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诺 王汝雪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长沙 410081）

当前社会，教育领域最为通行的模式为自适应教育模式，中国市场在此模式上虽然发展起步晚，但进展迅速且潜力巨大，尤其中国本土的应试教育体系为自适应模式的发酵提供了催化的温床，促使中国教育出现由传统单一型走向信息化、时代化、多元化的蓬勃局面。智慧教育行业的兴盛便是自适应教育模式下的直接产物，其人机协同的底线思维与使学生获取学习体验最优化的核心价值极大地打破了教育这一行为在空间与时间上的限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大好趋势所在。

后疫情时代下，互联网向社会创造的便捷价值更是推动了教育信息化市场规模的急速扩大，然而此等发展的动力是外部环境的迫使而导致的，并非智慧教育产业的自身内推力使然，一旦社会全面步入正轨，智慧教育所享受的“疫情红利”也将逐步消退。因此，智慧教育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对其进行实时障碍因素诊断与具有落地实施意义的对策研究才是维持行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政策、技术与家庭三重障碍因素诊断

1.政策障碍

智慧教育的实质在于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打造精准“因材施教”的深度教学服务模式，培育全方面均衡发展的人才，由此可知智能技术设备平台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然而自2018年起，中国教育部等部门陆续颁发的对于校内学生使用App、手机等信息化工具的监管政策为教育“信息化”走进校园的完全程度增加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如2021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十五部门印发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中要求“确保手机有限带入校园、禁止带入课堂；学校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30%，中小学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1]。”正是这些保护政策的实施使得智慧教育一直处于半间半界的程度，而出现大量的信息摩擦成本，形成低效和浪费的局面。

教师作为智慧教育的主体接受者和使用者之一，信息设备的全方位普及对其产生的最直接便利性与动力在于工作量的减轻与教学任务的简易化。然而教育部对于电子作业及产品的使用时长的限制无法降低教师人工批改作业的教学负担，教师缺乏积极性去主动参与自适应教学系统[2]，自发提升自身信息素养。与此同时对于主观题此类灵活作答题型更是需要花费教师的较多精力去理解与判断，评分标准难以做到完全一致的同时效率也难以提升，最后批改的分数也仅为事后数据，无法关注到学生解题过程中的过程数据，不利于促进学生真正进步。

正是由于政府对于校内的严格规范与管控，校内的规模化教育长期维持，而校外的定制化辅导逐渐丰富，学生“补偿学习”的现象纷纷涌现，自适应系统更多地出现在了校园外。然而校外机构的插入与信息软件设备的使用一样都属于高监管风险[2]。许多教育企业抓住校园内信息化不足的空缺，打响教育信息化、个性化的口号，开发各类培训软件，售卖线上视频课程资源。与此同时，相关政府部门对于校外线上培训的监管力度也逐步增大，许多中小教育企业在各种局限下纷纷出局，市场不断向猿辅导、学而思网校、作业帮、高途课堂等头部商家倾斜，垄断局面逐渐产生的同时也阻碍了在线教育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学习讲究的是“全科化”而非“学科化”。校内长期的严防死守使得不少学生只能利用课余的时间与精力去补足学科短板，这不仅减少了学生身心的休闲娱乐时间，也会妨碍学生在兴趣素质教育等多方面的拓展。且校外采集到的数据多为碎片化与片面化的，其丰富度、完整度与同步性远低于校内长期数据，所形成的学生个性画像的准确度易出现较大偏差，存在片面分析与错误培养的可能性。由此观之，政府相关政策的限制将成为智慧教育健康发展一大不可忽视的障碍性因素，虽然近年来支持教育信息化的宏观政策不断增多，但各地区具体的针对性实施规划亟须落地完善。

2.技术障碍

智慧教育通过智能技术模拟真实教师教学，渗透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测、评、练等步骤，因此对于区域的信息化水平有着较高的要求。我国目前除了各地区智慧资源分配不均衡、教育水平不统一这一总体问题之外，全市场在研发水平方面还存在着突破性障碍。许多地区政府盲目将有限的资金大比重地投入到基础硬件设施的建设当中，而忽视了对于智慧教育软件以及后续服务的开发与维持，没能结合本地的特色与特征找寻教育突破口，更没有同其他地区协同互补，导致中国教育市场技术发展呈现碎片化、互不相通的局面。且资历较深的核心教师其常年养成的传统教学习惯难以改变，接受新设备积极性较低，难以主动接受并学习现代先进教学技术，信息素养培养成本高，无疑是传统教育向智慧教育完全转型的障碍因素之一。

目前阶段，越来越多行业参与到教育转型进程之中，行业间的激烈竞争带来了系列价格竞争和盈利能力下降等问题，全力专注核心技术研发的组织日益减少，从技术手段本身来看，人工智能在教育辅助方面还存在许多难点尚未攻克：首先，纸质手写作业识别准确度与语义理解分析的深度目前无法满足教育需求[2]；其次，教育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应试，而在于培育全面的人格。周晔认为，智能技术与教育联合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哲学思考与道德考量[3]，在其运行过程中无可避免伦理问题的产生，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再者，目前的系统数据采集总体仅围绕学习与学科展开，个体成长经历与内心变化数据关注较少。陆灵明认为，人类的学习行为非常复杂，很多都是学习者的内心活动，通过目前技术无法进行有效的状态识别[4]。

如果不能从内容上打破技术瓶颈，进行更为深层次的创新研究，那么将无法真正带领智慧教育走向新局面。相反，对于书本教育的过度关注和对素质兴趣培养技术同步开发的忽略会助长“唯学习论”“唯成绩论”的风气，违背智慧教育提升学生体验感、助力培育全面发展人才的初衷，造成恶性循环。

