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根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 地方志办公室，浙江 杭州 311200)

古代，我国各地“三江”之名诸多，如《山海经·海内东经》称大江、南江、北江为岷三江；郭璞注《山海经·中山经》称长江、湘水、沅水为三江；《元和郡县志》称岷江、澧江、湘江为三江。明清时以广西漓江、左江、右江为三江。三江交汇处又称为“三江口”，或“三江汇”。杭州三江汇位于钱塘江南岸，杭州主城区西南部，是钱塘江、富春江以及浦阳江的交汇口，是富春江与浦阳江在石牛山、定山、萧然山脉，群山之间汇合流入钱塘江的湾口地区，是浙东与浙西往来的水陆门户。

1 概 况

杭州三江口是浙东、浙西的交汇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三江汇右侧的萧山、滨江两区(滨江区原属萧山，1996年划出后单独设区)是浙东最西北端，是浙东的西北门户，萧山划入杭州后，被称为杭州的南大门。三江汇地理范围涉及萧山区、滨江区、西湖区、富阳区四区，共12个乡镇街道，和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湘湖旅游度假区两个度假区。按照杭州市委、市政府的最新规划测算，总面积为458 km2，相当于杭州主城区的70%，是滨江区的6倍。重点管控区265 km2，面积约半个钱塘区。户籍人口约46万人，常住人口60万人。

杭州三江汇，由于长安沙洲位居江中，将江面一分为二，水位受潮汐影响较大，一日两潮，潮涨水高，潮落水低。涨潮历时较短，一般1～2 h；落潮历时较长，一般在10 h以上。据其附近的萧山区闻家堰水文站测算，最高潮位8.21 m(1997年7月11日)，最低潮位1.19 m(1954年8月11日)，最大潮差3.17 m(1954年8月17日)，平均潮差1.75 m。其北接西湖景区，东为湘湖景区，中间跨越钱塘江，汇集了杭州最为稀缺和珍贵的山水资源，也汇集了杭州珍贵的天然禀赋。生态条件十分优越，蓝绿空间占比达五分之三以上。

2 杭州三江汇形成的历史过程

杭州三江口的形成和发展是个历史过程，与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绍兴知府汤绍恩建三江闸(绍兴斗门)有关，还和浦阳江改道、钱塘江三门演变和汇口两岸围垦密切相关。

2.1 浦阳江改道，三江汇初显雏形

明中期前，萧山之东北、绍兴之北斗门镇，有钱塘江、曹娥江与钱清江三江的交汇口。其历史悠久，历史文献中屡见不鲜。《明史·地理志》曰：“三江者，一曰浙江、一曰钱清江、一曰曹娥江。”清初著名萧山籍学者毛奇龄还专门撰有《三江考》一文，浦阳者“发源于乌伤，而东迳诸暨，又东迳山阴，然后返永兴之东，而北入于海。其在入海之上流，即今之钱清江也。其接钱清江之下流，即今之三江口”[1]。

此三江口，为海防要地，明于此设三江司，又置三江所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萧显部在松江遭击后，经赭山而逃至此，以此为据点，侵犯曹娥、余姚等地，后被参将卢镗追击所斩，才平息下去。还为萧绍水利枢纽。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知府汤绍恩，为泄下流，抵御水患，于此建三江闸，历时6个月竣工。全闸28孔，以2应星宿，故亦称应宿闸。亘堤百余丈。其底措石，凿榫于活石上，相互维系，灌以生铁，铺以阔石板，每块重千斤以上，十分牢固。同时，刻水则于柱石，用以根据水势启闭闸门。第二年三月，闸外再筑石堤长1 330 m，宽133 m有余，历时5个月完成，以扼潮水冲击；闸内又建三备闸，以备大闸冲溃之御。

三江闸建成后，山会海塘全线连接，钱清江成为内河，形成三江水系。《闸务全书》称：“潮汐为闸所遏，不得上。”“水无复却行之患，民无决塘筑塘之苦。”“旱有蓄，潦有泄，启闭有则，无旱干水溢之患。”“塘闸内得良田一万三千余亩，外增沙田沙地数百顷。至于蒲苇鱼盐之利，甚富而饶。”[2]因其对萧绍平原水利意义重大，所以萧绍一带有谚语曰：“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三江闸不通。”

