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曼，王建明

(苏州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一、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核心思想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主要创立者，他的理论著作中蕴含了极其丰富而深刻的自然生态思想，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生态自然观。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核心观念基本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人与自然界的辨证统一关系

恩格斯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二者既在本质上互相关联，又在表现上互相制约。第一，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栖息地与活动场所。恩格斯有关人类进化的论述表明，人类本身就是大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的思想和意识同样是大自然的产物。人“首先依赖于自然”[1]，大自然是人类进行生产生活的天然场所，为人类提供了直接生活资料、进行生产活动材料、对象及工具。第二，人类同样可以反作用于自然界。“现实的自然界”一旦离开人和人类活动就会在原始状态下踌躇不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生产和劳动水平的高水平提升，自然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按其客观规律进行发展变化，但是为了给人类发展提供充足的空间，部分自然界俨然已成为人化自然。与此同时，恩格斯对自然与社会的辩证看待也体现了人与自然界的辨证统一关系。一方面，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的优先先在性，自然界为整个社会存在发展提供了的物质基础这一先决条件。另一方面，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形式就是通过人类劳动与实践，从而更好的推动人类社会的前进与发展。

(二)人类行为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具有久远性

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过程中，人类一直处于主导位置。首先，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相处方式和人类对自然进行利用和改造的实践活动，既可能会促进自然界的良性循环发展，也可能会破坏生态平衡。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表达的自然报复论告诉我们，不能过于享受陶醉于战胜大自然的短暂胜利中，因为自然界会反过头来对人类进行报复，面临生态危机，这种报复还具有反复长久性。其次，恩格斯还强调，人类要认识和重视自身与自然的浑然一体性。至今为止存在的所有生产方式，都以获得直接有效的劳动为生产目的，往往会忽视了经验获得的长远结果。人类在通过劳动实践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要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着眼长远，将自然影响与社会影响相统一起来，将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统一起来。恩格斯早曾确信，如果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行为超出自然的容忍限度，人与自然不能和谐相处，人类没有意识问题现状加以改变的话，那么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都会受到大自然的威胁，并要为之付出毁灭性代价。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对人类进程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恩格斯也肯定了这一观点。但他又指出，伴随着科学技术和人类认识的进步，人们会逐步减少把握自然规律，科学技术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消极影响，产生人类没有预料到的生态问题。因此，从人类行为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影响的长远角度来看，依靠科学技术进一步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尤为重要。

(三)人类应该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

恩格斯主张人们对自然规律要有正确认识，减少改造自然活动中的盲目与自傲，需要在长期永久的劳动中认识并认清生产劳动行为对自然界的短暂或长远的后果，将自然界当作是人类的“无机的身体”，总结运用客观规律，增强自身行为的科学性和可预见性。恩格斯曾强调指出，我们人类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本身就是有机一体的，人和自然能够协调发展的根本前提就是人要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的发展规律。“我们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能够和正确地运用自然规律。”[2]人类发挥主体性作用进行活动时，要确保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这一前提得到满足，才能从自然界里获得更大的自由，从而实现人类的有机生命与自然界的有机融为一体，否则，人类一旦摆脱自然对人类行为的约束限制，忽视甚至违背自然规律，为所欲为，那么就会带来对大自然的破坏，遭到自然界的报复。自然生态系统自身可以进行自我调节与恢复，人类的行为活动没有超出自然忍耐力的零界点时，自然界自我平衡自然状态；然而一旦突破这一生态红线，自然界同样会用自己反抗和报复的手段来否定人类的行为活动。

(四)必须实现两组关系的和解：“人与自然” “人与人”

两大关系的和解在人类历史整个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不可或缺的，工业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到来，人类不得不急切的去面对这个“烫手山芋”。面对大规模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提升社会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恶化、生态危机，从而激化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与冲突。资本家在经济利润的驱使下不惜牺牲任何事物，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对劳动者身心进行了摧残，还造成了生态破坏。恩格斯不仅发现并提出了生态环境问题，而且把生态环境问题作为人类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之一。人类面临着多重矛盾，恩格斯把人类的历史任务概括为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与自己的和解。恩格斯还提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合理处理社会成员内部关系问题，采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变革社会生产方式、更改规章制度等手段，才能真正处理两大关系之间的矛盾。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由自然史和人类史一同组成，人类的存在，就会限制约束两者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人类要通过劳动或者社会实践，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人类对自然的合理利用终将会带来人与人关系的和解，从根本意义上实现“两个和解”。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承鉴了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价值理念

(一)继承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

恩格斯指出，人类本身就是自身与所处环境一起产生发展而来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3]习近平也同样强调“人因自然而生”[4]，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植物中大豆与根瘤菌的关系，互利共生，人类对自然的伤害其实就是人类在作茧自缚。恩格斯的“自然报复论”正在当今人类遭受的频繁的自然灾害，以及SARS病毒、H1N1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等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应验。大自然已发出了警告，人类必须提醒自身敬畏地球，呵护保护自己生存的家园。习近平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继承并发展了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精髓，将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提升到了新高度。他形象的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比作成“脐带”，两者紧密相连、共生共荣。习近平还认清建设生态文明是民族国家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他从自然优先性、本源性与人的主体性相结合的角度，将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社会民生有机融合，提出建设现代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平衡地球整体生态系统，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二)保持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责任观

