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磊 李 磊

（新疆财经大学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东部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迫切需要发挥市场主体促进就业的乘数效应。在此背景下，东部地区依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鼓励更多市场主体开展创业活动，以创业带动就业，化解民生问题。《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报告（2021）》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每万人新设市场主体数量排名前10 的省份中，东部就有8 个，创业活力优势明显，但区域内各省份创业活跃程度存在较大差距。

东部地区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积极推动区域创业环境持续优化，以期缩小各地创业活力差距。学者将创业环境界定为创业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即创业企业以外的其他市场主体因合作共生而形成的社会网络环境[1-2]。从市场主体角度看，创业环境中包含关联企业、政府、高校等多种参与主体，而关联企业和政府是最重要的两类主体[3]。

现有研究侧重探讨创业环境某一要素与创业的关系。从关联企业角度看，Harris（2021）认为企业网络能够建立创业企业与金融公司间的紧密联系，有利于创业企业快速获取创业成长资源[4]。尹苗苗和孙亚等（2020）对3 家获得风险资金的新企业进行研究发现，创业关联企业入股创业企业，可以为创业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提供资金支持和管理咨询等增值服务[5]。Chu和Li 等（2021）研究表明创业企业在接受风险投资后，不仅获得了资金支持，还有机会接触到投资公司提供的大量市场信息，以便创业企业更好地采取创业行动，提升企业创业活跃度[6]。

从政府角度看，政府主要通过政策和市场两种方式影响创业。曾婧婧和温永林（2021）研究发现国家创业型城市试点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创业[7]。陈旭东和刘畅（2017）基于31 个省（区、市）的数据发现，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推动创投市场的发展，促进风投资本在创投市场中的集聚，激发地区的企业创业活跃度[8]。李正卫和刘济浔等（2017）以杭州梦想小镇为例，指出市场监管环境的优劣会直接影响企业创业的积极性[9]。Dong 和Wei等（2016）指出，当监管环境得到改善、抽租威胁减退，企业开展创业活动的积极性会提高[10]。孙国强和郭荣旺等（2020）证实了市场化水平是影响高新区创业活跃度的关键因素[11]。

已有文献从关联企业或政府的角度探讨创业环境与创业之间的关系，但得出的结论较为零散、单一，缺乏从关联企业和政府视角出发直接研究创业环境对东部地区创业活力的影响。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延展，基于关联企业和政府视角，探讨创业环境对东部城市创业活力的具体作用机制，以期为缩小东部地区创业活力差距、优化创业环境提供理论支持。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为增强市场竞争力，企业间会基于各自优势进行合作，开拓新市场，从而衍生出创业企业的重要合作者，即创业关联企业。创业关联企业主要以融资业务帮助创业企业突破生存与发展的瓶颈[12]。通过融资，创业企业不需要抵押担保和支付高额利息费用就能获得创业资金，能有效降低创业资金门槛。创业关联企业以融资的方式入股创业企业后，可以为其后续发展提供持续的资金、技术和孵化服务等支持，并可提供资产重组、企业改制和走向资本市场的服务，帮助创业活动实现增值，进而有利于提高企业创业活力。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关联企业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助推城市创业活力的提升。

由于私人投资面临“短期主义”问题，完全市场化配置创业资源很难解决创业投资资本供给不足的问题[13]。而政府出台的引导基金政策，可以为其他市场主体发送信号，缓解创业投资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此外，在创业投资市场发展初期阶段，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可以为后期社会资本进入创投市场铺平道路，加速创投市场的健康发展，进而增强创业资本的可及性和多样性，激发地区创业活力。

市场化程度高的经济环境，容易出现市场盲目和市场失灵，会导致市场运行低效[14]。而提高市场监管水平，可以引导市场资金向更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流动，降低市场盲目性，化解潜在市场风险，减少市场主体恶性竞争发生的频次，有利于保证创业活动正常开展，提高创业活力。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政府可以通过出台创业引导基金政策来降低创业项目风险，提升城市创业活力。

H3：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市场监管能力来促进城市创业活力的提升。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理论假设，建立以下模型：

模型中，Evit是第i 个城市第t 年的创业活力；Invst、Policy、Mrspv 是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代表创业投资、创业政策、市场监管；Contrl 是控制变量；μi表示非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γ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及说明

