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银山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文化振兴作为乡村“五大振兴”重要一维，要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1]。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的灵魂所在，可以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与引导力。但乡村文化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困境是不争的事实，乡村文化场域作为乡村文化生产、发展及延续的基本空间，传统乡村文化场域趋于解体导致乡村文化内生动力缺失，是乡村文化振兴工作面临困境的主要成因[2]。从治理角度来看，当前“行政主导”模式因其乡村文化治理理念的“城市化”、运作的“项目化”、治理绩效的“任务化”[3]，导致了公共文化脱离其所依托的社会结构，自上而下输送文化，将文化内容“赐予”文化主体，在实践中可能出现价值困境、功能困境、行为困境等结构失衡现象[4]。学界及实务界对于如何实现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即如何改进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展开了充分研究与实践，现有代表性理论成果主要基于以下两大路径。

第一，基于外部资源嵌入的路径。政府要加大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力度，进一步挖掘文化资本，同时对各类文化阵地设施提档升级，根据村民的惯习提供差异化的公共文化服务[5]。社会组织作为基层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在动力、资金和氛围上具有显著优势，在缓解政府压力、满足村民需求、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6]。城乡融合作为乡村文化振兴重要突破口，通过城乡协同推进“两创”为抓手传承乡村特色文化，以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产业融合发展、人才共育共享为抓手推进乡村文化全面振兴[7]。

第二，基于乡村内生性驱动的路径。在激发原住民内生动力的基础上，可以借助乡村旅游实现对乡村文化的再造与重塑[8]。通过借助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资源与优势，让少数民族群众认识到自身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农耕文化的内在价值，在文化保护与开发中发展壮大这些文化，可以走出一条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路径[9]。通过“社区营造”、建设内生的农民文化活动组织，可以增强农民主人翁地位；转型治理模式，加强县乡两级组织在文化管理上的主动权，按照以农民为中心的工作原则来推动工作才能实现群众文化的繁荣[10]。对于广大农村地区，以发展社区教育为切入点，推动社区教育参与乡村文化场域重构，可以激活村民文化自觉，助力乡土文化空间重构，实现乡村文化内生型发展[11]。

上述研究成果不同程度提到要将嵌入与发挥内生性功能结合起来，但未能将两者功能发挥的界限与合作方式统筹起来，且缺乏实践案例支撑。也有学者注意到现在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矛盾体现在村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与供给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因此，需要在供给侧改革中构建联动机制、互动机制、激励机制[12]。无疑，上述研究基于理论建构的角度指出文化振兴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与要点，但对于具体供给侧改革路径与改革逻辑缺乏分析与论证。笔者于2020年8月在福建省永春县生态文明研究院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驻村调研，发现永春县在文化振兴供给方式上具有创新性，兼具但又超越资源嵌入与村庄内生的特点，能够以更低成本实现高效文化振兴。因此，借鉴优势治理理论，构建优势供给概念作为学术分析理论工具，力图对当地乡村文化振兴路径作一路径描摹及内在机理分析，为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提供实践启示以及理论探索。

一、优势供给：一个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分析框架的构建

(一)作为概念的优势治理

优势这一概念在经济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中被广泛运用。但优势治理作为一个建构性概念，最早起源于1989年，Ann Weick等人[13]在社会工作领域提出，Saleebey则进一步指出，优势视角是对传统社会工作的一大飞跃，优势视角取向的实践意味着，要积极寻求、探索并利用案主的资源和优势，协助他们达到目标[14]。在国内较早使用优势治理概念的学者以芦恒为代表，指出在棚户区改造及回迁过程中，采用基层社会的“优势治理”视角，着眼于社区内部的主体性优势，挖掘社区内的各类资源，探索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之路[15]。张大维进一步指出，优势治理是治理系统中政府和民众等各参与要素根据各自的优势，以最合适的身份和最优质的状态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和协同治理[16]。部分学者进一步将优势治理的视角引入乡村振兴分析理路中，指出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优势治理，是指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农民、社会等各参与要素的优势潜能和特点特长，在国家、地方和基层治理体系中形成谁占有优势谁来占位补位的善治格局[17]。这一理论源流无疑为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分析提供了理论来源，但其面临过于宏大抽象而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因此，本文以文化振兴工作过程中的供给为突破口，建构优势供给的概念，力图在解释“文化供给—需求满足”高效衔接的过程中，阐释这一概念的学理内涵。

