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冶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明中期徽州知名学者汪循(1452—1519)的学术与事功具有典型性。(1)汪循与明中期学术及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已得到学者的重视，其中汪循学行特点与脉络有待补益。祥见王裕明：《〈仁峰集〉与明中叶徽州社会》，《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钱明：《王学在新安地区的遭遇与挫折——以王守仁与汪循关系为例》，《黄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解广宇、王凡：《论新安理学家汪循》，《朱子学刊》第18辑，黄山书社2009年版。他生逢阳明心学肇兴之前，思想扎根于新安理学传统之上，又受陈白沙、庄昶学问的影响，并与王阳明往复论学。汪循的政治生涯也颇坎坷，弘治九年进士及第后，历任永嘉知县、顺天府通判等职，正德初因弹劾权宦刘瑾而罢归乡里，不复出仕。归家后的汪循始终秉持对上层政治的关注，其经世活动具有突出儒者气节的鲜明特点。汪循的思想志业投射在乡里实践上，就是试图重塑乡邦精神的实践面向，引导徽州后学注重践履的新风气。汪循的学问和功业颇具特色，以其问学行道、乡邦活动为线索，实可呈现明中期时代转折中部分士人的思想抉择和出处境遇。

一、问学庄昶：白沙之学入徽

徽州(古称新安)素称朱子故里，其学术以羽翼朱熹思想为首要特色。徽州朱子学在宋元时期蓬勃发展，名家辈出，在元末已有“东南邹鲁”之称。宋元徽州朱子学对后世思想文化影响深远。明初敕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颁行天下，就以宋元徽州学者的理学著作为参考底本，可谓从官方层面认可程朱理学正传地位。(2)朱冶：《元明朱子学的递嬗：〈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3—186页。随着明代官方理学持续推进，心学思想也暗潮涌动，徽州朱子学在明中期开始出现新特点。休宁人汪循为此时徽州学者的典型代表，其学术与事功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以往学界多关注湛若水、王阳明及其后学在徽州地区传播心学的活动。(3)周晓光：《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安徽史学》第5期，2003年5月；陈时龙：《十六、十七世纪徽州府的讲会活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0期,2003年5月；卞利：《湛若水在徽州的讲学活动及其与祁门谢氏家族的交往——以新发现的祁门谢氏家族与湛若水交往文书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刘艳：《湛若水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和影响》，《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实际上早在明中期，汪循已开启了白沙心学与徽州朱子学结合的先河。

汪循的学问受到白沙心学的影响。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著名学者湛若水。湛氏嘉靖七年为汪循文集写序时，明确提出汪循的学问归属问题，认为他是陈白沙之学的信徒。值得玩味的是，湛若水的这篇序文却未被收入现存清康熙刻本《汪仁峰先生文集》中。那么，汪循与白沙之学的关系究竟如何？

湛若水指出，汪循由师从庄昶而受教白沙之学。(4)湛若水著，钟彩钧、游腾达点校：《仁山汪子文集序》，《泉翁大全集》卷20，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7年，第575页。以陈献章为代表的白沙学派，为明代心学的发端。清初黄宗羲盛赞白沙之学，认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5)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5《白沙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9页。湛若水也是在继承陈白沙学说的基础上，演发出“随处体认天理”的宗旨，最终形成明代理学重要一脉“甘泉学派”。湛若水在读汪循文集后，更加肯定地指出：“(汪循)果尊信白沙之学者，而于紫阳(朱熹)反若不能释然。”不过，湛若水也颇为郑重地提到，汪循的学问尚未入道：“使其不遂早世，培其根以达其枝，廓其端以致其光大，追诸儒之轨，以由六经之道，岂可量哉！”(6)湛若水著，钟彩钧、游腾达点校：《仁山汪子文集序》，《泉翁大全集》卷20，第575页。

