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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思想界“学问饥饿”原因探析

2022-11-25李占美

今古文创 2022年44期
关键词:鸦片战争士大夫学问

◎李占美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00)

“学问饥饿”一词源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述,“光绪间所为新学家者,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盖学问饥饿至是而极矣”[1]。作为清朝主流学派的考据学,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后,至清晚期已是穷途末路。此时又有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多次侵扰,晚清考据学内忧外患。晚清王朝一次又一次的败绩,使士大夫们心中“天朝上国”的儒家观念逐渐土崩瓦解,夷狄观念有所转变,救国心切的士大夫希望通过对西方先进技术、政治、思想的学习,使晚清王朝得以自强,于是对西方文化的求索视为救国之路,但向外学习过程中出现许多阻碍。考据学没落之后,作为新思想的西方文化未及时补足,形成了晚清思想界的“学问饥饿”,为更加清楚了解晚清“学问饥饿”产生的原因,此文将分内外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衰败于内:考据学的衰落

从清王朝未受西方入侵的角度考虑,考据学作为清朝的主流学派,在乾嘉时期曾一度达到顶峰。但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国内环境变得混乱不堪,尤其是江南地区,作为考据学的发祥地,经过战火的侵扰使其失去了治学的安定环境。因战火而四处奔逃的学人,即无可居之所,又无可饱腹之地,再加上书籍的丢失,士人们已无法安心于学术研究。从考据学自身发展而言,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演变,研究范围越来越狭小,研究的宗旨亦被破坏,以至穷途末路,我们称之为衰败于内。

(一)战乱使考据学失去治学环境

太平天国运动搅乱了整个封建制度,这种搅乱是统治阶级永远无法平复的。[2]清朝到咸丰时期社会矛盾越加复杂,已是积重难返,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又给本就摇摇欲坠的晚清以重击。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江苏人口为全国首位,战乱后人口减少54.6%,江苏人口由第1位降至第9位。而就各府州县来说,以江宁府(今南京)最为严重,其次为镇江府、苏州府。战争之后,江宁府所辖各县剩余人口大多没有超过30%,[3]从人口的锐减上,我们可以看出此次内乱对江南地区的影响。作为战场中心的江南地区,又是清考据学的发源地。此处凝结了考据士人的无数心血,有博古通今的考据学大师、有稀世罕见的古籍珍本、有致力于考据的文人志士希望以此来博得读书人的地位。但因为动乱,造成知识分子迁徙流转,居无定所,文献随学者漂泊动荡,致力于考据学的士人们不得不考虑生存问题,更无剩余精力守住传统的考据学,所以必然会造成学术发展的停滞,这与承平时代的学术繁荣是不能相比的。

(二)考据学自身发展的局限性

除战乱带给学术的不稳定环境,就主流学问自身而言,在乾嘉盛极一时的考据学,至道光、咸丰时期已是烛尽光穷。其没落的主要原因归为两处:一为学问内容,二为治学问的人。

其一,梁启超在文中写道“考证学之研究方法虽甚精善,其研究范围却甚拘迂。就中成绩最高者,惟训诂一科,然经数大师发明略尽,所余者不过糟粕。”[4]当考据学经历了约二百年的细致研究,士人们考证的科目越来越细致化,范围越来越狭小,可考证的实物基本已被前人所考证完毕,人们便会考证一些实物已不存在的科目,那与“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的研究原则相违背,所以考据学经历过繁荣的高峰后,逐渐没落也在所难免。

