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平分

古人云：西出阳关无故人。可是，多年前我曾去了一趟比昔日阳关更远的西藏，却遇到了很多故里同乡。其中，我最熟悉的就是万新平了。

万新平是已故的前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的长子，是我小学、中学同窗多年的老友。他是1983年5月到西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帮助工作的。在天津时，我们各自都很忙，很少有机会见面，这次能在远隔家乡数千里的西藏高原相见，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我到拉萨第三天下午，高原反应稍有好转，就迫不及待地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接到电话后喜出望外，很快就来到我的住地。老友相见，分外高兴，捶肩拍背，注视良久。他头戴一顶当地人经常戴的草帽，但高原强烈的紫外线仍把他的脸晒得又红又黑。人瘦了，但很有精神。特别是他本来就挺尖的下巴，显得更加突出，上面还稀稀地铺上了一层胡子茬儿。这不由使我想起中学时代，他的下巴那时候就挺出名，“钻头”的绰号就是由此得名。叫他“钻头”也真是名实相符。在学习上，他有股子钻劲，门门功课都在班里名列前茅；他爱好体育，踢球、打乒乓时，也刁钻得很。

我们落座后，就一起兴致勃勃地追顾起过去的时光。万新平有着幸福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在十年动乱中，他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含冤身死。1968年，他们兄妹五人就有四人上山下乡。但是，他没有沉沦，他和他的大弟弟一起来到了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是草原清新的空气，温暖的阳光，香醇的奶茶哺育了他，也锻炼了他。他主动要求当了一名马倌。这是牧业的营生中最艰苦也最令人羡慕的工作。盛夏，他顶着烈日，不顾蚊虫叮咬，到几十里之外追赶失散的马群；寒冬，他冒着刺骨的北风，在井边用水斗子一下下地给马群饮水。他不止一次从马背上摔下来，造成脑震荡。一次，他骑着一匹生不楞的马去放牧，半路上马子野性忽然发作，把他摔在地上，又一蹄子踢在他的眼镜上，当时就晕过去了。醒来时，满身是血，眼镜也找不到了。到公社卫生院后，缝了六针，眼睛保住了。但几个月后，一块两个花生米大的眼镜片竟从上嘴唇和牙床骨之间掉了出来。现在，他的左面颊上还清楚地留下了一道凹痕。当地的牧民，一提到万新平，没有人不跷大拇指。只是因为他是“黑帮子弟”，入党，上大学，安排工作，人们都不敢考虑他。家乡人民惦记着他。1974年，天津的大学招生组到了内蒙古，听到他的情况后，破着胆子要了他。这样，他在南开大学学了三年历史。毕业后分配到市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工作中，他刻苦好学，兢兢业业，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与另一名青年同志合作，写出了十三万字的天津史话，并很快顺利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天津史的第一本通俗出版物。1980年，万新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人生的道路上，他有了更新的目标，对自己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当年市社会科学院接到了对口援助西藏的任务，他第一个报了名。他32岁才结婚，赴藏时，孩子只有3岁。当我问起他在西藏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时，他告诉我，进藏后主要是协助当地开展地方志工作。地方志工作在西藏还是个空白，很多事都要从头做起。要写文章宣传地方志工作的意义，制定工作计划和规章，培训修志人员……这些工作他都要一个一个去做。由于高原缺氧，西藏实行6小时工作制，可是他每天都要工作8、9个小时。忙的时候，一天说不上几句话。空闲时间他还要翻译外文资料。这是他从天津带来的，都是些20世纪初外国人写的关于天津商务活动的资料。资料是极为宝贵的。他当时已经翻译出八万字，打算在回津前完成十万字。

到了他当时的住处，他藏区的家当很小，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一只木椅，仅此而已。书桌靠墙的一边摆满中外文书籍，书的旁边放着一张儿子的照片和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他说：“这是他工作之余两个最好的伙伴。”我问他想家吗？他说：“想儿子！”每个月他都要家里寄一张儿子的照片来。他一边看着照片上小家伙活泼可爱的身影，一边对我说：“一次他从收音机里听到一首外语歌曲，意思是说，一个小孩要和他父亲玩，父亲总是推托工作忙，没时间。等孩子长大了，父亲也老了，需要得到儿子亲情的时候，儿子也说没有时间。”说到这里我看到万新平的眼睛里流露出对儿子的拳拳深情。他为孩子在最需要他的时候没能守候身边而感到内疚。我好像听到他内心在说，孩子啊，你不会怪你的父亲吧！

是啊，“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越看到万新平的儿女情长就越感觉到他可亲可爱。我为有这样一个老朋友而自豪。我也从他的作为中受到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