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榛,王先伟

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中曾直言: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P9)。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便可窥见一斑,即便在20世纪初启蒙思潮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潮,现代中国在内外部的双重冲击下逐渐诞生,但乡土文化始终贯穿了20世纪中国文学书写的历史脉络。从 “五四”新文化以来的乡土叙事,到建国初期倡导的农村题材,再到80年代文学创作的 “寻根热”,以及90年代与21世纪后对城乡关系与 “三农”问题的再观照,都足以说明中国文化的核心仍然是乡土文化,而农村正是乡土文化得以展演的唯一有效空间。特别是在新时代的当下,乡村振兴的内在诉求与外在推动,使得农村再次被凸显,对农村空间的表述从 “寻”转化为 “回”,“回到农村”进而 “建设农村”成为当下社会环境与文化语境共同指向的目标。

在 “建设农村”的过程中,随着科技兴国战略的有效推进,(自)媒体逐渐向平民化视角转变,打破了以往大众传媒只将社会资源配置给少数精英群体的传统模式,而延伸至普通人群。特别是自媒体对资源配置的 “去中心化”,打破了从中心到边缘的传播结构[2],使得中国庞大的农村用户得以进驻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自媒体平台,并用VLOG①VLOG中文名为微录,是博客的一种类型,全称是video blog,意思是视频博客、视频网络日志,源于blog的变体,强调时效性,VLOG通常以影像代替文字或相片,兼具短视频的互联网传播优势和传统博客的个人化内容趋向。记录乡村生活,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自媒体博主。他们对中国乡村风景与生活图景的呈现与传播,充分显示了对农村文化地理空间与农民主体性的重新建构过程。在此过程中,亦出现了全新的表述视角,即 “他文化”主体以 “异域符号”介入言说中国乡村的图景,乡村自媒体博主 “土耳其阿布”①阿布 (Burak)是来自土耳其的一名外贸商人,他于2014年与来自四川的妻子结婚。婚后,阿布经常陪同妻子回四川泸州乡下看望岳母。四川乡村的风土人情深深吸引了阿布,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将妻子老家的风景上传到自媒体平台,一时间点赞和评论无数,这让他热情高涨,并于2021年5月决定在四川省泸州市甘雨镇瑞丰村定居,自此开启了他的乡村自媒体博主生涯。目前,“土耳其阿布”已成为拥有一百多万粉丝,获赞超1 320多万次的乡村自媒体博主。正是以异域文化身份视角凸显中国乡村图景的典型。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农村、镜头与身体三种直接彰显或参与乡村振兴的空间载体,阐释其生成过程和对乡村振兴的呈现路径与意义。

一、“农村”:现实空间中的乡村图景与农村价值的新叙事

新时代对农村空间的呈现应注意两个现象:一是城市、农村与西部三大空间的转移与重叠；二是农民工与青年两大主体的替换与叙事重心的偏移。这彰显了现实农村叙事的转向与目标,现代乡村的文化生活建构呈现出从 “离”到 “回”,再到 “谁回”“怎么回”“回乡做什么”等问题的延伸,不仅实现了现代农村的建设语境的生成,还建构起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语境与叙述模式。

(一)城市—城镇—农村:空间的延展、生成与凸显

自20世纪开始,城乡矛盾一直是中国文学叙事的热点,传统乡土中国从建国后就逐渐示弱,(如何)建设城市成为七届二中全上提出的一个重要议题。于是,“生产的城市”逐渐走上时代话语的前沿,与三四十年代的表述不同,“城”带有明显的生产功能,建设现代工业社会赋予了城市新的涵义,而 “乡”也就被遮蔽起来。即便是进入改革开放的宏大潮流中,城市仍然是促进生产的重要且唯一的有效空间,农村的没落成为了必然趋势并在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上逐渐收缩。城乡矛盾的焦点开始指向对生产力的诉求,城乡差距的扩大亦是大势所趋,最终形成了具备暧昧性特质的城镇空间。城镇的暧昧性就在于农村生产力的流动与现代生产模式的交织,其不仅具备了城市生产方式的现代特质 (即城市与机械的勾连),还保留有农村组织形式的传统特点,进而催生出一个特殊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与城市生活方式的格格不入和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若即若离,使得他们正经历着 “农村回不去,城市难融入”的两难境地,而城镇暂时为这一群体提供了栖身的空间。

