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霞 王大恒

（长春师范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32）

一、宗教思想影响下的仙境信仰

游仙是指凡人游历仙境，与仙人交往。[1]游仙小说产生的时间已不可考究，但其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代，屈原在其《离骚》《远游》等诗篇中构想了两段完整的游仙之旅，为后世游仙文学提供了母题。直至两晋时期，游仙小说是当时各类志怪小说中专有的一类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要情节结构大多为凡人遇仙以及游历仙境。[2]

刘勰早已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游仙小说的兴起同样与社会背景紧密相连，历经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的两晋时期，动荡的时局以及混乱的社会环境，在这样一个“饥无食，冻无衣”的现实中，文人士子的传统认知被打破重组，在自己作品中表达了对幸福平等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这些观念被游仙小说所吸收和采用，因此促进了游仙小说的发展。

道教的“仙境”思想是游仙小说的核心。[3]仙境信仰是道教的核心信仰之一，“不相信地上有仙人、仙境，也就没有了道教徒追求的得道成仙、长生永存的愿望。所以说，对神仙世界的崇拜，乃是最基本的信仰，自然是道教不容惑疑的根本教义。”[4]魏晋南北朝时期玄风大兴，中国本土道教蓬勃发展，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布衣百姓，都深受道教宗教思想的影响，人人都追求求仙得道，因此魏晋时期受到道教风气影响而描写游历仙境的小说开始繁荣。玄学大兴，文学创作也脱去了儒学的外衣而带上了老庄的色彩。两晋时期的游仙小说针对社会现实，构造了一个人人向往的人间仙境，成了世人精神上的“乌托邦”，满足了世人对美好世界的渴望，这既是对黑暗现实的侧面反映，同时也受到了道教福地洞天思想的较大影响。

二、游仙小说仙凡会通的情节结构

几乎所有民族都有关于原始乐园的神话，最为耳熟能详的例子便是西方的伊甸园，虽然中国的乐园神话在春秋战国时代被诸子百家“哲学化”，改造成为各家标榜的理想社会，但在《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依然记录保存着关于原始乐园的记载。可以从中发现，无论中西方，原始乐园神话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仙境世界与人间世界是天各一方的，这样的仙境就犹如遥不可及的美梦，具有神秘的色彩。但随着道教的蓬勃发展，在道教的影响下，“人境”与“仙境”之间获得了联系的可能性，两个世界不再是天各一方隔绝开来的，甚至发展至两晋时期“人境”与“仙境”被安置在一个世界之中。[5]

纵观此类小说可以发现两晋时期的游仙小说大多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情节要素，日本学者小川环书将此时的游仙小说归纳出八个共同要点：（1）山中或海上；（2）洞穴；（3）仙药与食物；（4）仙女与婚姻；（5）道术与赠物；（6）思乡与劝归；（7）仙凡时间差异；（8）欲归却不能归。[6]

纵观此类游仙小说后可发掘其中最为突出的四点，首先便是小川环书指出的主人公在山中或海上寻仙遇仙或是误入仙窟。李丰楙根据陶弘景所注的《真诰·稽神枢》将此时流行的游仙小说区分为“误入型”与“得入型”两种类型[1]，如《刘晨阮肇》中的樵夫刘晨与阮肇入天台山采药却迷失在大山深处，濒临绝境时巧遇仙女误入桃源仙境。又或是《剡县赤城》的猎人袁相、根硕二人外出捕猎时误进一瀑布中的山洞，还在此得遇仙女并与之缔结良缘。游仙小说的典型便是误入仙境型，这类小说主人公是被动进入位于高山大穴之中的桃源仙境，但神秘的仙境若是没有特别的引导机缘，也根本无缘进入。如《剡县赤城》的猎人主人公是在追猎山羊的过程中误入仙境，《刘晨阮肇》的两位主人公则是在入山采药的途中迷路，为了摘能够果腹解渴的桃子而进入仙境。此时的“山羊”“桃子”都是故事主人公得以进入仙境的引导机缘。在某种特殊机缘的引导下，通过神山洞穴，而后进入到仙境，这样的情节安排也将仙境的神秘色彩更增添几分。

误入仙境的游仙小说的故事原型大多都来源于民间传说，虽说此类小说在道教兴起后经过了道教化改造，但大多还带有较浓的民间传说色彩，此类游仙小说中最常见的内容便是观棋、服食、洞穴潜通等。在误入仙境型游仙小说中，洞穴往往是凡人误入仙境最常见的通道，这种由洞穴进入仙境的方式和道教的福地洞天思想非常吻合。[5]最为人们熟知的误入仙境的游仙小说当数《桃花源记》，武陵郡的渔夫沿溪捕鱼时，忽逢桃花林，被“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奇特景观所吸引，因此“欲穷其林”，然后“便得一山”，最终发现桃源仙境。其他误入仙境型的游仙小说也都遵循这一基准的情节结构：进入高山—得遇机缘—误入仙境。