汪循确是从庄昶处闻说陈白沙学问要旨的。江浦人庄昶，字孔旸，号定山，成化二年进士，因直言上疏被谪，与章懋、黄仲昭、罗伦合称“翰林四谏”。其诗中有道，文采过人，与陈白沙诗并称“陈庄体”。汪循自述无从接引陈白沙，“比游南都，时一峰(罗伦字)物故，白沙距隔数千里”(7)汪循：《奉庄定山》，《汪仁峰先生文集》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7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09页。，于是访求庄昶之学，并在两次求学庄昶之际，得知“白沙造诣之深，诚一代泰山之岳”。(8)汪循：《祭定山先生文》，《汪仁峰先生文集》卷20，第455页。庄昶是白沙心学的拥护者，尽管黄宗羲《明儒学案》将其列入《诸儒学案》，且认为陈、庄两人观念有细致差异，但也承认两者理念相合。(9)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45《诸儒学案》，第1078页。

汪循数次访学庄昶，在两人诗歌唱和中可得到证实。首次求访时，汪循诗曰：“此去定山问端的，定将消息与评论。”又，“拾得支机浑不解，敢辞迢递问君平。”(10)汪循：《渡江访定山先生，舟中偶成二绝》，《汪仁峰先生文集》卷25，第503页。再次求访时，汪循诗称“重过先生道德乡，拜瞻惭惧负锋芒。泰山北斗真人望，霁月光风旧草堂。三载静修无着脚，千年真乐孰登场？何当结屋溪云畔，同看溪云坐日长。”(11)汪循：《重访定山先生于溪云亭》，《汪仁峰先生文集》卷25，第504页。在庄昶去世后，汪循仍不时怀想：“芭蕉何处长新枝，洞口春风识面时。造化也随人力到，及时培养莫教迟。”(12)汪循：《怀定山庄先生》，《汪仁峰先生文集》卷25，第504页。

庄昶之学，常以诗歌为载体。庄昶送别诗中，则对汪循等人学问谆谆教诲：“庭草真传到晦翁，无端万紫与千红。可知肝胆朱门学，不在经书传注中。”(13)庄昶：《华亭金藻、休宁汪循、上海张澡诸友枉顾定山，且索一言于其别，诗以道意》，《定山集》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庄昶主张为学不应拘泥经传，这样的学术取径在明初程朱理学官方化的背景下殊有意义。随着永乐朝敕修《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颁布天下，明代士人对程朱理学经典的研习趋于固化。由汪循以后的学问行实来看，他确以庄昶嘱托自励，倡导“读书当以己心求圣人之言，而于道理吻合，反之于身而可行于天下”的进学路径。(14)汪循：《日录》卷1，《汪仁峰先生文集》，第470页。随事体察、学问为己的理念，也确实是庄昶学问的要旨。庄昶对汪循的学问进展颇为满意，称其问学“真可见随事体察之密矣，古人为己之学正如此”。(15)《汪仁峰先生外集》卷3《诸名公词翰·庄定山先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7册，第596页。

陈白沙、庄昶“主静”的学术宗旨，亦着实影响到了汪循。庄昶在送别诗中提点汪循：“斯道乾坤自古今，濂溪主静独吾心。”(16)庄昶：《华亭金藻、休宁汪循、上海张澡诸友枉顾定山，且索一言于其别，诗以道意》，《定山集》卷2，第166页。而汪循自述学问最受益庄昶处，即为“主静之说”。汪氏历数求学于庄昶的所得：“某窃有以见于此，慨然有求道之心，而汗简茫然，无下手处。曩时抠衣门下，问入道门户，得主静之说以归。复以私欲缠绕，悠悠愦愦，无充己勇往之功。学之数年，未有所得，故复洗心涤虑以造先生，倾耳一夜之教，其指归向趣，若有戚然合于吾心，无可深致其疑者。”(17)汪循：《复庄定山》，《汪仁峰先生文集》卷3，第225、225、224页。汪循反思学问归趋时，也不断提到“其根由不能养之于静时，知之不真，故行之不勇耳。某谓不能修身体道以学圣贤，其病源大率类此”的说法。(18)汪循：《复庄定山》，《汪仁峰先生文集》卷3，第225、225、224页。由是可见，汪循切实受到白沙一脉“真传的派”的学问影响。(19)汪循：《复庄定山》，《汪仁峰先生文集》卷3，第225、225、224页。