1.被解释变量：创业活力（Ev）。新注册企业是一个地区创业活动的重要成果。将当年注册成立的企业界定为创业企业，基于人口法，用城市每万人口对应创业企业数来衡量创业活力。

2. 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是对创业投资、创业政策、市场监管的测度。东部地区创业关联企业主要以风险投资等方式参与创业活动，故使用《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中的VCPE 项目指数来衡量创业环境中关联企业的创业投资水平（Invst）；以城市建立的政府创业引导基金个数来衡量创业环境中政府出台创业政策的力度（Policy）；采用曾婧婧和温永林（2021）的做法，以政府对市场的管制能力来衡量市场监管水平（Mrspv）[7]。

3.控制变量：实证分析中，还需要控制可能影响东部地区创业活力的其他变量。经济水平决定创业资源和市场需求，是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以2015年为基期计算出不变价人均GDP 来衡量城市经济水平。在经济结构上，非公有制水平决定着创业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难度，对外开放水平决定着东部地区创业企业先进技术资源的可及性，产业结构优化有利于释放更多的创业机会，分别以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从业总人口的比重、FDI 与GDP 的比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来衡量。信息化水平决定创业信息资源的获取效率，用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与总人口数的比值来衡量。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为保证选取的数据具有较强时效性、代表性、可分析性，本文选取了2015—2019 年的数据。一方面，中国从2015 年进入“双创时代”，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代表性，故将研究的起始点确定在2015 年；另一方面，考虑到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创业活动的冲击较大，故将研究的截止点确定在2019 年。

尽管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但仍有不少城市创业活跃程度低，创业环境发展水平不高，难以满足研究需要。据此，选择2020 年的《中国创新创业城市生态指数研究报告》和《“中国100 城”城市创新生态指数报告》中位居创新创业百强的60 个东部城市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新增企业数来源于天眼查数据平台；VCPE 项目指数来源于《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政府创业引导基金数量来源于清科私募通数据库；省级财政支出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分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库；其余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分析

（一）回归结果分析

为避免模型设定错误而造成的估计偏误，采用Hausman 检验法对模型进行选择。Hausman 统计值检验结果为59.725，对应的p 值远小于0.05，表明可以使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模型（FEM）进行分析。表2 的第2 列为模型（1）的基准回归结果，第3 列为FEM 模型的估计结果。在不同回归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估计值的符号一致，表明东部地区创业环境与城市创业活力存在稳健的相关关系。

表2 模型的估计结果

创业投资的系数估计值为1.531，在1%的水平上显著，结果支持假设H1。东部城市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利于解决创业企业资金难题，帮助企业获得各个阶段所需资源，进而有利于提高创业企业生存与竞争力，促进城市创业活力的提高。北京、上海是东部地区创业活力增长较快的2 个城市，城市创业投资额增幅分别为15.7%、38.1%。天眼查公开数据显示，仅2021年北京的投资事件为1790 起，投资总额为3097.7 亿元，全国排名第一。上海科创板企业则在2020 年就获得1135 亿元融资。可见，创业投资是提高城市创业活力的重要因素。

创业政策的系数估计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东部城市创业政策对创业活动的支持力度与创业活力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假设H2 得到支持。政府建立创业引导基金，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财政资金的作用，有效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创业活动，弥补市场上创业投资资本不足的问题，进而提高企业开展创业活动的积极性。深圳、苏州是东部地区创业政策提升较快的2 个城市，创业引导基金数量分别增加了56.67%、65.38%。清科私募通公开数据显示，深圳平均每支引导基金规模达到39 亿左右，位居全国第一。截至2021年5 月，苏州共有22 支引导基金，总认缴金额达到1709亿元。可见政府引导基金规模越大，创业政策的红利效应越强，越有利于创业活力提升。

市场监管环境的系数估计值为0.9，在1%的水平上显著，结果支持假设H3。市场监管能够规范企业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使资源配置有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进而保障创业活动的正常开展。东部地区市场监管水平提高最快的两个城市分别为杭州和佛山，市场监管水平分别提高了7.3%和5.6%。近年来杭州采取了多项更有效的市场监管措施，力求降低创业企业办事成本，帮助企业减轻经营负担，增强创业信心。佛山在推进企业登记注册便利化、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信用监管、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改革中的成效明显，创业活力增幅达到了41.63%。可见，提高市场监管水平是保障创业活力的关键。