在道教兴起以后，通过神仙的引导进入仙境的情节结构的游仙小说开始盛行起来，这种类型在《列仙传》与《神仙传》中出现得更多。与误入仙境的游仙小说相比，此经由神仙引导进入仙境的游仙小说的宗教意识表现得更为浓郁，一些道教思想得到了有意识地强化，如《壶公》的主人公费长房亲眼见到壶公跳入壶中，便知壶公绝非凡人，便主动为壶公祛尘清扫，提供美味佳肴，壶公因此大为动容，便主动引导长房进入壶中仙境，不仅赠其道符，还授其道术。又如《太真夫人》的主人公和君贤不仅得太真夫人怜悯，得以保全性命，还被引导进入一石室，小说对石室的环境作了细致的描绘，石室中“金床玉几，珍物奇玮，人迹所不能至”[7]，这明显是神仙洞府的特征。虽然此类小说仍然受到了误入仙境型小说的影响，但是这类游仙小说也明确表达出一些道教思想，小说的主人公或是为了成仙，或是求得妙法使自己延年益寿，求仙望长生的愿望就是道教思想最直观的体现。如上文提到壶公不仅教授费长房道术，还授其药方让其能救命捉鬼。以及《太真夫人》的主人公和君贤进入的安置有“金床玉几”的石室也显出对道教福地洞天仙境理论的熟稔，由此可见这类看似朴素的游仙小说实际上在为宣传道教仙境理论服务。

其二便是主人公进入仙境后都大有收获，入境之后所愿皆遂。或是仙人授符传法，如上文所列《壶公》，壶公邀请费长房进入壶中仙境之后，便赠其道符一卷，让他不仅能救死扶伤，还能降妖捉怪。抑或是得到盛情招待，比如误入桃源仙境的武陵渔人便被桃花源的居民“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里人知道有客远来后，都“皆出酒食”让渔人“各复延至其家”，以至于渔人“停数日”才辞去。更甚者如《河伯婿》的男主人公，不仅巧得仙缘进入湖中仙府，还与美丽的河伯之女成亲，甚至辞别离去之时，河伯之女还赠其十万贯铜钱与三卷能够延年益寿的“药方”。

第三点便是此类故事的主人公都未能久居仙境，都是小住一段时间后又返回人间。这一点就是小川环书总结的第六点：思乡与劝归。首先即是“思乡”，主人公由于思乡心切，自己动了离开的念头，主动要求回家。不管是《剡县赤城》的袁相、根硕，还是《刘晨阮肇》中的刘晨、阮肇，他们四人都与“资质妙绝”的仙女缔结姻缘，这便算是在“仙境”成家定居，尽管如此，在仙境停留数日后，他们四人仍旧“思归，潜去归路”，虽然在仙女的反复挽留中又多住了一段时日，但还是想离开仙窟，返回人间，不愿失去原本尘世间的生活。其次是被劝归。如《河伯婿》的主人公与河伯之女完婚之后，不过四日光景，便被认为尘缘未了，遣返回家。还有《黄原》的主人公黄原因追逐青鹿而误入仙境，他虽也与妙音仙子作白首之约，可最后妙音仙子却说：“人神异道，本非久势”，黄原与仙子第二天便分别了。从这几则故事可以发现其暗示：若想成仙久居仙境，首要便是斩断人的七情六欲，舍弃尘世间的一切。就如《河伯婿》的主人公最终历经十年，直至“辞亲，出家作道人”，孑然一身了无牵挂后，才回到湖底仙府与河伯之女团聚。

其四便是回到人间之后，主人公若是希望能再入仙境，但大多都未能再回去，这也正是小川环书总结的第八点：欲归却不能归，曾经进入的仙境就如同一个做过的一场美梦，散去了无痕。就正如我们熟知的《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捕鱼人，他离开桃源仙境之后，虽然“处处志之”，后又与太守所派之人一起“寻向所志”，但最终还是“不复得焉”。这种仙人两别之后不复再见的情节构思实则表达了一种人们处于乱世之中的悲观心理，神秘美好的仙境与残酷黑暗的现实生活是完全对立，这种极致的反差是暗地里告诉读者仙凡有别，若想进入美妙奇异的神仙乐园绝非人力所能及，只能寄托于美好的幻想之中。

三、两晋游仙小说营造的仙境世界

两晋时期游仙小说中的仙境世界，其实正是从中国传统各种乐园思想与传说中得到了灵感与养分。为迎合世道人心，游仙小说构建了一个人间仙境，在被沉闷僵化的门第观念笼罩的压抑社会中，打开了一道思想的泄口，更抚慰了长期处于战火之中动荡不安的广大人心。它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类社会的和谐[1]。游仙小说构建的人间仙境是两晋世人逃避乱世纷争、追求安宁的天地。

传说中的仙境大多不在人间，是凡人不可及的，或位于苍穹之上，富丽堂皇，或位于海浪洪波之中，灵气环绕，就如《山海经》等书中记载的位于绝地通天之处的“不死之乡”。此时的仙境在中西方的传说之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大多还是“烟涛微茫信难求”，处于凡人无法到达的远方异地，是与凡人世界完全隔绝的另一世界，具有神秘色彩。仙境的神秘和与世隔绝主要表现在它距离数字的大和远，随意就是几千几万里，此外，仙境的神秘美好还表现在和人间完全不同的物象——构以金银的天上仙宫，金台玉楼的神山仙岛等等。