新世纪以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洪流之下,农村空间再次被前置,成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前沿阵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鲜明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3]。农村空间与小康社会之间出现贫困的社会症候,乡村振兴就要从农村脱贫开始,而相对财政救助的单一方式,乡村振兴的途径发生了转向: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精准扶贫战略的外部推进；另一方面是自媒体在乡村空间的内在生成。新时期自媒体与农村的结合,能够让农村的自然风景和劳动图景更便捷、更高效地被展演,促成了 “农村—风景田园生活感受”与 “农民—劳动—农产品”两条乡村自我振兴的经济链条。不管是持续霸屏的李子柒的田园生活展演,还是红极一时的丁真现象,都是通过农村风景与劳动图景的呈现将农村显影化。

作为后起之秀的乡村自媒体博主—— “土耳其阿布”有其独特之处,他沉浸式的VLOG虽然延续了农村图景的展示,但独特性在于凸显了 “他者”眼中的 “中国农村”,其掩藏的思路为:一是 “世界视点”对 “中国风景”的观察,这一视点就避开了中国独语的模式；二是完成了对整体性中国的认知,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有着明确的分野,异域 “他者”视点对中国农村的观照,推动了世界认知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进程,同时也有效形成了世界与中国对话的新路径。“土耳其阿布”所呈现的不仅是乡村自然图景的异域视角言说,而且其突破点还指向对城市的规避,乡土中国的异域化再造打破了 “被看”的结构模式,形成主体性转向的话语结构生成。农村不仅作为 “被观看”的静态风景,还成为 “被建设”的动态空间,建设主体由本土向异域身份延伸,更加凸显社会主义新农村内涵的外延。

(二)农村与西部:空间的重叠与意义合成

随着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战略的推进,农村在宏观概念上指向了与城市相对的文化地理空间,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看,对农村的改造就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劳动图景的展演所昭示的是农村生产力,乡土文化造就了农村生产力的主体是农民,生产载体是土地,于是,建设农村的关键是对生产关系的调整,而自媒体的介入为其提供了一条新的有效途径。乡村自媒体博主在呈现农村风景与劳动图景的同时,最大的经济输出在于农产品 “带货”经济链条的建构,但也应注意到乡村文化输出的效应。对农村的建设与改造不仅是对经济生产的要求,构建独特的乡村文化亦是提高农民对农村空间价值认同与文化自信的重心所在。 “土耳其阿布”用VLOG“书写”的中国乡村日记正证明了农村空间所产生的文化价值,他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记录了挖红薯、做川菜、走亲戚、陪岳母赶集等日常化的田园生活写真,自媒体的文化宣传功能得以显现,继而打破了农村贫穷、脏乱、荒芜的刻板印象,特别是 “土耳其”国际元素的植入,让中国农村的经济文化图式发生改变,田园生活、“生产的农村”、自给自足的新农村印象逐渐明朗化。

其实,农村空间不仅在自媒体中得以展现,农村也频繁出现在电影镜头语言表述中,而后者带有明显的主流话语言说机制,具有 “文化规训”的意旨。从脱贫攻坚以来的展现农村题材的电影来看,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农村与西部的重叠。不管是国庆献礼片之一的 《我和我的家乡》,还是彰显青年返乡现象的 《一点就到家》,排档紧凑的主旋律电影对农村空间的界定与中国西部几乎划上了等号,这就构成了狭义概念上的农村空间所指。这一点在乡村自媒体博主的展演中亦可发现,现象级自媒体博主丁真就诠释了这一点,来自西部川西高原的理塘放牧少年将区域空间与农村的文化空间成功地结合起来,而此后火爆全网的新疆女书记雪中策马的短视频也正是丁真现象的延续。在自媒体的助推下,边疆风景的独特性被快速放大,迥异的文化空间与视觉感受被凸显,于是,“农村—西部—贫困”三者构成了紧密的内部联系。

然而,“土耳其阿布”的VLOG正是主体身份与实践空间的双重展演。异域青年在实现青年对农村建设干预的同时,也凸显了主体的特殊性,“外国青年—中国农村”形成了有效地连接。其次,在内容上亦是对西部农村日常的展演,农村的空间泛指远远大于西部地区,但两大空间的重叠,更凸显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性与建构乡土文化认同感的复归。

