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丹丹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基层立法联系点时指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全过程民主”作为一个高度浓缩的政治概念被首次提出。2021年3月“全过程民主”被写入全国人大组织法，正式成为一个法律概念。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二字被镌刻其中，凸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属性。2021年10月中央人大工作会议首次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了新的实践要求。此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列入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发展战略。2022年5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出版，第十专题专门以“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主题，集结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七篇重要讲话。这七篇重要讲话分别从理论层面、制度层面、实践层面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了深入阐述和具体部署，充分展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既具备完整的制度体系，同时具有有效的运行机制以及方式方法。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十专题“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使我们深刻领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质要义以及背后蕴含的政治智慧。基于此，本文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在马克思主义时空观视域下，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内涵及其发展规律，把握其历史必然性，围绕个人、社会、国家三重价值主体，探析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时空观视域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内涵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与时间。”［1］事物总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生成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时空观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规律，表明事物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全过程特点。在马克思主义时空观视域下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内涵，可以以一种更开放、更宽广的视野，践行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间维度

“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2］马克思主义时空观视域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静态的、短暂的一个时间点，而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过程。所以，在时间的维度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种“过程性”民主，强调“过程性”，这表明民主是自始至终不间歇地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所有过程。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过程性”民主的主要体现和关键环节，这五个环节衔接紧密、高效运转，最终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五个方面，即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目标的清晰和过程的流畅表明人民民主的实现具有持续性而非短暂性，民主权利的实现具有真实性而非虚伪性。在此基础上，目标与过程相互作用，有机统一，保证“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时间维度上的“过程性”。不仅如此，在每一具体环节，民主的实现程度高且连续。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在立项、起草、审议、论证、评估、监督等立法环节中，广泛听取、吸纳和反馈各方面意见，确保民主贯穿于立法前、立法中与立法后。“前”“中”“后”是一个时间概念，表达依次出现的时间顺序。除此之外，“过程性”还表现在选举后的密切联系群众，决策之前、之中、之后的协商以及监督的事前、事中与事后等方面，这形成一个闭路的时间连续与循环。因此，民主始终贯穿于政治参与的全过程，贯穿于政策出台的全过程，贯穿于政治沟通的全过程，保障了民意表达与实现的全过程连续性。它不同于西方国家单一化的“民主选举”，民主仅停留在投票阶段，一旦投票完成，民主过程就宣告结束，权力行使的过程是否民主、权力运行的最终结果是否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实现则完全未涉及。按照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基本观点，空间在时间中展开，因此，西方民主在时间维度上的有限性，导致其空间维度的狭隘与空虚。而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则转化为空间维度的广阔与包容。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空间维度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表现在时间维度上的“过程性”，而且表现在空间维度上的“系统性”，一个由主体要素与客体要素通过制度程序交织作用而不断实现人民利益保障最大化的系统空间。从空间维度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的是“系统性”民主。第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空间维度首先体现了主体的广泛性。“全过程民主”概念中写入“人民”二字，连接“全过程”与“民主”，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人民”二字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民主的本质即“多数人统治”。例如，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人民”的生动体现。第二，与西方民主只是关注政治领域的狭隘民主相比，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民主空间不断延伸。对此，胡乔木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曾有谈及，“社会主义民主兼含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资产阶级民主不可能做到”［3］。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下，人民可以民主参与的领域关涉国家发展大事、社会治理难事、百姓生活琐事等各层次，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治理等各领域。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完整的制度体系建设将人民各项民主权利贯穿于社会各领域，进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增效提质的系统。这一制度体系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具体制度组成，而这一制度体系的根本则在于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和运行的最根本政治保证，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真正激发出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空间维度才具有无限的延伸性。与此相比，西方民主仅仅是特定阶级和特定利益集团在政治领域的选举阶段“自娱自乐”的一个狭窄的扁平的结构，广大劳动人民参与无门、沟通无门、协商无门，人民的利益难以真正实现与满足。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空维度