徽州文化兼具开放性与地域特色，白沙之学给明中期徽州学术注入新血液。在“元末明初，经生学人习熟先儒之成说，不异童子之述朱、书家之临帖，天下汩没于支离章句之中”的背景下(20)黄宗羲：《余姚县重修儒学记》，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受陈白沙、庄昶等人影响，徽州地区的学者汪循反思明中前期士人拘泥程朱经传的现象，逐渐发展出强调“反己躬行”的学问主张。汪循实际开启了白沙心学与徽州朱子学结合的先河。其后湛若水、王阳明的不少弟子都是徽州人。(21)参见卞利：《湛若水在徽州的讲学活动及其与祁门谢氏家族的交往——以新发现的祁门谢氏家族与湛若水交往文书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解光宇：《晚明徽州讲会与心学传播》，《王学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白沙学的后继者湛若水，也正是从这个立场上定位汪循的学问归属问题，并提出汪循远超当时“无一言概乎道”的“记诵词章”之儒评价。(22)湛若水著，钟彩钧、游腾达点校：《仁山汪子文集序》，《泉翁大全集》卷20，第576页。

二、得君行道：致力上层经世

宋以后儒家士大夫以得君行道、匡扶社稷的上层经世为重要职责。明代士人虽日益重视觉民行道、化民成俗的下层经世路线，却始终关注辅佐君主和改革政府的上层经世路线。(23)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吴兆丰：《有教无类：中晚明士人教化宦官行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这突出表现为明中期经世之学的繁盛发展，经世知识的习学和讨论成为士人的热门话题，经世书籍也不断编纂。(24)朱鸿林：《15世纪之学术趋势》，《儒者思想与出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8—77页。如丘濬于成化二十三年撰成《大学衍义补》一书，为改革明朝政治提供蓝图。湛若水也在嘉靖七年进呈《圣学格物通》一书，辅助君主修身为政的学问涵养。(25)朱鸿林：《丘濬〈大学衍义补〉及其在16、17世纪的影响》《明儒湛若水撰帝学用书〈圣学格物通〉的政治背景与内容特色》，氏著《儒者思想与出处》，第102—176页。处于二人时代之间的汪循，同样关心上层政治，他的经世活动有着突出儒者气节的鲜明特点，是理学家得君行道的直接实践。汪循于正德元年编成《帝祖万年金鉴录》一书，旨在辅佑君德。

汪循的政治表现，乃其“反己躬行”之学的直接表达。他早年积极仕进，视儒者气节为昌明政治的必然要素，试图救弊明中期权宦乱政的不良风气。汪循的好友储巏诗称其“少学春秋持正论，两陈章疏写忠肝”(26)储巏：《送仁峰先生入觐还永嘉》，《汪仁峰先生外集》卷4，第612页。，精炼总结汪循学行特色。弘治二年，汪循以《春秋》中应天府乡试经魁，并于弘治九年取中进士，后出任永嘉、玉田知县等职。正德初，甫任顺天府通判的汪循，忧心明廷内外交困的时局，接连上疏，陈言攘外修内之策，奏请裁革中官。他也终因不受重用而辞官归家，不再出仕。

受其学问影响，汪循任官期间的政治抱负，即以振作官员气节为标的。他主张内外兼修，裁革时弊，以期为成化以来的政局把脉开方。弘治十年莅任永嘉知县时，汪循拟《兴利除害疏》，结合永嘉民情土俗，提出涵盖赋役、里甲、卫所、礼典、驿传等的十一条方案。任顺天府通判后，面对“时天灾、民隐、边警三者交集”的局势(27)汪循：《寄彭太守》，《汪仁峰先生文集》卷2，第215页。，进呈《陈言外攘内修疏》及《论裁革中官疏》。前者提出整肃军队、改革政治十策，从而达到标本兼治、匡救积弊的至治愿景；后者则力倡祖宗法度，主张裁革中珰，力主君子小人之辨，从历史镜鉴中寻找辅养君德的依据。汪循提供的改革方案中，有“作士气”一策，期望朝廷弘扬忠义刚直的士人气节，重振官僚队伍。这也是他政治主张的特点所在。他还计划纂辑并进献“治病”良方的著作以矫世变俗。

