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亚飞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寒夜》以质朴可感的生活细节、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饱含“血和痰”的丰厚意蕴迥别于巴金早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作品，在20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创作中别具一格。在众多研究中，有不少将关注点放在主人公悲剧根源的探析上，借此阐发作品的主题。其中既有从外部因素来探究的，如将其界定为社会悲剧、文化悲剧、家庭结构悲剧；也有从人物自身进行分析的，如认为这是一部性格悲剧；还有部分学者综而论之(1)主要从文化角度进行分析的如：王兆胜：《寡妇道德与传统文化——兼论<寒夜>的爱情悲剧根源》、苏添生：《从文化与性格角度探析<寒夜>悲剧原因》；从家庭结构进行分析的如：曹禧修：《<寒夜>:消耗性结构的悲剧》；从性格角度进行阐释的如：钱虹,金辉：《<寒夜>悲剧新探》；综合几个方面进行阐释的如：彭光源,雷华：《不和谐生命音乐流程的中止号——论巴金<寒夜>汪文宣悲剧的缘由》、刘南平：《<寒夜>中人物的悲剧根源》等。。在这些相对“静态”的分析基础上，笔者更倾向于将其看作一个“动态”的悲剧——内外两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关于身份认同的悲剧。

一、历史语境下身份“叙事”的断裂

根据西语词源资料，身份(identity)的“主要词义是‘整一性’‘个体性’‘个别性’‘独立存在’，或‘一种确定的特性组合’……指向内在的统一、协调及其持续。就人来说，强调的是人格、心理品质的确定性、统一性和稳定性。”[1]吉登斯认为，“自我身份认同不是给定的，即个体行动系统之延续性后果，而是要在个体反思性活动中依据惯例被创造和维持的某种东西”[2]49，这种“叙事”一旦断裂，便会出现身份危机。从这一视角切入近现代国人的人生命运便会发现：随着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的解体，中国人原本牢固不变的身份认同机制开始坍塌，一种崭新的关于文化、关于自我的认同在艰难中成长起来，这种裂变尤其迅速而强烈地发生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并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一样充满了曲折。

中国现代文学便是透视这一精神嬗变的最具启发性的空间。《寒夜》开始创作于1944年——抗战胜利的前一年，故事发生在1944年到1945年的陪都重庆。随着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惨败，抗战末期的国民党首都正处于物价飞涨，难民涌入，失业骤增，政局腐败的非常时期[3]。其中受影响最大的便是知识阶层。相关研究表明：愈到抗战后期，大后方公教人员的“五种基本需要”(2)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的动机理论》中将“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称之为人的五种基本需要。基本无一得到满足，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双重失落，使其最终由吸附在体制内的精英阶层成为流离于体制外的“脱序人”[4]。正如汪母所抱怨的：“我只后悔当初不该读书，更不该让你也读书”[5]103，从皇权贵族的傀儡到独立发声的启蒙者再到时代风暴中的微尘，知识分子遭遇着严重的焦虑：旧的身份难以为继，新的自我又受到现实的挤压，社会改造与民族危机、个人与集体、生存与尊严，成了横亘在生命中的两难悖论。吉登斯认为，这种自我感破碎的个体常常会缺乏有关其生平连贯性的前后一致感，进而无法形成一种认为自己活着的持久观念。伴随上述感受而来的，还有对被外在的冲击性事件吞没、摧毁或倾覆的焦虑。或陷入行动上的瘫痪，或寻求与周遭环境融合，却又因此缺乏“自尊自爱的热情”而在道德上感到“空虚”，最终自我在生命上的自发状态逐渐变为一种无生命状态[2]。《寒夜》的主人公就正处于一种“时间经验的间断”状态中，分别表现为汪文宣从“新青年”到“老好人”的困境和曾树生从“新女性”到“花瓶”的困境。

在结合文本进行具体分析之前，我们还不能忽视巴金这个具有独特个性的创作主体。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裂变过程中，巴金算是最为激进的变革者之一了，但随着其无政府主义政治理想在中国的寂灭，他便被抛入一种痛苦的境地中[6]。笔者以为，了解他那时的经历和创作，再深入到其内在的精神体验中就会感到：《寒夜》中的“汪文宣”是巴金内在意识中的另一个自我，是一个在现实中无法得到完全表现，为人所理解的自我。当然，可能不止是巴金的，还有他众多因患结核病而遭遇不幸的朋友、亲人的影子。