(二)优势供给：一个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的分析视角

优势供给概念脱胎于优势治理分析视角，指的是在某一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由最具备比较优势的主体供给该类产品。这一概念内涵以下要素，其一，由于公共产品的综合性与复杂性，某一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以细分为多个环节，因而在某一产品的供给过程中，可以由政府、市场、农民按照其自身相对于其他主体所具备的优势，共同合作完成对某一公共产品的供给。其二，优势供给本质上是一种主体多元化的供给。在供给过程中，需要打破以往的行政主导逻辑，采用“主题视角”，即针对某一特定对象，谁最具备优势就由谁主导的动态协调过程。其三，优势供给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供给均衡，其所实现的必然是投入的最小化，带来的结果却是效能的最大化。因此，在整个供给过程中，讲求成本最小化、效能最大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优势在于党的领导。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其在短期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在于通过执政党规划实现经济社会快速跃迁。强调优势供给是在面临资源约束的背景下，能够以最小的成本迅速完成国家的政策目标。随着脱贫攻坚向乡村全面振兴转化，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依旧是乡村振兴工作面临的结构性障碍。如何在党的引领下，通过发挥党的政治领导优势、动员优势，激发社会各界各方面的参与活力，将多元力量凝聚为乡村振兴工作的合力。党的有效动员与组织，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小成本整合尽可能多资源，从而实现效益最大化。通过政府与社会组织、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有效合作，可以更好发挥各方服务功能[18]。优势供给路径因其在供给内容、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层面，能够通过党的引领带动多元主体参与，使得文化产品符合群众实际需求，有效保障文化产品供给资金来源，使其具有相对一般文化产品供给模式所不具备的优势。因而，这一路径可以为其他地方，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提供参考价值。可见，在乡村文化振兴工作中，建构优势供给的分析视角，并将其广泛运用于实践，对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具有显著现实意义。

二、何以可为：优势供给视角下的永春社区大学实践审视

永春县为福建省泉州市下辖县级行政区，2019年GDP为484.10亿元，在泉州市11个区(县、市)中名列第9。实际上，永春县经济排名常年稳居在倒数第3的位置。然而，与经济排名不相符的是，其在以绿色生态文化促进发展方面却有所创建。2020年10月9日，被生态环境部命名为第四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在整个过程中，永春县委县政府发起成立的智库机构——永春县生态文明研究院，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该机构于2017年，由永春县人民政府会同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福建农林大学共同成立。该机构成立以来，打造了以岵山社区大学、花石红色社区为代表的文化品牌，走出了一条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独特路径。本研究以优势供给作为理论分析工具，选取岵山社区大学作为分析对象，剖析其乡村文化振兴路径。

(一)永春县乡村文化振兴的困境及社区大学的引入

永春县早在2013年就开始探索生态文明发展路径，其启动乡村文化建设远远早于国家层面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出台。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永春县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着五大困境，一是地方性知识荒芜式微。现代化的教育观念不断冲击乡土社会，导致原有乡土经验无法代际传承，尤其是永春县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2018年)，有诸多非遗文化与生态知识濒危。二是自组织力量缺失。传统延续下来以长老、行会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趋向瓦解，乡村社会缺少文化活动发动者、组织者。三是人才流失严重。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量外流，留守在乡村的多为老人、妇女及儿童，对文化活动缺乏兴趣。四是资金来源匮乏。群众收入水平有限，不愿意对精神文化活动做投资。五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文化供给不精准难题。由于城乡信息不对称，政府的自上而下行政主导逻辑导致文化供给同质化，忽略了乡土社会内生需求。

