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丽

（河北师范大学，河北 石家庄 050024）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西医之争甚嚣尘上。而以西方器械药品为用的牙医作为西医的代表之一，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牙医通过种种途径科普牙医技术的科学之处，劝人们就医于牙科诊所，无疑对于中医和江湖郎中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冲击。通过研究这一群体，了解时人对于牙医的认识，以此可以窥探到中国口腔医疗事业的部分近代化历程。

我国关于牙医方面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近代意义上的牙医的历史短暂，自清末传入中国，距今也不过百年之久；研究学者对于牙医的重视不够，论著较少[1-3]。从牙医群体的规模来看，虽然人数比不上中医和其他西医，但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今天，社会对于医疗史的关注有所提高，许多学者以医疗史作为研究范围，无疑是一种跨学科的结合。故笔者结合历史学的角度，梳理近代牙医的发展，以希冀对于中国医疗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民国牙医的形成

对于牙医，众人皆闻其名。而关于其形成的历史则知之甚少。若想了解牙医的形成过程，就要追溯到牙病的治疗，中外医学皆在牙病治疗方面有所记载。

我国一些著名的医科书籍提出了治疗牙病的方法。如战国时期已有诊断龋齿的方法：“诊龋齿痛，按其阳之来，有过者独热，在左左热，在右右热，在上上热，在下下热”[4]301。西汉时，《史记》已记载扁鹊医治龋齿的方法：“齐中大夫病龋齿，臣意灸其左大阳明脉，即为苦参汤，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嗽”[5]228。宋代已有种植牙齿的技术。宋诗云：“卜冢治棺输我快，染须种齿笑人痴”[6]13。清代我国已有专门的补齿铺，时人云：“今市肆有补齿铺，悬牌云镶牙如生”[6]13。以上这些治疗牙病的方法说明我国在牙齿治疗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但当时，我国是以全面治疗的全科大夫为主，并未对牙科进行专门分科。

国外牙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7 世纪后期，法国的皮埃尔·福查德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牙医诊所。自19 世纪以来，牙医有了专门的培养学校，第一所牙医学校便是美国的巴提摩尔牙学院。随后欧美的牙医学校纷纷建立，牙医有了专门的培训场所。随着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西方培养的牙医进入中国，中国出国留学者也日益增加，逐渐形成中国牙医这一群体。

1.民国牙医的形成过程。近代的中国牙医，大多学习的是来自西方的牙科技术，他们属于西医，专门治疗口腔方面的疾病，其持有外国专科学校或本国卫生署颁发的正式的牙医师证书。牙医除诊治口腔外科及医补脱牙之外，镶牙、补牙也在其治疗范围之内。许多牙医界人士推测近代牙医术可能最先进入广东，因为广东处于沿海地区，接受西方文化比较早。但是，当时广东牙医的前辈主要通过师徒关系来传承技术，未能创办牙医教育。光绪末年，加拿大牙医博士艾西理·渥德华·林则借传教名义来到中国，他在四川成都创办牙科教育与医学院，后来创办华西协和大学牙医学科。1935 年，留美博士徐少明医师创设上海牙医补习学校。同年，教育部开设牙医学校。牙医学校的创立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牙科方面的专业人才。

牙医术的学习除师徒传承、学校教育之外，还有家族传承。如牙医世家，其中有徐景明牙医及其子徐少明。徐少明继承其父的牙医事业，他在上海牙医界占有一定的地位。此外，还有司徒博与司徒学父子，司徒学曾赴日留学，获“日本齿科医学士学位”[7]46。司徒学归国后，与父司徒博在上海共同发展牙医事业，开办牙科学校。牙医也有女牙医者，如高凤华受其父高长顺影响学习齿科技术，她曾前往“东洋女子齿科医学专门学校”[8]64专习齿科。一些人认为“牙医是一种极合于妇女的职业”[9]22。牙齿的疾病多发生在喜吃甜食的女性和儿童身上，女性心灵手巧，能够胜任这一职业。

1931 年，中国齿科医学书局调查了全国的牙医人数。全国的牙医人数总计三千余人，广东800名牙医，江苏756 名牙医。而其他地方牙医更为稀少，如山西仅54 名牙医，甘肃仅22 名牙医[10]42。如果把全国人口以四亿人计算，约十三万人中才有一名牙医。牙医分布地区极不平衡。当时牙医群体的发展似乎并未蓬勃繁荣，受制于技术之困境，加之战争环境，不利于牙医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即使今日，牙医行业仍然有很大的缺口，地区差别仍然存在。

