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含汐 冯全功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发展，华人族群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流散，中西文化的碰撞孕育了独特的华人文学。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华人文学的研究热度居高不下。各类研究中，既有宏观上对华人文学的发展历程、研究现状和未来方向进行综述和思考的，也有从微观上讨论、廓清各种概念以及研究具体作家的；既有从文化批评出发探索华人文学的身份建构的（如民族身份、语言身份、性别身份等），也有从诗学角度出发探讨华人文学作品的母题、叙事、翻译等问题的。在大量文献中，“华人文学的影响力”是一个重要且有现实意义的话题，但未被充分重视。华人文学在海外的接受度和影响力如何？是否融入了美国主流文学？华人文学的发展对塑造中国形象是否有利？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海外权威媒体刊登的有关华人文学的评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切入视角。

刘蒙之有言，“有图书出版业，就有图书评论的传播需要”①。来自权威媒体的正面书评是华人文学被接受的重要前提，也是进一步扩大其影响的传播手段。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的书评制度已然非常成熟，《纽约客》《纽约时报》等重要刊物上的书评“在美国出版界占据权威地位，影响着书店以及图书馆的购书决策、媒体的宣传、读者的购书倾向、电影界人士的拍片选题等”②。《纽约时报》不仅设有书评栏目，还设有专刊《纽约时报书评》（后文则统称《纽约时报》），其中后者“长期雄踞美国图书评论界霸主地位”③或被视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书评版”④，对美国乃至世界文学导向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纽约客》每年以42期周刊，5期双周刊的频次发行，每期除了书评，还固定推荐4本图书，发表1篇原创或翻译小说。撰稿人包括资深书评家、当红作家以及专业编辑，“位居一线的现当代美国作家，几乎都与《纽约客》有过交集”⑤。由此可见，《纽约客》和《纽约时报》的书评质量较高，在美国乃至国际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本文通过分析2000年至2020年期间在《纽约客》和《纽约时报》上刊载的有关华人文学的评介报道，管窥美国读者对华人文学的接受情况及其在美国的影响力。

二、研究方法

旅居海外（包括入籍和未入籍的）且从事文学创作的华裔或华人是成分复杂的群体，从不同的角度划分，会形成不同的作家群落，如既有侧重创作主体身份的“亚裔文学”“华人文学”“华裔文学”，也有侧重创作语言媒介的“华文文学”“华语文学”。这些概念引发了很多争议，在此不赘述。由于“华人文学”从创作主体的族裔身份出发，突破了语种限制⑥，故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华人文学”，即拥有中华民族血统的华裔或华人移民（包括拥有海外居住权的华人、取得海外国籍的华人移民和海外土生华人）在海外生活期间，用英语、汉语或其他语种创作的文学作品。

笔者登陆《纽约时报》（www.nytimes.com）和《纽约客》（www.newyorker.com）的官方网站进行语料检索，选择检索时间段为200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将检索类型设置为“Magazine Content”和“Article”，即纸质版报刊和杂志。检索关键词包括“Chinese literary”“Chinese literature”“Chinese novel”“Chinese fiction”“Chinese book”“Chinese author”“Chinese American author”“China”“Chinese”等，共获得《纽约客》相关文本74篇，《纽约时报》相关文本220篇。接着分两步对语料进行手工筛选：1）根据本文对“华人文学”的界定，将不满足条件的作家剔除（如廖亦武、张小橹、阎连科）；2）删除有关影视娱乐、漫画、讣告等与文学无关的文本。筛选后将获评作家进行罗列，再检索每个作家的名字，进行查缺补漏，共得到有效文本201篇，其中《纽约客》为56篇，《纽约时报》为145篇。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从时间、体裁、作家、主题词四个维度概览新世纪华人文学在美国的评介图景，接着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质性分析，从文本层面进一步揭示美国媒体评介时的关切重点和价值导向。

