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大章

一个成熟的作家一定有他自己的“根”，抑或说他的故乡——“文学故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故乡即地域，一个作家往往会经由“故乡”建构出属于他自己的“地域文学”，比如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陈忠实的“白鹿原”，苏童的“枫杨树乡村”，迟子建的“北极村”，李锐的“吕梁山区”，等等。这一切说明，作家无法将有着自我生活印迹的故乡置于度外，返回“故乡”几乎成了所有作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朱鸿当然也不例外，对于朱鸿来说，长安便是他的“故乡”。他在《关中是中国的院子•后记二》中写道：“青于斯，黄于斯，梦于斯，种于斯，所以十分喜欢关中。越是了解这里，浸润这里，就越是喜欢这里。”他的散文，总是描绘着长安，呈现着长安，刻画着长安的山山水水，并试图透过长安来抵达中国，以及更远的远方。而很显然，朱鸿最新的散文集《长安与关中》也承续了他的这一特点。

一

朱鸿的散文有一种宏大的气象，历史的更迭和岁月的沧桑，千年的消散和轮回，一座城池岿然不动。在朱鸿那里，一座城，见证的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长安论》在极尽简省的粗略勾勒中，呈现出长安数千年的历史变迁，隐含着若即若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无尽沧桑感，让我们在简略的文字背后，读出了中华历史的起落沉浮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朱鸿那里，长安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见证者。正如刘禹锡笔下的《石头城》一样：“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昔日的繁华已经化为乌有，秦淮河东边升起的，还是那轮月亮，“月光”，既见证着过去的繁华，也见证着眼前的荒凉。《石头城》里，“月光”见证历史；《长安论》里，“长安”演绎历史。从公元前的“置长安县，隶京兆尹”到今天的“撤长安县，设长安区”，两千年的岁月沉浮，两千年的历史沧桑，长安，在它的世界里，演绎着历史，也演绎着文化。正如朱鸿所言，“无论如何，长安是存在的，它不仅是一个地理的长安，历史的长安，也是一个文化的长安。”

朱鸿的《长安与关中》，可归于历史文化散文的范畴，他以长安和关中的自然景物和历史遗迹为切口，探寻历史真相，透视文化中国，在历史和文化的视阈内，赋予了长安和关中以深刻的内涵，使长安和关中有了隐喻和象征意味，变成了历史的和文化的“长安”与“关中”。朱鸿曾说：“长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标本，它蕴含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识。多年以来，我一直通过长安透视中国文化，以了解它的本质和特点。我以为长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国文化是居于长安文化中的，长安文化绝非简单的地域文化。”于是，朱鸿踏遍了长安和关中的山山水水，以便在这些山水中，寻找到真正的“长安”和“关中”，以及真正的中国文化。

在关中，朱鸿发现了“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与波斯文明，都在这里有所交会”；在陇关，朱鸿发现了“战争总是伴随着苦难和牺牲。不管是征伐还是行役，陇关道上的日子都不平安”；在散关，朱鸿理解到“人类的战争与和平此起彼伏，世上没有不息的战争，也没有永远的和平。天下大势，战后必和，和后必战”；在萧关，朱鸿意识到“也许应该在广阔的地理上理解萧关，才能准确地认识萧关”；在武关，朱鸿认识到“秦昭王如此对待一个国君，何止不义，何止没有诚信，何止丧失诸侯国间往来的基本原则，这简直就是欺诈，是流氓行为”；在潼关，朱鸿则直接感叹道：“函谷关是关中的东门，潼关也是。历史上，潼关攻防战足有四十多次，但愿对日本军队的阻击战是最后一次。”

这里，我想着重说说《函谷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函谷关》可算是朱鸿历史文化散文的典型代表，是一篇“大文化”散文，颇具大家风范。作者借现实与历史的一点因由，生发开来，在想象的托举下，跨越过遥远的时空，在一个个历史截面与人生截面中，踏上了感受自我生命与思索历史文化的精神行旅。“历史”与“现实”并重，“过去”与“未来”重合，“古典”与“现代”交错，“哲理”与“现象”融汇，在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的同时，深藏着悲戚而博大的家国使命。作者从函谷关的历史，说到今天的现实，从历史精神的风骨，说到现今某些精神的缺失，其间隐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高贵的生命态度，以及历史与现实高度遇合的使命等，可谓一篇难得的好散文。当然，在朱鸿的散文中，绝不仅仅只有《函谷关》如此，可以说，朱鸿的大部分长安文化系列散文皆如此，《峣关》和《武关》如此，《萧关》和《散关》如此，《潼关》和《石门关》也如此。

