐水又随山南转，迳东岩下，水际又有一碑。凡此三铭，皆翼对层峦，岩障深高，壁立霞峙。石文云：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车驾东巡，迳五回之险之，飞矢于岩山，刊石用赞元功。夹碑并有层台二所，即御射处也。碑阴皆列树碑官名。”[3]（P246）此次东巡返回平城时，太武帝没有取道“灵丘道”，而是取道今涞源县东南的“五回道”，即从今易县狼牙山麓沿着漕河（古称徐水）河谷，翻越五回岭到涞源，再从涞源过灵丘回到平城。太延二年（436），又派定州七郡12000人通莎泉道（在今灵丘县西）。这次通莎泉道，应该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修治。次年二月，北魏太武帝幸幽州（今北京市），“还幸上谷，遂至代”。[5]（P87）太武帝从幽州经上谷郡（今北京市延庆区）回到平城，所经行的应当是过“军都陉”通道到上谷，然后向西南回到平城。太平真君四年（443）“行幸中山。二月丙子，车驾至于恒山之阳。”[5]（P95）取道“灵丘道”回平城。兴光元年（454），北魏文成帝行幸中山，“十有二月丙子，还幸灵丘，至温泉宫。庚辰，车驾还宫。”[5]（P114）和平二年（461），“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丙午，至于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还幸信都。……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5]（P119）太和五年（481），北魏孝文帝南巡，“五年春正月己卯，车驾南巡。丁亥，至中山。……二月辛卯朔，大赦天下。……丁酉，车驾幸信都，存问如中山。癸卯，还中山。己酉，讲武于唐水之阳。”[5]（P150）依旧是取道“灵丘道”。太和六年（482），“正月甲戌，大赦天下。二月辛卯，诏曰：灵丘郡土既褊塉，又诸州路冲，官私所经，供费非一，往年巡行，见其劳瘁，可复民租调十五年。”[5]（P151）“秋七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5]（P151）从《魏书》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出，北魏皇帝由平城出巡河北平原上的中山、信都、邺城等地，多取道灵丘。中山城是原来后燕的都城，北魏在这里设行台，皇帝经常到中山巡视，就是要对以中山为代表的原来后燕的辖地形成长期的威慑。因为灵丘——中山一线是“诸州路冲”，为了保证这条道路畅通，竟然动用了5万人整治道路。“灵丘道”修好之后，取道“飞狐道”的行旅就减少了。从北魏道武帝，到魏孝文帝，北魏皇帝从平城经过“灵丘道”出巡中山等地20次。因为灵丘当地百姓的负担增加了不少，朝廷采取了“复民租调十五年”的优惠政策。郦道元在《水经·滱水注》中，对灵丘县唐河谷地的道路情况也有记述：“滱水（今唐河）自县南流入峡，谓之隘门，设隘于峡，以讥禁行旅。历南山，高峰隐天，深溪埒谷，其水沿涧西转，迳御射台南，台在北阜上，台南有御射石碑。南则秀嶂分霄，层崖刺天，积石之峻，壁立直上，车驾沿溯，每出是所游艺焉。滱水西流，又南转东屈，迳北海王详之石碣南、御射碑石柱北而南流也。”[3]（P236）《水经注》所说的“御射台”“御射石碑”，即北魏文成帝在461年由太行山之东返回平城时，取道“灵丘道”，在唐河谷道的高山前弯弓射箭所留存的遗迹。在今灵丘城南，沿着唐河东南行约7 500米，进入唐河峡谷。峡谷中的景观的确如郦道元所描写的那样，山高谷深，悬崖峭壁，隘口宽30米左右，隘道险狭，形如门阙。进入峡谷1 500米左右，唐河由南折向西，又复回东流，即《水经注》所说的“南转东屈”。唐河逶迤前行，呈“s”形，形成河湾北岸南北狭长的龟状台地。台地南北200余米，东西120余米。河南的绝壁之上矗立三座山峰，形如笔架，俗称“笔架山”。“御射台”为圆形，在台地的东南隅，直径10米左右，高5米左右。登上“御射台”，仰头而望，正是壁立直上的三座山峰。“南山”在路南，“御射石碑”在路北。太和五年（481），魏孝文帝“讲武于唐水之阳”，也说明“灵丘道”在唐河北岸。从现场遗存情况看，“御射石碑”立于“御射台”北面的台地中央。与《水经注》所说的“台南有御射石碑”有出入，也许是该碑在北魏之后有过迁移。近年在此地发现部分“御射石碑”的残块，碑额“皇帝南巡之颂”完整。由古道前行约6 000米，河对岸有千年名剎觉山寺，是魏孝文帝于483年为报母德敕建。“灵丘道”的路线，从灵丘城向东南，入隘口关，进入唐河峡谷，沿唐河峡谷前行，过马头关继续东南行，经倒马关出太行山。倒马关以下，与“飞狐道”的南段重合。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灵丘道”是联系首都平城与太行山之东的军事重镇中山城之间的重要交通线，政治、军事意义都很大。