三、《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对华人文学的评介概况

（一）时间分布

纵向来看（表1），《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对华人文学的报道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2000-2017年波动较大，多至14篇/年，少则1篇/年；近3年华人文学的书评次数呈上涨趋势，由2018年的8篇激增至2020年的32篇。笔者认为《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对华人文学的报道往往会受国际文学奖的启发和导引。如1999年哈金获美国国家图书奖，2000年2月《纽约时报》撰文介绍哈金的生平经历和获奖小说《等待》；同年10月《纽约时报》还刊登了哈金的《新郎》书评。2010年黄运特以《陈查理传奇》提名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同年《纽约时报》刊登两份《陈查理传奇》书评。2020年游朝凯的小说《唐人街内部》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最佳小说奖，该作品一年内被两大报刊评介5次。其他西方重要文学奖也会促发其在美国权威媒体的推介，如2002年马建《红尘》英译本夺得英国托玛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奖，2004年5月《纽约客》发表马建小说节选《拉面者》；2020年C.Pam.Zhang的《这些山丘有多少是金子》入围布克奖后，被两大报刊推介4次。

表1 《纽约时报》和《纽约客》评介数量的年份分布（总201篇）

（二）体裁分布

横向来看（表2），《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对华人作家的报道集中在书评、图书推荐、小说随笔、特写专访和新闻简讯五种形式。其中“书评”出现次数最多，一般由专业书评人、当红作家、职业编辑围绕一部作品进行评价，版面往往超过2页。“小说随笔”既包括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短篇或长篇小说节选，如《纽约客》每期的“Fiction”栏目会固定发表一篇小说（节选），还包括约稿，如《纽约客》请李翊云在“来到美利坚”“个人经历”“夏日读物”等栏目撰写文章。“特写专访”多指围绕一部或几部作品对作家进行深度报道，有时采用访谈形式，有时为作家自述，篇幅普遍较长。由于特写专访费时费力、产出较少（仅有17篇），所以不妨看作衡量作家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被两份报刊特写过的华人作家包括李翊云、哈金、游朝凯、谭恩美、何舜廉、伍绮诗、马建等。这些作家往往已发表的小说和书评数量较多，且作品有持续性影响。“图书推荐”篇幅较短，仅用几行介绍故事情节，如《纽约客》每期的“Briefly Noted”栏目会固定推荐4本图书。“新闻简讯”则多为报道作家或作品的获奖情况，语言简洁客观。

表2 《纽约时报》和《纽约客》评介的体裁分布（总201篇）

（三）作家分布

对两份报刊的语料进行整合，统计出被《纽约时报》和《纽约客》报道3次及以上的作家共有22位，相关书评170篇，其中《纽约客》50篇，《纽约时报》120篇。如表3所示，第一，被报道3次及以上的华人作家总量及频次还算可观，但由于多数作家用英语创作且未被译成汉语，上榜的华人作家多数不为国内普通读者所知，如李翊云、游朝凯、何舜廉等；第二，华人作家被两大报刊报道的频次差异较大，其中受评5次及以下的作家往往凭借一部代表作即获得关注，如《纽约时报》5次评论蔡美儿的《虎妈战歌》、4次推介伍绮诗《小小小小的火》，3次评介黄运特的《陈查理传奇》，这也侧面说明了《纽约时报》的评介具有一定的重复性；第三，3位获评超过10次的华人作家在美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李翊云（32次）和哈金（24次）不仅作品受评次数多，而且长期与《纽约客》合作，为其“小说”栏目撰稿，这也是他们遥遥领先其他作家的原因之一；游朝凯（12次）的受评作品包括《唐人街内部》《如何在科幻宇宙里安全生活》《对不起，请，谢谢》《三级超级英雄》等，受关注度相对较高；第四，受评4次及以上的女性作家多于男性作家。

表3 《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刊登3次及以上评介的作家列表

（四）主题词分布

主题词是与参照语料库相比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由于主题词是在相互参考的基础上获得的，因而能够凸显美国主流媒体对待华人文学和本土文学的报道重心与话语策略。本研究选取表2中的95篇书评，自建“华人文学书评”观察语料库，共计90708词。随机抽取《纽约客》和《纽约时报》2000-2020年间的105篇外国文学书评（每个年份约5篇书评，不包含中国文学和华人文学）作为参照语料库，共计370490词。两个语料库文本来源相同，参照语料库规模大于观察语料库，具有可比性。借助语料库工具AntConc 3.5.8的“Keyword”功能获得主题词列表。剔除功能词，人名，以及同一词汇的不同变体，得到显著性排序前10的主题词。