朱鸿的散文，不仅宏大，而且“真”：抒真情，说真话，记真事。我们可以这样说，散文是所有文体里面最注重“真情”的一种文体，作者得用足够的真诚去触痛读者心里最软弱的地方，才能让其感同身受。散文的“真情”，不能无病呻吟，不能矫揉造作，不能装腔作势，不能作假，朱鸿曾说：“散文不可以装，也装不出来，装也会露出破绽并遭抛弃的。”古往今来的散文名篇，无一不是抒真情的：明朝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情真意切，事虽小而琐碎，但却异常真诚，读来潸然泪下；朱自清《荷塘月色》中那淡淡的“喜”和“哀”，《背影》中那隐藏着的深深的内疚，《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里那无边的“幻灭感”，无不真挚深切；汪曾祺的散文虽题材多样，但无论是旧闻旧事，还是花鸟虫鱼，字里行间都充分流露出作家诚挚的真情，表达出对凡俗小事和乡土民俗的深深眷念。

朱鸿面对着长安的历史文化遗迹，流露出的情感无比真挚：查阅到有关散关的战争时，“我风雅的空堂因此充满了硝烟，坐在椅子上，闭了眼睛，似乎到处都是金戈铁马，刀光剑影”；在一个叫血坡巷村的地方，“有几棵槐树，斜梢向天，是因为它们在这里起苗迎风，活了几十年上百年。树枝叉开，状有痛苦”；告别萧关的时候，“夕阳在天，只见无穷渲染的余晖映照着无尽展开的沟壑。黄色的大地苍凉一片，宁静一片，也是红光一片”；在金锁关想到南宋时，“宋弱，宋悲哀，宋不幸。宋的结局，我想一次，心疼一次，不知道已经心疼多少次了”；在函谷关面对中国军队的胜利时，“潼关是关中的东门，函谷关也是。在函谷关的攻防战，8世纪的唐军输了，而20世纪的中国军队则赢了。名在青史，荣辱永垂。”

所谓的真话，即发自内心的不加“装饰”的“自然”的话，是清醒的话，是有良知的话。真话大都不怎么中听，有时甚至还很刺耳，但真话的可贵处正在于，真话是真的，是实打实的，是掷地有声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乔装打扮的，具有一种原始的粗粝的美，往往对事物的认知有所突破，对事件的真相有所发现，具有震撼灵魂的气度和力量。然而，说真话是需要勇气的，很多作家往往没有这样的勇气，于是，说真话的散文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巴金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来理解“说真话”，到了晚年才创作出《随想录》，直面“文革”所带来的灾难，用“最真实的声音”来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使得《随想录》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高峰，在当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鸿在散文中，也喜欢说真话，他总是站在历史的和现实的高度，以一个作家的良知，来还原历史和反思历史，寻找历史的真相，追寻历史的意义。描写金锁关是“白骨露出，累累而积”，描写函谷关，是“北边是黄河，很多吏卒都掉进黄河，波涛便吞噬了他们”。在《四到潼关》中，他解释道：“李自成在南原布兵列阵打清军，清军又从上向下打，打得血流成河，沿坡流下，所以就叫血坡巷村。”在《关中是中国的院子•后记一•走遍关中》一文中，他更是直言：“关中已经衰弱至极，疲倦至极，这里的草木和庄稼，都是在挣扎着生长。”“一个政府的态度，决定了一个民族文化的繁荣或萎靡。”朱鸿的真话，增加了历史的厚度，扩展了其散文的深度和广度。