二、 汪文宣：“新青年”还是“老好人”？

小说在第一章展示了汪文宣一个人在重庆街道躲警报的场景，他在心里和自己进行了这样的谈话：

“我不能再这样做！”

“那么你要怎样呢？你有胆量么？你这个老好人！”

“为什么没有胆量呢？难道我就永远是个老好人吗？”[5]1

文中多次提及汪与“老好人”身份的内心搏斗，例如“他想着那个他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不要做老好人！’‘可是怎样才能够不做老好人呢？’‘没办法。我本性就是这样’……”[5]86“老好人”指的是随和厚道，不愿得罪人，不会拒绝别人的一类人，在汪文宣身上的表现就是一味迁就别人牺牲自己，缺乏生命活气。随着汪文宣从上海来到重庆，从意气风发的大学毕业生到陷入家长里短的一家之主，从独立自主的“新青年”到忍气吞声的“老好人”，他无法通过对其个人经历进行反身性理解而维持或者重建一个完整而连贯的自我：一面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老好人”，另一面又无法真正接受或者改变它，这种身份内在的统一性和稳定性遭到破坏是他焦虑、痛苦、分裂的根源。那么汪文宣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困境，又为何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他的身份困境：其一，这是一种“巴金”式理想主义者的社会身份危机；其二，这是一种儒家文化枷锁下的家庭身份危机。

(一)“巴金式”理想主义者的社会身份危机

汪文宣一直有着教育救国的崇高理想，毕业后和妻子一起从事着理想的工作，然而满意的生活并不长久，随着战争的爆发，汪文宣失业了。小说对这次失业只寥寥几笔进行了交代：“他在这个山城里没有一个居高位或者有势力的亲戚朋友，这个小小位置还是靠了一位同乡的大力得来的。那是在他失业三个月、靠着妻子的薪金过活的时候”[5]58，但“失业”使新青年汪文宣第一次直接面对“社会身份危机”——从一个有价值感的社会参与者变成了一个被抛弃的社会边缘人。要真正明白这一转变对汪文宣的重要影响，我们先要理解“教育理想”在他生命中的意义。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理想在年轻人心中的地位，那种最初找到生命价值的喜悦是这个生命“开花结果”的源动力，汪文宣和曾树生就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而走到一起，并且因之在结婚多年后感情依然维系。文本也多处表明，在生活的苟且之中，给他最大支撑力量的便是对以往理想岁月的追怀，和抗战胜利后重回理想社会岗位的期待。因此“失业”可以看作汪文宣遭遇的第一层次的“社会身份危机”。要理解这种理想破灭的痛苦, 可以比对那时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的巴金从法国回国后，却发现国内的运动早已销声匿迹时的困顿：“自己要走的那条本来就模糊虚幻的‘实际斗争’道路在现实中难以走通，执着的信仰和倔强的性格使他既耻于与国民党合作，也难以步入治学或经商之道，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种种弱点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又使他不能也不愿选择新的革命道路。真是欲进不能，欲罢不忍。巴金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7]127，两者对理想的执著精神以及理想受挫之后彷徨无所归依的心境有着内在的相似性。

面对这种挫折，汪文宣必须进行紧张的身份重建工作。终于在同乡的帮助下谋得了一个校对的职位，他努力尝试着接受、融入这个社会，起码是靠着自己的劳力养活家庭。但渗透于文本的绝望，沮丧和颓废的气息告诉我们，他的“重建”并没有真正成功，他既无法成为“小潘们”中的一员，也无法安于“老好人”的身份：单调沉闷、毫无价值的工作，无法满足汪文宣的价值追求；上司的轻视和奴役，同事的怜悯和奚落，也表明这里并不能真正地接纳一个“老好人”，甚至连妻子也因此看不起他。所以他一面战战兢兢地工作，唯唯诺诺地应酬；一面满腹牢骚和不平：“天啊，我怎么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什么人都欺负我……”[5]57又一面极力自我劝慰：“像我们这种人只要有饭吃，就算是有福气了”[5]70，生活在一种极度的矛盾和挣扎之中。