太和十七年（493），北魏孝文帝率30万大军南征时，是从平城南下肆州（太平真君七年置肆州，领新兴郡、秀容郡、雁门郡。治所在九原，今属山西省忻州市）、并州（今太原市西南），经过上党郡，南下太行山经过怀州（治野王县，今河南省沁阳市）到达洛阳。第二年十月迁都洛阳时，从史书记载所经过的地点来看，十月初十离开平城，十月二十一到达中山的唐湖（河北省今唐县西北），十月二十八到达信都，十一月初七到达邺城，十一月十四到达安阳南面的比干墓（今河南省卫辉市）凭吊，十一月十九到达洛阳。[5]（P175）由平城迁都洛阳，和皇帝历次南巡中山一样，也是取道“灵丘道”穿越太行山后，沿着太行山之东的大道南下。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近100年间，因为政治军事中心在太行山之西的平城，为了加强对太行山之东地区的控制，北魏历代皇帝多次从平城出发南巡，太行山北段为皇帝出巡所必经之地，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大为提高，尤其是由平城通往中山的“灵丘道”，是当时的国道。

三、北魏末年失太行而失天下

迁都洛阳之后，北魏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驻防北部边境“六镇”的管理、供给问题，埋下了不稳定的因素。当反抗朝廷的军事力量控制了太行山前后地区，策马南下，地处河洛平原的北魏朝廷就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了。孝明帝孝昌元年（525），发生了杜洛周在上谷（今北京延庆区）率领的民变，北魏加强了居庸关的防守。第二年初，居庸关失守，杜洛周东出太行山，河北平原各地震动。

在镇压“六镇起义”的过程中，起家于今山西北部的尔朱荣的势力越来越大，史称“兵势强盛，魏朝惮之”。[1]（P4737）尔朱荣“广召义勇，北捍马邑，东塞井陉”，[5]（P1646）控制雁门、井陉要塞，以晋阳城为大本营，成为左右北魏朝政的大军阀。尔朱荣占据了太行山之西的晋阳、雁门、井陉，和北魏当年东出太行消灭后燕的形势一样。投奔在尔朱荣帐下的高欢建议尔朱荣南下洛阳“清君侧”，“霸业可举鞭而成”。尔朱荣向朝廷上奏：“臣愚以为蠕蠕主阿那環荷国厚恩，未应忘报，宜遣发兵东趣下口以蹑其（指葛荣军队）背，北海之军严加警备以当其前。臣麾下虽少，辄尽力命，自井陉以北，滏口以西，分据险要，攻其肘腋。葛荣虽并洛周，威恩未著，人类差异，形势可分。”[1]（P4738）尔朱荣奏折中所说的“下口”，即飞狐口。他建议让蠕蠕的军队从飞狐口东下太行山，从背后威慑葛荣，自己部署军队从井陉、滏口陉进攻。尔朱荣建议控制“飞狐陉”“井陉”“滏口陉”几处太行山的险要之地，是很有战略眼光的。528年，魏孝明帝被胡太后毒死，尔朱荣借口为孝明帝报仇，从晋阳起兵，经过上党，南下太行至洛阳，另立孝庄帝，并将胡太后及幼主溺杀于河阴（今洛阳西北），又将朝中百官2 000余人骗至河阴（今洛阳市西北黄河南岸）行宫西北，纵兵围杀，史称“河阴之变”。八月，葛荣率军包围邺城，号称百万大军，有小股部队已过汲郡（今河南省新乡市一带）。九月，尔朱荣率领七千（一说七万）精锐骑兵，昼夜不停强行军，东出太行“滏口陉”。当时葛荣的部队横行于河北平原，尔朱荣的兵马很少，双方相差悬珠，人们都认为尔朱荣绝无获胜的可能。葛荣喜形于色，对他的部下说:“此易与耳，诸人皆办长绳，至便缚取。”[5]（P1649）葛荣的军队从邺城往北，列阵数十里，就像张开的簸箕一样向前推进。尔朱荣将队伍埋伏于山谷之中，作为奇兵，分派军官每三人为一处，每处有数百名骑兵，命令各处故意扬起尘土，擂起战鼓，大声喊叫，使敌军摸不清虚实。尔朱荣考虑到人马近战时，用刀不如用棒，便命令士兵们每人准备一根短棒，放在马侧。又考虑作战时斩首会影响追击敌人，便不按斩首多少计功，只用棒子打死敌人就行。尔朱荣的部下个个奋勇争先，尔朱荣亲自冲锋陷阵，从敌军背后杀出，内外夹击，大败葛荣的军队，葛荣被俘虏，余众全部投降。[5]（P1650）“滏口之战”，尔朱荣充分利用太行山东麓的有利地形，巧妙用兵，以少胜多，一战而平定冀、定、沧、瀛、殷五州，展示了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再次显示了太行山“滏口陉”的战略地位。