媒体在评介图书时有自己的视角和不同的议题，对主题词的分析可以帮助判定《纽约客》和《纽约时报》对华人文学的立场与偏向。如表4所示，第一，最显著的主题词是“Chinese”和“China”，显著程度和出现频次都远远超过其他主题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多数华人作家带有融入外国文化的主观意愿，但美国媒体在评价时仍倾向于将其归为少数族裔文学或移民文学，有意强调作家或作品的民族身份。换言之，华人文学没有真正融入美国主流文学，仍以“他者”的形式存在。第二，除了“book”和“read”，其他八个主题词都可以提示美国媒体的关切重点，如“language”表明书评着重关心华人作家在移民或创作中的语言问题，“Beijing”和“Shanghai”表明在华人文学作品中，北京和上海是两个主要的创作背景（有时“Beijing”也指代政府，用作政治意图）。第三，在显著性排序前一百的主题词当中，政治类词语占比高达10%，如“Mao”“communist”“political”“government”“red”“cultural”“revolution”“party”“Tiananmen”。虽然受评作品的主题广泛，政治类作品占比还不到五分之一，但在主题词的呈现上却多见意识形态类词语，可见“政治”是美国媒体在评介华人文学时的一个重要议题。

表4 《纽约时报》和《纽约客》书评主题词表

综上，《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对华人文学的评介总量相对可观，涵盖作家较多。文章体裁主要为“书评”和“图书推荐”。报道频次年份分布波动较大，但近3年来呈递增趋势。相比《纽约时报》往往对一部作品的多次评价，《纽约客》书评量较小，重复率低，书评更具权威性，更容易产生国际影响。与外国文学书评相比，美国主流媒体对华人文学的评价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意凸显作者民族身份。

四、《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对华人文学的评介分析

（一）受评作品范围广泛

为便于对评介进行分析，我们首先把受评作品按主题进行分类，发现美国两家主流媒体对华人文学作品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类是以个人或家族移民前后的经历为创作背景的作品，多为自传类小说，往往通过描写作者移居异国他乡的经历和感受，表达自己对民族或文化身份的困惑与探索。这一类型在华人文学中占比很大，尤其是华人文学兴起的初期，作者往往为上个世纪移居海外的一代或二代移民，如谭恩美、汤婷婷、哈金等。如多次被两大报刊评介的《女勇士》是一部以汤婷婷自身成长经历为基础的回忆录，描写了传统家长制的连锁效应，严厉冷漠的移民父母，以及夹在责任和梦想之间的孩子。哈金的小说集《落地》围绕华人移民如何融入美国进行探讨，其中一篇短篇《樱花树后的房子》还在《纽约客》“小说”栏目刊发。正如《纽约客》在“The Asian-American Canon Breakers”的一篇文章中评价的那样，家庭的纽带、民族身份的认同、与母语的隔阂，这些与移民有关的创伤故事是经过了市场检验的亚裔美国文学的决定性主题⑦。近年来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华人移民或者土生华裔可以较好地融入居住地生活，民族身份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尖锐，此类作品的关注度也有所下降。

第二类作品是以神秘东方或家族历史为创作背景，书中多穿插中国神话故事和奇闻逸事，以满足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如张戎的回忆录《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以及《大姐、小妹、红姐：处于20世纪中国中心的三个女人》都通过一个家庭的三名女性（前者是以张戎自己、母亲外祖母的视角；后者是以宋氏三姐妹的视角）讲述了中国的演变和故事，美国媒体在评价时倾向于把作品视为了解中国历史的趣味科普读物，以此吸引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邝丽莎虽然仅有八分之一的华人血统，但她的作品被《纽约时报》誉为“跨越了漫长时间的中国文化和历史”：《雪花秘扇》以19世纪中国的瑶族村落为背景，讲述了两个女孩通过“女书”结盟为“老同”的故事。这部以神秘的中国女性文化为主题的小说2005年一经出版就被《纽约时报》推介，2019年再次被评价，两份书评虽然时隔14年，但评介都围绕书中奇特的社会习俗（缠足和恋足癖）和神秘的部落文字（女书）；《牡丹还魂记》（又名《恋爱中的牡丹》）2007年被《纽约时报》评介，书评指出邝丽莎在作品中探讨了中国婚姻中的“德”“嫉妒”（离婚的七个原因之一）和“哀痛”（牡丹的家庭会挂白绫，并聘请僧人每隔七天为她诵经一次），使这本书“具有博物馆般的”异国情调，营造了一种文学游记的氛围⑧。再如《纽约时报》推荐严歌苓的《扶桑》时，提到“来自中国内地意味着她贞洁的保证”，“瞥一眼扶桑的小脚便是邂逅东方”等⑨。