社会通过人类不断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与空间构成的时空维度中呈现螺旋式的上升发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主要是把时空理解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维度。因此，从时空维度来看，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的是“实践性”民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4］260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具体的现实的举措，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注重人民是否满意的实际效果，实现人民权利行使与治理实效的统一，在实践中力求“行得通，很管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民主实践在时空维度中更是拥有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国家权力的运行完全处于人民监督之下，这使人民民主实践更加真实且可靠。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不断实践中实现螺旋式的上升发展，一些具体而现实的改革创新实践使得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时空维度之中成为现实的、可观察的、有意义的民主。我国正在不断通过方法创新、机制探索、制度改革进而冲破时空的限制，实现时间和空间的优化与拓展，在开放的时空中实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过程与结果的统一、直接与间接的统一。相较之下，当代西方民主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自然无法切实解决实际问题，进而陷入政治僵局，治理低效，社会动荡且发展缓慢。

二、“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社会时空中的发展历程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壮大。一方面空间维度的不断拓展转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间延续；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延续发展使其不断地扩大和开辟新的空间。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时空观，必须将其放在历史的演进历程中洞察其发展规律，把握其未来方向。

任何民主道路的形成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的时空条件。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成与发展同样有着特殊的国情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主建设的目标不仅仅是同封建主义作斗争（摆脱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另一个重要目标是救亡图存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民主的内容自然不同于西方国家推崇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历经革命、改革和建设，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与实践得以逐渐形成和深化。

（一）萌芽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承载着历史使命，在民族危机中诞生。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武器，在不同阶段争取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支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高举“民主”大旗，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探索之路。毛泽东曾指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5］。1939年，毛泽东首次提出“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的思想。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创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积极探索各种民主举措，高瞻远瞩地提出“三三制”原则，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民主制度探索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制度构建奠定了基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开始萌芽。

（二）建构时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框架体系逐步建构，在党的领导下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1949年，《共同纲领》由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随后，我国的国体、政体也相继基本确立，对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其中重要内容。1954年宪法正式确立民主集中制原则，并进一步充实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赋予人民相当多的民主权利，居民自治制度通过法律的形式也得以确立，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势。此后，一系列具体制度逐步建立，例如选举制度、监察制度等。这一时期民主制度的建构使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了制度化、法治化的基础，标志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空间范围开始清晰，迈上了系统化和全面化的新征程。

（三）开拓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民主建设的空间随之不断拓展。1979年，邓小平作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6］的重要论断，而后为了社会现代化建设，党和国家对民主建设进行空间维度的系统化、全面化开拓。在这一时期，从政治领域到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民主权利不断丰富。村民自治制度与基层法治同步建设，基层民主政治有了重大发展。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7］，三者构成一个彼此贯通与联系的有机系统。除了架构民主建设的内部系统之外，民主制度建设与这一时期的社会稳定发展、经济效率提高构成了一个密切联系的外部系统。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越来越宽广。

（四）更加定型时期

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对民主有着更高层次、更多样化的诉求。为此，党和国家大力推进人民民主的制度供给和机制、方法创新，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建设开始走向“制度体系”建设，而不同的制度体系又以一种整体性、协同性的方式互相渗透，统筹推进，这使得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质。其中，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制度体系建设具有多层次、全面化的特点。民主程序上，原有的四大民主环节加入了“民主协商”，构成“五大民主”环节，同时，各种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性的民主制度和措施不断产生。这些举措使人民民主的空间得到前所未有地拓展，也使人民民主贯穿了整个国家治理、社会生活的全过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民主的发展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人民民主的“全过程”开始更加定型，并不断走向成熟。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追求民主的百年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实践的不断深化，实践发展经验不断充实、丰富和完善的必然结果。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持续推进和拓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未来发展必将更加充满活力，达到新的水平和更高的境界。

三、马克思主义时空观视域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指向

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依赖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面协同发力，与之相应，全过程人民民主广阔而深邃的时代意义也通过个人、社会、国家三重主体得以彰显。

（一）个人层面：以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法治领域民主表现为各项人权得到法律保障。民主实现的过程也是人权保障不断落实的过程。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颁布宪法使得人权有了根本保障。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人权法治保障，要使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人权，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能促进人权保障，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的统一，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等各个环节。