这种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巴金本人也曾体验过：“……自正式开始文学生涯，‘从那时起我就有了更多的矛盾’，‘我走的路都变成曲线了’。他把这种内心的矛盾冲突概括为掩盖自己全部生活和全部作品的‘一个网’，即‘爱与憎的冲突，思想和行为的冲突，理智和感情的冲突，理想和现实的冲突……’”[7]130他甚至因此离开朋友“躲”到日本，以便“冷静地探索自己的心，察看自己的伤痕”[7]163。然而巴金是幸运的，他找到了另外一条足以寄托自己人生价值的道路。他后来在《寒夜》后记里反复说道：“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机会顺利地走上了文学道路，我也会成为汪文宣”，“要不是我过去写了那一大堆小说，那么从桂林逃出来，到书店做个校对，万一原来患过的肺病复发，我一定会落到汪文宣的下场”[8]。巴金借汪文宣的遭遇来咀嚼自身的价值危机和虚无遭遇，汪文宣是巴金对自身命运的另一种想象，或者说是当时无数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境遇的缩影。至此 汪文宣遇到了第二层次的社会身份危机——“他所认同的以追求个性自由、独立人格为核心的个体健全发展同时服务社会的现代人身份”[9]与这种斯文扫地、虚耗生命的存在状态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深刻改变了汪文宣的世界：在外，他成了一个失语者，他和一切都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不论是广州大酒家还是国际咖啡厅，他只求安安静静地蜷缩在一个角落；在内，他成了一个人格分裂者，在内心或者梦境中和自己进行一场场无法和解的辩驳。

(二)儒家文化枷锁下的家庭身份危机

弗洛伊德把人格描述为一种内部控制的心理机制，“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既有生物学的遗传机制，也有现实环境的影响，更有社会文化的长期影响，它们相互作用，塑造一个人的人格认同。”[10]汪文宣是一个受过现代价值观念洗礼过的“五四”新人，但也绝不能忽视他还是一个在传统读书人家、和寡母相依为命而成长起来的独子，其潜意识中积淀着深厚的儒家文化的烙印。这种烙印尤其表现在他面对和处理家庭矛盾的态度与方式上，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牺牲、顺从和隐忍，这奠定了他在家中的“老好人”的身份，但却一步步瓦解了和妻子的爱情，深陷于丈夫身份危机的痛苦之中，最终不得不放逐这一身份。

汪文宣和曾树生的结合，除了有着共同的理想之外，价值观念的契合是关键，即尊重个体的价值和权利。在战争还没有爆发，汪母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他们是志同道合、情深意笃的夫妻，汪文宣既能给予妻子精神上的支持，也能给予物质上的关爱，家庭氛围和谐。然而随着战争开始，汪母的加入以及汪文宣的失业、再就业一系列变迁之后，他在不知不觉中既失去了与妻子的精神共鸣，也找不回昔日的男性魅力，内心对丈夫身份的认同发生了断裂。

首先，这种丈夫身份危机体现在从新文化启蒙话语塑造的新青年转变为新旧道德模糊的“老好人”，失去了与妻子的精神认同。第一，“被动”地守护男性权威而牺牲自己。家国同构的儒家文化表明，在传统家庭内部，也有着不容僭越的等级制度，因此在汪母到来之后，原本平等的家庭氛围便陷入了某种尴尬而微妙的境地。禁锢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汪母，在这个新式家庭仍想行使她的旧式权力，并努力将这种意图传递给她的儿子，“我说，她那些脾气都是你养成的。我要是你啊，她今晚上回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顿”[5]50。汪文宣自然不认可母亲，却也无法忤逆她——当和妻子吵架时“他心里很想让步，但是想到他母亲就睡在隔壁，他又不得不顾全自己的面子”，当得知妻子要离家出走时，“他回了她一封更短更冷淡的信……他母亲站在他的身边看他写信，她始终不曾提说什么”[5]3——就这样在无形的权力监控之下不自觉地牺牲了自己的婚姻幸福。更甚者是在其重病后，收到陈主任写的看病介绍信时，只因“母亲冷冷地说了一句：‘哼，哪个希罕他介绍？’他就不敢讲下去了，以后也不敢再提这件事情”[5]164，却因此耽误了治病的最佳时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第二，盲目地孝“顺”母亲。尽管汪文宣是一个新青年，但也依然恪守着传统的孝道，这种孝道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毫无原则的“顺从”。如果说上文在母亲的淫威下捍卫自己的男权身份是为了个人家庭地位的话，那么面对母亲的关爱，明明因为和妻子吵架吃不下饭，还是一筷子一筷子地吃着；明知母亲对妻子有偏见，却还是答应母亲让妻子走；明知中医误人，还是听从母亲的意见请中医诊治，这就完全只是为了表达对母亲的孝“顺”了。最后，选择无限度的“隐忍”。战时重庆的汪文宣，对于自己内外交困的境遇，他唯一的态度就是以沉默代替怨怼，以忍受代替反抗，对于妻子的抱怨和愤怒，他唯一的安慰就是“彼此忍耐一点不好吗？”[5]107如果不是病魔彻底摧垮了他，就连咳嗽也都是要忍的！在汪文宣绝望、迷茫的时候，根植于血液中的传统文化倒成了唯一的精神支撑——“百行之本，忍之为上”，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不是有无数个小人物这样忍耐着度过悲苦的一生吗？ 总之，汪文宣此刻正站在旧道德和新伦理的模糊地带，既无法成为专制独断的封建大家长，也无法保有新青年的独立自主；既无法认同母亲，也无法忤逆她；既无法在隐忍中获得内心的安宁，也无法立起反抗，和妻子之间失去了精神交流的可能性。

