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燕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身份认同的基本含义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是谁、归属于什么群体及其原因、与周围的人是什么样的关系。”[1]语言与认同关系密切，高一虹、李玉霞、边永卫（2008）将语言与认同研究的发展概括为从二元“结构观”到多元“建构观”的转变。

结构观强调社会结构的语言的制约作用，忽视语言、认同与个体之间的多元互动。建构观则认为身份认同不是社会结构或个人意图的附属品或产物，是在社会历史条件下，在互动的过程中与语言互相建构，是一个多元的、流动的过程。[2]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广东省博罗县公庄镇土语者的身份认同。在对当地的语言进行调查时，发现当地存在两种方言——客家话和“土语”，使用双方言交际是普遍的生活方式，客语者有完全明确的客家族群身份认同意识，“土语”者在身份认同上表现出独特性：在自我身份认同上，表现为“本地人”地方感认同；在社会身份认同上，表现为相对一致的客家身份认同。

研究方法上，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了139位言语社区的成员，同时对其中50位“土语”者进行随机访谈，试图在建构观的理论框架下，阐述“土语”者身份认同的独特性及其影响因素。

一、“土语”：历史与现实

公庄镇位于广东博罗县东部，是典型的半山区，动辄被称为“山坑角落”。境内主要通行客家话，系属粤台片。[3]所谓的“土语”，当地人称为“尖米话”或“本地话”，属系存在争议，是东江中上游分布较广的一支土语，既具有客家话的特点，也具有粤语的特点。前人对此“土语”研究大多从方言特征和移民史的角度研究该方言系属问题，对该问题的讨论主要存在三派：归粤派、归客派和粤客混合语派。[4]

当前语言社区内的“土语”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徐旭曾《丰湖杂记》中写道：“博罗、东莞某乡，近因小故，激成土客斗案……客者对土而言，寄居该地之谓也……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千数百年，亦犹诸今日也。”

这篇文章被称为“我国系统论述客家文化历史的开山之作”，由该文论述可知，“土”与“客”不管是在语言还是风俗上差别甚大，以至于徐旭曾道“千数百年犹今日”。

在人数上，“客”相较于“土”也处于弱势：“……海、潮、揭、惠，亦属于土族，惟山谷之间，颇有一二客族错处。”①

以上所述与如今的公庄“土语”在时间上相距甚远，社会变迁，“土”与“客”之间的关系早已发生变化，但也可以看出“土”与“客”最初之差别。

刘叔新在对东江中上游的土语进行研究时，将公庄镇的公庄话列为土语点之一，“这里的土语都各有自己的特点，虽然相互不同程度地相近，却都可以区辨开，不易相混同。”[5]公庄镇内通行客家话，语言社区内的成员在较为公共场合基本上以客家话为主，在家庭域、私人的交往域中讲土语，客家话对土语的影响是较大的，在某些语言特征上，土语已经开始出现向公庄客家话倾斜的趋势，如：曾摄韵尾与山摄韵尾合流为[-n]/[-t]，而公庄土语也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据调查，公庄的土语流摄一等字较为特殊，在不同的村落有不同的读音，主要分为三种[-ai]、[-iao]、[-ɔi]。遇摄合口三等章组字也较为特殊，读为[-ui]。

客家话是当地的强势方言，土语和客家话虽然存在着竞争，但和谐仍是主流。社会身份和种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语言来维系和建立的[6]，在如此语言生态中，语言处于弱势方的土语者也形成了独特的身份认同特征。

二、“土语”者的身份认同特征

身份认同包括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前者通过个人的独特素质建构，后者依据群体成员资格建构。[7]在对公庄镇以土语为母语的成员进行问卷调查时，发现有90%的人“认同自己是客家人”，但是在随机访谈时，这些人却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不同于“客家人”的自我身份认同。

（一）自我身份认同——地方感和语言自豪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存在某片土地上的人，一定对自己脚下的土地存在某种眷恋。“地方”是人对自己的生存空间的思考方式，Agnew J将“地方感”定义为“人类对于地方有主观和情感上的依附”。[8]这种地方感表现在语言上就成了用“地方+方言/话”定义与区别语言。

案例1：

问：你觉得你说话跟惠州、博罗的人说的本地话有什么不同吗？

——肯定不一样啦！我们跟惠州本地话和博罗话都说的不是一个话，我们是公庄本地话，特别是博罗话很难听懂。（女，30岁）

——不同。他们的不一样。怎么说，有些词啊，口音始终都是不同。感觉好像惠州、博罗城那边说话好重，石坝话都拖得长长的。（女，55岁）

案例2：

问：公庄大家的本地话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多多少少有点不一样吧。像叶屋他们那种本地话就和我们布子不一样，他们讲的那个话好像和惠州本地话差不多。（男，40岁）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跟你说，本地话都不同的，一个大队里面，隔几百米的两条村说的都不一样啦，拿狗来比较，客家话就[kiu]，我们本地话就说[kɔi]，隔壁村，隔五百米的吉水围就[kai]。（男，50岁）

案例3：

问：你们觉得你们讲的话跟公庄客家话一样吗？

——那不算吧。本地话是本地话，客家话是客家话，像我跟我朋友说话跟和你们说话不一样。（男，40岁）

——不是。不过大家都是公庄人，大家都是说客家话。（男，50岁）

案例4：

——这个“禾”我们就是读[hɔ]的。（女，40岁）

——这么多年肯定有听过不同口音的话，但是我们公庄话就是最好听的。（男，50岁）

Le Page&Tabouret-Keller（1985）认为“语言行为即认同行为”。语言在界定“自我”和“他者”中起着重要作用。[9]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他们都能够明确分别语言社区内存在的两种方言，并通过日常经验的积累，形成了对母语的自我认识，以地方口音来确认自我的语言身份，进而与其他地方的人区别，形成一个大语言社区中的小社区，这是一种乡籍意识的体现。