此外，作为控制变量的经济水平、非公有制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对创业活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水平是一个城市市场贸易环境的综合体现，经济发达的城市，市场规模更大，更易衍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和大量商机，进而为创业企业提供更多的赛道。非公有制水平越高，意味着处于垄断地位的市场主体越少，市场越趋于完全竞争的状态，新企业越容易进入市场参与平等竞争获取市场地位，有利于充分释放市场创新潜力和创业活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发展迅速，有利于培育新兴产业、挖掘存量资源，将过剩产能中沉淀的人才、资金等资源解放出来，引领到效率更高的新兴产业中去，孕育出一批新的企业。东部地区是我国的对外开放高地，众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汇集在东部沿海城市，这些企业在技术、管理和资本等方面更具优势，有利于本土创业企业通过模仿、关联合作等方式增强自身竞争力，进而促进创业活力的提高。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实现传统产业向数字化产业转型，进而衍生新的产业，产生更多的商机，激发城市创业活力。

（二）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上述主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尝试用两种方式重新考察创业投资、政府参与对东部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以此作为稳健性检验：一是借鉴王芳芳和郝前进（2021）[15]的做法，将创业企业划分为国有创业企业、私营创业企业、外资创业企业3 类，并基于人口法构建这3 类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创业活力。二是借鉴郑筱婷和李美棠（2017）[16]的做法，按照国家统计局对第一、二、三产业的分类标准，基于人口法构建不同产业企业的创业活力，考虑第一产业企业的年新增数较少，故仅对第二、三产业的企业创业活力开展研究。基于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经两种方式的稳健性检验后，所得回归结果与上文估计结果的符号一致，显著性水平相似，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创业投资、政府参与可能会与东部城市创业活力存在因果关系而导致内生性问题。为此，基于传统的处理方法，对3 个核心解释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构建工具变量。创业投资、创业政策、市场监管的工具变量分别记为Invst_IV、Policy_IV、Mrspv_IV。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模型重新估计。表4 第5 列结果显示，3 个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与原文中的正负号和显著性一致。因此，可以认为内生性问题对本文的研究结论不具有实质性影响，结论依旧可信。

表4 内生性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2015—2019 年东部60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从关联企业的创业投资、政府的创业政策和政府的市场监管3 个方面探讨了创业环境对东部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投资对创业活力有显著提升作用，表明关联企业通过投资入股的方式与创业企业建立联系，是推动创业的重要渠道；政府创业政策的支持对创业活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验证了政府出台创业引导基金政策是支持创业活动、赋能创业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政府市场监管能力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创业活力的提升，表明政府的监管能力是保障创业活动开展的关键。此外，其他重要经济因素，如经济水平、非公有制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对东部城市的创业活力也有显著正向影响。

结合上文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健全投融资体系，保障创业投资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进一步放宽对风险投资机构的资格、资产规模、注册资金等方面的限制，降低创业投资的准入门槛。东部城市创业企业数量多、种类丰富，对不同类型创业企业而言，其面临的项目风险、市场风险各不相同，因此还需要积极探索并建立更多元的创业投资体系，使金融资本能够对不同类型的创业企业进行全方位、有针对性的有效覆盖。

第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创业引导基金的建设，扩大基金规模。东部地区拥有丰富而优质的社会资本，通过风险补助、政策优惠等方式鼓励优质社会资本参与到基金建设中，增强城市创业引导基金的区域化优势。同时鼓励不同领域的资本参与基金建设，加强基金对不同行业、不同阶段创业项目的覆盖。以上方式不仅可以降低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的挤出效应，还有利于实现基金规模的扩大，进而增强引导效应。

第三，加快推进东部地区“放管服”改革，优化市场环境。东部地区具有较高水平的市场化环境，在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同时，当地政府也要侧重调节市场失灵的负外部性。东部地区各级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合作，形成优势互补、职能协调的政务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效率，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打破地区间的市场堡垒，通过“放管服”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进而实现市场环境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