三江闸建造的同时，还进行了浦阳江的改道。浦阳江起源于浦江县大园湾，流经义乌、诸暨湄池至兔石岭进入萧山境内。萧山境内段称为浦阳江下游。历史上其下游流道经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变化。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唐代晚期以前散漫北流时期。浦阳江水流经临浦湖由南而北，散漫北流，分为两路：一路由临浦湖经碛堰山北和木根山南的峡口流入渔浦湖，西北出钱塘江，所以《水经·渐江水注》称：“湖水(临浦湖——作者注)上通浦阳江，下注渐江，名曰东江，行旅所出，以出浙江也。”另一路由临浦湖顺地势北经山、会、萧平原沼泽地，又东折钱清入海，所以《汉书·地理志》说：“余暨、萧山、潘水(指浦阳江)，东入海。”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唐代晚期至明代中期借道东流时期。浦阳江下游由临浦向东经茅山闸，由麻溪直下内河，西折入西小江，经钱清江注入杭州湾，所以历史上西小江曾是浦阳江的故河道。由于西小江和钱清江不断变深变宽，南宋淳熙年间钱清镇附近的江面变宽达30～40 m，到元代末，河面已宽达114 m，成为一条滔滔大江，常常淹没西小江沿岸庄稼。

第三个历史时期，明代中期以后，改道北流时期。为了改变上述西小江经常洪水泛滥状况，明代中期开通临浦镇西面的碛堰山，筑起麻溪坝，浦阳江才流经义桥而在今闻堰街道处注入钱塘江。

碛堰山，位于义桥镇与临浦镇交界之处，史称戚堰山、七堰山、积堰山，主峰称元宝山，海拔160 m，其鞍部不足20 m。它的开通，使其以西的义桥和许贤间平原得以改变，使当时许贤、安养两乡的村庄被新开江所分割，令杭州的三江汇初显雏形。随着三江汇的形成，西江塘进一步加宽加固，成为向南行进的大道。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爆发了由三合会首领朱一贵领导的起义，清朝军队就循着此道进入福建，再渡海入台湾，将起义镇压下去。所以，可以这么说，没有浦阳江的改道，只有二江，就没有杭州的三江口，也无所谓三江汇。不过其形成之初，无人叫它三江口，或三江汇。浙江大学教授陈桥驿主编的《浙江古今地名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9月版)、《杭州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版)均不载其名。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闻堰镇连续举行九届“三江美食节”，“三江口”之名才逐渐响起来，未来随着杭州市委、市政府打造杭州三江汇未来城市实践区，该名声将会真正叫响。

2.2 三门演变，三江汇基本成形

钱塘江是浙江第一大江，又称“浙江”“浙水”“之江”“曲江”等，发源于安徽省休宁县怀玉山六股尖，流经新安江、富春江后，流至萧山闻家堰，最后注入杭州湾。历史上钱塘江先后经历南大门、中小门、北大门之变迁。南大门在航坞山与赭山之间，又称海门。宋初燕肃的《海潮论》中说：“夹岸有山，南曰龛，北曰赭，二山相对，谓之海门。”因航坞山旁有鳖子山，适在海门之中，故又以鳖子门名之。时钱塘江北岸在杭州、观音堂、赭山、雷山、凤凰山一线，南岸在西兴、长山、航坞山、大和山、党山、绍兴三江闸一线。中小门，在赭山与白虎山之间，位于南北两大门之中，较窄，故名；北大门位于中小门之北，在青龙山、白虎山与海宁城南海塘之间。

浦阳江虽于明代中期改道，但由于钱塘江走南大门，南岸海塘西江塘北段(今滨江区境内段)和北海塘一线(两者被称为萧绍海塘)，与富春江流道几乎在同一斜线上，三江口形状并不明显，加之广义的钱塘江，富春江是其中游，这可能就是不为史书、辞典所载和坊间传说的原因。

