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袁煦 冯天奕 夏程清

（苏州科技大学 江苏 苏州 215000）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史家们集中关注的美国20世纪六十年代是以下列事件为标志的六十年代：禁止核试验协约、向华盛顿进军的民权大游行、新左派思潮的兴起、古巴革命、肯尼迪遇刺等等。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量的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注意到重新塑造战后美国人生活与思想的不仅仅是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他们更努力地从文化中找到是什么成就了今天的美国与世界[1]。因此，对美国文化的探究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六十年代美国的物质文明有了极大发展，但是整个社会存在着一种不可理喻的疯狂，一波紧接一波的社会浪潮锋芒毕露，来势凶猛，直逼美国价值体系的核心。索尔·贝娄的《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正是在这种动荡社会与文化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它是一部深刻反映当时社会与文化状况的重要文学著作。本综述立足于近二十年的研究成果，以《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为典型文本，从三个角度探究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化特点，以期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青年群体完全否定、摒弃、颠覆传统

（一）革命与戏谑——学生运动

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化在美国历史上，是丰富、混乱而影响深远的。在那段时间里，反文化运动与青年学生运动、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等相互交织，对美国传统文化价值观造成巨大冲击。在这场运动中，美国青年学生以其特有的方式掀起了一场文化反叛，登上历史舞台。面对现代文明的危机，他们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社会。

随着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西方左翼思潮和学生运动关注程度的提高，许多学者已对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进行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张永红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青年运动及其社会应对研究》中，除去心理学、社会学等视角之外，从经济、文化、政治环境和青年自身状况变化等角度对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青年运动兴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重点探讨了美国社会应对青年运动的方式对运动的影响。沈汉和黄凤祝的著作《反叛的一代》较全面地介绍了20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发生的历史环境和美国、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学生运动的具体情况。吕庆广在《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中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视角出发，指出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在社会政治运动之外更是一场文化运动，是“战后美国社会由传统工业社会生产模式向丰裕形态的后工业社会消费模式转型和相应的文化转向过程中，社会内部新旧力量对抗和冲突的集中反映”[2]。王恩铭的《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嬉皮士文化研究》在吸收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评判并刨析了反正统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历史意义、认知缺陷和内在本质特征。

作为一场青年文化反叛运动，美国反文化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他们大多是伴随“婴儿潮”出生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感受到自己从父辈那所接受到的价值观念与主流社会的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乃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对物质金钱的意义、政治与整个传统社会生活的合理性产生怀疑[3]。这种青年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对当时资本主义的习惯和道德伦理的反叛色彩，诚然，它也具有某种明显的颓废的和消极反抗的特质，反映了青年一代对虚伪的资本主义的失望和不满。索尔·贝娄认为那些青年“接受的教育很贫乏”，又借弗菲尔之口评价他们为“激进分子逃避现实社会的人”。在赛姆勒受邀发表有关三十年代英国情况演讲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讨论会上，他所讲的有关建立“一个有计划的、有秩序的、美好的世界社会”和“一个以理性的科学态度对待生活为基础的服务性社会”的计划被一名学生粗暴地打断，并称他这一套“全是胡说八道”[4]。

（二）信仰与乌托邦——嬉皮士

嬉皮士深受“垮掉的一代”影响，他们采用一种颓废消极的方式反抗虚伪的社会和恶化的生态环境，反对权威和秩序。他们“抽大麻、蓄胡子、纵欲滥情、排斥主流价值观”，身着奇装异服，听摇滚乐，沉溺于东方神秘的禅宗[5]。他们反对冷漠的社会、日益将个人埋没的集体利益和后工业社会之下人的异化，于是嬉皮士们回归自然，建立群居村，实现极端的自我放纵。为追求一种彻底的、超脱任何传统束缚的自由，他们以享乐的形式来挑战冲击传统的清教精神与新教伦理。而赛姆勒先生质疑这种反叛的形式恰使人“失掉了尊严”：“这些可怜的小妞儿也许决定大伙儿一起发臭，以此来蔑视一个建立在神经官能症和虚伪之上的腐败的传统……她们这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无法预见的后果，那就是丧失了女性的气质，丧失了自尊。在她们厌恶权威之际，她们对谁都不愿意尊敬，甚至连对她们自己都不尊敬。[6]”