(三)农村—农民—青年:农村主体的流失与返流

农村的文化意涵不仅指向空间概念,还应观照活动于农村空间中的主体构成。城乡问题直接反映了地理空间的对峙与流动空间的形成,而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生产力出走的现象。与生产力出走后在城市形成的农民工群体相对,留守于农村空间的老弱群体可统称为留守农民。“留守”的文化意涵指向了生产资源的匮乏与生活环境的落后,由此产生了 “农民工进城”现象,并衍生出农民身份的转变问题,由 “农”至 “工”的转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农民与土地的割裂,最终致使生产关系发生质的扭转。于是,就引发两个问题:一是留守农民与农村空间的旁置,农民无论是进城还是留守,仍然没有改变其弱者身份,而更令人忧虑的是,留守农民生产力孱弱的事实割裂了与土地的生产关系,使他们不得不与进驻城市生产的农民工群体建立经济依存关系。因此,无论是进城还是留守,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遭受了巨大冲击。而近年来,随着城乡关系的逐步调整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农村空间开始出现大批农民工返乡的现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目标就是对农村空间进行改造,而改造过程亟需大量农民工的回归。农民工从 “进城”到 “返乡”的空间转移使得他们的身份再次转换回农民,而这一身份的返流已势在必行。

同时,返乡主体中还有另一个特殊群体——青年。青年返乡现象在新时代政治与经济语境下蔚然成观,但在文学话语结构中,青年返乡现象早已实现。无论是建国以来王蒙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林震,还是80年代张贤亮 《灵与肉》中的许灵均,都展现了青年返乡的书写模式。青年返乡呈现了城乡空间的再次流动,从 “离乡”到 “复归”,其表现的不仅是地理空间的位移,更是对农村空间再建构的内涵表述。青年返乡与农民工返乡的最大区别在于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其核心意义在于对农村生产关系的重构,科技方法与智能思维进入传统农耕方式,从而建构起全新的区域文化症候,农村空间的文化内涵被重置,也隐含了城市生产方式向农村空间的流动。新时代对青年返乡、建设农村的号召更为清晰,新时代返乡青年一改乡土文学中知识青年对城乡关系和东西部的认知思维,在呈现城乡关系叙述转向的同时,也建立起青年与西部、建设新农村的叙述结构。

新时代青年返乡实现了科技助农的新模式,在如此农村建设的话语框架下,记录并反映农村生产生活图景的乡村自媒体博主便应运而生。他们的VLOG主要是针对田园风景、乡村美食以及农村劳动等场景的展演,其指向了农村小康社会的建成与农产品推广模式的升级。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叙事框架下,“土耳其阿布”的VLOG提供了全新视角,主体文化身份的特殊性被凸显,土耳其青年阿布定居中国农村呈现了青年入乡的新现象,比起农村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一文化主体的进入正表明了农村小康社会建成的可能与现实,从外国青年向中国农民身份的转变,阿布在参与劳动、展现劳动、实现劳动成果 (传播与网售)的过程中形塑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新图景。

总体看来,农村空间与青年主体两大现象互相交织呈现正指向了农村价值的新叙事,城乡关系从对峙走向融合与共生发展,科技兴农、精准扶贫从而建立起了与城市文化相得益彰的现代农村文化生活。返乡青年是助力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推动力与技术持有者,科学技术加速劳动生产,劳动生产助推乡村振兴,一套有效的生产逻辑实现了生产的农村空间,而外国青年的介入除了证明中国农村建设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之外,也反向增进了中国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自信感与认同感。如 “土耳其阿布”在其自媒体平台上作的自我介绍:“来自浪漫的土耳其,‘嫁到’中国十多年,热爱多元素的中国文化,记录中国浓厚的乡村生活。”[4]这一异国符号与文化的特殊性使之成为了乡土中国与文化中国的一隅,同时也让其外延与内涵得到扩展与丰富。

二、“镜头”:虚拟空间中 “现实风景”的展演逻辑

从20世纪初开始至今,乡土文学就成为中国文学书写历史与现实的重要表现形式。乡土文学叙事落脚于乡土空间,直指乡土人情与乡土结构的发生与演变,揭示传统农村的落后文化与生产力。80年代以后,随着对历史伤痕的反思文学书写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推行,城乡对峙成为乡土文学书写的又一有效主题。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 “城—乡”的空间展演不仅在文学书写中,而且在大众传媒的镜头下亦被广泛呈现开来。在社会发展的齿轮下,农村一直在地理文化空间与阶级话语的纠葛中飘摇不定,直至新时代以来对农村建设的再观照,才实现农村地理文化空间的重塑,在这一过程中,大众媒体尤其是自媒体镜头的话语功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走下神坛:民间视角的生成