2.民国牙医的行医资格。民间将凡能治疗牙病或拔牙、镶牙的人皆称为牙医。例如，能够治疗多种疾病，兼治牙病的全科大夫和在街头行医的江湖郎中，民众常把他们与正式牙医混淆。江湖郎中常在街头摆摊，消费以普通民众为主。他们通过价廉吸引顾客，用“二毛脱一只，多一只减一半”[11]8的宣传手段为自己招揽生意。他们这种治疗牙病的方式极不卫生，使用器材简陋，不利于维护病人的口腔卫生，容易发生感染。发生事故后，这类江湖术士早已无影无踪，到别处继续做生意。然而他们留下来的恶劣印象却影响到了正规牙医的声誉。

1935 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颁布《牙医师管理暂行规则》，确定了牙医的行医资格。其规则如下：年龄必须在二十岁以上，曾经在公立学校或由教育部立案的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的牙科毕业，并且领有毕业证书的人；凡是年龄在二十岁以上，曾经在外国专科以上的学校牙科专业学习，并且取得毕业证书的人，或者在外国政府领有牙医师证书的人。具备以上两条资格之一的牙医可以通过卫生署审查给予牙医师证书[12]10。如果没有学校毕业证书，在具有营业资格的牙医诊所实习一定年数后，由诊所医生开具学习证明，再参加政府组织的牙医生考试，考试合格者也可得到政府承认，政府给予其牙医师证书及开业证书。如陈景华医师，他曾在徐少明牙医师诊所研习，又进入上海齿科补习学校深造，在政府组织的牙医生考试中考试合格，政府给予其牙医师证书，后来他开设了自己的诊所[13]31。

二、民国牙医的技术与宣传手段

1.民国牙医的技术。民国牙医的技术及设备大多源自外国，尤以欧美国家居多。1931 年司徒博牙医已认识到我国日用及器械材料大多来自国外，所以，中国有创办“牙科材料制造厂”[14]1的必要，提倡国货救国。但实际上牙医的主要技术设备依旧来自于外国。如德国伦琴于1895 年最早发现X光。1934 年任君明牙医师在报纸上介绍X 光在牙科诊断的应用[15]3。1936 年，当时一些牙医为治疗某些疾病，托人从国外带药。如钟维周牙医为治疗“齿槽脓漏症者”[16]4，特托人从日本带来药物。可见当时我国大多数牙医技术及药物来源于外国，生产技术的原创性不强。

民国时期，生产牙刷、牙粉、牙膏等小物品工厂颇多。如《牙医史话》提到广东、上海等地牙刷业发达，当时的广告比比皆是。光绪年间，已经有牙粉厂，《申报》里有许多广告，如天女牌牙粉、如意牌牙粉等。当时中国的发明创造大多为此类物品，中国牙医未有能引起牙医界震惊的重大发明。

究其原因，在1911～1949 年间，我国牙医虽从数量与规模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是依然受制于当时国内外的社会环境。国内战火频仍，许多人流离失所，再加上国内物资短缺，特别是牙医的治疗药物稀缺，对牙医行业产生一定的冲击，所以，牙医事业的发展还是比较艰难的。总体来看，抗战前后属于中国比较稳定的时期，是中国牙医的发展期。但在此时期，欧美国家也同样有新发明、新技术、新理论出现。牙医的技术对于器械、药品的依赖度较高，而国内外交流渠道较少，无疑闭门造车，技术水平提升困难。

2.民国牙医的宣传手段。随着社会生活条件改善，人们的饮食变得更加丰富。但古话说：“病从口入”，饮食多样化的同时也增加了患口腔疾病的风险。针对这一情况，一些牙医开始有意识地归纳、宣传牙病治疗方式，以加强同行交流、提高整体医疗水平。

这一时期，一些牙医通过书籍科普牙科的病变情况和治疗方式。彭菊洲的《牙医大全》、司徒博的《齿科医学全书》、徐少明的《齿科医业之成功术》、柳步青的《实用齿科处方集成》等都是当时质量较高的牙科书籍。此外，牙医们还创办专门的牙科报刊，如《中国齿科月报》 《牙医季刊》 《牙科学报》等。牙医可以通过报刊宣传齿科知识，以此引起一些民众注意口腔卫生问题，使他们能够及早就医治疗，维持牙齿健康。