其二,在鸦片战争之后,西学的传入使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并逐渐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便开始不断探求救国治国之道,于是“经世思想”在学者们的心中不胫而走。而此前占据主流学问的“考据学”似乎在经世思潮的冲击中已格格不入。鸦片战争虽然是以拓宽殖民地为目标的军事侵略,但政治、经济、往往是以文化为载体的,西方列强需要将资本主义国家的秩序规则输入到中国,使中国在思想观念上由天朝上国转至国家平等,必然会导致中西文化间的冲荡。面对列强对中国无底线的掠夺,入仕报国的知识分子已无法安于现状。有识之士开始注意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抛下传统儒家观念,审视西方的进步之处,使士人们不得不开始寻求救国之路。虽然有识之士只是四万万人中的凤毛麟角,但经世思想已经悄然而走。鸦片战争之后,有识之士对“天朝上国”的批判意识慢慢觉醒。人们开始收集、整理、研究西方世界的地理、历史,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林则徐的《四洲志》、梁廷枏《海国四说》等,使士大夫们对西方的世界有了初步认识,不再以中国为世界的中心,逐渐承认中国是世界民族中的一部分。于是士大夫们积极探求西方世界的文明,不断批判现实社会中的弊病,大力提倡改革,以抵御外侮,经世思潮渐代考据学成为晚清主流学问。

二、阻碍于外:“夷狄观”造成翻译人才的缺失和翻译内容的狭隘

中国古老的儒家文化历经数千年之久,儒家文化强调的纲常伦理、华夷观念早已在士大夫的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非一时一刻就可以有所改变。两种文明的碰撞最终以战争的形式,迫使清朝不断转变数千年以来的文明观,其过程是痛苦的、代价是巨大的。晚清政府经历了在器物、制度、思想上的不断转变,中国的夷狄观也随之被逐渐打破,由我即世界到我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在适应西方平等主权观念的历程上是极其艰难的。

郭崇焘作为晚清第一个正式出使西方的外交官,任命消息传出,就有人曾嘲讽写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5]。在出使归乡之时,在日记中写:长善两县竟“以轮船不宜至省河,属书阻之。”[6]可以看出晚清人们心中的夷夏观念,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三十年间未得到很大的改善。由于夷夏观念的存在,使士大夫对于从事和西方相关事宜的官吏处以鄙夷的眼光。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士人们不得不“习夷语”并从事相关工作。由于“夷狄”观念的固存,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最为直接的阻碍便是翻译人才的缺失,其次是翻译内容的狭隘,二者造成了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壁垒。晚清由外来压迫导致向西方学习,其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阻碍,我们称之为阻碍于外。

(一)观念上的阻碍:夷狄观

鸦片战争使中国迫卷入世界潮流体系之中,晚清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中国所处之境,并主动了解西方的世界,但最初的了解仅仅限于西方的地理、历史等基本的概况,而且因战争受到思想改变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战争所带来的痛击并未达使清政府清醒,统治集团仍然认为鸦片战争只不过是中国与夷狄一次战争的失败,英国在鸦片战争中虽然得以战胜中国,不过是因为在武力上暂时优于中国而已,其仍然是一个蛮夷小国,条约的签订是清朝作为天朝上国对蛮夷国家的一种羁縻政策而已。直到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公使驻京,清廷不得不设总理事务衙门,专门处理与外国的交涉事宜。此时清政府的官员不得不面对直接与洋人进行共事的可能,使部分官吏在和洋人接触中其夷狄观有所改善,但也仅限于部分官吏。为弥补与外国交涉的不便以及“自强”的需要,清廷于1872年派遣留学生出国,但清政府派留学生的目的并非让他们去精通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而是希望留学生成为略通西方知识的忠君亲上的封建奴才[7],此时的清王朝仍然认为西方只是在科学技术上略胜于中国,所以内心仍然具有文化的优越感。幼童出洋后,在西方国家所经历的是“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可以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子弟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昂、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8]此时清朝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带出国境,其内心亦是惧怕留学生出现夷夏文化倒置之举,动摇清廷统治根基。所以清政府一定要培养学生尊君亲上之心,以保证日后为朝廷所用,使学生心中认为中国文化仍具有优胜感。所以留学生所学习的内容是有限的,对于西方的知识也只能学习船舶驾驶和制造等相关内容,如此具有针对性的学习,使留学生在西语上的培养未得到良好的效果,在日后的翻译书籍上也局限于机器制造。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经世思想”不断地发展,士人们希望通过西学的传入,以此能拯救腐朽的晚清社会。但对于西学的传入最为重要的问题在于语言的不通,此为外在阻碍的第一点。清廷为弥补对西方语言的不足,专门设立了翻译机构培养精通外语的人才,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东同文馆等,甚至派学生留美、留欧。而此时的中国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却无他种学问可见,”[9]梁启超说出了当时中国士大夫对于翻译内容上的狭隘选择,此为外在阻碍的第二点。

