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小禾 桂 强

（湖南文理学院文史与法学学院 湖北 常德 415000）

现今学界对于林语堂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翻译观、文化观、人生哲学、文艺思想的研究，而对于林语堂文学作品中的“乡愁意识”这一论题的研究较为少见。由此，本文首先从林语堂文学作品本身出发，进而从“乡愁意识”这一主张切入，研究它在林语堂文学创作中的体现。接着以林语堂文学作品为例重点探索了林语堂乡愁文字写作特点，论述了林语堂的“乡愁”意识与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联系，最后通过分析林语堂的“乡愁”意识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方面的启示。

一、乡愁意识形成的背景

20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受到民主观念的强烈影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执政政权不得不适应时代潮流，通过西式的民主政治体制来保持其执政地位。这个阶段中国主要经历了晚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政权，虽然他们在形式上打出了西式的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的旗号，但因为当时政体的先天性缺陷和后天畸形性发展，这些所谓的民主制度其实只是封建地主阶级为了扼制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发展所实行的自救举措。当时我国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许多人民群众仍陷在痛苦的深渊中。这个时期的作家们既学习了一些西方思想又继承了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样中西结合的思想让他们的写作思想也同时具有东西结合的特点。也可以说他们此时的思想是矛盾的，他们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选择上是矛盾而又焦虑的。他们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无法选择文化的焦虑与迷茫。这同时也体现在了他们的小说中对于家乡的态度里。他们的人生路径基本都相同：背井离乡是乡愁的开始，无论他们身处何地都无法摆脱对于家乡的眷恋。

二、林语堂乡愁意识于著作中的具体表现及特点

被东西方文学交织影响的中国文学家林语堂，在1936年林语堂离开上海后到了美国纽约居住。期间林语堂曾以英文撰写过大量的传记小说等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方面，龚刚教授曾著文申述“乡愁三境”。一种境地为故乡之思诱发了地域乡愁。二种境地为故地文明诱发了“文化乡愁”。三种境地为性命安顿之处与本真状态的追求诱发了“哲性乡愁”。[1]林语堂的乡愁情感应该属于第二种，他并未像一般作家那样主要描写自己身在异乡的漂泊孤独之感从而渲染出对于家乡的思念眷恋之情，而是落笔于中国现实的社会，描绘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形象，并在小说中贯穿许多中国传统文化。

首先以他的史学小说《京华烟云》为例，此本小说展示了从庚子事变到抗日全面爆发近四十年的中国史，叙写了北平曾、姚、牛三大世家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三十余年间的悲欢合散和爱恨情仇。本书的著述借鉴于中国优秀古典小说《红楼梦》，并且本书的写作灵感也来源于此。《红楼梦》的主要故事发生在荣国府和宁国府的权贵中，以贾、史、王、薛四个世家为主线，讲述了豪门世家的盛衰起伏，其中着重描写了“金陵十二钗”，其中的主要人物以年青女性居多。《京华烟云》也描述了当时北平的曾、姚、牛三大家族，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起落盛衰，人物形象也大多也以年轻女子为主要刻画对象，比如曾姚府中的谢珊瑚、姚木兰、姚莫愁、冯红玉；曾府中的孙曼娘、牛素云、桂姐等。[2]林语堂的乡愁是“文化乡愁”，他渴望把我们的名著用这样一种方式推向世界的舞台。林语堂的“文化乡愁”还体现在《京华烟云》里对于人物群像的描绘中。主人公姚木兰集中了中华民族女子优良的品格为一体，坚强善良、外柔内刚、有勇有谋；姚思安崇尚道家思想，超脱世俗、安顺乐道、似闲云野鹤；孔立夫既有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温文尔雅的同时又有“强硬的”爱国之情，不畏强权，唤醒国人。这些形象都能体现出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人民的人生百态，也表现出了林语堂身处异乡的家国之念。此书中还贯穿了许多道家文化。该书三卷，每卷皆以一段庄子语录为题旨。[3]本书主人公姚木兰的父亲姚思安就是一个道家文化的践行者，他崇尚自由，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姚木兰也受她父亲的影响颇深。书中的内容多处林语堂所提出道家的“出世”式思维、崇尚田园、归隐山林、修身养性等观点，尽管具有一定的消极意味，不过道家思想却同时培养出了国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的文化精神，对于中国文化中兼容并包、和平自由的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此外，在林语堂的另一部小说《风声鹤唳》中，林语堂的“文化乡愁”思想也有体现。广告宣传中说道：“此书为以日中战事为历史背景的爱情长篇小说，表现我国近代佛教思维与潮流、伦理学观点、奉献与博爱奉献精神。场景宏大、布置严密、情结感人，为抗日长篇小说之最有情趣、最有意义的一部巨著。”[4]本书延续了《京华烟云》，姚家的第三代姚博雅在战斗中有着和倭寇血斗到底、舍身成仁的壮举。而本书的关于中华文明传播的任务，将由与博雅无所不谈、关系密切的好友老彭来完成。老彭是一位虔诚的佛学信徒，而老彭也是《风声鹤唳》中最仁慈的一个人物形象。他憎恨战斗，并以佛学人性论的观念来对待战斗，相信战斗是人对人造成的罪孽。他有着佛家独有的慈悲之心，他可怜天下所有因为战争而受到伤害的人。他还设置了难民房，以收留难民，老彭在用来自于佛教徒的乐观主义精神影响大家，排解大家由于战争而引起的焦虑与恐慌。[5]林语堂的另一本作品《啼笑皆非》也是这样，表面上从哲学与道德视角讨论国际政治与战术战略，但实质上是在宣传中华文化。