朱鸿的散文，记的都是真事，他历时二十多年，亲身考察，查阅资料，辨别真伪，以便能够呈现出一个真实的长安和关中来。散文的“真”，既是历史的易位，又是现实的再现，是经过岁月和历史的沧桑，剔除了所有虚假后，所能遗留下来的“真”，这种“真”，是真的“真”，真实得甚至超越了我们所能亲眼看见的真实，能够构建起一个意蕴深广的审美世界，来传递思想和净化灵魂。在我的理解中，历史文化散文，是以历史的方式，完成对现实的反映和表达，以此来达到作用于现实的目的。历史，虽然足够丰富多彩，甚至大部分都比散文更精彩，但散文毕竟不是历史，而应该高于历史，只有高于历史，才能够看清楚历史，只有居高，才能临下。历史文化散文在描述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不能只讲历史事件，还得影射出历史事件背后所隐藏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是文化，可以是现实，可以是哲理，也可以是生命的奥秘。我们应该以散文的“真”，来返观历史的“真”，这才是历史文化散文的根本。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朱鸿总是立足大地和历史，以沉郁和质朴的语言，来呈现出长安和关中的历史文化的“真”和“美”，在真实的话语体系和审美体验中，彰显出一种历史的厚重和博大来。因为，在朱鸿那里，“长安既是一种愿望，也是一个存在，既是一段历史，也是一个现实”。他就是要用他的笔，来记录历史，呈现现实。

二

朱鸿散文的语言颇有“古风”，文白夹杂，简洁干练，绝不拖泥带水，真正做到了“言简意丰”，即用极“简”的言，呈现出极丰的“意”，看似极简，实则极丰，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神韵。比如《陇关》中描写山间泉水和古木：“山坡上多有泉水，其或出草丛，或出树根，或出石缝，汪然而流，汇至千河。”“忽焉是古木，忽焉是草甸，山坡上的风景就这样反复切换着。”“西坡尽是古木，足以蔽日……古木枝叶厚实，波涛似的，连绵起伏，涌至天际。”颇有郦道元《水经注》中描绘“三峡”的风范和味道：“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水经注•三峡》以极简的四字短语，从上自下，勾勒出七百里三峡的全景：那耸峙两岸的群峰，层层叠叠的山峦，沿着长江两岸向下游铺展，连绵不绝；山势高峻而陡峭，向上仰望，不见天空和太阳……短短几个字，却呈现出极深的意境，仿佛一轴泼墨山水画长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而朱鸿的山泉和古木，也一样。

比如《散关》中的散关：“散关是一个峪口，其宽不足三十米，两岸巉岩悬挂，危崖挺拔，连绵的秦岭威严地镇压着地面。秦岭站在雨中，散关站在雨中。”《再赴散关》中的清姜河：“清姜河发源于秦岭北麓的玉皇山，峰峦嵯峨，森林深厚青翠。澄明的水掠岸滑沙，迂回而下……逾越大大小小的发白的石头，斗折蛇行，向阳则明，向阴则暗。”《金锁关》中的神水峡：“不是小石头，也不是大石头。石头卧在水下，水过石头，是遍布的水流。”“水已经磨损了石头，它坑坑洼洼，裂缝，窈陷，崩缺，有的发黑，有的发黄，极尽沧桑。”这几段文字很容易让我想到苏轼的《石钟山记》和柳宗元的《小石潭记》：“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文章移步换景，对石钟山和小石潭周围景色的刻画虽只寥寥几句，却极其准确地描绘出了石钟山的威严挺拔和小石潭的空明澄澈。《石钟山记》宏大开阔、冷清凄厉，《小石潭记》寂寞清幽、郁郁落落，从用词到意境，都像极了朱鸿的散文。

除了《水经注》《石钟山记》《小石潭记》等古文，朱鸿的散文也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古代另一些经典散文来。我们先来看几段朱鸿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公元前364年，秦晋相争，曾经战于石门山。”“秦献公的时候，秦攻晋，在石门胜，在少梁胜，晋失桃林塞。秦献公执政二十二年死，秦孝公秉权。”“公元前230年，内使腾率兵攻韩，掳韩王安，韩亡。”“不得已，唐军进攻了。其路线是从潼关出兵，过函谷关，至洛阳歼敌。” “公元317年，司马睿即皇帝位，国都建康，在今南京，史称东晋。”“公元557年，宇文觉即皇帝位，是为孝闵帝，以长安为国都，史称北周。置长安县，隶京兆尹。”“1644年，清立，国都北京。设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后改设陕西左布政使司，又改设陕西布政使司，西安府。置长安县，隶西安府。”