有两类作品目前在受评范围中占比不大，但关注度不断提高。一类是以现代中国的社会现象、热点问题为创作背景的作品，这类图书数量较少，但一经发布往往能引起强烈且持续的社会轰动。如蔡美儿凭借《虎妈战歌》一举成名，引发了美国对于中西教育制度异同的探讨；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让西方读者得以窥探现代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西方媒体在选择和评介这类作品时也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另一类作品是与移民经历、中国元素关联较少或无关的写作，主要集中在新一代华人移民或华裔，她们英语水平较好，在美国读书期间受过专业的创意写作训练，作品往往脱离了移民身份，与美国本土作家的创作无显著区别。如伍绮诗的《无声告白》和《小小小小的火》虽然含有移民元素（《无声告白》中的亚裔父亲；《小小小小的火》中对华裔婴儿抚养权的争夺），但作品整体是虚构的，与基于自身移民经历的自传类作品有着明显区别。再如李翊云后期创作的《当理性结束时》《我非去不可》等，几乎看不出“华人创作”的痕迹，媒体在评介时也倾向于弱化作者的民族身份，聚焦作品本身的文学性。由此可见，进入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华人作品被美国媒体接受和认可。

（二）意识形态差异仍然强势存在

从“文学性”角度评介作品是书评的应有之义，但美国媒体对华人文学的报道带有更多文本之外的政治色彩。华人文学是两种文化对抗与交融的产物，“但又呈现出鲜明的个性与特色”⑩，这也给美国媒体凸显中西意识形态差异提供了契机。

首先，美国主流媒体在评介描写移民经历的华人作品时，经常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本位意识。通过描写文化冲突，强调美国民众自由与舒适的生活，宣扬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从而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如《纽约时报》评介哈金的《自由生活》时写到，主人公武男为国内年幼的儿子申请美国签证，让他尽快离开“暴力的环境”；留美多年后，武男第一次回国感到了“种种烦闷与不适”[11]。2020年《纽约客》专访汤婷婷时特写她的移民经历，提到汤婷婷的父亲在中国是一名学者，但在美国只能找到一些低贱的工作，像许多华裔美国人一样，他给家人寄钱，承诺一旦有机会就把他们带到美国。

其次，美国媒体在评论内容涉及中国政治、历史、社会的作品时，往往脱离文本，从意识形态出发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渲染。如深受《纽约时报》喜爱的华人作家裘小龙在上世纪80年代移居美国后开始用英文进行创作，发表了“陈探长”系列侦探小说。2007年《纽约时报》评介裘小龙的侦探小说《红旗袍》，介绍主要故事情节之余，编辑用近一半文字抨击中国社会，认为小说中的犯罪行为必定与腐败有关。2010年美国作家杰斯·罗在《纽约时报》评论裘小龙的《红尘岁月》，开篇描写了上海衰败的图景，再概括其描绘了1949至2005年期间上海逝去的岁月及其余波，并总结这本书“作为一部历史文本很有趣，但作为一部小说却令人不甚满意”[12]。

《纽约时报》2000年以“哈金的文化革命”为题介绍了哈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和求学经历，称哈金的小说都没有以美国为背景是因为“他在中国的回忆是鲜活的”，这里的“鲜活”暗含负面评价，“琐碎的规则和当地的闲话都可能在瞬间毁掉一个人的生活”[13]。《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是法籍华人戴思杰的半自传体小说，讲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外国禁书（尤其是巴尔扎克的作品）是如何影响主人公小裁缝的，使她决定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2001年《纽约时报》评价该电影在中国被禁的事实时，援引戴思杰的话，认为“（他们）不能认同像巴尔扎克这样的西方作家可以改变一个中国女孩的生活”[14]。美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虽然盛赞《等待》写得无可挑剔，巧妙地传达图像、人物、感觉和情感，但笔锋一转，开始从意识形态角度对小说主题进行剖析：“书中谦逊的语气让读者更加相信，这就是文革动荡时期的私人生活”[15]。这些作家关于中国的一些描述是夸张的、偏离的，书评人的转述往往也是失真的，他们有意引导读者把小说当作历史文本来对待。