其次，汪文宣的丈夫身份危机还表现在外在男性魅力的丧失。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自苦，使汪文宣的外在形象有了极大的改变：塌陷而失血的脸颊，单薄瘦弱的身子，一颠一簸的走路姿势以及疲乏的精神状态，这让他和年轻而有活力的妻子看起来根本不像是一个时代的人，在意态轩昂的陈主任面前也是自惭形秽。在经济方面，他也不如妻子，从买生日蛋糕，两次在咖啡厅的细节中就可看出，汪文宣已经没有能力再去履行他的丈夫职责。文中多处表现了汪文宣在面对妻子时孩子似的怯懦、慌张，说明他在维持丈夫身份时的艰难心理，至此，他已经失去了丈夫身份的认同感，那么也就不难理解，看到妻子和陈主任的暧昧关系，他为何选择痛苦地自我欺骗，得知妻子要离开的消息，又为何无法说出挽留的话。终于，面对丈夫身份认同的巨大压力，他不得不选择放逐这一身份，而妻子的那封“离婚”长信，则一下子撕开了所有若无其事的面纱，让他看到了赤裸裸的残酷真相。

三、曾树生：“新女性”还是“花瓶”？

“新女性”这一概念是20世纪由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从西方引入中国的，最早可追溯到胡适1918年在《美国的妇人》这一演讲中使用的“新妇女”一词[11]。在“五四”启蒙话语中，女性解放是个性解放的一面大旗，意味着反抗家长专制和传统封建礼教，走出家门，实践“我是我自己的”宣言。在这一强势的启蒙话语的号召下，很多现代女性勇敢走出家门，追求自由生活，结果却要么独尝自由恋爱的苦果，要么由从前“家庭中的小鸟儿”变为办公室和商店里的“花瓶”，她们所追求的幸福生活不过是水月镜花、空中泡沫！现代女性这一尴尬的人生命运也为很多作家所意识到，并在创作中进行表达，例如鲁迅的《伤逝》、庐隐的《海滨故人》、靳以的《虫蚀》、苏青的《结婚十年》等等。巴金《寒夜》中的曾树生形象，就寄托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反思，而这种反思通过曾树生的身份认同困境得到了深刻展现。

“你还没有过够这种日子吗？”[5]23

“宣，你说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不过这种生活？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过得好一点？”[5]68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死不下去，就是这样拖。”[5]80

在外颇具女性魅力，回家脸上也不留一点忧郁表情的曾树生，却在文本中多次流露出了这样的心声。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她的情况似乎并不糟糕，丈夫体贴、儿子乖巧懂事，在内有婆婆帮她操劳着所有家庭琐事，在外还有一份不愁吃穿的工作，在战乱年代，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但正如穷人无法理解富人的不幸，我们也绝不能否认这种痛苦的真实性。其实曾树生的痛苦和汪文宣一样，都是精神上的痛苦，这种痛苦都来源于自我身份认同的“断裂”。受过现代大学教育的曾树生，是在新文化滋养下成长的新女性，既追求个人的自由独立，也渴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随着战争爆发，旧思想浓厚的婆婆加入了他们的小家庭，理想的事业也宣告破灭，她很快从一个自以为实现了自由独立的新女性沦为受人“欺负”的花瓶，从一个幸福的妻子沦为被“孤立”的新派女人。“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开始折磨着她，她陷入了身份焦虑之中，走入了两难的境地。曾树生的这种身份认同困境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这是一种男权话语下的社会身份危机；第二，这是被“孤立”的家庭身份危机。