3.家庭障碍

在教育链条当中，学校提供的教育属于学生的前线主体资源，而家庭提供的教育属于后续补给资源，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也无法直接取代其中任意一环，而智慧教育的蓬勃发展为家校共育局面的出现搭建了平台，唯有前后充分供给到位，才能释放出教育的更多可能。2021年“双减”政策出台以来，学生校内外学习压力有效减缓，留家与父母相处时间增多，家庭教育成了民众所关心的重点。然而多数家长还停留在对教育的传统认知理念，认为传授知识是学校的义务，对于孩子的学习成长处于高关注度低参与度的阶段；同时也有不少家长内心渴望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然而受自身文化水平不够与业余陪同辅佐精力有限等因素限制对于学生课余时间安排无从下手的现象；即使是少部分意识到了家庭教育重要性的家长，也难免掉入过度在意孩子学习和成绩而忽略其素质兴趣培养的死胡同中，此类家长一味地利用各种智慧教育平台设备强占学生空闲时间“加工补习”，争取超越同龄人，而导致学生对于教育信息化手段的错误理解，从而反感和抵触，从此缺乏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

由此观之，家庭对于智慧教育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关节，家长的观念与做法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学生对于智慧教育的体验感受和影响效率。如果家长不能正确理解素质类教育与学科教育间的关系，不能有效利用信息化手段改变学生盲目学习的做法从而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不能主动培养家校共育意识主动参与到学生的各方面成长过程中，那么家庭必然成为智慧教育实现真正“智慧化”的一大绝对性桎梏。

二、具体对策分析

1.深化自上而下与内外联动的政策改革

智慧教育自产生发展至今已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这些成果的最终目的无疑是作用于教育领域的每一环节，政府在此条环链中便扮演着枢纽的角色。只有通过各区域教育主管部门与对应财政部门对接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各大软件商、硬件厂商、内容提供商，与其签订订单，主动解决政策风险，再通过上级自上而下层层传递KPI压力于基层学校领导、老师[2]，才能真正有效解决智适应渗透率、信息化覆盖率和教师转型积极性的难题。教育部应当定期组织各学校教师统一培训，开展有关于价值引领与角色转换的讲座，加强交流，培养教师信息素养的同时提升其教学设计与创新能力，再深入课堂了解学生适应情况。与此同时，各界还需重视校内与校外的联动作用，以校园内的学生数据积累为主，校园外组织机构的提升为辅，政府牵头引导、梳理规范，二者不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而是协同促进学生更加健全发展进步的伙伴。大力深化此类政策改革可以有效提升教学效率与效力的潜能，共筑中国教育市场美好蓝图。

2.加强技术研发与服务跟进的市场引导

在整条自适应原理闭环中，各环节看似简单，但实则许多关键点都涉及深度AI技术，部分领域的算法在近几年才取得不同程度的突破，如果要做到整个教学过程的完全信息化，意味着需要庞大的数据库、知识图谱库与多维度的画像库，而周晔在《我国“人工智能 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中提到，教学一线普遍还停留在以投影仪和白板为教学媒体的阶段。智慧教育应是科技新时代成熟且多元化、深度化的产物，而不是演变为“应试教育的帮凶”[3]，由此得知技术内容和同步服务的不断创新与持续跟进是产业健康发展的核心。所以中国教育经费的信息化部分应当从硬件设施建设向软件和服务建设转变[2]，加强核心技术研发突破的市场引导，以实实在在的鼓励政策带动企业的研发热情，在技术与设备引进基层的同时增加驻校服务人员，用人工来弥补目前阶段人工智能在伦理道德层面和技术短板问题的空缺。与此同时，国家应积极推出“智能+”人才培养方案，提升核心技术人员信息化素养与管理服务思维，使得中国自适应教育领域的高新软件与智慧服务能走向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

3.保障线上线下与家校共育的发展协同

政策的支持与技术的完善是维持智慧教育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保障线上线下双线融合、家庭学校协同发展的美好局面才是使智慧教育实现最高效化的必然措施，关注学生除学习之外的生活动态，培育真正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均衡发展的中国人才。樊雅琴认为，在当今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学生学习的场所从以往传统线下的学校教室拓展至了家庭的线上课堂，这无疑为智慧教育的蓬勃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但目前这种家校共育的局面还仅处于一个初步阶段，存在许多问题亟须完善[5]。虽然在线教育为学生学习和老师上课带来了许多便利性，但完全依赖于此而忽视线下教育的重要性是不可取的。应当找准二者定位、互助互补，充分利用线上丰富教学资源与技术算法补充线下教育的技术空缺，灵活参与线下课堂与老师同学的互动交流。

在家校共育方面，目前大部分学校的重视程度较低，且多为学校被迫主动、家长消极被动的尴尬局面，甚至少部分还仅停留在理论和初步实践阶段，未能形成专门的制度方案来贯彻落实，家长也因繁重的社会任务与压力未能参与到学生的家庭教学过程当中，这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出力，健全整个家校共育体系。家长应当及时改变被动心态，主动寻找科学的符合自身状况的家庭教育方法，除了重视与学生的沟通之外还要主动加强与老师、学校的联系，进行定期深度交流，双方充分了解情况，共同促进学生成长。政府可以专门组织成立家校共育专项委员会管理相关的工作，对家长进行相关培训，与家长进行积极沟通了解情况，也为家长与学校在学习和道德层面的教导提供对应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