然后再来看看古代经典散文中的叙述：“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元朔元年……青复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青斩首虏数千。明年，青复出云中，西至高阙。”“秦将王翦破赵，掳赵王，尽收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左右既前斩荆轲，秦王目眩良久。”“其后荆轲客高渐离以击筑见秦皇帝，而以筑击秦皇帝，为燕报仇，不中而死。”“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

以上文字分别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班固的《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刘向的《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贾谊的《新书•过秦论》等古文，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和几句话，却隐藏着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可谓“言”极简而“意”极丰的典型。而朱鸿的散文也一样，无论多大的历史事件，在其笔下都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但却能让我们窥见历史的丰富和复杂，甚至能够体会到其中的兵戎相见和剑拔弩张，真正做到了“言简意丰”。

再比如《峣关》中的峣关：“白石嶙峋，草生缝隙，遂免风吹。古木在坡，风便压其头，折其枝，气喘吁吁。”有陈与义《登岳阳楼》的影子：“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沧波无限悲。”比如《函谷关》中的崤山：“仰观长天，俯察大地，顾盼寻找，只见村舍寂寞，野禽自鸣，不知道何处是函谷关。”能够让我们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羌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比如《函谷关》中的函谷关：“黄河纵冲，秦岭横贯，动静两物，必然相遇于一点。相遇便如撞墙或碰壁，浊浪喷空，闷声遏云。”“其崖堑肆绕，丘壑任弯，峰呈嵯峨，沟为深渊，无一坦途能通东西，唯函谷关勉强可达。”有范仲淹《岳阳楼记》的风范：“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

经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发现，朱鸿的散文语言跟《史记》《水经注》《小石潭记》《过秦论》《岳阳楼记》《桃花源记》等诸多古文经典一样：简洁质朴，变化多端，重“意”不重“形”，大多以白描的手法呈现出意蕴深厚的意境，在文白夹杂间流露出一种深沉而厚重的“古典美”。这源于朱鸿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朱鸿这里更多地表现为长安文化——的重视。

此外，朱鸿散文的语言还很喜欢用四六句短语，类似于古时的骈文，而且在四六句短语中间还夹杂着长短不一的句子，跟古时的散文类似，可谓深得古典文学精华，深具传统文化韵味。比如“水坡巷村东西一排，盛时长足数里，今剩半里左右。开门者少，关门者多。门是旧门，漆皮剥落，不过这也是老城罕有的纪念了”“函谷关以东，其地纵长，有六国，六国皆弱。函谷关以西，其地横长，一国独强”“函谷关有使者往来，有商贾往来，甚至会有盗匪往来，不宜凝思。这里峭崿峥嵘，野风浩荡，繁木遮天，不宜穷考”等这样的例子在朱鸿的散文里俯拾皆是，见证着朱鸿散文语言的古典风格。

朱鸿的散文语言颇具“古风”，还有个重要原因即是他喜欢用文言词汇和用文言的语法造句，在他的散文里经常出现“颇”“矣”“其”“于”“曰”“也”等文言语辞，而且善用“倒装”和“词类形态互换”等文言语法，比如“函谷关的意义大矣！”“函者，匣也，盒也，孔也，套也。函谷关，何其特也！”“金锁关有城，以崖作垣，以岩为壁”等，都很明显地带有文言语法的特征，跟现代欧化白话文的语法有所差异。同时，朱鸿在散文中还大量引用古诗词，这也有助于其散文语言“文言”风格的形成，比如在《函谷关》里，便引用了岑参的《戏题关门》和皮日休的《古函关》等题函谷关的诗；在《三至萧关》里，引用了王维的《使至塞上》和王昌龄的《塞下曲（其一）》等吟咏萧关的诗；在《石门关》里，也引用了明代刘翀的《石门即事》一诗，这些诗词的引用，跟文言语辞的使用一样，共同成就着朱鸿散文语言的“古风美”。

三

在我看来，对待历史的态度往往是检验一个作家良知的“标尺”。历史，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我们都生活在“历史”中，被“历史”所左右，但，究竟什么是历史？