在出处问题上，汪循果断践行其儒家理想，表现出对儒者气节的高度重视。正德初上疏无果后，汪循不与现实妥协的系列行动见诸于文辞。在《朝房待罪》诗中，汪循慨然宣称：“欲为官家剜巨蠧，敢于天地惜残疣。盛明不与庸唐齿，岭海男儿亦壮游。”(28)汪循：《朝房待罪》，《汪仁峰先生文集》卷26，第515页。其后的《出都城马上二律》中，则表达出不与时合的出处态度，诗称：“出处时宜还世运，炎凉天道亦人情。生来本有山林癖，不是逃名不为名。”(29)汪循：《出都城马上二律》，《汪仁峰先生文集》卷26，第515页。其后储巏等人想再举荐他，汪循也表示拒绝。不过，汪循归家后也保持对庙堂的关注。虽然他自称“迹仕而心隐者”(30)汪循：《与王彦恒》，《汪仁峰先生文集》卷5，第252页。，其实则是“迹隐”而“心仕”。在给内阁首辅李东阳的书信中，汪循仍以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儒者抱负自期，时刻不忘“当世生民之忧”，为解决奸佞当道的政局献言献策。(31)汪循：《上李阁老》，《汪仁峰先生文集》卷3，第217页。

汪循标榜儒者气节以抗争时势的政治表述，来自他坚守反己躬行之学的热忱。他对此解释道：“盖赋性之愚而信道之笃，恶恶嫉邪之心胜，拨乱反正之情真耳。”(32)汪循：《与靳阁老》，《汪仁峰先生文集》卷4，第239页。汪循的学行特点给后世学者留下深刻印象，清代张夏《雒闽源流录》称他“天性刚正，自信以圣贤为必可学。穷五经之理即体诸身，观史则法其善行。”(33)张夏：《雒闽源流录》卷7，《续修四库全书》第53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页。事实上，汪循并非不想出仕，其屡次宣称“某岂不仕者哉？不得已也”等说法。(34)汪循：《与靳阁老》，《汪仁峰先生文集》卷4，第239页；《与张佥宪》，《汪仁峰先生文集》卷3，第227页。他闲居期间多撰诗歌以抒发其出处态度，诗曰：“出处亦大节，丈夫肯碌碌。颓风千载下，谁能踵芳躅。”(35)汪循：《闲居》，《汪仁峰先生文集》卷26，第517、515—516页。又称“无端日日趋朝梦，尽是南柯未觉先。”(36)汪循：《闲居》，《汪仁峰先生文集》卷26，第517、515—516页。诗作“丈夫出处应有数，杖屦岂惜相趋陪。江湖壮志穷益坚，乾坤劲气老复孩”(37)汪循：《九日登中峰》，《汪仁峰先生文集》卷26，第519页。，处处透露着他不愿与现实政治同流合污的坚定态度。

汪循推重儒者气节的相应行动，是其践行学问的主要方法，尤其体现在他对同辈学者的评价上。他引宋代程颐和李侗有关君子之学的论述，指出：“予尝观气节之士，言语举动之间自别，而阘茸卑污之士亦然。盖大小常变，一致也。”(38)汪循：《日录》卷1，《汪仁峰先生文集》，第461页。汪循十分欣赏敢于上疏抗争的罗伦、王阳明等人，引为同道。他敬佩罗伦忠义敢谏的精神，认为其直宗孟子浩然之气，作诗赞曰：“早愿枢衣未得随，获观遗稿读京师。忠肝义胆匡时疏，道髓文腴示学诗。养气直须宗孟子，知音毕竟乏钟期。一峰元在文山侧，直与乾坤作等夷。”(39)汪循：《读罗一峰文集》，《汪仁峰先生文集》卷25，第503页。汪循早期对王阳明的欣赏也来源于此。正德九年王阳明任职南京鸿胪寺时，两人已建立联系。汪循致信表达了对王阳明的充分认可，对后者敢于触怒刘瑾而遭贬谪的气节与境遇深感共鸣。(40)汪循：《与王鸿胪》，《汪仁峰先生文集》卷4，第235—236页。