（三）通过作品透视中国现代社会

近十年来，美国主流媒体开始关注社会类图书，试图通过宽泛意义上的华人文学窥探中国社会的弊病，进行自我反思。教育领域（中西教育思维的碰撞）始终是西方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2009年上海学生首次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夺冠，中国式教育逐渐被西方关注。2011年耶鲁教授蔡美儿的自传类图书《虎妈战歌》一经出版，一年内便被《纽约时报》4次评介——主要介绍了书中蔡美儿对女儿们采取的严苛的中国式教育，进而延伸到对中式教育和美式教育的思考。4份书评都肯定了《虎妈战歌》是一本“可读性强”“有胆识和发人深省”的图书，但批评了中式教育的弊端，捍卫了美国教育体制，例如大卫·布鲁克斯以“蔡美儿是一个懦弱的人”为题评价蔡美儿在书中的教育方式没有使孩子们经历为实现目标所必需经历的真正艰苦，他认为“学校的自助餐厅可能比图书馆对智力的要求更高”，逼迫孩子学习没有错，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式教育的软弱无力[16]。2015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意外爆红，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掀起中西基础教育模式的激烈争论。2017年《纽约时报》2次评介美籍华裔作家朱贲兰的《小战士：一个美国男孩、一所中国学校和一场全球竞赛》，书评较为客观地再现了作者的观点：中国的教育体系旨在过滤学生，而美国的目标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美国学校过分强调个人的欲望，使得较弱的领域（尤其是数学）得以萎缩。最后评价这本书生动地描述了中美教育体系差异，让读者思考他们对“死记硬背”的看法，以及重新审视“他们对自己孩子的偏好”等[17]。

除了对教育的持续关注，美国媒体也在持续追踪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但评介往往夸大甚至失真。2008年10月《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分别发文评介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纽约客》在“图书简讯”栏目介绍作者通过描写东莞的几个年轻女性的生活，来探索移民经历和“作为中国人的负担”[18]。《纽约时报》邀请美国资深作家霍华德·弗伦奇执笔，他肯定了这本书对“工人”——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经常被忽视的群体——的关注，称“个人身份在中国的重新出现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时霍华德评价这本书带读者了解到的中国是一个“变化太快的国家，以至于无法对结果甚至方向做出任何估计”[19]。

（四）逐渐凸显作品文学性

至此我们发现美国主流媒体对华人文学的评介，或受意识形态、文化差异影响，或受媒体对于轰动效应和阅读量追求的制约，评述内容往往肤浅片面，少有聚焦文本本身的深度探讨。但不可否认的是书评中也一直存在对于作品文学性的讨论。如《纽约时报》对于哈金作品的评介始终没有脱离作品的文学性：认为哈金在《等待》中对细节的运用“简洁、准确、令人惊讶”，使孔林笔下的世界栩栩如生，揭示了一个陌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情感；赞赏哈金在《疯狂》中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可以与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相比；评价《折腾到底》虽然没有《等待》那么精致，但它提供了更多的语言灵活性。书中人物虽有着不同的背景，但哈金用完美的对话捕捉到了他们的语言模式。再如2001年《纽约时报》评论谭恩美的小说《接骨师的女儿》，南希·威拉德开篇用亚美尼亚三个苹果的民间传说概括了谭恩美这部精彩小说的最大亮点：不仅有讲故事的人和听众，还有真正理解故事的人和保存故事的人。接着威拉德介绍了这部小说的三个组成部分，她认为阅读这本小说就像在欣赏一个雕刻象牙球，内含无数个小球，每个小球虽然有不同的设计，但都来源于谭恩美对记忆的关注或隐藏，正是这个单一的来源，让谭恩美塑造了很多了不起的角色。同样，这份书评从文学性出发客观地评述了小说的情节设计和主题意义[20]。