从小到大，我们眼中的历史，就是一串串呈现于书本上的文字，亘古不变，一代一代口耳相授，我们却从未去质疑过其真假。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随着时间的消逝，历史或许正如这长安的遗迹，早已带着真相长眠于地下了。其实更多的，我们所能见到的历史，却只是一堆无法言说的荒草而已。面对历史和真相，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良知？打捞历史？澄清真相？抑或只是在这种亦真亦假的“历史”当中充当一个匆匆过客？

或许若干年后，我们也早已变成了“历史”，再由我们的后代来打量：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我希望我们的作家在面临历史的时候，时刻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历史，就算是一堆荒草，我们也要从这堆荒草中，找到那么一丁点儿深埋于地的永远无法铲除的根须。

我这里把“历史”从朱鸿的散文中单独提出来，是想看看他对“历史”的态度，因为我觉得，一个优秀的作家，对“历史”理应有着相对成熟的看法，这体现出一个作家的责任，对自己的责任，对读者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历史的责任。而这种责任感，是作家的使命，一个有责任的作家，得忠实地记录社会，记录历史。我以为，这才是一个作家身上最为难能可贵的东西，远比他创作出多少作品更为重要。

在朱鸿的《长安与关中》中，有不少地方都体现出他对“历史”的态度，可以说，在朱鸿那里，“历史”是有生命的，而且是复杂的，最重要的是真的。他在《再赴散关》中写道：“历史是复杂的，甚至是会遭到篡改的。有的事情虽然不见诸历史，它仍可能是真的，它发生过；有的事情尽管在历史上大显特显，它也可能是假的，它并未发生过。历史的复杂在其真假交织，这决定于是谁，并为何所修。”

朱鸿往往喜欢以一个“小”的支点，呈现“大”的历史。《长安论》以长安的地名和隶属变化，呈现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关中论》在“我”不断的行走中，还原了典籍中的关中的地理和历史；《陇关》在遗址的考察上，梳理了陇关的历史和往事；《潼关》从寸草不生的护卫潼关的堡垒的基座，联想到历史上发生于此的战事；《函谷关》借现实的一点因由展开想象，充分展现了函谷关历史上的波诡云谲；《金锁关》在无穷无尽的丘陵和沟壑中，重现了金锁关的历史和演变过程。同样，《散关》《武关》《峣关》《萧关》《石门关》皆如此，都是朱鸿在一个小小的支点上，结合历史和资料，以及现实中的所见所闻，以删繁就简的文字，来向我们呈现长安和关中各个关隘的复杂的“大”历史。

然而，在曾经繁华的“大”历史背后，朱鸿深深地感觉到，历史在消退，“生命”在衰落，文化也在延续中变得荒凉，峣关“一再发生战争，可如今其痕迹已经尽净”，潼关“巨大的青石，一块拼着一块，组成一条阴冷的石路，我透过刚刚萌芽的草叶和隐隐涂抹的雨痕，寻找着烙印其中的铁骑和脚步。可我获得的却是沉寂”。生活气息似乎从武关消失殆尽了，“这里没有稚童，也没有幼婴，更没有年轻的喂奶的妇女。这里还像以前一样没有树。屋舍还在，不过其门几乎都锁着，其窗棂都旧得昏暗了。院子空空荡荡，街道空空荡荡”。

面对这种荒凉，朱鸿感到刻骨的疼痛和悲凉，面对萧关，他痛心地说“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已经被冷酷的岁月……刮掉了”；在咸阳，他因这里“几乎没有看到秦朝的遗迹，生活一层一层地掩埋了秦朝的影响”而悲叹。于是，他想用自己的文字，来拯救历史，拯救文化，他“用手敲击着这些砖瓦，希望从声音辨别那个时代的品质”。而这种拯救，既是历史的，也是文化的。