关于儒释道三种文明，林语堂认为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儒家起着主导作用，贯穿于整个中国人的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之中，而且支配着整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至于道家和佛学则只是起着添补的作用，道家影响着中国文化中安贫乐道、安居乐业、开放自由的思想；佛教则影响着中国人善良宽广的胸怀与乐观的精神品格。儒释道三种文化相辅相成，由此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品格与优秀的中国文化。而这种独特的精神文化也成为林语堂的“文化乡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他融入自己小说之中，并向西方传播。

三、林语堂与鲁迅文学作品中乡愁意识对比

鲁迅文学作品中的乡愁意识与林语堂不同。鲁迅离乡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求学求知的主动离乡，但大部分原因还是由于无奈而逃离家乡。他是家里的长子，自然而然地担当起维持家庭的责任，他要为弟弟的未来而筹谋，同时若有可能，他也要重振整个家族。“故乡”这个意象带给鲁迅的更多是痛苦的回忆。“家乡既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亡所”鲁迅警惕的是“家”与“乡”对个性自我发展的禁锢，个性若要解放和发挥，就首先必须脱离家乡。借助在《家乡》《社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的乡愁写作，鲁迅开辟了现代中国人的另一种文化认同——反思性与批判的乡愁认知道路。[6]所以，鲁迅的乡愁情感带有双面的，一方面是带有期望的。鲁迅在《社戏》中怀念童年生活，童年的家乡是那么的美好与纯净。而另一方面，是反省和怀疑。理性思维与清醒的思考也使鲁迅警醒自己，不能再一味地沉迷在童年家乡的美好中，久之，这份清醒的“自觉”就变成了某种抑制。《呐喊》和《彷徨》中，对于家乡生活的大部分描述所渗透出的黑暗色彩，应该看作这个抑郁精神状态下的产物。就好像是作家要将家乡的黑暗之处，特别是故乡人的人性丑恶加以更全面地发掘，不然似乎无法表达“爱之深，责之切”的感情。鲁迅的乡愁情感更偏向于反思性和批判性的乡愁，鲁迅意在以回归家乡的方式找回童年时期的单纯与快乐而消除在大城市中谋生的疲惫。这种“文化乡愁”是一个特殊的文化风貌，其中的乡村也已不复往昔记忆中的淳朴自然，只有现实的破败夹杂着略为野蛮的习俗。

以上两人在对乡愁意识的描写中的差异与他们写作的出发点不同有关，鲁迅的文学写作目的主要以叫醒、警示当时愚钝的人民，启发民智为主，于是乡愁情感在鲁迅的文章里是矛盾的。林语堂则以向西方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写作目的，所以林语堂笔下的“文化乡愁”鲜少批判，他是一种带有赞扬意味的乡愁情感。由此，两人的“文化乡愁”的情感基点是不同的。但同时，两人的乡愁意识写作也有相同之处，两人都立足于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境，而非美好想象。

四、林语堂与沈从文文学作品中乡愁意识对比

沈从文对自己的家乡有着深深地眷恋之情，即使是成名后，沈从文也一直以“乡下人”自称。时下较多观点认为沈从文反复重复“乡下人”这个身份是厌恶城市气息并以此与城市文明相抵抗。但沈从文在外漂泊多年，从湖南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区到北京，其中辛酸可见一斑。正是这种经历以及城市的生活使沈从文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沈从文的乡愁情感，是处在乡下人和城里人之间无处落脚的矛盾身份中产生的，他的“乡愁”情感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沈从文描写的湘西是一个脱离于城市，纯净、自然充满人性美好的边远小城，那里的人们大多朴实善良、踏实勤劳，他们的生活更符合古代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质朴而宁静。没有城市生活中的那种充满着灯红酒绿、物欲横流。他喜爱乡村的美好人性，反对城市的丑陋，他所描写的家乡是一个人际关系和谐自然，风景迷人、原始而又独特具有东方魅力的天堂。作者将自然景观与人融为一体，描写日常普通又充满温暖的生活，结合淳朴的民风和乡土情怀，清晰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他赞扬并渴望强烈、自由、活泼、健康的人文精神。