牙医业也自发组织社团，大多以公会、协会、友谊会社等形式进行管理，通过公会组织活动宣传科普口腔科学。当时有“上海市牙医公会”“广州市牙医公会”“汉口市牙医公会”“杭州市齿科同人友谊社”“宁波市牙医交谊会”等牙医组织。1935年，上海市牙医公会开办“口腔卫生展览会”[17]37，上海民众通过此展可以了解到口腔方面的知识，促进部分民众对于口腔卫生的关注。牙医公会从事牙医报刊业的撰稿发行，当时有《广州市牙医公会月刊》 《上海市牙医公会月报》等报刊。牙医公会创立报刊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与全国牙医同业交流经验；二是通过宣传，以期唤醒民众重视口腔卫生的意识；三是为让当局重视及规范牙医事业出谋划策。在抗战前后都有牙医公会报刊，但是其中曾产生过断代。牙医报刊或因其经费不足，或受环境限制，难以为继。

还有一些牙医师进入学校宣传，甚至免费治疗牙病，他们从学生入手，提高人们口腔卫生的意识。如1929 年，上海市卫生局在二十四个学校开设牙医诊所，“采用免费办法以为救济”[18]13。牙医对牙科新式技术的宣传，给中医和街头暴力拔牙的江湖术士带来冲击。人们出于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尝试进入牙医诊所治疗牙病。一些社会名流来到牙医诊所看牙，为牙医诊所打广告，无疑影响甚大。

三、民国牙医的地位

1.民国牙医地位低下的原因。牙医的地位向来低下，不如中医、其他西医。论其根源，则是民众不了解牙医技术的科学之处。部分牙医的欺诈行为和低劣技术使牙医整体形象不佳，民众对牙医没有好感。牙医治疗的范围比镶牙生更大，牙医除镶补牙齿外，他们还从事拔牙、医牙及治疗口腔疾患的工作。当时一些能力较低的牙科执业者，凡有病人求他理牙，他就劝人镶上金套。这样镶过的这枚牙便不会坏了，民众也就稀里糊涂由他镶上金套。渐渐地民众也以为镶牙是治疗所有齿科疾病的方法。民众常常将牙医与江湖郎中混为一谈，他们认为牙医在价格上甚至不如江湖郎中价廉。在牙医内部，对于“镶牙生”之称非常排斥，牙医师认为自己与“技术商人以镶牙为业”有别，许多牙医师是不愿意被称为“镶牙生”的。他们认为“改称为‘镶牙生’之名义，人皆轻藐”[19]8，足以见镶牙生的地位之低。

另外，某些牙医品行不端，只顾眼前之利益，人们对其难有好感，也是其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当时的牙医者，大多抱有金钱主义。这类人在牙医中占据多数。许多留学的牙医师，“回国以来，除了开业营私人之利以外，简直从来未把各国齿科学识和状况，介绍给我国的牙医界”[20]9。这更加使得我国牙医事业的进展缓慢。即使是牙医专业学生到牙医诊所实习，牙医能教给学生的学识甚少。一些牙医甚至卷入人命案中，如前提到的司徒博牙医，曾替蔡元培、段祺瑞、胡汉民、叶楚伧等社会名流治疗牙病。但其在一次治疗患者牙病中，致使患者死亡而被起诉，最终赔偿四千元和解[21]。此类牙医，无疑会引起民众的恶感，进而对牙医群体产生坏印象。

2.民国牙医地位的改善。牙医地位的提高离不开牙医师的努力。为了改善牙医这种尴尬的地位，一些有远见的牙医师莫不费尽心思，呼吁全行业牙医师遵守医师准则，提高医师的道德素养。同时牙医们也向民众普及齿科知识，提高民众对于口腔健康的认识。

牙医这一身份有时也在一些特殊时期发挥重要作用。西安事变前夕，中国共产党曾借助牙医诊所作为秘密通讯处。如中共党员刘鼎请来德籍犹太人牙医海伯特·温奇在西安开设牙医诊所。刘鼎作为中共的联络员，为苏区转运药物和医疗器械，在牙医诊所安装无线电台，向陕北中共中央传递消息，联系东北将领张学良，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22]29。

抗战时期，许多城市沦陷，一些牙医逃亡回老家或偏僻之地，从而与广大乡村民众有了更深层的接触。他们因维持生计或出于救国救民之需要开始降低诊费，让一般百姓也负担得起。还有一些牙医从军或从事战争后方医疗工作。如上海地区，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委员会设立卫生试验区，开办五个诊疗所，其中便有牙科，深入难民收容场所进行防病治病工作[23]237。在抗战相持阶段，日寇与顽固派对于中共多加限制，董必武曾提到在西安的见闻。其诗中对于“封锁”一词的注释提到“牙医治疗我方病者受威胁”[24]31。