明代以后，钱塘江潮流北趋较前代为烈，据《明实录》《明史》，以及明代省、府、县志记载，海风五变，北面江岸坍蚀严重。因实行阻北导南方针，竭力促使钱塘江流道仍归南大门，但至明末，钱塘江主槽出现陡变迹象。清初海潮终出中小门，南大门已不是主要流道，仅在大潮时有漫流而已，萧绍平原不断向北延伸，面积扩大。钱塘江流道并没有就此而止，水势进一步向北。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中小门全淤，钱塘江海潮尽归北大门出入。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朱轼在奏疏中说：“江海不循故道，直冲北大门而来。”又说：“赭山以北，河庄山以南，乃江海故道(指中小门)，近因淤塞，以至江水海潮尽归北岸。”[3]他提出了开中小门淤沙，使江海尽归赭山、河庄山之间进出的建议。由此，在康熙至乾隆年间分别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雍正十二年(1734年)，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次开掘。但由于中小门是一条狭长地带，江面较窄，且山根连绵，河床不能深切，门外又有雷山障碍，因而好景不长，两岸相安仅十二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中小门逐渐淤塞，江流仍回北大门入海。

随着钱塘江江道向北，滩涂不断向北伸展，群众陆续围堤垦殖，逐步形成蜿蜒南沙大堤的雏形。据民国《萧山县志稿》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于绍萧沿海创筑大堤，长四千八百余丈，底厚三丈，面厚八尺，高一丈，计圈进绍兴三江场粮地一千亩，萧山日月等号生熟地二万余亩，属萧山境者三千六百七十丈。”[3]三江汇右岸，即现杭州市滨江区境内沙地区域基本形成。

民国十六年(1927年)，钱塘江自六和塔以东一带江流变化无定，江流又南侵，同时江心积沙逐渐增高，长约2 000 m，轮渡(西兴至杭州)往返必须上下绕道。下游南沙江岸，同遭坍削。为此，第二年，钱塘江工程局(浙江省水利局前身)实施了块石挑水坝工程，滨江沙地逐渐恢复原状。为保护已涨沙地，沿江人民筑起了堤岸，这就是坊间所称的“防洪埂”，至1949年春，全堤大部分成高2 m，厚2 m的土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此堤进行连接、整理、架高培厚，因在钱塘江南岸沙地，故名南沙大堤。1956年，十二号台风过境，堤塘遭受严重破坏。灾后，萧山县人民政府组织群众全面修复、加宽，并分期分段抛石防坍，重点地段修筑丁坝、盘头，保护堤坡，制止江岸坍塌。至此，南沙大堤稳固，现滨江区域沙地也才完全稳固下来。

南沙大堤的修筑，不仅圈进约300 km2的土地，使萧山在原有浦阳江之南的“南乡”区块、浦阳江以北与北海塘以南的“塘里”区块的基础上，增加了北面的沙地区块。还使三江口向北延伸，口门急剧转弯，弯口右侧岸线微向钱塘江水域凸出，成为货真价实的三江口。

2.3 汇口围垦，三江汇最终定形

萧山围垦蜚声中外，其规模之大，面积之广，浙江乃至举国无双，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人类造地史上的奇迹”。萧山围垦最早起源于三江汇东、东北侧，分为自发小规模围垦、大规模人工围垦和机械化围垦三个阶段。

由于南沙大堤的形成，河道水动力条件相对减弱，形成规模较大的边滩地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位于萧山西部，三江汇东、东北侧的闻堰、浦沿、长河等镇乡的不少村落在南沙大堤外进行自发围垦。如滨江区的浦沿街道(原属萧山)就围有5个区块，即棉场圩，新生小圩，浦联小围，联庄铁塔小圩，冠二、山二小圩，合计围地面积1 420 km2。长河乡的江一村、江二村、江三村，西兴乡的星民村均进行了围垦，面积少则几十亩，多则二千多亩不等。围涂累计面积万亩左右，筑起长达近二十千米“钱塘江小围堤”。后逐年加高培厚、抛石或干砌勾缝护坡。1997年“七九”洪水后，开始筹划钱塘江百年一遇的标准堤塘。全线完工后，又进行了标准塘的提升工程，使其成为融路堤景为一体的钱塘江南岸堤塘。