随着嬉皮士队伍的不断壮大，早期以质疑传统、厘清自我为目的的理想派的数量不断减少，衍生出的颓废派越来越多。他们并不在乎反叛的原因与否定的意义，而是彻底倒向享乐主义，酗酒、滥交、吸食大麻，只为了追求纯粹的感官享受，觉得这么做“很酷”。嬉皮士运动自发、无组织的特性和“抛弃一切道德标准”的理念也成为暴力和犯罪行为的温床，其导致的结果不仅与其出发点相悖，也为美国社会留下了一系列困扰至今的社会问题。这也正如赛姆勒所指出的那样：“就他记忆所及，没有一种革命不是为了正义、自由和尽善尽美而兴起的。然而，它们的最后状态总是一次比一次更为虚无主义。[7]”

二、反叛与抗议

美国20世纪六十年代个人主义的膨胀催生了嬉皮士运动的兴起。在美国主流文化中，个人主义已然是其精髓：从欧洲移民渴望在美洲大陆上建立“自由王国”到西进运动对其进一步的促进。六十年代的嬉皮士们从小接受个人主义的教育，追求独立自强、实现个人价值的思想，与50年代父辈们沉迷物质享受、安稳生活的平庸保守产生强烈冲突。因此，青年群体走向反叛的道路[8]。

（一）性解放

“性解放”是20世纪六十年代席卷西方社会的思潮。性观念的变革从历史上看是对封建领主阶级的积极反抗，是人文主义的延伸。但随着反主流文化逐渐消亡，主流社会对性解放的批判不断。1984年约翰·利奥在《审慎和责任感是八十年代的格言——“性解放”走进了死胡同》中提到曾经赞同“性革命”的人如今感到这种不正当关系带来的痛苦[9]。张史传在《浅析西方“性解放”理论》中从哲学唯物主义的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剖析了“性解放”理论的错误性[10]。曹晖在《西方“性解放”思潮》中提到，“性解放思潮大肆泛滥，其中一个重要根源是资产阶级个人享乐主义的消极因素”[11]。夏颖也在《嬉皮士与美国反主流文化》中阐述到“性解放思想受诺曼·布朗的影响，强调减少或取消对性欲的压抑，回归到人类的自然状态，尽情享受感官乐趣。”[12]。索尔·贝娄笔下的安吉拉·格鲁纳是“性解放”的代表人物。她“给男性带去了重要的声明，关于性的强有力的消息”。她丝毫不认为自己混乱的性生活有何不妥，甚至引以为傲[13]。

（二）吸毒

与“性解放”相伴而来的还有毒品的泛滥。对嬉皮士而言，毒品“无限”延伸了个人的感官，其中的一些化学成分刺激大脑皮层，使人进入一种迷幻状态，在幻觉中逃避虚伪的现实，以获得精神的短暂满足和解脱[14]。人们吸毒是为了获得自身感官的满足，安吉拉没有抽大麻也仅仅是因为“大麻产生不出她最喜欢的幻觉来”[15]。同时，吸毒也是婴儿潮一代感受自我存在和生活意义的途径。毒品帮助吸食者自我开拓并发掘内心世界秘密[16]。

某种程度上，毒品泛滥与“性解放”“相辅相成”。王恩铭在《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嬉皮士文化研究》中指出，“许多嬉皮士在谈到毒品与性关系时都一再强调‘幻觉体验’与‘性欢乐’相结合之后产生的巨大威力”[17]。许琴英在《“背叛文化”：六十年代美国青年文化运动探析》中也提到，“吸食毒品为嬉皮士们提供了‘精神上的欢愉’，对性的自我放纵为他们提供了‘肉体上的欢愉’”[18]。毒品和性常常相伴出现，原因在于两者在生理上极大地满足了嬉皮士们对感官享乐的需求，从而实现他们所认为的自我解放和个性自由。