(二)翻译人才的缺失

语言上的差异使文化传播出现了鸿沟,最显著的问题就是翻译的准确性,然而中西方文化差异又很大,若想吸收、理解西方文化,就必须要将西方书籍中国化,于是需要即精通外文又了解中国文化的翻译人员。梁启超在书中曾说“晚清西洋思想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仍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10]可见翻译人才的重要性。清廷为培养翻译人才成立了京师同文馆,选八旗中聪慧子弟,入馆学习各国语言。然因师资有限,训练不足,课程、考试不合理,经多年努力,该馆所培养的人才外语能力非常有限,即使优秀者也仅能洋译汉,且方式限于笔译,听说口译则无法运用自如。[11]中西结合式翻译,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在书籍翻译人才上的缺乏。其次,优秀的翻译人才大部分都被选任为驻外使团成员或者在总理衙门任事,很少从事书籍的翻译工作,傅兰雅曾说只有他和徐寿一直从事于书籍的翻译工作,大部分的翻译人才都会选择从事于其他工作,那么从事书籍翻译上的人更加匮乏。

(三)翻译内容的狭隘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立于1868年,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专门翻译西书的机构,也是晚清时期最为主要的翻译机构,由徐寿倡议创办。先后任职翻译工作的中西方学者主要有:徐寿、华蘅芳、舒高第、李凤苞、傅兰雅、林乐知、罗亨利等人,当时懂外文的华人很少,西人虽然懂中文,但是一些术语、概念、不同的文化背景都成了中西译者之间的障碍,有时还要用上肢体语言,而且许多人还会选择外调,升任,便不再担任翻译工作,由于翻译人才的缺乏,导致翻译过程异常艰难。而在书籍所译内容上更是狭隘,书籍主要所译内容包括技术、军事、工艺,也有物理、化学、医学、法律等。根据研究统计,1850-1899年间,翻译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169种,占总译作29.8%,应用科学230种,占40.6%,两者占70.4%,社会科学46种,占8.1%,史地57种,占10%,哲学10种,占1.8%。[12]我们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当时所翻译的内容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其主要致力于洋务运动的发展,这与派遣留学生在外所学内容也是相互印证,此时士大夫希望通过学习器物挽救中国,与“经世思潮”相呼应、与“夷夏观”相呼应,而所译书籍关于西方思想的介绍少之又少,所以未引起思想界的波动也是必然。

“学问饥饿”是晚清考据学没落之后,西方新思想到来之前所产生。作为清朝主流学问的考据学,在经历二百多年的发展后,无论是研究方法抑或是研究范围都已经到了极限,所研究的内容前人亦研究完备,无可创新之处。晚清在经历西方列强的侵扰后,使经世思潮在晚清一度兴起,士大夫的着眼点慢慢远离考据投身于经世致用中。而在向西方的学习过程由于士大夫们深受儒家观念影响,面对数千年以来的夷夏正统观的影响,无论是处于上层的统治集团还是处于被统治集团都无法接受夷狄思想的优胜,更何况在上若行,下必效的封建王朝时代呢。在思想的挣扎过程中清政府设立总理事务衙门、派遣驻外使官、派遣留洋学生,但都是在华夏文化优越感中进行的一系列动作,所以造成了晚清士人以和西方有所接触而为耻辱,清廷为培养翻译人才专设同文馆,但经过多年努力成效仍然微弱,即使有精通西语的人才,大多转任升迁,不以翻译为本职,造成了晚清翻译人才的缺失。在翻译人才本就缺乏的状况下,所译书籍在内容上更是偏重一隅,只重于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对于西方新思想的窥见甚少。以上原因共同造成了晚清“学问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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