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超 王潇艺

[ 作者简介 ]

冯超，男，山东济宁人，山东理工大学，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应用社会学。

王瀟艺，女，山东淄博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

[ 摘要 ]

本文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提出“社会安全共同体”的概念，即对安全持有相同价值认同的个体所组成的团体或组织。以新媒介时代为背景，借口语文化理论对比新媒介技术产生前后的社会安全共同体。相比新媒介时代到来前，社会安全共同体具有自发、开放、动态、临时的新特点。

[ 关键词 ]

社会安全共同体；次生口语文化；媒介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22.15.026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共同体是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或客观的共同体特征（包括种族、观念、地位、身份等）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据此，本文提出社会安全共同体概念，即对安全持有相同价值认同的个体组成的团体或组织，其目标是促成社会范围内的安全行为以规避风险。社会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受多种社会条件的影响。

2013年我国正式进入4G时代，标志着新媒介时代全面开启。本文借助“口语文化”视角，对比新媒介时代前后的社会安全共同体，探求其变化与发展。

1 新媒介时代前社会安全共同体的发展

1.1 依托纸媒

在电子媒介普及前，印刷品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首要途径。公共安全事件发生后，主要媒介（报社等）收集社会信息，撰写事件的相关文本，依托纸质印刷物向公众传播。此时公共安全事件首先要被转化成为文字，才能通过阅读在社会范围传播，这给社会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增加了难度。媒介能否及时准确地将事件转换为“文字”，读者是否具有一定的阅读理解能力，都是社会安全共同体形成的关键。

1.2 依托电子媒介

相比纸质媒介，电视、广播等电子媒介在即时性方面有了较大的进步。实地采访报道伴随及时的科学知识补充，使公共安全事件及其相关信息无需先转换为“文字”即可被观众（听众）把握，减少了传播的时间成本，降低了接受者的接受门槛，扩大了传播范围，有利于社会安全共同体的形成。

1.3 社区宣传

在新媒介时代，社区宣传也是社会安全共同体形成的途径之一。社区宣传形式多样，包括发放宣传页、张贴安全知识宣传内容、举行专题宣传活动、学校组织学生、家长学习和公司、工厂等生产场所对员工进行培训等。社区宣传通常局限于社区或其他规模较小的团体，由特定组织或专人对群体进行统一教育。

2 口语文化与社会安全共同体的新变

2.1 口语文化的定义与发展

加拿大媒介环境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曾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重新部落化”的概念。他认为，电力信息技术会带来重新部落化的后果，并提出了“地球村”这一说法。他认为，电子媒介的重新部落化效应可以使口语社会的传统在现代社会得以再现。

多伦多学派代表人埃里克·哈弗洛克对比口语与书面文化后指出：“一个概括和抽象的理念比如‘诚实总是上策表现典型的书面文化，而套路式行为比如‘诚实者总是发财反映的是典型的口语文化。”

媒介环境学第二代学者沃尔特·翁率先开始“口语回归”的研究，创造性地提出“原生口语文化”和“次生口语文化”概念。“原生口语文化”指文字出现之前的文化。“次生口语文化”则是“电话、电视、广播产生的文化”。

2.2 新媒介的发展与新变

本文采取美国媒介理论家保罗·莱文森在《新新媒介》中的观点“在互联网诞生之前的一切媒介都是旧媒介”进行论述。

2.2.1 微信：部落与“棋子”

根据腾讯公司2020年度综合业绩显示，至2020年12月31日，微信及Wechat的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12.25亿。作为国民通信工具，微信的独特优势在于再现了本真的口语语境，促进社会安全共同体准、快、广地形成。

首先，语音功能模拟了真实口语语境，用户仅使用口语也可传递翔实的信息——微信支持使用语音输入文字、语音消息支持反复回放。微信的聊天内容也极具口语色彩，句式倾向于简单、短小，少有复杂的逻辑阐释。以语音作为核心的互动功能起到了与书面文化相同的“解放记忆压力”的效用，降低了文字和识字能力对媒介使用者的准入要求，也降低了社会安全共同体的门槛。

其次，朋友圈功能兼顾了分享与私密。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拉诺维将个人人际关系网络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其中强关系网络内个人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强，个体间掌握的信息趋同，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密。用户的点赞和评论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只有作者本人可以看到所有点赞和评论，其余用户只能看到与作者共同好友的评论。这样的规则强化了强关系网络的“圈群感”，让使用者达成集体、趋同的参与。依托微信，社会安全共同体可以迅速在家庭、社区等小的集体中形成。

微信公众号多使用口语化词，类似哈弗洛克所说的“套路式行为”。一位网友为促成父母安全行为而编辑的文章《【不看后悔】做这件事！积德积善！》，短期内转发超过十万。文章充分考虑了不同代际的独特话语，满足受众的阅读喜好。行为描述代替概念阐释的文本更加贴近现实世界，在促成社会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和安全行为时收效也更好。但由于“部落感”和私密感，社会各处广泛形成的各安全共同体间仍缺乏联系，像是散落在棋盘上的棋子。

2.2.2 微博：广场的数字化虚拟

弱关系指联系较弱的人际纽带，同质化程度低，其成员多方面掌握信息，是不同集群间传递信息的有效桥梁。微博以此为基础，将潜在的社会安全共同体联接，在赛博空间中虚拟出口语社会的议事广场。微博收获赞评可被任意微博用户浏览，并随时参与讨论或转发。上述互动不以地域和感情为基础，用户间现实关联较少。这再现了口语文化的协商属性，使分散孤立的个体能够了解其他个体对安全的价值、关切和目标，并从中寻求建立社会安全共同体的可能。