(一)男权话语下的社会身份危机

在中国社会，女性必须先为自己争得一个和男性平等的家庭和社会地位，才能更自由地为社会创造价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浩浩荡荡的女性解放运动不过是让女性走出了父母专制的牢笼，有了婚恋自主的权利，强势的启蒙话语遮蔽了更多真实的女性命运，而这背后反映的恰恰就是社会黑暗对女性获得个人主体性的压制以及女性自身被男权话语所裹挟的事实。

曾树生大学毕业后和丈夫一起办教育，随着丈夫失业，她也不得不另找工作来养家糊口，凭着出色的外表和交往能力，很快成为大川银行的小职员，“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是尽职了”[12]，还拿着不菲的报酬。这种“职场”女性在当时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很多新女性进入社会之后的真实境遇，后来人们称之为“花瓶”丽人，指的是女性只有美丽的外表，却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只任其被男性评估的“魅力”而“赠予”价值。很显然，曾树生在大川银行的工作性质就是当“花瓶”。虽然有迫不得已的生存压力，在婆婆面前也极力表示：“现在骂人做‘花瓶’,已经过时了。”[5]70但在她内心深处也是无法满足于这份工作的，例如在她不常有的悲怨中，就常常提到：“我真不想在大川做下去。”[5]23“你以为我高兴在银行里做那种事吗？”[5]82在失去丈夫的帮助之后，曾树生无法实现自己认可的女性社会价值，也陷入了社会身份危机之中。与汪文宣由失意转向自抑不同，曾树生渐渐利用这种“花瓶”生活麻痹自己的精神，通过外在的娱乐宣泄自己的苦闷，在似乎无望的战争岁月的摧残下，曾树生渐渐放逐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从一个满怀改造社会理想的新女性沦为只关心容颜易老、生活是否痛快的自私的个人主义者。终于，在对家庭也彻底感到绝望之后，她抛夫弃子和陈主任去了兰州，寻求她所谓的自由和幸福——实际上沦为一个彻彻底底的“花瓶”而已。正如苏青在《女性的将来》一文所说：试观目前所谓职业妇女的真相如何？几个赫赫有名的女事业家，还不是幕后全仗别人的照应？至于真正靠自己能力而生活的女人也不是没有，只是苦的可怜，或许仅够养活一身。[13]97因此飞去兰州的曾树生真的能够救出自己吗？

抗战胜利两个多月之后，一个装束入时的女人夹着手提包来到一所大楼的门前，来寻找被她抛弃的家庭，然而物是人非。曾树生为何还要回来？不是已经和丈夫“离婚”，对这个家也毫无留恋了吗？在兰州享受不好吗？可能的解释只有曾树生还是不安于在兰州的生活，她并没有解决自己的社会身份危机，她还怀念着过去的理想生活，她以为抗战胜利了一切还会有转机，她的丈夫可以帮助她重回理想的岗位——她始终把自己的追求寄托在另一个男人身上，丈夫或者陈主任。但丈夫的死狠狠吹灭了她的希望，她不得不再次走进寒冷的夜晚，苍凉的街道……

社会身份危机是曾树生人生之路的一个根本困境，决定了她最终的悲剧结局。

(二)被“孤立”的家庭身份危机

在曾树生深陷于社会身份的苦闷之时，其实她本该有另一份慰藉：那个因为爱而建立的小小家庭。但此时这个家却只能让她感到冷、寂寞和空虚：永远是灰黄的灯光(不然就是停电时的漆黑，那样的时刻也不少)，单调而无生气的闲谈，带病的面容。[5]135曾树生在这个家是被“孤立”的。

