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艳宁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中心、山东艺术学院 戏曲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一、戏曲与民俗的渊源关系

戏曲与民俗的关系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话题。从原始歌舞到宋元杂剧，戏曲艺术在祭祀、祈福、节令等时节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诗经·陈风》有云：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翿(1)王秀梅译注：《诗经》，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3页。。这些带有仪式性的歌舞场景，不仅是中国最早的民俗活动，同时也是戏曲艺术最早的起源。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写道：“《楚辞》之灵，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现代戏曲史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3)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这些歌舞说白了“是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4)王国维：《王国维戏曲论文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从起源上来看，戏曲艺术是和中国传统的民俗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除却起源上的关联，节日民俗和戏曲之间的历史往来同样频繁而密切。《东京梦华录》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条，记载了二郎神生日庙会中“杂剧”的演出：“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钧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5)(宋)孟元老撰，王永宽注译：《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梦梁录》卷十九《社会》条，也有南宋临安各庙会中戏曲表演的描绘(6)参见周育德：《中国戏曲文化》，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67页。。到了明代，戏曲和民俗间的往来更是上升为规模盛大的“狂欢”活动，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详细记载了中秋节虎丘山戏曲演出的盛况：“虎丘八月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7)(明)张岱撰，淮茗评注：《陶庵梦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5页。这些传统的民俗节日，成为戏曲艺术得以广远传播的重要保证。

历史上描绘节日民俗中戏曲演绎的著作有很多，历代笔记体小说中均有出现，但将戏曲与民俗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学术课题进行研究，则是近代以后才有的事情。较早关注二者之间关系的学者当推刘师培，他在《原戏》中写道：“在国则有舞容，在乡则有傩礼。后世乡曲偏隅，每当岁暮，亦必赛会酬神，其遗制也。”(8)刘师培：《原戏》，《刘申叔先生遗书》第五十三册：《左庵外集》卷十三，宁武南氏校印本，1936年，第3页。同时在《舞法起于祀神考》中，他更是明确指出了戏曲在民俗活动中的呈现目的：“是犹后世之演剧酬神也”(9)刘师培：《舞法起于祀神考》，《刘申叔先生遗书》第五十三册：《左庵外集》卷十三，宁武南氏校印本，1936年，第4页。。刘师培之于戏曲与民俗的观点，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1915)以及董每戡的《中国戏剧简史》(1949)都是在这一观点的支撑下展开了对戏曲起源的研究。

综合来看，现有对民俗戏曲的文献研究，数量是比较可观的，但这些研究也有一个显见的特点，那就是大多是从史学角度出发，重点论述戏曲和民俗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近年来出现在民俗戏曲中的新变化，尤其是随着消费主义的普遍风行，民俗戏曲中所出现的一些看似矛盾的特质，则较少有文献论及，这给我们研究民俗戏曲的现代发展提供了契机。

二、鲁中地区民俗戏曲的呈现场域

以地缘而论，“鲁中地区以泰、鲁、沂、蒙、徂徕山等中山山地为主体……，一般认为，北以小清河与鲁北平原为界，东沿潍沭河一线与鲁东丘陵接壤，南至尼山、蒙山一线，西以东平湖和南四湖与鲁西平原接壤，大致包括今淄博、济南、泰安、莱芜和临沂的部分地区。”(10)吕桂菊：《鲁中山区乡村景观特质、发展模式及规划设计研究》，山东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第24-25页。这一带因自古地处齐、鲁两国交汇处，其民居生活及节日民俗兼具齐、鲁两地风情，其民间艺术也往往成为齐鲁大地的典型代表。目前，活跃在鲁中地区的戏曲剧种主要有五音戏、莱芜梆子、山东梆子、吕剧、柳子戏等形式。归纳起来，鲁中地区的戏曲表演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民俗活动中。

首先是节日聚戏，尤以元宵节最为典型。史料记载，“康熙三十年，上元日，李柟(木庵)家金斗班演出《桃花扇》，请孔尚任居上座。”(11)《中国戏曲志·山东卷》(大事年表)，2000年，第30页。道光十三年，《章丘县志》中记载：“元夕，设灯棚，具傩戏。”(12)《中国戏曲志·山东卷》(大事记)，1987年，第5页。彼时在民俗节日中上演戏曲，既是家宴聚乐的精神享受，也是“驱鬼逐疫的祭祀仪式”，兼有娱乐和祭祀的作用。今天的元宵节唱大戏，规模更大，其娱乐作用也更为突出，2018年的元宵节，济南市区、章丘区、淄博周村、莱芜钢城等地都进行了精彩的戏曲演出，这些演出剧目繁多，百姓反响热烈(13)参见《正月十五 好戏不断—2018年山东元宵戏曲晚会火热开场》，《济南日报》，2018年3月2日，第2版。。