正是基于行政主导模式在乡村文化振兴领域中的困境，永春县开始探索其他路径。与当前主流乡村文化振兴模式不同的是，永春县委县政府并不直接作为乡村文化的供给者，而是通过出资引入新型智库机构——永春县生态文明研究院，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设计者与实践者。2017年9月，永春县生态文明研究院在岵山镇成立社区大学。该大学办学地址为永春县生态文明驿站，该驿站由永春县生态文明研究院联合县委组织部、发改局共同成立。社区大学3名工作人员能够熟练讲当地方言，加之有党委政府作为出资方、参与方，成立伊始便得到村民的信任。政府在资金、手续审批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协调，但县委县政府并不直接参与社区大学的具体运作，而是通过组织参观考察、定期进行工作汇报等多种柔性治理形式，确保党对于社区大学文化工作的领导，能够使文化发展不偏航。

(二)乡村文化供给内容的在地化、专业化与创新化转化

如何使提供的文化产品为村民喜闻乐见，激发群众积极参与，则是考验文化振兴成效的重要标准。岵山镇社区大学的课程主要由30%的普适性课程、20%的城乡融合课程、50%的地方性知识课程所构成。

第一步，社区大学工作人员自身具备大学学历，文化素养高，选择儿童教育作为支点，在社区开展趣味英语课堂、历史文化知识讲座，算术比拼，由于契合儿童需要，很快吸引附近5个村的妇女及儿童过来。而且，在每周五晚上还会举办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通过电影、诗歌等形式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潜移默化到人们心中。

第二步，社区大学注重文化的在地化。岵山社区大学通过寻访当地老人、参观历史古迹的形式向孩子及家长展示当地传统文化。永春纸织画作为“非遗文化”，迄今已有超过1 300年的历史，然而一度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社区大学牵头联系非遗文化传承大师，招收将近30名附近村落小学生学习这门文化。除此之外，社区大学通过组织孩子们品尝当地传统美食、举办传统文化活动来让当地人感受到文化自信、文化自豪。

第三步，由于社区大学为永春县生态文明研究院下设机构，而研究院作为县政府与中国人民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共同成立的机构，可以将北京、福州等地高校的研究成果与理念引入永春当地。2017年以来，社区大学已经邀请多位“三农”专家、教育专家为当地开展讲学活动，将先进的理念以当地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扎根于乡土社会。

(三)乡村文化供给主体的一核多元化

政府主导逻辑下的治理，不论是互动式治理、参与式治理，其本质都是一种层级治理。在治理过程中，有着明确的主客体区分。而优势供给视角下的治理，则是一种党领导下的多元治理。在这一治理形态下，界定治理主体客体的标准则在于所要供给的产品内容。县委、镇党委通过对社区工作人员的政治引领与不定期业务指导，确保文化发展始终遵循正确的前进方向。此外，县委县政府赋予社区充足的自主空间，为社区大学引入的中国人民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大学专家学者讲学提供必要活动经费与工作支持。此外，乡村文化振兴，除了需要从外部嵌入专家团体，更需要激发群众文化自觉，通过参与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马克思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附近村民借助岵山社区大学提供的文化活动空间，不再满足于社区大学开设的课程与设定的议题，逐渐组织附近的村民学习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课程。例如，附近村民将自己的藏书纷纷捐到乡村图书室，周六晚自发组织读书会，由村民自己报名作为主讲人，分享自己的观点与学习感受，目前捐献图书已逾2 000册。

(四)乡村文化供给模式的可持续性

任何乡村文化振兴模式均需要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往以党委政府为主导的输入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输血式”供给，即便发动企业参与乡村建设，也往往因为缺乏变现途径而难以为继。优势供给模式下的永春实践，其资源来源于社会募捐、政府补助、课程收费、农户自愿出资等多种途径。由于社区大学在文化供给中，将嵌入性文化与在地化文化有机结合，真正契合村民需要，因此能够得到村民自发参与，村民也愿意为此出资出劳。乡村文化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村民既是文化产品的享用者，同时也是文化产品的提供者。因此，其对产品供给主客体的模糊，本质上是遵循一种“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因而文化活动可以一直有序开展。

三、何以可能：优势供给何以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一)优势供给内容的在地化、专业化与创新化契合文化建设的有效性