“相比印刷时代的身份认同，互联网社会中共同体的形成更多基于价值认同”，微博开发的“话题”互动模式展现了这样的转变。“超话”是基于某一主题的兴趣社区，用户进入任意社区，关注后可在其中发表微博，内容能够被同一社区的其他粉丝查看并互动。用户的共同体身份此时是公开的，越来越多相同认同的个体积聚形成群体。与微信朋友圈相似，它同样具有“部落感”，但其公开性拆除了共同体间的藩篱，有机连接了散落的“棋子”。微博的编辑、发送、接收几乎同时完成，能够在短时间内形成对某一事件的大量关注与讨论。微博在微信基础上为社会安全共同体建构了更加动态开放的话语空间，加强了各共同体间的联系。

2.2.3 短视频：聚合与附加

短视频平台存在视频的时长限制，作者往往会进行整合再加工，做到形式简约、信息复杂。为保证观者在短时间内掌握视频信息，制作者在汇总转述时，往往采用罗列、附加的叙述方式，并列某类信息的视听资料，如“xxx盘点”“xxx集合”，叙述结构类似儿童讲故事的倾向“然后……然后……然后……”；此外，短视频的定位是碎片化体验，因此观者和制作者都会在拒斥复杂、分析、解释的逻辑内容，这正是“追加”“聚合”的口语文化特征。短视频应用使生产、传播、理解信息的难度全面降低，这鼓励用户主动参与信息生产传播，促进社会安全共同体共享文本的生成与传递。

综上所述，社会安全共同体在新媒介时代表现出的新变化有：第一，社会成员主动参与、自发组建共同体；第二，随时可加入任意其他新成员，开放动态，有机互联；第三，在突发安全事件发生后立即形成，具有即时性和临时性。

3 新媒介时代社会安全共同体的现状与未来

3.1 社会安全共同体的现状

3.1.1 语汇多元丰富

口语使用在新媒介时代日益复兴，这使社会安全共同体所使用的语汇丰富多样。既有“C位”这样来自其他共同体（C位由综艺术语演变而来）的术语，保留其原本含义，形容解决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中坚力量，如《95、00后“战士”，C位出列！》；又有为旧有词汇赋予新含义的表达，如“不约而同”，原指“没有事先商量而彼此见解或行动一致”，在安全事件发生期间有了新的含义，指“不约会、不聚集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等。

3.1.2 “跨共同体”交流

新媒介能够使散落的共同体互联互通，再现口语社会的协商属性。由此，安全价值认同不再局限于某一共同体内部，人们能够认识到其他共同体的安全价值。这实现了“跨共同体”交流。如烟民群体中流传着“吸烟能预防流行性呼吸系统疾病传染”的错误认同，迅速被科普群体、医护群体的科学认同澄清、匡正。

3.1.3 缺乏科学策略

新媒介时代的社会安全共同体自发、即时、广泛形成，有时为了追求效率和效果，在策略选择方面有失科学性，安全行为的形成路径中可能存在科学价值的缺失，《【不看后悔】做这件事！积德积善！》一文虽然使目标受众达成了“戴口罩、勤洗手”的安全行为，但是后期并未跟进及时的科学知识补充，接受者对卫生安全仍然缺乏客观科学的认识，无法对安全价值形成正确的认同。

3.2社会安全共同体的未来

3.2.1 多主体共建

在新媒介时代，个人获得了传播资源及权力，取代“机构”成为传播基本单位。每个“个人”“账户”都是网络里的节点，社会安全共同体的形成不再完全依赖机构和组织的引导。职能部门与新闻媒体应当由管理者、宣教者转变为共建者，利用新媒介技术了解各共同体内部的核心价值，据此及时进行必要信息的补足和匡正，引导社会成员理性使用互联网，共同推动和维护社会安全共同体。

3.2.2 技术鸿沟缩小

2020年12月25日，工信部宣布将于2021年1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一年的“互联网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助力老年人、残疾人等重点受益群体平等便捷获取、使用互联网应用信息。行动提出了移动互联网应用提供“长辈版”入口，支持大图标、大字体。技术进步和政策保证互联网使用的门槛，缩小社会安全共同体的技术鸿沟，促进社会安全共同体的形成与扩大。

4 结语

以沃尔特·翁“次生口语文化”为代表的媒介研究，展现了新媒介技术的“再现”功能，为媒介环境提供了别样的考察视角。社会安全共同体的种种新变也源于新媒介技术在网络世界中继承了口头传统“凭借意见书形成委员会，彼此熟悉，达成共识”，“社群”（“部落”）的心态随之回归。这样的外环境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提高理性认识水平，共同参与社会安全共同体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齐格蒙特·鲍曼. 共同体［M］. 欧阳景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

［2］林文刚. 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9：490.

［3］梁欣. 从“想象”到“聚集”：互联网中共同体的形成——基于媒介环境学视角［J］. 新闻研究导刊，2020，11（12）：68-69.

［4］天山网. 95、00后抗疫“战士”，C位出列！［EB/OL］. https：//mp. pdnews. cn/Pc/ArtInfoApi/article？id=11244072，（2020-02-04）［2021-05-10］.

［5］央廣网. “2020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出炉“逆行者”“奥利给”上榜［EB/OL］. https：//news. cctv. com/2020/12/05/ARTI0S62HB1pQx79pC17ON5z201205. shtml，（2020-12-05）［2021-05-10］.

［6］秦琼，彭涛. 共同体传播：一种被忽视的传播形态［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8）：24-29.

［7］喻国明，张超，李珊，包路冶，张诗诺. “个人被激活”的时代：互联网逻辑下传播生态的重构——关于“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观点的延伸探讨［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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