近年来美国媒体对华人文学的评介逐渐向文本转移，倾向于弱化作者的民族身份，重视作品本身的文学性与艺术性。通过分析语料，不难发现《纽约客》和《纽约时报》越来越青睐新一代（80后、90后）华人作家的作品，如李翊云、张彤禾、王苇柯、伍绮诗等。她们的多数作品与移民经历或中国社会无关，所以书评基本围绕作品的人物、情感、叙事和主题进行探讨。如《纽约时报》2010年评价李翊云的小说集《金童玉女》时，称李翊云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强烈的情感与冷静的语调之间的对比，让人想起纳博科夫对契诃夫叙事风格的描述：“故事以最自然的方式被讲述”，认为李翊云的故事中充满了失望和遗憾，但从不冷酷或令人沮丧。书评还引用了《善良》这篇小说的一个场景来说明这些故事具有情感共鸣的力量，称赞《金童玉女》是李翊云用普通的原材料塑造出的珍宝[21]。2017年《纽约时报》推荐李翊云新书《亲爱的朋友，写给生活中的你》时称作者对第一人称的运用次数虽少，但堪称绝妙。李翊云本人认为当她说出“我”这个人称代词时会感到不安，她说，“我”是一个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词，进入“我”的叙事的那一刻，她的自信便会土崩瓦解[22]。《纽约时报》2019年关于李翊云《当理性结束时》的2篇书评以及2020年关于《我非去不可》的书评都没有强调作者的民族、语言或者意识形态差异，仅从文本的叙事和主题出发推介图书。

C.Pam.Zhang的处女作《这些山中有多少是金子》2020年被两大报刊推荐2次，评论4次。小说讲述了淘金热期间，出生在美国西部的华裔姐弟抬着父亲的尸体穿越了一片荒凉土地的故事。《纽约时报》高度评价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美丽的”的小说，情节“迂回曲折、充满惊喜”，运用大量的比喻修辞和悖论。书评人为非洲裔美国小说家玛莎·索斯盖特，她首先肯定了小说的罕见主题——华人移民或土生华裔在美国西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打破了人们对美国西部的刻板化认知（多数描写美国西部的作品都是白人为主的男性角色），为美国西部“增添了新的面孔和故事”。接着，玛莎称赞了C.Pam.Zhang对于孩子埋葬父亲时的细节描写，使她联想到了威廉·福克纳的《我将死之时》和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中关于死亡的描写[23]。《纽约时报》2017年6月4日评价王苇柯的《中国女孩》（Chemistry）时，称这是一部关于一个有智慧的女人试图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位置的小说，笔触细微，却不乏幽默和情感。文中还强调了作者的写作风格：除了女主角的男友拥有姓名“Eric”，女主角和其他人都没有名字，“忧郁但讨人喜爱的叙事声音让人想起珍妮·奥菲尔的《推测部》和凯瑟琳·莱西的《无人失踪》”[24]。《纽约时报》2017年10月1日对伍绮诗的《小小小小的火》的书评中说，作者巧妙地完成了一部描写阶级、种族、家庭的危险现状的小说，并实现了在巨大而复杂的道德关系网中“对全知视角一视同仁的使用”，认为使这部小说比她的处女作成就更大[25]。

当然，从文学性出发的评介并非都是正面的。2000年2月27日《纽约时报》评介陈达的《山的颜色》时，指出这部小说的两大问题：首先语调不一致，书中的前后氛围变化过快；另一个问题是作者缺乏对细节的洞察力，导致书中出现的许多人物都是呆板的。[26]《纽约客》2004年10月1日评介哈金的新书《战废品》时，认为小说的主题很吸引人，但行文过程中充满了冗长的有关政治真理的阐述，与哈金之前生动活泼、情感准确的作品相比，《战废品》令人失望。[27]2017年《纽约时报》专访谭恩美并评介新书《过去开始的地方》，通过转述谭恩美与编辑丹尼尔·哈尔彭的对话，还原这本回忆录是如何写成的。编辑认为《过去开始的地方》不是传统的叙事自传，不连贯的章节给人支离破碎和实验性的感觉，“像是拼贴画或剪贴簿，而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对过去进行的标准挖掘”[28]。

（五）英语写作优势与身份探索

华人文学按创作语言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汉语为写作工具的，这类作家往往在中国出生后才移居国外；一类是以居住地语言（如英语）作为写作媒介而直接融入西方主流文化的，这类作家大多为移民或移民后代，后者在我们搜集到的语料中占绝大多数。以《纽约客》来说，《纽约客》每期有固定的栏目发表小说，但很少发表翻译类小说，在每年发表的五十多篇小说中，翻译类小说占比不到十分之一[29]。我们发现在《纽约客》上多次发表小说的像李翊云、哈金、何舜廉、王苇柯等华人作家都是采用英文书写，且英语基本达到了母语水平。