随着互联网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干预与扩展,镜头拍摄逐渐从精英群体下沉至普罗大众。精英影像镜头以电影为代表,对历史事件、社会问题等进行加工制作,形成具有社会集体认知的文化记忆,表现为文化精英主义的色调。然而,随着自媒体的兴起与平民化,以VLOG为代表的短视频生产成为对抗电影的第二种镜头,并进入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其拍摄、记录和传播的功能日趋凸显。短视频在活跃市场经济、助推产业升级、丰富大众生活等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5]。随之促成了镜头以民间视角出现,这就打破了以往大众传媒以镜头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心主义结构,逐渐向民间偏移与拓展,进而促成了乡村自媒体博主的生成与集体展演的风靡。

乡村自媒体基于镜头的记录功能,回避了岁月静好的平面记录,还原了日常生活的动态呈现,从而让大众传媒的资源配置由精英群体扩展至普通人群,最终推动了民间视角的生成。民间视角首先是依托于民间与日常的,其次是有一定的社会性指向的,可以是积极的,亦可以是消极的。有学者就指出:乡村自媒体具有草根性,风格突出,以视觉表达为主要特点。另一类乡村自媒体则以娱乐恶搞的姿态入场,引发争议[6]。这正是乡村自媒体的实际生态。然而,记录本身不具备经济效应,只有与互联网紧密结合,才能生成新的经济模式。于是,“赚流量”“网红”“带货”“直播”等词汇成为乡村自媒体的重要标签。

其实,草根性的内涵表现在自上而下位移的同时,也突破了其主体性身份的囹圄。民间视角不仅来自于本土农村镜头的呈现,同时渗入了他者身份,“土耳其阿布”的出场一方面实现了文化界限的模糊与消除,另一方面丰富了 “民间”的边界,指向文化主体性的多元化与多样性,从而凸出“乡村振兴”的 “中国式”经验与效果。

(二)虚拟与现实:农村图景的展演逻辑

镜头本身构建的是虚拟空间,但记录的对象是现实图景,从而镜头与乡村日常之间就形成了虚拟与现实的空间转换。菲利普·韦格纳在述说空间时认为:“空间被看成是空荡荡的容器,其本身和内部都了无生趣,里面上演着历史和人类情欲的真实戏剧。”[7]同时,西方将空间理论逻辑设定为:“空间作为容器其自身是不成问题的,人们关注和思考的是容器之内的问题。”[8]空间理论强调空间的动态内涵,关注运动于其中的主体、事件、行为等内容,所以我们要解释的便是历史和人在空洞容器中的演变过程[9]。因此,空间本身的意义并非绝对重要,而关注空间内部所展演的实际内容才是讨论空间的重点。

于是,乡村自媒体对农村途径的展演逻辑就显得清晰明了。首先,虚拟镜头对焦农村空间,这是相异于城市空间的地理文化场域,必须依托乡村才有展示农村图景的可能。其次,展演内容的设定与加工,具体指向两大方向:一是对乡村自然—人文风景的呈现；二是对农村劳动图景的展示。虽然两者都是对乡村空间的表述,但其目标指向性却存在差异:前者更侧重于对自然—文化的传播所达到的社会效应,比如丁真现象带来的对川西高原地理风貌的展示,它所预设的是对西部农村自然空间的开发,丁真的短视频瞬间由自媒体制作转向了主流媒体的争先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流话语的介入与规训。从乡村人文景观的角度来看,“古田阿新”的中国风刺绣完美地将民族文化、刺绣工艺与农民主体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对民族文化的宣传、民间工艺的传承与农民创收的推动,因此,“古田阿新”很快受到主流媒体的宣传与支持。后者则侧重于农村日常生活的展演,涉及农家美食、农村劳动等面向。比如 “李子柒”“康仔农人”“川香秋月”等都是借助农村劳动与农家美食展开乡村生活图景,劳动与美食的连接一方面传达了健康的生活哲理,地域的不同呈现了美食制作手法的差异与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凸显了地域特色与风俗,同时也展示了农村日常的生活情趣,满足了观看者的视觉欲求；另一方面,“视频打赏”与 “农产品带货”的经济模式悄然生成,乡村自媒体实现了农民创收的新途径,也展现了乡村振兴成果的一个侧面。