在民主选举程序上，各种制度设计和实践使各行业各领域的人才被选拔出来，人人都有机会参与选举，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度具有多样性、广泛性和真实性。2010年修改的《选举法》特别强调增加基层代表的比例，人民代表从人民中来，保障全体人民利益实现。相较之下，在选举程序上，西方国家的议员要成功入选，背后需要大财团资金支持，民主是少数精英绑架民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游戏。人权也成为少数人、少数群体、少数阶层的专利，难以实现对所有劳动人民生存权、发展权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在我国协商民主程序中，人民意见和诉求能通过各类平台充分表达出来，人民意志能充分实现。例如基层立法联系点设立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都有机会表达利益诉求，意见直通人大，立法体现老百姓的意愿和心声，人的尊严和价值能够得到满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4］258面对新冠疫情，党和国家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既推进疫情防控，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同时协调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的劳动权、发展权。而在这一点上，西方民主虚伪的本性则表现得淋漓尽致，劳动人民权利只在投票时被唤醒，没有参与实质管理国家事务的机会，因此西方民主是将民主仅仅体现在选举程序上的形式主义。例如，在新冠疫情传播中，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关心的还是个人的竞选连任，对人民的生命健康置之不理，甚至将疫情作为其谋取政治利益的工具，导致在疫情防控中无所作为，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到严重损害。

（二）社会层面：以凝聚共识维护社会安定和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飞速变革，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西方国家民主制度设计将权力分配给立法、行政、司法三种特定机关，权力由各党派、各利益团体瓜分，而被授权的国家机关反过来阻断人民行使权力，权力与人民的关系日益疏远，人民最终失去对权力的掌握和对国家的管理。当人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利益分配存在不均衡现象时，由于难以达成共识，人们采取过激的方式要求扩大民主参与范围、保障民主权利，极端事件此起彼伏，社会进而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社会各界群众，通过法治途径和各种制度平台有序参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事务治理，人民通过各种利益诉求表达平台和机制不断去表达、审视和调整利益诉求，党和国家通过快速反馈和回应诉求，最终使社会共识更加理性和成熟，不同利益主体达到相互理解和认同的调和状态，保证国家意志与人民民主的统一，实现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第十专题《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谈到民族关系、阶层关系、宗教关系、政党关系以及青年工作，旨在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各项统战工作之中，原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8］。例如《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一文就指出“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4］264。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就是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合法利益，其中包括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权利。因此，在宗教领域同样要贯彻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始终维护信教群众利益，保障信教群众的民主权利，尊重宗教发展规律。“要支持引导宗教界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全面从严治教，带头守法遵规、提升宗教修为。要加强宗教团体自身建设，完善领导班子成员的民主监督制度。”［4］265

（三）国家层面：以提高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民主政治建设相辅相成，高度契合。人民群众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有多大，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就有多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9］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根本利益，维护人民主权地位，人民广泛地参与社会治理，人民的主体力量不断凸显，从而推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参与全球治理，实现国家之间在空间维度上的良性互动。

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其内在逻辑使然。首先，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且有经过反复实践证明的具有强大生机与活力的、人民满意并得到广泛支持的制度保障。邓小平高度评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认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10］。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各项制度以及制度体系之间彼此协调，相互支撑，联络和打通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级和各个角落，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化和现代化使人民能够广泛有序参与国家治理，保证治理的有效性。其次，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完整的民主政治参与程序、机制和方式方法，使广大人民群众规范化、程序化参与国家治理，人民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提高，进而焕发出创新、创造的活力。在民主协商程序中，通过一系列的调查、征求意见、讨论，形成的议案和决策能够体现多数人的意志，集中多数人的共同智慧，充分发挥人民的聪明才智，并推动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例如，基层推行的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通过“群众提、代表定、政府办、人大评”工作机制，人民群众能够全程参与、深度介入，从而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完善制度体系与具体程序、机制和方式方法，使人民的主体地位得以彰显，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源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