四、东魏、北齐时代，国道穿越太行

尔朱荣后来被北魏皇帝杀死于洛阳。530年，已经统领部分军队的高欢想摆脱尔朱家族的控制，便上书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说太原一带近年多灾荒，士兵没有粮食吃，请求到太行山以东去“就食”，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再回来。[6]（P213）尔朱兆同意了高欢的请求，高欢率军从晋阳出发，往滏口方向前进，中途遇见尔朱荣的妻子乡郡长公主从洛阳回晋阳，有良马三百匹，高欢就派士兵把三百匹良马都换了。尔朱兆听说此事后大怒，追赶高欢至襄垣。虽然二人当时表面上没有彻底翻脸，但决裂已成定局。襄垣县处于太原通往邺城的交通线上。高欢在壶关县的大王山驻扎了两个月，才率兵东出滏口，前往邺城。[7]（P6）534年，北魏权臣高欢以晋阳城为其根本，为了更进一步控制朝政，再次谋划迁都到邺城，派遣3 000骑兵出镇建兴郡（今晋城市北），又向河东增兵，把供应洛阳的粮食运往邺城，企图用武力迫使北魏皇帝迁都邺城。北魏皇帝元修被逼西走长安，高欢另立皇帝，三天之后就下令迁都邺城，洛阳城中的40多万户狼狈不堪，迁往邺城，史称东魏。高欢并不在邺城常住，而是在晋阳城遥控东魏朝政。从东魏迁都邺城到高欢去世的前一年546年，高欢在晋阳与邺城之间往返了8次，大部分的时间居住在晋阳城。当时邺城与晋阳城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太行山“滏口陉”通道。高洋称帝建立北齐后，北齐首都邺城与陪都晋阳城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高洋当政10年间，10余次往返邺城与晋阳城。在高洋之后，有四位北齐皇帝在晋阳城即位。穿越太行山的“邺城——晋阳大道”，是东魏、北齐的国道。东魏、北齐时期，邺城是名义上的都城，政治军事中心在晋阳城。北齐时，晋阳城被称为“别都”，北齐在太行山东西两侧实行邺城、晋阳双都制，晋阳城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陪都，其政治地位还高于邺城。高欢家族通过军事重镇晋阳城威慑以邺城为代表的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平原，联系晋阳城与邺城之间的“滏口陉”通道，就像北魏前期联系平城与中山城的“灵丘道”一样重要。在这条东西交通要道上，有一座鼓山，又名响堂山（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以西），风景美丽，石质优良，信奉佛教的北齐皇帝选择在此凿窟建寺，作为他们往返于两都之间避暑、礼佛之地。响堂山石窟是短暂的北齐王朝遗留在太行山上的一座佛教艺术宝库。

576年十二月，北周大军攻克晋阳城。第二年正月，大军南下，通过太行山“滏口陉”，直扑北齐的都城邺城。[8]（P99）齐后主带着冯小怜从邺城往东逃奔青州，在半路被擒获，北齐灭亡。“滏口陉”这条联系北齐都城与陪都的重要交通线，也成了北周大军消灭北齐的进军路线。

整个北朝时期，太行山东西两侧的交通联系达到了空前紧密。北魏时期主要体现在太行山的北段，几代皇帝频繁通过“灵丘道”巡视河北诸州，加强以平城为中心的首都对太行山以东地区的控制。东魏、北齐时期主要体现在太行山的南段，高欢家族频繁通过太行山“滏口陉”往返于晋阳与邺城之间，加强别都晋阳对太行山以东首都邺城地区的控制。从地理区位来讲，北魏、东魏、北齐180多年的历史，主要是以太行山为轴线来展开的。从太行山的军事地理来看，是以北制南、以西制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