(三)“第三”镜头:另一种观察视点

其实,镜头的文化内涵指向的是叙事视角的问题。对农村的观察视角,主要表现为两个面向:一方面是城乡关系中的城市视角。这是从文化地理学视角展开的认知结构,对农村空间的表达需要一个参照相,于是,借助城市发展的经验与达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成效来评价与指导农村建设。在21世纪以前的话语结构中,城乡关系充满冲突与对峙,被鲜明地标记为 “先进—落后”的文化地理空间,但随着新世纪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方针的贯彻落实,以及近年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深入实施,城乡关系从分割走向融合,城乡和谐发展也带动了两大空间劳动力的流动。另一方面是从观察主体出发,精英视角垄断了大众传播设施与空间。精英视角指涉了主流媒体占据了话语权、阐释权、资源权等面向,在城市化进程的滚滚洪流中,农村为城市让步、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等话题成为述说对象,农村—农民问题成为社会问题的重要一环,而精英视角作为一种“他者”视角,对农村—农民问题的发现与阐释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就显得难以言说了。

随着自媒体的快速崛起,越来越多的乡村自媒体博主加入到为农村—农民代言的行列中,他们以 “自我”视角对抗与审视 “他者”视角的言说,充分发挥了农民自身的主体性。然而,来自域外的 “土耳其阿布”通过VLOG的生产为观察中国乡村自媒体的生态变迁提供了 “第三”镜头。首先应该注意到,来自土耳其的阿布其文化身份颇具特殊性,即包含了 “自我”与 “他者”视角纠缠的暧昧性。土耳其阿布的 “他者”视角不难理解,异族身份进入中国农村的文化空间,自然表现出差异性,如果按照赛义德 《东方主义》的观点,异族 “他者”的介入,难免带有猎奇的文化心理。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阿布 “自我”视角的成分。来自土耳其的阿布以跨国婚姻的形式进入中国农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阿布已然成为中国乡村生活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其对农村生活的记录与传播便是对 “自我”日常的追踪与推广。于是,“土耳其阿布”的VLOG成为乡村自媒体的独特存在视角,在双重文化身份的交织中,实现了中国乡村表述的另一种声音。

由此可见,“镜头”结合虚拟方式与现实风景,在呈现现实农村图景的同时,更反映出媒介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镜头空间的民间化转向、连接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技术与逻辑,以及乡村振兴图景中新视角的呈现,使得对农村空间的表达更具复杂性与丰富性,也充分展现了乡村振兴的积极成效。

三、“身体”:异域符号的 “出场”及意义生成

“农民返乡”“青年返乡”作为一种文化症候,不断在文学、影像与社会生活等各种空间进行劳动生活展演。农民作为乡村空间的核心实践主体,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者与实践者。于是,身体作为实践农村劳动的唯一有效载体,亦是作为一种观察与表现农村生活展演的空间符号。

身体既是参与社会生活的符号,又是实践社会生产的空间,是体验与改造现实的重要依托。梅洛·庞蒂认为,“我们对世界的体验和自觉定向的前提条件,并不是社会结构,而是身体……身体是主体性和自觉意识的场所,身体构成了我们积极主动的 ‘生存于世的载体’,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所处环境的一个视点及情境体验”[10](P59)。“身体”不仅作为一种感知社会变化的有效通道,而且还成为展演社会发展的 “知觉的中介”。作为生命态的身体扩展了其触觉的范围和活动的半径,提供了类似视觉的功效,同时也将视觉图景转译为社会变化的符号,赋予现实变化以特定的情感生成,这无形中强化了身体主体性与社会 (秩序)变革之间的勾连模式。

同时,梅洛·庞蒂还注意到,视觉感知提供给主体一种开放通道,一种受文化框定的视角,投向在自己周遭延展的一块感知领域[10](P61)。所谓 “开放通道”与 “文化框定的视角”和身体发生直接关联,视角的生成不仅受到自然与社会的结构性建构,还受到意识主体的情感干涉。意识主体的文化身份差异也直接影响对社会变迁文化意涵的扩展与定义。身体本身并不具备异域特效,只具有认识社会现象与构建社会关系的普遍功能,身体动态与感知承担了观察者角色,观察者的镜头功能得以彰显,成为反映现实、记录当下的载体。身体的观察与记录功能并不特别,其特别之处在于身体符号的可变动性,身体最大的可塑性就是其可能隐含的跨文化特质,即主体意识的文化习得所造成的异域特质,进而导出文化认知的输入与输出问题。异域身体以观察视点进入他文化语境时,其意义便得以生成。如何理解他文化、怎样转述他文化、何种冲突、怎样融合等问题随之而来。这些问题正彰显了异域身体在他文化语境中的文化意义。