而且，朱鸿的“行走”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数年间，朱鸿走遍了长安和关中，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感受那逝去的历史烟云，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埋藏于地的历史古迹，发掘出古迹的文化意义。“我走遍了关中，从桃花开的时候，到雪花飘的时候，我一直在十三个王朝留下的帝陵间穿行。”“我从秦岭走到鄂尔多斯台地，从西府走到韩城，我想凭感觉，从关中人的相貌发现民族融合的痕迹。”“我几乎走遍了渭水两岸的所有县城和乡镇。”在“行走”的过程中，朱鸿发现了关中的历史和文化，并因为历史的消亡和荒芜呼吁我们去保护她。他认为：“尽管宋以来，关中不再荣华，也不再喧闹，然而在全中国寻找，在全世界寻找，有什么地方像关中这样陈列并沉积了层层叠叠的文化遗产呢！”他呼吁：“应该把一个完整的关中，作为世界遗产向联合国申报，从而得到切实保护。”这，即朱鸿散文中“历史”的意义。而很显然，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品质。

四

所有的这些，造就了朱鸿散文的“思想”深度。说到底，散文创作在骨子里应该是有“重量”的，隐藏在散文背后的“思想”越重，就越能打动读者，越能呈现“生命”的力量，散文理应蕴藏着一些和这个世界更广阔的“存在”相关联的“精神内涵”，让作家的思想融汇于生活，精神贯穿于文字，才能让散文获得持续而强大的生命力。好的散文，应该蕴藏着思想的光芒。没有思想的作品是浅薄的，一个文学作品有了思想，尤其是有了深刻的思想，才有深度和广度，才能显示出作品真正的价值。比如鲁迅的作品，我们很难想象，假如抽掉了鲁迅作品中的思想，将会是怎样一种状况。如果说一个文学作品的语言是外衣，内容是身体的话，那么思想则是灵魂，少了思想，就像少了灵魂，而没有灵魂的作品，注定是活不长远的。

朱鸿的散文是有思想的，其思想深度不仅在于前面提到的关于历史和文化的遐想和阐释，还在于其字里行间所隐藏的哲理内涵。在朱鸿散文的“文化”世界里，蕴含着意蕴深厚的哲理思索，充盈着“生命”的智慧，潜藏着关于历史和文化的哲理沉思。在我看来，没有哲学的文学是贫血的，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文学作品，往往出现在文学和哲学的交汇点上。从这个角度来说，朱鸿的长安文化系列散文是有深度的，在其文字背后，朱鸿总是用其深沉而睿智的眼光来打量着长安和关中的一切历史和文化，以及存在于此天地间的一切“生命”，从而对历史和文化形成一种充满哲理思索的眺望姿态。

在武关的回程途中，他感慨：“没有一点冒险精神，是不能在秦岭奔波的。”“你要在这危险的道路旅行，你就得有丧命的准备！”在金锁关考察时，他“从此岸踩在石头上，跳到彼岸，又从彼岸踩在石头上，跳到此岸”，并由此想到“生存永远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命运由天掌握，然而奋斗是必须的。也许奋斗，天还会予以保佑”。在周原时，他说：“都市的嘈杂和喧嚣，已经磨钝了我的灵魂，我感到周原的宁静对我俨然是一种治疗。”在楼观台抽中下下签的时候，他镇定自若，他说自己“已经处在低谷了，接着走，不管走到哪里，我的方向都是走出低谷的方向”。

类似于这样的描述，在朱鸿的长安文化系列散文里还有不少，暗示着朱鸿对于历史文化“生命”的深刻理解和深沉寓意，形成了一种既“远”且“近”的“眺望”姿态，把对历史和文化的认识，上升到了一种“形而上”的哲理高度，存在于“历史”中，同时又根植于“文化”外。朱鸿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自己想要什么，因此，他一直在追寻，在长安和关中的“历史”中追寻，在一切“文化”中追寻，追寻“文化”的来路，追寻“历史”的真谛，追寻隐藏在历史和文化深处的“灵魂”，以及其中所蕴含着的大千“世界”。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散文领域兴起了一股“文化散文”的热潮，涌现出诸多重要的作家作品，形成了90年代文学中的“散文热”现象，散文创作异常繁盛。其后，到了新世纪，随着文化多元化和审美多元化的来临，散文创作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甚至一度出现“式微”和“滑坡”的现象，假如我们把朱鸿的散文置于新时期散文发展史中来考察的话，其特点无疑更加突出。所谓的文化散文，即“作家常以文化的视角观照生活，作品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自觉的文化意识，包含了深广的文化内涵”，作家“从促进社会进步和道德完善的角度出发，对社会和历史的一种文化感受，并把重整和建设民族文化精神，作为散文创作的崇高使命”。“文化散文”的出现可以归结为“文化意识的觉醒”，亦即“以当代意识去观照民族历史文化的陈迹，在陈旧生活表象的深层发掘滚动着的民族精神的岩浆。这种‘陈旧’和‘现代’的融合，会把文学推向更深的审美层次”，真正把历史从深层中解放出来，推进文学的世界中，其主要代表作家有余秋雨和张承志等。