与林语堂、鲁迅都不同的是，沈从文在描写乡村世界时是把他的家乡构建在未来，意在表达对家乡社会的期盼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希望。沈从文作品中勾勒出的故乡是淳朴自然又悠闲自在的，他的乡愁情感是基于期盼中的想象故乡，而非真实环境下的故乡世界。但林语堂的小说中所透露出的“文化乡愁”则都是基于现实中的中国社会环境。

两者文学作品中乡愁情感所呈现不同的原因还是要说回写作目的，沈从文小说中对于乡愁的写作是基于一种“乡下人”和“城里人”之间身份认证间的矛盾。所以他希望在小说里在对家乡的写作中找到一种心灵的寄托和归属。同时两人作品中乡愁情感依然有相同之处，两人在描写故乡时都以赞扬为感情基调进行写作。

五、从乡愁意识体现出的文化身份认同

林语堂自幼成长于基督徒的家里，他父亲也是个忠诚的基督徒，他小时候读的都是教会学校，对中国传统知识其实了解得很少。在清华大学学习时期的林语堂才开始接触传统文化，同时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形成对中华文化归属的认知。出国之后接触到真实西方世界的林语堂，文化身份认同感越来越强烈，本文中所研究的林语堂众多文学作品中的乡愁情感正是以“文化认同”这个方式所呈现的。如同前文所介绍的，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描绘的道教信奉者姚思安、《风声鹤唳》中的佛教徒老彭、《啼笑皆非》虽表面上也从哲学与道德的视角讨论了国际政治关系和战争策略，但实际上也是在宣扬我国的传统文化。大家可以看出林语堂分别把儒释道三种思想贯穿到三本小说中，而儒释道思想恰恰也是对中国文化发展、中国人民精神发展具有深刻、优秀影响的重要因素。

林语堂作为一位常年旅居海外的作家，他对于祖国的情感以及在“乡愁”的书写上与常年居住在国内的作家们书写的“乡愁”是不同的。他的乡愁意识是在身处异国受到西方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对比冲击后迸发出的“乡愁”情感，同时他也肩负着向世界介绍中国的责任。通过对林语堂文学作品浅显的研究，大家可以看出林语堂书写的“乡愁”是“文化乡愁”，其中体现出了强大的文化自信。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提到，中国有些作家学者“心怀自卑”、但却“假装骄傲”。他们在外国人面特意地粉饰中国，害怕在外国人面前露出中国的任何一点“麻烦”。可林语堂不这样，在外国人面前他不会自惭形秽，也不会激动地为中国辩解，而是坦诚相见，这种文化自信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对于当今社会而言，在建立自身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心的同时，也必须注重对于外国优秀文化的吸收与借鉴，我们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林语堂既没有像一些“欧化派”一样，什么都拿西方文化做参考，想对中国文化来场大刀阔斧的换种换血之举，又没有像一些“国粹派”那般对中国文化死缠烂打，认为西方什么都不如中国。[7]他是站在中西文化大背景下来审视中国文化的，比如国人好烹饪，穿着舒适，居住宽敞等特征，是高等物质文明的表现。而西方人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种种高雅文化也正是高尚精神生活的标志。因此，如何在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就成了当前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而这种研究，也必然要涉及“文化自觉”问题。其实这种理解最重要的是让国人对自己有一个更加明确的定位，这样才不至于变成“欧化派”或是“国粹派”。林语堂认为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要建立起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背景之下，变化莫测的国际环境之中。怎样做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到中华民族辉煌的前提条件是文明发达，而面对海外文明，人们不要如民族自卑者那般否定一切，若要建立自己的信念，就首先要以我们自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基石，再与西方文化进行融合。就应该像林语堂说的那样“要求中华民族人对于吾国民族文化及西洋社会文化有一番非常准确的认知”“与西方人相比之，权其轻重、知其利害、弃其糟粕、取其精华。”[8]这一论点也对我国的新型文化观念的树立以及我国社会未来发展方向具有积极意义。

六、结语

林语堂文学作品中的乡愁情感落笔于中国现实社会生活，描绘出生动鲜明的中国人物群像，并在他的小说中贯穿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向西方传播，展现出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身份认同感。林语堂以赞美为感情基调，描绘出中国现实社会的生活与文化，旨在向西方介绍中国。在今天，林语堂的小说依然能给人们带来许多关于文学和文化方面的启示，这值得大家深深地思考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