检视乡村文化建设工作是否有效的唯一标准在于村民能够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村民参与以在地化、创新性转化为前提条件，这要求文化供给内容必须多元化。各大不同主体在不同文化内容的提供方面具有不同的优势。因此，对文化内容多元化的需求本质是对文化供给主体多样性的检验。不同文化供给主体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对文化内容的合作供给，是乡村文化建设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1.以挖掘在地化文化为契机提升村民参与意愿。村民对于熟悉的乡土文化具有天然情结，易于亲近。党委政府通过聘用熟悉本地方言与文化的人员作为社区大学教师，一开始便让村民感到亲和感。社区大学教师选择以儿童为对象进行本地历史文化教育，以举办富有本地民俗特色的文娱活动作为突破口，因此在开始便成功吸引了村民参与，打破以往“政府建、村民看”的局面。

2.在参与中传承、发扬本地特色乡土文化。本地特色传统文化，既是历史遗留的结果，同时也需要在传承中不断地创新，这样才能确保传统文化始终保持先进性。随着时代发展，通过将先进理念、先进技术运用于传统文化中，往往可以推陈出新，使得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传承。永春县社区大学通过提供参与平台，让村民自己体验传统文化。通过对永春老醋的研讨，当地村民创新了醋的制作方法，使其更容易生产与保存，也使得永春老醋这一品牌进一步发展壮大。

3.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嵌入文化活动中。传统文化下乡模式之所以不能得到村民积极响应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供给内容未能很好地转化，不能以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广，村民因而不愿意参与其中。社区大学工作人员自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接地气的方式传递给村民。由于现代社会知识结构的多元化、更新化，要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嵌入到乡村地区，还必须依靠外部知识群体源源不断的输入，尤其是不同学科视角的专家、学者介入。同时，通过文化娱乐活动、“三农”专家讲座的举办，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嵌入乡村。

(二)优势供给主体的一核多元化契合文化建设的自主性

1.遵循人民群众既是文化的享用者，也是文化产品的创造者这一指导性原则。优势供给的主体多元化抹去了文化供给环节中的主客体，契合了人民群众既是文化的享用者，也是文化产品的创造者这一指导性原则。对于当地的非遗文化、手工文化需要在实践中才能够得到传承。优势供给的方式打破了以往政府张贴宣传画、举办文艺汇演等传统方式，简而言之，优势供给视角并不理所当然地将政府视为文化产品的供给方，将村民视为文化产品的接受者。而是采用一种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方式，在这一视角下，村民既能接受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福建农林大学等外部知识的输入，同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发展合适的乡土文化。通过文化的交流与体验，很好地实现了乡土文化的创造性传承。

2.提升村民自组织供给能力，培育内生性人才。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下，各类人才要素由乡村向城市积聚是不争的事实。如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对文化振兴工作的制约，就要求必须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多元主体合作供给的本质是对村民自组织能力的培育，通过将村民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村民自身成为了文化建设的主体。通过社区大学这一组织载体，将先进文化嵌入乡村，实现对乡村文化发展的牵引、启发，但最终文化由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在文化实践中，锻造了一批先进的乡村人才，成为了乡村文化振兴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三)优势供给成本的共担性契合文化建设的可持续性

1.实现了普适性文化产品的精准供给。行政逻辑主导下的乡村文化振兴工作本质上是一种公益性事业，既是国家的内在职能要求，又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条件。但这一自上而下的输入型模式，大多因无法感知村民的真实需求，而无法精准有效供给文化产品，自然也就无法对村民进行收费。社区大学每一项文化项目的供给，都由社区大学工作人员广泛收集民意，然后确定供给方式，因而能够确保供给的产品与村民的实际需求相互吻合。政府资金投入因准确把握住村民实际需要，实现了精准投放，有利于节约政府资金投入，实现对现有资金存量最大化利用。

2.在差异化文化产品供给中构建了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传统文化产品供给模式是一种重供给轻收益的供给模式，难以实现可持续性。提供文化产品作为政府的公共职能，难以实现排他性。而优势供给隐含一个前提，其构建了一个无形的市场准入制度。在社区大学举办的文化活动中，议题由具有参与意愿的村民发起，因此村民也即是文化产品的提供者与出资者。根据不同的议题，会有不同的参与者，不仅能够使得提供的文化产品真正符合村民的实际需求，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一种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而政府只需要提供社区运营人员的基本薪酬，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3.逐步探索出“政府补助+自主营收创收”的新型运作模式。社区大学通过开发付费课程，招收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学生参加小班制课程，获得课程收入。除此之外，社区大学通过发展古厝旅游、特色民宿等项目，带动村民就业，构建起社区大学、村委会、村民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同时，社区大学积极融入到乡村治理中，通过邀请大学教授、公司经营能人等现场讲学，对村干部、乡村能人不定期进行培训，从人才培训等活动中获取收入。此外，社区大学还积极参与醋文化产业发展、直播带货、活动推广等多个领域，积极扩大收入来源，真正实现营收多元化。