抗战结束后，各行各业恢复运转，牙医业也于各地重新开业，继续创办牙医刊物，为民众普及口腔卫生知识。而更让中国牙医界为之振奋的，也是有利于牙医地位提高的事件是1947 年中国被邀请参加世界国际牙医学会第十届会议。这标志中国与国际牙医业相接轨，中国被世界的牙医学会所接纳，成为正式会员。因为该会议是在八月四日开始，所以中国牙医研究会将此日定为牙医节。在1948 年举办了首届牙医节，各地牙医纷纷庆祝该节日。

3.政府对牙医的管理。牙医地位的高低和政府政策密切相关。南京国民政府一开始并不注意牙医业，任其自由发展，不予指导。当时已有人提出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的话，牙齿之卫生将长操于庸医之手，其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政府提高对于牙医的重视，并且加以扶持，使得牙医的数量及质量提高，民众对牙医的信任也会因此提高，那么牙医的地位自然就会上升。

1935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牙医师管理暂行规则》和《牙医师甄别办法》，要求卫生局与警察厅严格审查牙医资格，审查合格者可以领取牙医师证书。1936 年，教育部还设置了牙医教育专门委员会，进一步促进牙医行业的规范与发展。1941年，南京国民政府施行《国民政府管理牙医师镶牙生暂行规则》，加强牙医师人身控制及使用药物管控。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出台了正式的牙医规则，恢复战前及战中的牙医学校，加大对牙医人才的培养力度。1948 年中央政府出台了《牙医师管理规则》，牙医有了正式的规则。国民政府还利用牙医公会，对公会加以改组，进一步使公会规范化，提出凡是开业的医师必须要加入当地的医师公会，否则就会由卫生主管机关进行处罚，并且不能领取开业执照。

虽然国民政府提出上述种种举措，以规范牙医行业，提高牙医的地位。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一心想要发动内战，对于其落实及发展情况并未给予太多帮助。时人有言：“独我牙科界未尝稍得臂力”[25]3。反之，政府还多加限制。当时国民政府颁发命令，所有之前未经过卫生部颁发牙医师执业证的牙科从事人员，不论其曾在大本营或其他有关机关领有执照者都认为是无效的，应立即向卫生部申请牙医师执业证，否则饬令停业[25]3。在镶牙制作材料方面，政府的一些举措也限制着牙医的治疗水平。当时国民政府提出节俭建国运动，进行币制改革。国民政府将黄金收归国有，使得牙医制作齿冠的原料短缺。牙医们向政府申请黄金，政府却不能如数供应。牙医只好想办法用其他材料代替，如当时有牙医提出用“磁冠代替金冠”[26]5。可见当时政府对于牙医业的发展并未提供太多支持。

近代牙医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从初有起色到止步不前，甚至倒退，再到战后之重兴，足见其命运之多舛，然在其中为口腔事业发展奋斗者坚持不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牙医规模小、人数少，战火频仍，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奋斗者在黑夜中前进，为我国口腔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努力工作，通过宣传和公益活动一点一滴将牙科治疗深入人心，在战争中救死扶伤，终生致力于促进口腔健康知识的传播和人类身体健康事业的发展。其中他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如牙科技术问题、诊金问题、管理问题、营业环境等，直到今天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尽管他们未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他们追求医学进步的精神和希望光大我国口腔事业的愿望，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当时的国民政府忙于战争，对于口腔业的关注实在颇少，更谈不上扶持了。所以，牙医业的一点进步才更显得可贵。

如今，口腔医学无疑是一个热门专业，牙医在规模和人数上较之前有了很大的发展，牙科的治疗手段和宣传方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现代牙医借用互联网宣传和明星效应，让民众通过宣传认识到保护和治疗牙齿的重要性。政府也关注民众的口腔健康，将拔牙、补牙等牙科治疗纳入医保范围。牙医之间也通过学校教育、学术论坛和期刊论文等方式进行最新技术研究和理论探讨，不断改进自己的理论和技术，借用计算机等手段进行口腔实验和技术革新，推进中国的口腔事业向前发展。但牙医行业也面临一些问题，如存在牙医师供不应求、从事牙医行业的人员在学历和技术上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遍布各地乡镇民间牙医所收费标准存在偏差等问题。解决牙医界存在的种种问题，离不开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和卫生部门的严格监管，从而保障中国牙科行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