上文提到汪文宣和曾树生失去了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念认同；而其儿子小宣因尚未形成自己的文化价值理念，相较于冷漠的母亲，和疼爱自己的祖母更合得来；汪母则是典型的传统伦理道德的产物。因此随着战争的到来、汪母的加入，改变的不仅仅是曾树生的社会境遇，其家庭身份认同也发生了“断裂”：汪文宣、汪母和小宣所建构的家庭“文化圈”慢慢将其“孤立”起来，妻子、母亲和儿媳的多重家庭身份，与自身“新女性”身份认同和追求发生了严重龃龉。从文本来看，汪文宣、汪母和小宣似乎营造了和谐的家庭画面：母亲自己吃苦受累，却为儿子炖红烧肉，缝制新汗衣；儿子处处孝顺，宁可牺牲自己也要照顾母亲的感受；小宣学习用功，懂事乖巧，从不给家庭添麻烦。表面上看，每一个人都是十分合格并且有爱的家庭成员，因此他们也自觉地亲近，而其内在本质却是通过使自己吃苦来获得家庭身份的“合法性”，这是传统文化造成的集体无意识，加上血浓于水，相依为命的亲情因素，使得这个家庭内部的“文化圈”变得愈加牢不可破，转而将曾树生视为“异己”。文中多次描绘曾树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感受到被冷落、被排斥：“她(婆母——笔者注)就恨我！我是她的仇人！小宣对我冷淡，一定是她教出来的。宣也在敷衍她！不，他其实更爱她！”“母亲正坐在床沿上跟宣讲话，小宣立在床前静静地听着。他们似乎谈的很亲密”[5]136等等。曾树生也曾矛盾：为什么她不能忍耐和牺牲？作为妻子，面对丈夫的忍耐和自苦，她无法“共患难”，也无法做到婆母所要求的守持作妻子的“规矩”。作为母亲，她应该尽可能地关心孩子的成长和生活，但面对“贫血，老成，冷静”，没有生命活力，像极了他父亲的这个孩子，她却又本能地亲近不起来。而作为儿媳，面对自私、顽固而保守的婆婆，尽管在心底对其老年受苦的生活报以同情，也是无法敬她爱她。他们无法接受作为“花瓶”的曾树生，曾树生也无法接受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家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因此，她一面是妻子、母亲和儿媳，和他们发生法律和道德上的连接，另一面又双双排斥、抗衡，她根本无法去完成妻子、母亲和儿媳身份所赋予的家庭责任，陷入了情和理的泥淖中。

如果说汪文宣的家庭身份危机更多的原因在于他自身，那么对于曾树生，就像对安娜卡列尼娜那样，我们不得不报以人道上的同情。家庭无法满足曾树生内在的归属需求，她无法找到家庭身份的认同感，无法在家庭生活中获得其生存意义。正如她在长信中所诉说的：“不要叫我再担‘妻’的虚名，免得这种矛盾的感情生活，免得你母亲的仇恨把我逼上身败名裂的绝路……”[5]179

四、结束语

当所有的同事将汪文宣一个人孤零零地落在钟老的坟头时，他终于“主动地”不再挣扎于社会身份危机带来的焦虑之中——暂时地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身份。而随着妻子的那封“长信”，他也被迫结束了丈夫身份的压力，最后在失去了自己的事业和爱情，甚至连一点卑微的渴望也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无声地死去。而曾树生则要在怀念已随丈夫远去的旧梦中，再次挣扎于社会身份的困境，能否救出她自己，谁也不知道，陪伴着她的还有懊悔和自由带来的孤独……在这场通过内部与外部对话、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以重新建构自我身份的过程当中，汪文宣和曾树生，两个曾经努力获得个人主体性的新人，一个躲进了传统文化的臂弯而感到无力，一个在西方资本文化中迷失了方向，他们的悲剧命运深刻地质疑了启蒙话语中关于“人”的神话，也为真正的“人”的解放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思想启蒙必须与经济、政治变革相配合，而且以后者为基础与前提, 否则, 终将是软弱无力的。”[14]

巴金是“五四”的产儿[15]，他的创作既流露出鲜明的个人气质，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切入时代的肌理中去，和所处时代血乳交融。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作为鲁迅的“抬棺人”，他不仅倾尽全力继续着鲁迅未完成的文学事业，在创作上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抉心自食”的自剖勇气。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集体的记忆，而《寒夜》是关于个人的记忆，从《家》到《寒夜》，巴金的现实主义创作终于从宏大的政治制度、社会现实转移到个人生活和命运上，通过对“人”的精神的观照，来实现对人和社会的反思。正如李怡所述：“从创作《家》的27岁到创作《寒夜》的40岁，巴金完成了从热血青年到苦闷中年的转身”，“中年巴金的真正成熟乃是跳出了早年的‘线性进步观’，重新在人生与人性的深层来读解中国人的命运”[16]。《寒夜》就是这样一部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