由于三江汇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断出现富春江、浦阳江洪水侵袭和钱塘江潮汐顶冲的险情。20世纪60年代，杭州西湖区袁浦乡东江嘴高滩围堤，使富春江面的过水断面大为缩小，70年代中期，萧山许贤乡(今属义桥镇)在石门至渔墅抛筑了九条丁堤，又使富阳至闻堰段过水断面大为削减。为扩大三江口的行洪面，20世纪末实施了退堤还江工程。2006年，又实施了东江嘴切滩工程，使江道扩大行洪面积，确保了三江汇的巩固和钱塘江两岸人民的安全。

萧山围垦不仅有效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还使三江汇的东侧继续向北、向西逶迤延伸。另外，富阳渔山的围涂造田，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西兴保滩工程(加固西兴坝组、兴建临桥三坝)，也有效控制了江道的变化。一言以蔽之，沿口围垦，使三江汇湾形最终定型。

3 三江汇发展带来的优势

杭州三江汇的优势是多方面的，除上述地理优势、生态优势外，还具有经济、文化、精神和政治方面的优势。

3.1 经济优势

杭州三江汇由于其优越的水利环境，经济优势极为突出。由于江道的改变，使义桥与闻堰成了活水码头，到清代嘉庆年间，此两镇的市面已经十分繁荣，来自浦阳江、富春江上游的烟叶、桐油、木材、生猪、大米、柑橘等等，都水运至闻堰集结，然后转运至浙江各地。同时，还招来大批外地富商在闻堰开店经商，运输业、商会、同业会馆应运而生。历史上，湘湖的黏土层由水云母组成，土质细腻黏韧，是制作砖瓦的优质原料。明弘治年间，就开始烧制砖瓦，明末达数百家。清代继续增加，至康熙时期，湘湖砖瓦业闻名全省，成为与嘉兴、湖州并列的三大砖瓦中心。西江塘北(现滨江区段)还是萧山盐业的中心地带，建有西兴盐场。

可以说，三江汇右岸是萧山盐业和砖瓦业两大手工业的诞生之地，也是萧山历史上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工业的肇始之地。民国时期，一场由浙江省建设厅直接筹划、指挥的“乡村建设实验”在三江汇右侧展开，被称为“浙江乡村建设事业前途的一线曙光”[4]。新中国成立后，三江汇右岸成为萧山乡镇工业特别发展的闪亮之地。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市场经济首先在这里崛起，已有多个产业平台，包含了高新区(滨江)大部分区域和之江文化产业带的核心区域，拥有云栖小镇、湘湖金融小镇、未来智造小镇、白马湖生态创意园等。城市化也在这里取得显著成效。这里的老百姓较早迈入了小康水平。如今，三江汇区域广大民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资本驱动、城镇化驱动和创新驱动，到处春意盎然，经济繁荣。

3.2 文化优势

杭州三江汇是钱塘江诗路、运河诗路、浙东唐诗之路的交汇点，是元朝大画家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开卷处，拥有跨湖桥文化、钱塘江文化、渔浦文化等文化印记，也是浙江越文化、吴文化交汇处。“在大多数时间里，越文化与吴文化的发展亦被置于不同的行政区划范围和相对独立的经济社会背景，使得在民风、士风、文风、学风等诸多方面，越文化与吴文化一直显示出不同的特点”[5]，吴、越文化互补，融为一体，有着众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右岸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湘湖，在“浙江湖泊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即跨湖桥文化在浙江乃至中国考古史上的里程碑意义、越文化史上的显赫地位、非凡的社会学意义、旅游业上的突出地位和国际影响正在日益扩大”[6]。左岸的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是国务院1992年10月批准建立的12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一，总面积9.88 km2，主要建有宋城、未来世界、杭州西湖国际高尔夫场三大主题项目和九溪玫瑰园等一批度假单元。2007年，宋城景区秉承“建筑为形，文化为魂”的经营理念，文旅融合，不断完善旅游休闲功能，深化文化内涵，逐渐形成大瓦子勾栏、七十二行老作坊、《宋城千古情》三大旅游核心产品。特别是《宋城千古情》于1997年开始上演后，成为当时世界上年演出场次最多和观众接待量最大的剧场演出，被海外媒体誉为与拉斯维加斯“O”秀、法国“红磨坊”并肩的“世界三大名秀”之一，成为中国文化演艺行业中独具特色的“宋城演艺模式”，2009年获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第七届中国舞蹈剧“荷花奖”[7]。