无论在朝或在野，汪循关心上层政治的想法始终未变。他曾提出将治国方略“采拾成法，组缀为书，以俟他日为陛下献”的想法，其后果然编成旨在教化帝王的《帝祖万年金鉴录》三卷。据汪循所言，“帝祖”乃“帝王祖宗”的简称，指代“以道治天下”的“尧舜禹汤文武及我太祖太宗”，并不包括两汉至宋元的“未得道”的帝王。(41)汪循：《帝祖万年金鉴录序》，《帝祖万年金鉴录》，《续修四库全书》第937册，第321、322页。汪循认为上古圣王与本朝开国皇帝的“帝王之道、祖宗之法”是万世可行可遵的治国法则，因此他分21类引述“帝祖”治国之道，并在每类后附以按语。与丘濬的经世名著《大学衍义补》等书对比讨论，更可凸显汪循此书的内容与主旨特色。

首先，《帝祖万年金鉴录》具有高度抽象化的特点。汪循对此专做解释，他申明此书仅包含“天德之体”，而不涉及“王道之用”“出治之源”乃至“施为之方”，其原因在于前者才是“人君之所当务而急者”。他反对繁琐而细致的实用知识，认为一旦“格君心之非”，就可以“一正君而国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42)汪循：《帝祖万年金鉴录序》，《帝祖万年金鉴录》，《续修四库全书》第937册，第321、322页。

《大学衍义》是南宋学者真德秀针对宋理宗个人弱点而编纂的帝学用书，被研究者称为“理论型的经世之学”；(43)朱鸿林：《理论型的经世之学——真德秀〈大学衍义〉之用意及其著作背景》，《儒者思想与出处》，第97—98页。《大学衍义补》则旨在补充前书，是丘濬针对15世纪后期明朝政府提出的具体改革措施。而汪循重新回归抽象的经世之学，提出《大学衍义》并不需要添补，帝王之学重在阐明为治之道，“真西山《大学衍义》自格物致知以及齐家，所谓为学为治之本，以至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崇敬畏、戒逸欲，则帝王之学已具，为治之道已明。至于治国、平天下，则举此而措之耳，夫有何阙而俟乎补耶？夫所补者，繁猥琐屑，乃有司之事，非惟帝王之所不暇为，而亦所不宜为也。”因此，汪循对丘濬《大学衍义补》评价甚低，称“观其所补之大者，不免叠西山(真德秀号)床上之床，架西山屋下之屋。所补之小者，真当代有识者所指，以为纂记之类书耳。迹是言之，文庄(丘濬谥号)之儒，乃叔孙通之儒之流欤？其娟疾之私，又叔孙通之所未闻者。”(44)汪循：《日录》卷3，《汪仁峰先生文集》，第497页。汪循将丘濬与秦汉之际的叔孙通类比，暗指丘氏有谐俗取宠之嫌。他对丘濬狷狭善嫉的批评，则又来自其对丘濬与王恕交恶等事情的看法。

其次，《帝祖万年金鉴录》与汪循崇尚节气、抗争时势的政治理念高度一致。譬如在“法祖”一类中，汪循历数盘庚、武王、明太宗、明仁宗的法祖宣谕，并在按语中反复申述宦官不得干政的祖训。也因为此，汪循对丘濬《大学衍义补》中对宦官问题的态度提出批评。

丘濬《大学衍义补》一书中未专列宦官一目，在后世备受非议，甚或认为其避而不书的做法乃是讨好宦官。研究者已经指出，事实上《大学衍义补》有警戒君主防止宦官专权的内容，丘濬在书中较为隐晦曲折地处理此问题，乃是以理性和克制的办法来推动改革蓝图的有效展开。(45)吴兆丰：《真德秀〈大学衍义〉的宦官书写及其在明代的反应》，《史林》2014年第5期。在本朝实际政情下，与宦官正面冲撞显然不利于格君行道的顺利进行。丘濬的务实态度与汪循高举士人气节的做法大相径庭。汪循因此批评丘濬“其所著如此《衍义补》及所谓《世史正纲》，皆所以进御。而我朝当时惑君蠧政之大者，莫阉宦若也，曾无一言及之。或所援引，亦只略节带过。岂大臣格君之道、纳约自牖之义乎？”(46)汪循：《日录》卷3，《汪仁峰先生文集》，第497页。汪循批评宦官、标举儒者气节的经世活动，在明中期政治文化中颇具典型意义。与较早的名臣王恕等谏诤格君、约束君权的做法并无二致。(47)吴兆丰：《以“攻宦”为名：明成化间名臣王恕的政治形塑》，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3期，2016年7月。随着汪循刚正名节的流传，时人称赞“公之高蹈，吾人当引领企慕以为的”。(48)《汪仁峰先生外集》卷3《诸名公词翰·罗侍郎玘》，第598页。由此，汪循逐渐树立起出则“击奸之疏，不避时忌”，处则“勇退之节，不择急流”的实践之儒形象。(49)唐皋：《潜德堂记》，《汪仁峰先生外集》卷3，第592页。