四、结论与探讨

2020年，脱贫攻坚工作的胜利完成，意味着乡村振兴工作由启动阶段迈向加速度阶段，由局部开展迈向全面铺开。2021年，国家乡村振兴局的成立，标示着乡村振兴工作成为“三农”领域的战略性举措。探索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在资源禀赋缺乏、经济发展欠缺、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的欠发达地区实现乡村振兴，就成为理论界及实务界迫切需要回答的命题。基于理论溯源及现实检视的方法论，构建并引入优势供给这一分析视角，力图为回答这一命题提供一种思路。优势供给不是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的简单相加，而是要求在文化产品的供给过程中采用一种“主题视角”，按照谁占有相对优势则由谁来提供该产品的原则。在供给视角下，外部嵌入抑或内生驱动不再是思考乡村文化振兴路径的出发点，而是采用“主题视角”之后的一种实然结果。

1.优势供给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现实选择。永春县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案例除了在学理上提供思考，其最大的现实意义不在于为发达地区文化发展提供路径参照，而在于当前我国广大农村落后地区面临资源约束的条件下，如何能够走出一条文化振兴的康庄大道。在乡村文化建设工作中采用优势供给视角的必要性在于，一是政府、市场等单一供给主体在文化供需有效衔接层面均不同程度存在“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现象，决定了需要根据文化产品内容来决定合适的供给主体。二是人民群众既是文化的享用者，同时也是文化的创造者。以往的行政输入模式无疑是将村民作为被动的接受对象，而且将乡村原有文化当成落后文化加以改造。优势供给视角下的多元主体合作则将村民自身既看作文化的享用者，同时也是文化产品的供给者。三是以往重供给轻效益的文化建设模式忽视了可持续发展问题，导致“资源空转”现象。优势供给是以村民实际需求为前提条件，文化产品、活动的提供必定是基于参与者的支持，因而是一种谁享用谁付费的原则，通过构建起一个无形的市场准入制度，这是确保乡村文化振兴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四是优势供给视角的结果必定有助于党委和政府从纷繁琐碎的具体事务中抽离出来，群众自身成为文化产品的供给者、参与者、享用者，极大地减轻了党委政府工作压力，从而能够实现赋权增能的双赢局面。

2.优势供给的前提条件。优势供给的达成要求各大供给主体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首先，从成本角度来看，政府与其他各类主体最大的区别在于公共性，因而决定了政府必须作为文化供给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在当前各大地区，文化产品尚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条件下，引入市场主体无疑困难重重，因而政府理应作为资金主要提供方。如果能够在文化振兴中探索出知识付费机制，则可以逐步引入市场主体，构建利益共享成本共担的合作机制。其次，从产品供给来看，文化产品效益的发挥程度最终取决于作为消费者的村民的接受程度，而村民接受必然以村民参与作为前提。强大的行政动员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但可能带来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政府强行政主导逻辑惯性，忽视村民参与意愿。在地化知识作为村民情感纽带可以自然得到村民接受，但要使得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村民所喜闻乐见，则需要引入专业化群体，创新产品内容与供给方式。因此，需要综合上面两个层面，要求政府在财权方面赋权，在事权方面充分放权，放手让其他各类主体探索乡村文化振兴的可行性路径。

3.优势供给是超越外部嵌入与内生驱动的第三条路径。单一的外部资源嵌入抑或内生驱动，均不能实现文化建设的效能最大化。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日益走向现代化，政府、市场、社会、农民等主体合作日渐加强，但优势供给并不是要求各类主体简单地合作供给某项文化产品，而是在横向上，要求各大主体通力协作，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在纵向上，要求从文化产品议题的设定、项目的收费、执行、消费，及至新一轮文化产品的再次供给，均按照谁占有优势就由谁来补位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