庙会是鲁中地区戏曲艺术唱主角的另一个重要场所。“中国的寺庙远在南北朝时期，已成为宗教性的群众游乐场，因而成为中国戏曲文化的重要的摇篮。中国戏曲形成以后，仍然保持着与宗教习俗的不解缘。庙会酬神演戏是最为壮观的民俗活动之一。”(14)周育德：《中国戏曲文化》，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65页。鲁中山区的庙会数量多、场面大，仅泰山地区，就有东岳庙、东岳上庙、东岳中庙、玉帝观、玉皇庙、会真宫、后土殿、青帝观、三皇庙等庙宇，据乾隆二十年修订的《曹州府志》记载：明天顺末(1464年左右)，州人在东岳神庙祷赛，优人以《五龙王劈生分子》为戏……(15)《中国戏曲志·山东卷》(大事记)，1987年，第10页。张岱《陶庵梦忆》卷四“泰安州客店”中，也记载了当时泰安城内大批戏曲艺人云集，等待庙会开演的热闹景象(16)参见(明)张岱撰，淮茗评注：《陶庵梦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81页。。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型庙宇遍布在鲁中山区，以济南为例，“除了重阳节千佛山庙会、暮春三月的药市会外，在城乡寺庙附近也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庙会。……城乡居民多携儿带女来逛庙会，先到庙里磕头烧香，求神保佑康健；然后在戏台前乐呵呵地看上半天戏……”(17)张继平：《泉城忆旧》，济南：济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鲁中山区民俗戏曲呈现的另一个重要场合是在喜庆风俗中。喜庆风俗包含的内容很多，但在鲁中山区，值得唱戏的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寿宴，另一种是添丁，还有一种是婚嫁，且尤以第一种最为常见。据《中国戏曲志》记载：“民国十三年(1924年)，章丘旧军孟家村孟扬轩为母祝寿，搭三个戏台，演戏两个月，从北京邀来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等20余人，花费3万元；民国十四年(1925年)，山东督办张宗昌为母祝寿，邀梅兰芳等在济南演出堂会戏《游龙戏凤》等，五音戏鲜樱桃参加演出《王小赶脚》，京剧演员还有杨小楼、荀慧生、尚小云、余赵岩等……”(18)《中国戏曲志·山东卷》(大事记)，1987年，第15页。直到今天，为高寿老人唱戏祝寿仍然是鲁中地区重要的庆贺方式。

除以上几种民俗活动之外，另外还有些特殊场合也会搭台唱戏，比如还愿、温居、科名甚或丧葬，崇祯五年(1632年)修《历城县志》，里面提到：亲人死后三日入殓，吊唁者至，演剧纵饮，日暮始归(19)中国戏曲志编委会：《中国戏曲志》(山东卷)，1994年，第10页。。由此可见民俗戏曲在鲁中地区的普及程度。

三、消费语境下鲁中地区民俗戏曲特征辨析

最近几年，鲁中地区的民俗活动日趋丰富，但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进步，尤其是随着消费主义的强势冲击，民俗戏曲所呈现出的整体样貌以及所体现的民俗精神在今天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的民俗活动空间变得更为复杂多元，很多看似矛盾的艺术特质在民俗活动场域交替呈现。

(一)精神信仰与文化消遣

民俗戏曲从起源来看，它所担当的功能是对神灵和逝者的祭奠，是沟通人和未知世界之间的精神信仰。以滨州的城隍庙会为例，每年的九月初二是当地城隍出巡的日子，百姓认为，当地的城隍爷为官清廉，勤于政事，因此他们会在庙会的日子集资聘请戏班，“唱三天大戏，以示对城隍的酬劳。”(20)《城隍“出巡”》，《滨州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28—129页。而同样，潍县城隍出巡的时候，百姓也是“家家早起做饭，穿了新衣服，如同节日一样，准备观看城隍出巡。”(21)《潍县城隍出巡记》，《潍坊市潍城区文史资料》第三辑，第191页。这种精神上的信仰，是带有祈愿和祝福性质的情感寄托。