这一现象背后的动因是多重的。首先，流畅地道的英语书写相比翻译作品在华人文学市场有着绝对的优势。华人作家如果用汉语进行写作，他的写作对象便是中国人，在创作中他会使用一些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表达，但是如果作品的阅读对象是说英语的，这些表达即使经过最高超的翻译，对西方读者来说也很有可能是陌生的、蹩脚的，会自然地产生阅读障碍。但是，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华人移民作家来说，英语创作无疑是一种挑战，实际操作时往往不尽人意。《纽约时报》2000年在评价小说集《新郎》时，肯定了哈金的英文书写，但也指出哈金的词汇量有限，他的作品读起来就像是自己翻译了自己的中文作品，有些措辞让读者感觉英语只能成为一种满足哈金目的的笨拙的工具[30]。

对于用非母语写作的华人作家而言，语言间的对抗是他们创作中的一条鸿沟，也是他们在异国寻找、建构身份的必经之路。2007年《纽约时报》评介李翊云的《亲爱的朋友，写给生活中的你》时称其给人印象最深的并不是私人的故事，而是有关李翊云与她的“私人语言”（英语）之间关系的文字。李翊云在书中写道：多年来她的大脑已经放弃了中文，并把这一决定比作“一种自杀”。书评人对此进行评述：“通过牺牲其母语，李翊云以微妙的方式从她后来习得的语言中塑造了某种可读形式的“自我”[31]。李翊云曾拒绝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不妨认为，英语是李翊云写作时的第一语言，也是她唯一可以用来讲述这个故事的语言。在寻找身份认同的道路上，英语书写让她有了被忽略但却未被疏远之感。

相比李翊云放弃汉语的决绝，一些华人作家倾向于在中英碰撞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独特的语言，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重新定义世界文学。汤婷婷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汉语和英语各具优点，可以互为补充。汉语是她的母语，但英语写作给了她第二次自由，使她可以将小时候听过的中文故事自由地、用各种形式进行表达。她虽然采用英语书写，但也会实验性地加入汉语，使她的英语更加完美。裘小龙也曾谈到双语写作的优点——可以把在一种语言里发现的感性东西运用到另外一种语言的表达中去[32]。谭恩美的小说创作也具有强烈的中英混合特色。哈金更是让自己“非母语书写”的劣势变废为宝，当作素材融入到创作中去，他在《自由生活》中描写了中国人努力学习英语的情景，以二语学习者的角度故意误用了一些英语表达，通过小说人物的声音表达自己学习英语过程中的困难。

对于华人作家来说，一方面，英语书写更容易使西方读者接受，让书卖得更好，这也是华人文学比中国文学受关注更多的原因。另一方面，它还代表了作者对移民身份的探索，在身份建构的过程中，英语书写是华人移民者融入西方主流文化的标志之一。正如哈金所说“移民经历的核心是如何学习语言——或者放弃学习语言，但如果没有对语言的绝对掌握，这对一个移民来说是不可能的”[33]。语言建构身份，只是不同的华人作家有不同的选择而已。

五、结语

华人作家群体通过文学创作反映了他们的生存境况和心灵图景，也揭示了他们对待中国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态度。作为文化媒介，美国主流媒体对于华人文学作品的选择和评价可以让更多的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前提是这些评价是客观的。本文搜集了21世纪以来《纽约时报》和《纽约客》两大报刊杂志对华人文学的评介，自建“华人文学书评”语料库，通过量化和质性分析发现：第一，受评华人作家总数相对可观，被报道3次及以上的作家共有22位，女性作家多于男性作家，受评作品具有较强的获奖效应；第二，受评作品主题范围较广，除了以移民经历、中国历史神话、特殊时期政治为创作背景的作品，近年来还出现了反映现代中国社会的作品，以及脱离作者民族身份的文学创作；第三，美国主流媒体在选择和评价华人作品时，虽然仍存在意识形态差异，但评介逐渐向文本转移，倾向于弱化作者的民族身份，凸显作品的文学性；第四，英语书写更容易让西方读者接受，也为华人作家带来了身份认同。从被边缘化到颇受瞩目，华人文学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在美国文坛取得了一席之地，李翊云、伍绮诗、严歌苓等新一代华人作家正跻身美国文学“主流”。但作为跨文化书写，华人文学仍在文化间“摆渡”，美国主流媒体在评介时仍倾向于将其贴上“他者”的标签。华人文学若想真正融入美国主流文学和文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①刘蒙之：《美国书评媒体的类型与定位》，《编辑之友》2012年第10期。