恩格斯曾指出，人类能够能动地主动地适应自然，为了实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企图，人类不断地通过劳动与实践活动来让自然为人类服务。但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促使自然环境发生改变的同时也受到了自然的约束。如果我们对自身行为不加以控制，忽视客观自然规律，盲目开发自然，破坏生态环境，人类也终将自食恶果，得到自然的威胁与惩罚。恩格斯也曾通过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实例警醒人类：当地居民为了得到耕地，不惜毁灭森林，最终昔日的美好家园成为了不毛之地，人类不能因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毁掉自己的生存环境。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与恩格斯的“自然报复理论”不谋而合，他指出人与自然之间应该保持平等、友好、和谐的关系，应抵制征服与改造或主仆关系。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多次将生态环境比作我们的“眼睛”与“生命”，强调人类要保护呵护自然，维持自然生态环境的循环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善待自然是我们人类的责任与义务，在生态许可的限度之内控制自身的物质需求，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从长远角度规划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从而真正实现“两个和解”。

(三)延续了系统思维的生态治理观

恩格斯生态自然观采用了辩证的系统思维方式，他强调自然系统地整体性关系，整个自然系统各个层次之间会进行客观普遍的相互转化，且无尽循环。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联系发展的系统思维来指导实践。习近平深受恩格斯系统思维启发，他从系统工程和整体思维角度出发，寻求崭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治理之道。他认为生态文明建设要着力于三点：一是治理者提高生态治理能力；二是政府、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加强协同合作机制；三是社会公民提升生态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形成“全民参与，共建生态，共享共荣”的格局。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还加强生态法制建设，建立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科学生态文明体制机制，用法律去为生态文明实践筑起防护墙。习近平始终坚持系统性思维，他还提出山水林田湖草都是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它们之间互相联系、互相转化，一旦其中某一个要素出现了问题，整个生态系统都会产生紊乱。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整合所有自然生态系统，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必须科学有效。习近平运用系统思维思考生态环境治理，极大程度上继承并创新了恩格斯生态思想中的系统生态理念。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发展

(一)提出了“两山论”和“环境生产力”为引领的生态价值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现代化”的治理观，创新性地将“绿水青山”等自然环境转化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提出了现代化的“两山论”和“环境生产力”为重点的生态治理观，极大程度上升华了恩格斯生态思想中的劳动生态理念。习近平还认识到了传统生产力理论的局限性和不可持续性，认为要想发掘动力因素，首先要推动生产力健康持续发展和提高，提出将绿水青山当做一种重要生产要素。他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5]的论断，辨证分析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健康发展的联系，凸显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应该实现永续和谐发展，人类不应该为了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效益而忽略和放弃生态环境保护，解决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对立冲突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重视人与自然保持和谐共生关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提供了条件。

(二)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为典范的生态历史观

回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文明史，梳理人与自然、生态与文明的关系，习近平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与人类文明繁荣之间的关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科学理论方法深入思考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实况和全球生态危机，创新的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6]生态文明论断。恩格斯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生产生活需要从自然界获取资源，依附于自然。人类在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实践劳动时还会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如果人类追求经济效益，盲目掠夺自然资源，忽视自然规律，污染生态环境，循环往复将会破坏生态平衡，人类也会受到自然界的报复，长久下来会导致人类文明逐渐没落甚至消失。习近平创新的指出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是一种同兴衰、共发展、同命运的辩证关系，他的生态文明思想以“文明兴衰”为核心，以我国生态环境基本现状为起点，辩证地论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文明永续发展两者间的关系，实现了对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发展与创新，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中的自然生态理念。

(三)提出了“生命共同体”为特征的生态发展观

人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两者是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自然也为人类历史得以延续提供了保障。习近平对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理论观点进行了深入研究，继承中国古人生态智慧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需要，创新的提出了“生命共同体”这一新理念，他强调指出，山水林田湖本身就构成了生命共同体，并随着实践和发展需要，2017年习近平将“草”加进“生命共同体”理论，进一步丰富了理论内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诠释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统筹兼顾，增强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比如，首次从国家战略的层面上来推动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习近平还多次强调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人与自然之间应该形成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自然生态系统。习近平的“生命共同体”思想包含着人类对生态环境内在依赖性、人类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关联性、人类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和规律性等丰富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艰辛探索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恩格斯自然生态观进行了历史承鉴和时代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最新成果，从生态责任、生态自然、生态价值、生态历史、生态发展等多个视角为“美丽中国梦”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规划蓝图，对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极具价值。从理论价值上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丰富发展了以马克思、恩格斯为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理论，还拓展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理论体系，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从实践价值上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南，而且是推进全球生态可持续共治的大国智慧。它确立了具有中国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唤醒了中国居民的生态意识，同时也在实践中检验它的生命力。习近平还从全球治理视野，为解决全球性生态难题、实现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以开放共享、共建、共享、共治的方式，倡导共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国际社会一同破解全球性环境问题，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完整，为当今社会发展找到了人与自然和解之道，为人类生态文明的转向提供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中国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