总括言之，汪循《帝祖万年金鉴录》乃其早年奏疏中政治思想的扩展和延伸，代表了明中期多数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思路和诉求。基于宋以来新儒家学者得君行道的传统政治思路，以及明代开国以来对祖训的重视和强调，汪循将其演绎为更加极端化的“圣王”与“祖宗”模式。也即，皇帝只需要学习三代之道、祖宗之法就可以达到至治。一方面，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上层经世路线，以尊奉“圣王贤祖”为表现，申明君子小人之辨，以期绝对排除宦官干政的影响。其一旦落实到政治实践，势必会陷入困局。另一方面，汪循主张的帝王之学，与其“反己躬行”的学问路径相结合之后，旨在由大本大源上“格君心之非”，也会走向抽象化的说教与劝诫，从而缺乏系统、生动而实用的经世知识。

在宋儒朱熹、真德秀等发展而来的程朱理学政治哲学中，建立清明政治的核心，在于君主要宪章文武、奉天法祖，排除宦官等不利因素的影响。真德秀的经世之学中即有着对帝王“诚心”重要性的“过分”强调。(50)朱鸿林：《理论型的经世之学——真德秀〈大学衍义〉之用意及其著作背景》，《儒者思想与出处》，第87页。而其后继者汪循，则衍化出更为“理想型”的经世之学，将程朱理学“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推向极端。他宣扬士人节气、倡议抗击宦官、编纂效法“圣王”的帝学用书等系列行动及其收效，无不昭示着上层经世路线的天花板所在，预示着“化民成俗”路线的历史必然。

三、文辞之外：重塑乡邦传统

渊源深厚的新安理学传统，是明代徽州士人承继的首要思想遗产。伴随着明代官方理学的深入推广，宋元徽州朱子学者的程朱理学疏解流传广布、深入人心，胡炳文、陈栎、倪士毅等一众元代新安儒者的思想观点也在《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中“高频”出现，为明代读书人所熟知。到了明中期，汪循所代表的15世纪徽州学者更是积极承继并更新乡里朱子学传统，打造乡邦精神的实践面向。

汪循重视徽州先贤文献的整理与推广，首先基于他对新安文献之盛的强烈认同。汪循多次慨然宣称：“缅想当时吾乡师友渊源之盛，号称‘小邹鲁’，愧我后人，不可企及。”(51)汪循：《〈云峰文集〉序》，《汪仁峰先生文集》卷7，第271页。早在任职永嘉期间，他就产生了编纂新安乡贤文献的想法。汪循为永嘉编纂《鹿城书院集》，时任温州知府的邓淮(成化十七年进士)称赞“稽之载籍，温之先民从事理学，而游二程、朱、张之门者，凡二十有三人，一时英材之盛，他郡或未之过也”(52)汪循：《〈鹿城书院集〉后序》，《汪仁峰先生文集》卷7，第270页。，更激起了汪循为新安人物编谱的想法和热忱。同时，由于受到白沙新学的影响，汪循有意重新诠释和塑造徽州朱子学传统，强调躬行实践的价值面向，提升了徽州朱子学的生机，为其注入新的生命力。