“土耳其阿布”的 “出场”,实现了身体对社会生活参与和反映的功能,最关键的是实现了 “异族身体”(文化身份)与 “中国乡村”的串联,从而形成了 “异族 (国外)”与 “中国 (国内)”、“身体”与 “乡村”、“差异”与 “认同”、“融入”与 “传播”等概念或逻辑的生成。“异族身体”的介入,势必带来文化差异或认知冲突。但需要承认的是,身体如何约束个体,个体首先要获得对自身运动能力和环境的 “基本信任”[10](P70)。来自国外的阿布在进入中国乡村空间后,亦不可避免地会对文化差异进行反思并试着接受,进而完成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其实,通过对 “土耳其阿布”发布的VLOG进行由远及近的观察,可见其VLOG展演暗含了对中国乡土文化的接受路径与逻辑生成:从对中国乡村自然风景的展现,到对乡村生活日常的呈现,再到对乡村日常的介入与展演。如2021年国庆节期间阿布拍摄的 “献礼中国国庆”的VLOG,便是指向对异族文化的认知从 “民间”走向 “民族”的过程。于是,阿布以 “异族符号”进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与文化语境中时,通过身体的展演构建了对中国乡村文化 (以至中国文化)独特的认知意涵,其独特性指向了身体展演的运动结构,得益于其异族文化身份的 “出场”。

不仅如此,特纳主张,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应当将 “身体”作为 “以社会性的方式被建构、被体验”的东西来考察。身体是作为社会的定位场所而存在,因此我们有责任探究,社会系统怎样发挥其约束效应、塑造效应,在个体身上留下标志[10](P54)。身体作为反映社会的一种场域,能够充分发现与反映社会变化的动量,在追击变化的动态过程中,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轨迹。“土耳其阿布”以全新的 “他者”文化视角进入中国农村,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下,不仅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见证者与记录者,也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参与者与贡献者。“没有他者,就不可能有主体。”[11](P222)“自我”与 “他者”从来就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通过 “他者”是为了更好地反观 “自我”,“他者”在成为 “自我”的一面镜子的同时,也承担了检验 “自我”的有效参照物。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如何讲述 “中国故事”成为前沿热点,在探讨如何讲好 “中国故事”的路径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对 “中国故事”讲述主体的观照。“中国故事”的讲述者远远不应该只有中国讲述者,自我讲述的对岸便是对他者讲述的追求。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通道不仅是让 “自我走出去”,还需要 “他者走进来”；不仅是彰显 “中国城市的进步”,还需要靠近 “中国乡村的淳朴”,异域身体进入中国文化语境的最大意义就在于真实有效地将中国社会发展结构图景呈现给世界,打破传统东西方文化认知中的猎奇视点与对抗话语,进而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融通可能。

四、结 语

乡土性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色调之一,农村是中国社会不可剥离的地理文化空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媒介 “技术赋权”的平民化,乡村自媒体俨然成为中国农村社会一道靓丽且独特的文化风景线。约翰·汤姆森指出:“文化本质上是一个 ‘表意的体系’……大众媒介缺失代表了当代社会最为重要的 ‘表意的过程与行为’。”[12](P179)在此基础上,詹姆斯·罗尔提出:“我们面对的特别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亦即今天我们所设计的生活方式、身份和社会战略,由一个有文化意义的扩张性的、多样化的符号资源集合组成”“这些变化不仅发生在人们所作的文化抽象之中,而且影响人们怎样作出这种抽象”[12](P180)。乡村自媒体通过镜头语言,将农村空间中的自然与劳动风景抽象化,形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符号资源。平民化视角与全新的农村社会结构被凸显。

同时,身体作为参与和实践劳动的唯一主体,在彰显新农村生产结构与社会风貌过程中意义非凡。布迪厄指出,“身体处在社会世界中,但社会世界也处在身体中”[10](P66)。直接指向了身体与社会之间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即身体受到社会形塑的同时,亦积极地再生产着社会。青年返乡现象的生成悄然改变着农村传统的生产关系,科技兴农与城乡融合就将农村生产中的技术、生产与市场快速勾连起来。类似 “土耳其阿布”这一异域青年以乡村自媒体博主的身份出现,在为中国乡村振兴提供全新观察视角的同时,“他者”也向 “自我”转化,成为乡村振兴与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因素。农村、镜头与身体 (包括异域文化身份的介入)对乡村图景的展演,将农村、生态、劳动与人文勾连起来,提高与重置了农村与农民的可见度,对提升乡村建设、改进农村生产结构以及增强农村文化认同与传播可谓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