（三）物质贪欲与享乐主义

金钱、美元，当然是性生活的一个极大的附加物[19]。王恩铭认为，“反正统文化对美国主流社会一味强调物质主义不敢苟同，对以牺牲情感、性欲和感官满足为代价的物质主义追求尤为厌恶”。因此，嬉皮士们并非完全摈弃父辈们的消费主义和物质贪欲。王恩铭指出，不管是服用毒品还是听摇滚乐，也不管是性自由还是服饰发饰，嬉皮士们对享乐和消费都不曾避讳[20]。《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中，华莱斯坐在劳斯莱斯后座，毫不避讳地介绍司机为“显赫的黑手党”“秘密的毒品贩子”开过车[21]。享乐与消费，都是为了满足个人感官的需要，并且“由他们自己的理解和定义来确定”。享乐主义，仍然是嬉皮士的信条，极端个人主义的展现。

三、暴力与犯罪泛滥

纵观美国20世纪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全过程，暴力与犯罪的泛滥无疑是其对当时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最具有冲击性的一个特点。社会中泛滥的暴力由不同程度与不同动因的冲突引起，而泛滥的犯罪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虽然仍苟延残喘地存在，但是法律效力已处于若有若无的状态。在暴力裹挟之下，连警察都带头以伸张正义与维护法制为幌，无视甚至触犯法律，导致整个社会法制倾颓。

暴力发生的主要动因在于美国人民之间存在宗教信仰的差异、种族歧视与过度的自由民主观念等问题。在世界大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与希特勒的嗜血激发了社会上某些人的暴力倾向，他们借“反文化”之名对现实社会的任意毁坏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肆意杀戮，历史中的毁灭因子与人性的黑暗在此刻暴露无遗。“反文化”中的“反”代表的不仅仅是观念上的反对，更表现为一种掺杂了野蛮属性的反抗。“反抗”的方式无疑比“反对”有着更为鲜明的立场与更为强大的破坏力。

《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这部描写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的小说也诞生于暴力问题最为严峻的时候[22]。赛姆勒先生在经历过大屠杀之后，又经历了对社会杀伤力如此之强的对传统文化与人类理性的“大屠杀”：前者屠戮人的生命，而后者又在精神层面向这个社会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挥出屠刀。在反文化运动伊始，索尔·贝娄支持反文化运动解放个性、主张和平等主要思想观念，但是随着暴力与犯罪现象的泛滥，他开始对这个社会的失控与骚乱感到不安[23]。

而赛姆勒先生本身，也可被看作遭受暴力侵害的受害者们的缩影。赛姆勒先生在二战中被打瞎了左眼，同时还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他在受到创伤后仍被生理上与心理上的双重病痛所折磨。强烈的隔离感、认知扭曲、闪回、身体记忆、原始的防御、自我状态的改变和对早期创伤无意识地重复都在创伤幸存者身上萦绕不去，即使是在创伤事件结束之后很久，他们的内心仍然是不安全的，所以创伤幸存者依赖隔绝与隔离来保持安全。因此，赛姆勒选择将自己永远地封存在死亡心景之中[24]。记忆中面对死亡时惊慌的不断闪回，对死亡的无尽绝望思考，都揭示了他作为一位暴力受害者在幸存之后，再次目睹与自己的经历相似的场景时，脑海里所回想起的不堪回首的过往。这也是为什么经历过二战的赛姆勒先生在经历六十年代的这场暴乱时，看到了内容相异但性质相通的行为：从有意地攻击特定人群或事物，到对目之所及任意地杀戮与毁灭。

四、小结

近二十年来，学者们针对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对于那一段丰富、混乱但对美国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年代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尚待补足，而后续同类研究应当重视这一部分的补足[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