汪循先后协助编纂了两部重要徽州文献典籍，《新安师友文集》和《新安学系录》。其中都注意阐发新安理学的实践意义。

汪循对宋元徽州学术的推崇，在《新安师友文集》一书的编纂过程中表露无遗。《新安师友文集》是明初徽州人范准编辑的当地学者文集，现已不存。范准在元末明初与朱升、赵汸、汪叡(53)章毅：《在朝或居乡：元末明初师儒汪叡的出处选择》，《安徽史学》2021年第6期。等徽州名儒交游，师友众多。(54)嘉靖《徽州府志》卷18，《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9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9页。其后，范准后人、从学于汪循的范文一，请其师汪循为该书作序。汪循不仅写序阐明新安师友源流，还为此书进行校雠和增补工作。他补入了部分陈栎、郑玉词翰，以丰富新安先贤文献。汪循序文中对新安文献的自信溢于言表，反复提及“元季国初之间，某尝自谓吾郡典章文物之盛，理学相传之真，在他郡或未之过也”，申明“是故文盛一郡，远余百年，在当时有东南邹曾之称、朱子世嫡之号，信不诬也”。他将宋元徽州先贤的理学诗文与其时最负盛名的许衡、吴澄、虞集诸公相比类，慨然宣称：

窃尝疑之，定宇、云峰之于许文正、吴文正，黟南、东山之于虞文靖、揭文安、宋潜溪诸公，并出一时。迹其造诣充积，仿佛相当；观其自相许与标榜，未见优劣。窃谓精微缜密，殆若过之。膏实同而声光异者，得非地有通僻，时有显晦，天下之人得之声光之末者，固未暇考其膏与实欤？某于是重有感焉，而为诸先生之不幸也。(55)汪循：《新安师友文集序》，《汪仁峰先生文集》卷7，第269页。

许衡与吴澄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理学家，时人称之为“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56)揭傒斯著、李梦生标校：《吴澄神道碑》，《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4页。，谥号皆为“文正”。虞集、揭傒斯、宋濂诸人则文学与思想兼备，并尤以诗文见长。汪循将陈栎(号定宇)、胡炳文(号云峰)的理学成就与许吴两公比肩，将程文(号黟南)、赵汸(号东山)与虞集等相期许，足见他对宋元新安文献的笃于自信。

汪循在匡辅《新安师友文集》编纂的过程中，已注意将“反己躬行”的学问进路融入乡邦文献的整理思路中。他强调《新安师友文集》一书的价值在于“后之人尚友以考其文，因文以核其实，即其实而反诸身”(57)汪循：《新安师友文集序》，《汪仁峰先生文集》卷7，第269页。，重点在于后学者求索学问根底的自得。他又特别提醒范文一：“《师友文集》已有次第，有好事者刻之，亦可以传，但于身心未见有益处。学者苟以此为事，斯末也矣，不可不知。”(58)汪循：《答范文一》，《汪仁峰先生文集》卷6，第257页。换言之，《新安师友文集》编撰修订之事虽重要，但倘若以乡里先贤成就而自满自溢，则不利于自身学问进展。学者向道求进，还需回归自得之学。汪循特意致信范文一，引导其学问入径当以《近思录》等书为阶梯，“熟读玩味，反求诸心而体于身”，从而回归“躬省实践”之学。(59)汪循：《答范文一》，《汪仁峰先生文集》卷6，第257页。

汪循对新安理学名著《新安学系录》所做的贡献，更见他对重建新安理学谱系的热忱。《新安学系录》是系谱式的新安理学文献集，乃建构新安学派的核心著作，著者为休宁人程曈，内容涵盖宋至明中期百余位徽州学者的传记、碑铭、事迹等。程曈在正德三年撰成此书，其后多次致信或当面请教汪循修订事宜。汪循注重“操存省察”“涵养自得”的学问取向也切实影响到程曈。(60)程曈：《祭仁峰先生文》，《汪仁峰先生外集》卷2，第586页。