3.3 精神优势

三江汇区域虽则口右重农，口左尚商，但“工商业日趋发达，交通日趋便利，钱塘江分隔效应大大降低，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日趋同步化、同一化”[5]。这里的民众有着光荣的革命精神，富阳的渔山是革命老区之乡，萧山区的义桥、滨江区的长河有着多个革命老区村，红色基因深厚。同时，“对他们来说，那钱江涌潮的潮势、性能、流向，了如指掌；对滩涂的形状、高低、宽狭，如同门前的道路一样熟悉”[8]。“独特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以及由此感悟到的朴素辩证认识，孕育了越人直面艰险、敢于拼斗、百折不挠、敢于取胜的精神”[9]。正是从不间息的一日两潮培育了他们敢为人先、奔竞不息的弄潮儿精神。红色的革命基因、弄潮儿精神是巨大的精神财富，是“未来城市”实践的重要精神食粮。

3.4 政治优势

所谓政治优势，杭州市委、市政府对其非常重视，于20世纪末开始作“扩市”准备。2001年3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将萧山、余杭两个县级市并入杭州市区，撤市设区，杭州市区面积虽然扩大至3 068 km2,但杭州仍受着钱塘江江流阻隔，分成两半，杭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的战略。从此，杭州的城市格局不再局限于西湖一隅，而是进入一个以钱塘江两岸为发展中心的新时期，人们称之为“钱塘江时代”。“十五”期间，杭州陆续在已建的一桥、二桥、三桥基础上，新建四桥、五桥、六桥，于是南北沟通，天堑变通途，两岸的市区连成整体。2017年6月，杭州市委、市政府又进一步提出“拥江发展行动”战略，要把钱塘江沿线建设成为“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级滨水区域，重点打造拥江区域六个“带”，即生态带、文化带、景观带、交通带、产业带、城市带。三江汇未来城市实践区的开发和建设，又把“拥江发展”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指出，杭州要唱好“西湘记”。湘湖及三江汇流区块，就是唱响“西湘记”的重要篇章。杭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2020年12月3日，正式发文建立杭州市三江汇未来城市实践区建设管理领导小组；2020年12月6日，经中央编办、省委编办、市委编办批复同意，设立杭州市三江汇未来城市建设管理委员会，在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挂牌；2020年12月16日，杭州市三江汇未来城市实践区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第一次会议，三江汇正式扬帆起航。迈入2021年，启动“‘三江汇’区域文化挖掘与整理项目”，为三江汇的开发建设迈出了良好开端。2021年3月，《“三江汇”杭州未来城市实践区发展战略与行动规划》和《“三江汇”杭州未来城市实践区建设与治理准则》正式发布。不久，《三江汇“未来城市”实践区景观控制规划(草案)》进行了公示。上述诸多优势，为杭州三江汇的建设、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4 结 语

明代中期，萧山东北、绍兴市北三江口的三江闸建造，终因海涂外涨，失去了三江口的功能(地名仍存在)。从此视角看，绍兴三江口的淤塞过程，也就是杭州三江汇形成的肇始。加之经历了钱塘江的三门演变和三江汇口两岸的围垦，使其成为不折不扣，名实相符的三江口。今三江汇已成为杭州市“南启”战略的核心区块、拥江发展的战略要地，也是杭州探索新时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营城范式的未来城市实践区。拥江发展更进一步，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三江汇新的建设将分“保护+开发”两个步骤实施，在保护现有的自然资源，留出生态廊道、通风廊道、景观廊道的基础上，进行高品质的适当开发。这将是杭州的重要经济增长极，也是三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是未来城市实践区的“杭州样本”，一定会进一步提升杭州在全国的魅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