②崔艳秋：《〈出版人周刊〉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基于AntConc语料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4期。

③张晓：《书评霸主：〈纽约时报·图书评论〉》，《出版广角》2003年第4期。

④庞贝：《书评可当社论做——美国〈纽约时报〉独立书评机制的启示》，《新闻知识》2008年第8期。

⑤叶子：《中产阶级的“利基”杂志与美国文学的温床——〈纽约客〉综述》，《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⑥梁丽芳：《扩大视野：从海外华文文学到海外华人文学》，《华文文学》2003年第5期。

⑦[美]许韶洋：“The Asian-American Canon Breakers”，《纽约客》2020年1月6日。

⑧[美]珍妮特·马斯林：“When Life Imitates Opera,Be Careful Whom You Love”，《纽约时报》2007年7月19日。

⑨[美]菲利普·甘伯恩：“BOOKSINBRIEF:FICTION&POETRY: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纽约时报》2001年5月13日。

⑩程爱民：《论美国华人文学的发展阶段和主题内容》，《外国语》2003年第6期。

[11][美]华特·肯恩：“‘A Free Life’:Ha Jin rehashes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纽约时报》2007年11月25日。

[12][美]杰斯·罗：“The News from Shanghai”，《纽约时报》2010年10月17日。

[13][美]德怀特·加纳：“Ha Jin’s Cultural Revolution”，《纽约时报》2000年2月6日。

[14][英]艾伦·赖丁：“Adopting a Country,Then Crashing Its Best-Seller List”，《纽约时报》2001年10月18日。

[15][33][美]约翰·厄普代克：“Nan,American Man:A new novel by a Chineseémigré”，《纽约客》2007年12月3日。

[16][美]大卫·布鲁克斯：“Amy Chua Is a Wimp”，《纽约时报》2011年1月28日。

[17][美]艾伦·保罗：“AParent Confronts Conformityin the Classroomof China”，《纽约时报》2007年8月27日。《纽约时报》2017年9月3日图书推荐《小战士》。

[18]《纽约客》2008年10月27日“图书简讯”栏目介绍《打工女孩》。

[19][美]傅好文：“Dynamic Young Engines Driving China’s Epic Boom”《纽约时报》2008年10月22日。

[20][美]南希·威拉德：“Talking to Ghosts”，《纽约时报》2001年2月18日。

[21][美]弗朗辛·普洛斯：“Straw into Gold”，《纽约时报》2010年9月19日。

[22][美]樊嘉扬：“The Rare Writer Who Hates the Word‘I’”，《纽约时报》2017年2月19日。

[23][美]玛莎·索斯盖特：“A Haunting Debut Novel Brings New Faces to the Myth of the American West”，《纽约时报》2020年5月10日。

[24][美]罗云·布坎南：“Marriage,Family,a Ph.D.:A Comic Novel Looks at a Chemist’s Unstable Bonds”，《纽约时报》2017年6月4日。

[25][美]埃莉诺·亨德森：“In a Quiet Ohio Town,Who Started the Fire,and Why?”，《纽约时报》2017年10月1日。

[26]曹冠龙：“Getting Out”，《纽约时报》2000年2月27日。

[27]《纽约客》2004年10月11日“图书简讯”栏目简介哈金的新书《战废品》。

[28][美]亚历桑德拉·阿尔特：“Amy Tan,the Reluctant Memoirist”，《纽约时报》2017年10月7日。

[29]叶子：《猪头哪儿去了？———〈纽约客〉华语小说译介中的葛浩文》，《当代作家评论》2013第5期。

[30][美]克莱尔·梅苏德：“Tiger-fighter meets cowboy chicken”，《纽约时报》2000年10月22日。

[31]2007年《纽约时报》评介李翊云的《亲爱的朋友，写给生活中的你》。

[32]卫景宜：《全球化写作与世界华人文学——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裘小龙谈话述评》，《国外文学》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