余秋雨的散文常常以历史古迹为对象来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将“自然”和“历史”在浓重的文化思考中融为一体，揭示出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说实话，朱鸿的散文跟余秋雨的很像，但细究起来，又有很大的不同，其最大的不同即在于“真”和“假”上：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虽不能说他抒的情不真，但始终觉得有点“真”过了头，动不动就“痛哭流涕”，动不动就“呼天抢地”，满眼所见皆体现出一种“文化高度”来，因此便带有了“假”的意味，变得矫揉造作了。而朱鸿则不一样，他总是老老实实地描摹历史，客观地对待历史，而且抒情很节制，不夸大，也不缩小，有一种很强的理智在里面，所以文章显得很“真”，抑或说“不假”，这对于“文化散文”来说，尤其难得。

同样善于描绘山水地域的，还有周涛和梁衡。梁衡的散文尤其热衷于北方和“党史”上的山川风物和名胜古迹，比如《晋祠》《觅渡》《这思考的窑洞》《大无大有周恩来》等，他常常从理智的角度出发，深深思索着“景物”的历史与未来，开掘其文化和哲学内涵，粗略地看来，跟朱鸿的散文也很类似，但值得注意的是，梁衡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他的散文往往跟“当代”靠得很近，充满着某种主流的“正能量”，高扬着理想主义的旗帜，这和朱鸿的“历史”散文有着显著的不同。至于周涛，也喜欢对原始荒野的新疆和西北大地阐发深沉的思索，那矫健的山鹰，那震撼山河的信天游，那延绵不绝的长城，都蕴藏着周涛的文化思索，但周涛的最大不同则在于，他是以一种当代的思想和宏大的文化精神，来表现“当代”的自由和生命，更是区别于朱鸿的“历史”。

张承志的散文主要集中在“草原”。他曾说，“如果现在已经是总结的时候，那么应该说，草原是我全部文学生涯的诱因和温床”，“草原及其神秘的游牧生活方式——是一种非常彻底的美”。于是，他把大西北这片荒瘠土地的自然风景和文化体验融合起来，成了他散文的基本内容，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美，即开掘民族精神中的“强硬”美，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顽强不息的传统美德，在黄土高原上为了真理和民族利益不顾牺牲的“殉美”精神，以及追踪着崇高圣洁的价值观念等。而史铁生打的则是一场“精神圣战”，他的散文总是从他自身的生命困境出发，去咀嚼生命况味，思考活着的意义，赞美生命的呼喊和顽强，以其深切而痛苦的生命体验，触及生命中最悲壮的底蕴，蕴含着很强的“生命”哲理。朱鸿跟张承志和史铁生比起来，无疑也有着鲜明的特色：一个立足厚重的历史古迹，一个背靠广阔的草原，一个思考苦难的个体生命，因此，他们一个坚韧古朴，一个强硬崇高，而另一个则宽阔仁厚，但无疑都代表着文化散文的某种高度。

由此可见，朱鸿的长安文化系列散文是很有特色的，而且能够给现今的散文创作带来一些经验或启示。我们说，当下的散文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读者的关注，难以成为社会的热点，以往我们总是从大众文化和市场多元化等方面做出解释，其实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散文自身，现在的散文创作所反映的往往都是少数人生而不是普遍人生，所展现的不是现实而是玄想，不是真实而是装饰。而朱鸿的《长安与关中》等历史文化系列散文创作，无疑给了我们当下的散文创作一个有益的启示：如何让“灵魂”接通感官的血脉，让思想沉淀于生活，让作家作为精神健康的个体，重新站在世界面前发言，这才是散文创作能够具备生命和影响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