（二）社会身份认同——客家人

土语者的自我身份认同以母语为基础，通过地方感和语言自豪感来实现，社会身份认同也同样是以语言为基础实现，只是母语变成了客家话。客家话在公庄镇内有绝对的优势，在对139位公庄人进行语势调查时，有67.63%的人选择客家话，29.5%的人选择了客家话和土语相当，仅2.88%的人选择了土语。

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土语者面临着语言转换的问题，长期被客家话包围，加上各自分散在客家话的海洋中，这种语言转换使得他们游离在“本地人”和“客家人”的身份认同两端。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人的社会身份不同，其互动特征与语言选择的方式也不同。[10]土语者使用客家话在公共场合进行交际，是土语者的一种社会策略，也是土语者有意识建构自己“客家人”身份的过程。

案例5：

问：你平时是使用客家话多还是本地话多？

——客家话多咯。本地话我跟谁讲啊？回家跟我老婆讲咯。我跟我儿子讲普通话，平时上班和你们村里都是讲客家话的。（男，43岁）

受访者是村书记，母语是土语，在以客家话为母语的村级单位工作，他并不反驳“你是客家人”的说法，他使用客家话是为了更好地和村民进行交流，开展工作。可见，他的社会身份的构建受工作环境影响。

以微观看待宏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见土语者在面对客语者时使用客家话进行交谈，在这些日常生活中，土语者渐渐建构起自己的客家社会身份认同。

三、影响“土语”者客家身份建构的因素

（一）频繁的社会互动与文化共通感

当“土客相争”平息之后，同处在一个地域当中，共享当地的资源，必定会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交集，从简单的交往交流到通婚，由浅层次互动到深层次互动，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就会涉及语言的互动。

在涉及语言社区内跨语言通婚的问题，（N=139）有97.12%的人同意土语者与客语者通婚，2.88%的人表示他人无所谓，自己不愿意。“如果在方言区内通婚，方言变化慢，如果在多种方言区内通婚，则方言的相互作用力大，变化快。”[11]土语者与客语者通婚如今是言语社区的常态，通过通婚缔结的深层次社会活动对语言的影响是长远且深刻的，这意味着至少三代人在语言资源上的多重选择，为语言转换和身份建构提供了基础。

除了频繁的社会互动之外，生活在语言社区内的成员除了个别的信仰不同之外，彼此的文化之间并没有太大差别，都认为自己是客家文化。

（二）客家族群同化与双向接纳

广东文化中包含广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三大民系，是不同的方言群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境遇，用不同的语言去建立自己汉人身份的结果。[12]余下的以东江为中心的“土语”一支就面临着民系认同问题，从语言上看，究竟是客家还是广府抑或是独立的一支民系，难以论断。

族群的密切接触为同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是，是否接受同化仍然取决于各族群的心理。客家话是识别客家族群最重要的标志，客家族群的形成机制、内在体系是较为完整的，同时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当面对公庄土语群想要通过讲客家话在族群中获得一席之位时，客家族群成员并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而是以开放、兼容的心理吸收土语群。

案例6：

——我认为各种语言都有他存在的价值，大家相互尊重，没有必要去强调谁更重要，谁更有用，谁更好听。当今趋势，普通话成大一统，各种方言逐渐消亡，我的孙辈已不会讲客家话，甚至听不懂客家话了。（男，72岁）

公庄镇内的土语群长期与客家族群一起相处，与客家族群杂居，在语言和文化上形成了认同感。

土语者的客家社会身份认同是族群双向选择的结果。在实际生活中，土语者的客家族群认同也方便了土语者与其他族群的人进行交际，相对于小众“土语”群，客家族群更为人所熟知。

（三）个人语言态度与家庭传承

在客家族群的强势力量下，客家话会不断地侵蚀土语的生存空间，土语最后可能面临濒危。这种预想似乎暂时还未在公庄镇语言社区内表现出明显趋势。布龙菲尔德认为“一个语言社区的交际密度的差异不仅是个人和个人的差异，这个社区分为不同的子群体系统，而在子群体系统内的人们彼此交流远多于跟子群体外的人们的交流。”[13]

土语族群尽管与客家族群聚居，但土语族群在大的族群当中仍有自己以村落为单位，以姓氏为纽带联合在一起的小族群。因此，土语仍然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使得他们能够形成自我身份认同。

在公庄镇的日常生活中，常常会有依靠姓氏对交谈对象所在的村落进行猜测的情况，姓氏成了村落的标志之一。

在家庭内部，纯土语家庭也会有意识地向自己的孩子传承自己的语言，如：

案例六：

——明明我们一家人从我小女儿出生开始，就用本地话跟她交流，谁知道有一天她竟然用普通话叫我妈妈，我真是无语死了，我天天跟她说我们是本地崽说的是本地话。（女，38岁）

该受访者同样不否认“我是客家人”的说法，但是在下一代教育中，仍然有意识地通过家庭教育将较为隐性的自我身份认同进行传承。

四、结语

土语者的自我身份认同是隐性的，常常是不被自身所察觉的，社会身份认同是显性的，是一个共识。这种独特的身份认同，是社会力量、族群力量和个人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尽管城镇化使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城镇化有其消极的一面，它消解了“地方”，一定程度上会带来认同危机，土语者依靠“地方感”所建立起来的自我身份认同是对“同质化”的抵抗。不管是土语族群还是客家族群，由于普通话的推广，方言正在消逝，人们需要在方言与共同语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让我国多样的方言景观大放光彩。

注释:

①转引自陈春声：《论1640—1940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客家研究辑刊》2006年第2期，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