相比较而言，现今出现在鲁中地区的民俗戏曲，在百姓心目中的神秘力量逐渐减弱，很多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不再相信民俗戏曲能够实现内心的夙愿，而是把它当成了日常生活的文化消遣。他们到达民俗戏曲的演出现场，拍几张照片便匆匆离去，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体验”民俗戏曲的热闹氛围，而只是为了在微博、微信、抖音等大众平台“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这种“到此一游”式的接触，首先罔论精神上的寄托，单就民俗戏曲本身的艺术价值和热闹氛围来看，也发生了极大的蜕变。

(二)区域性与大众化

区域特色的保持是民俗戏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积累沉淀的文化特质。但就现在鲁中地区民俗戏曲的呈现状态来看，民俗艺术与消费文化的不断聚合，使得鲁中地区的民俗活动在体现地域性的同时，又向着更为宽泛的大众化方向发展。一方面，鲁中地区的观众对流行于本地的戏曲剧种——吕剧、柳子戏、山东梆子、莱芜梆子等情有独钟。这些剧种善于表现刚正不阿、气宇轩昂的英雄人物，极富于“山东特色”，因此在民俗活动现场，很多观众不仅爱看这些戏，自己本身也能哼唱几句。另一方面，民俗戏曲在今天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百姓审美水平的提高，以及各种外来艺术形态的竞争，促发了民俗戏曲不断作出调整。以济南千佛山“三月三”民俗文化庙会为例，庙会前三天以及后五天都是戏曲专场演出，但4月6日到4月8日的演出则相对综合，不仅有京剧清唱、豫剧演出，同时还有电管乐连奏、模特秀、舞蹈、萨克斯独奏等表演形式(22)资料来源：济南千佛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宣传科。。这样的演出内容，明显突破了地方戏曲的限制，原有的以地域特色为主体的呈现方式被多元化的大众艺术所取代，“民俗不再是民众自我生产和享用的对象，也不再具有单纯的或纯粹的民间性，而有更多的异质性介入，呈现为多元主体创造的迎合商品市场需要的超越地方性的混杂性对象。”(23)徐赣丽：《当代民间艺术的奇美拉化—围绕农民画的讨论》，《民族艺术》，2016年第3期。不同的观众聚集到此，往往会得到比预想中更为多元的消费体会。

(三)商业性与公益性

民俗戏曲的商业特性是随着民俗活动的市场化逐渐呈现的。宋元以前，中国的商品经济尚未萌芽，出现在民俗活动中的艺术表演，是以“葛天氏之乐”(24)《吕氏春秋·古乐篇》：“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为代表的原始歌舞，目的纯粹且“多少带有一些迷信”(25)张庚：《戏曲艺术论》，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到了宋元时期，城市里的商业活动兴盛起来，民俗活动的聚众效果给手工艺者带来了商机，《东京梦华录》记载了汴京城中元节搭台唱戏、商贾往来的繁盛景象，市井中所售之物从特色小吃到祭祀用品，种类繁多，着实是一个琳琅满目的杂货市场(26)参见(宋)孟元老撰，王永宽注译：《东京梦华录》，北京：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页。。鲁中地区的节日民俗自古以来也是百姓聚会、商品买卖的集散地，据《德州文史资料》记载：德州的城隍庙，于民国17年(1928年)被国民党县政府开辟为“中山市场”，招商设肆，并在前大殿东侧，修一小型戏院，西跨院“三皇庙”改为说书馆，日伪统治德州以后，又把城隍庙进行了重塑，从此，德州城隍庙变成了一个神庙、商场、娱乐之所(27)参见孙寿昌：《德州城隍庙》，《德州文史资料》第六辑，第106、107页。。今天游走于鲁中地区民俗活动的现场，以戏曲演出招徕顾客，成为现代民俗戏曲的重要存在价值。

但另一方面，地方戏曲与节日民俗的结合，不仅和民俗学、宗教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实际上比这更为深刻的，是在民俗表演的过程中，以戏曲为纽带所展现出来的区域凝聚力和百姓亲情，正是这种最为淳朴的民间亲情，才使得民俗戏曲具备长久的生命力。节日民俗需要戏曲的装点，而戏曲艺术也需要借助民俗活动得到发扬与光大，“民间文化、民俗文化是戏曲的母体和载体，而戏曲则是这个母体载体中最为活跃、热闹和狂野的情绪宣泄和情感表达，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狂欢’和高潮是以戏曲的锣鼓为起点和标志的。”(28)刘祯：《戏曲与民俗文化论》，《戏曲研究》，2006年第2期。在鲁中民俗戏曲的活动现场，可以看到90%以上的观众都是老年人，对这些观众来说，民俗戏曲更是承载了他们浓郁的乡土记忆和怀旧情感，这也成为民俗戏曲在今天所倡导的重要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