早期的志怪小说只是单纯对仙境的描绘，还未涉及凡人怎样进入仙境，随着道教神仙思想的日益发展完善，道教理论家们开始拉近两个世界的距离，中国人还是更倾向于将理想的彼岸世界落到此岸世界，希望将“人境”与“仙境”安置共处于一个人间之中。直至两晋时期，仙境进一步被落实到人间，一套道教所特有的道教仙境信仰取得了中心地位。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两晋时期游仙小说对传统仙境进行拓展，上文提到道教理论家们将仙境从远离人间，凡人难以企及的方外之境、灵州仙岛落地到人间，如《壶公》的集市壶中，《河伯婿》的湖边。但更多的还是落居在深山洞穴之中，如《洞庭山》的洞庭山灵洞、《桃花源记》的武陵桃花源、《剡县赤城》的会稽山洞、《刘晨阮肇》的天台山。虽然都是人迹罕至之处，远离尘嚣，但是凡人还是能够进入，不像传统仙境位于天外之天或是海浪洪波之中。同时，游仙小说中的仙境一般坐落在曲径通幽之处，那里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不仅景色优美，还充满“仙气”。如《桃花源记》中“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林尽水源，便得一山”[5]，这里的一切青山绿水，生机盎然，万物欣欣向荣，这一切都是天地造化的结晶，除去“仙境”本身所带来的神仙色彩，简直就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园林。“山鸟晨叫，岩泉韵清”，“百鸟啼鸣”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在这里听到的、看到的、嗅到的，都是自然，所有的一切都具有自然的灵性。翠柳鲜花、琼楼玉宇、绝色丽人相互映衬，在这里，人与自然是一体的，老庄所主张的“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理念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天人合一的天地，有利于世间万物的生长，不仅利于求仙问道采药炼丹，得道成仙，更有利于人类居住。

（二）人类社会的和谐

游仙小说仙境的另一层面是“人类社会的和谐”，也就是一个能让人们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构建和谐的“理想社会”是自古以来无数志士仁人追求的目标。到两晋时期，人民面对动荡的时局带来的人祸天灾，出于对和谐社会的渴望，文人们在游仙小说中虚构了一个美好安宁的理想社会，寻求精神上的“乌托邦”。游仙小说所勾勒描绘的和谐社会是从古至今的中国人对理想生活的一个美好幻想，是对“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幸福生活的憧憬。这“理想社会”不会再出现“饥无食，冻无衣”的情况，没有征战杀戮，人们过着富足自得的生活。与传统的仙境对仙人生活的描绘相比，渗透着人间气息，神仙色彩被淡化，没有“构以金银”的仙宫，没有让人不死长生的仙草，没有腾云驾雾的仙人，没有容色鲜妍的仙女。相反，此处的仙境是一个散发出人间气息的仙境，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和谐社会。这里“屋舍俨然”，人们住的是“城郭邑居”、以金魄为饰的“台榭房宇”；耕作的土地是良田肥土，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良田数十顷”，饮的是“丹澧”，食的是“胡麻饭”[1]，且日常用品也皆是“珍宝玉器”，俱非世有。

同时此时游仙小说的仙境世界中没有现实社会的士庶之别，在这里得以游历仙境的大多不是帝王贵族，而是布衣百姓，如《剡县赤城》的袁相和根硕二人皆是猎人，《桃花源记》中以捕鱼为生的武陵渔人，又或是《洞庭山》的采药人，这些游仙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出身贫寒的布衣百姓，这一改变不仅打破了先秦以来只有帝王贵族们得仙缘的传统，而且还表现了下层劳动人民对平等的渴望与追求。在这样的仙境之中，会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无论门第高低，人人都有可能遇仙人，入仙境，这其实表现了当时庶族对如天堑一般难以跨越的士族门阀制度的不满。

正如王国良先生说：“仙境乃神仙传说中之乐园意象……人类得以免除世间之烦扰与生命之无常，获致丰盈完美之理想境界。”[8]总之，两晋时期游仙小说的仙境世界淡化了传统仙境的神仙色彩，吻合了世人的欲求，具有传统仙境所不具备的世俗性和民众特征。

综上所述，两晋时期游仙小说的仙境世界具有浓厚的人间气息，这既受到了道教仙境思想对游仙小说的影响，同样游仙小说中仙境世界的改变也对道教的仙境思想产生了影响。游仙文学创作出了仙境这一中国文学中最具艺术魅力的审美意象，在游仙小说中这一意象更加得以发扬。这个意象对道教徒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即便是对不信道的普通读者来说也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尤其是当时处于战乱频繁的黑暗时代，人民对于幸福安宁生活的渴求达到顶峰，游仙小说的仙境世界也就成了人们精神上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