汪循对《新安学系录》编纂助力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议程曈仿照《伊洛渊源录》采摘事略，商榷去取，予以重新编订。汪循早年编纂《鹿城书院集》即“仿伊洛渊源之余意也”，其后见到程曈《新安学系录》，称此书“甚契予意，恨得之晚也”。他指出：“此书名曰《学系》，与《渊源录》等尔，祗可合而为一，不可厘而为二也，明矣。其间审择之精、去取之当，则一而已”(61)汪循：《复吴邦享》，《汪仁峰先生文集》卷4，第228—229页。，期望与程曈详细考订《新安学系录》一书，以肩负恢弘新安文献的“制作之责”。(62)汪循：《复节之》，《汪仁峰先生文集》卷5，第250页。再是提醒程曈肩负编辑地方文献谱系的职责之重，建议他搜集、博采史籍未有的文献史料，督促其对史料细心考订、精心甄别。三是帮助《新安学系录》中的《新安学系图》增添数人。(63)汪循：《复节之》，《汪仁峰先生文集》卷6，第257、256页。《新安学系录》书前有新安学术谱系一图，编成早于《新安学系录》一书。程曈在书成之前，“亟欲先成一图，以刊列于书院”。(64)汪循：《复节之》，《汪仁峰先生文集》卷6，第257、256页。《新安学系图》对于新安学派的建构有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汪循帮助程曈完善此图，有利于新安学术谱系的阐发与完善。

除帮助范文一、程曈等新安后学重整乡邦文献，汪循还注意提点徽州士人学问进路。他对正德九年状元、乡友唐皋多加勉励，“窃惟吾徽近来士夫聪明才辨不为无人，惟志不立，故不能与天下之士争衡，成勋业于一时，流声光于后世，良可慨也”，勉励后者“乃天下士也，非吾徽士也”。(65)汪循：《与唐殿元》，《汪仁峰先生文集》卷5，第242页。汪循对婺源人江铨也是一番鼓励，称“某平居往往对人言：吾郡理学之士，代不乏人。东南邹鲁，信非虚誉。独讶此时风流凋谢，有志杰出之士甚少，弗克负荷将承，使先烈弗彰，后学无统，我辈不得不任其罪也。”(66)汪循：《复江元衡》，《汪仁峰先生文集》卷5，第246页。汪氏还把给程曈的书信转授江铨，鼓励他敦修实行于己，而非求诸于人。江铨后来与王阳明“上下其论”(67)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224，《续修四库全书》第654册，第5页。，并撰有《大学论正》《原学》诸书，可见汪循的影响。

汪循对徽州文献传统的新发展，更见于他打造新安先贤在“文辞之外”的“实践之儒”形象。尽管宋元徽州学者盛名在外，他们的经典诠释著作也随着官定《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而广为流传，然而汪循对新安先贤的推崇别具只眼，不限于时见而能推陈出新。简言之，汪循不再强调时人所熟知的徽州学者经典纂释成就，而是转向阐发其实践行动的内涵与意义。

汪循为胡炳文的文集写序，即有着这样的明显偏向，重点阐释胡炳文著述传道行动的价值。胡炳文纂疏程朱经传、阐明朱子学的成就，“固已家传而人诵矣”。(68)汪循：《〈云峰文集〉序》，《汪仁峰先生文集》卷7，第271、271—272、272页。汪循认为读者尚需透过胡炳文的著述行事见其志向与抱负。他强调：

呜呼！经生、文人，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不交其神，不会其心，徒求先生于文辞之间，固失之矣。抑岂求诸传注所能得乎？苟交其神，会其心，只字片言，斯可矣，又奚必传注之纷纷乎？(69)汪循：《〈云峰文集〉序》，《汪仁峰先生文集》卷7，第271、271—272、272页。

汪循的上述看法，显然与庄昶不拘泥于经传的观点一致，显示出明中期士人在程朱理学经典官方化背景下的反思与探索。汪循认为胡炳文的学行远非其《四书通》《周易本义通释》诸书所能囊括。他从胡炳文《拜岳鄂王墓》诗中“有公无此日，再拜泪交颐”两句，读出其“平生所学之大概，行己之大节，心术之微者”，认为胡氏生当元朝，隐居著述，用力程朱之学，正是其行道的表现。汪循将胡炳文的经学纂述成就，视作其行道泽民的表达方式，并认为“虽起先生于九泉而质之，宜无辞焉也矣”(70)汪循：《〈云峰文集〉序》，《汪仁峰先生文集》卷7，第271、271—272、272页。，不啻为对新安乡贤较深入的体认与推重。

同样的情形，还见于汪循对陈栎的评价。汪循为陈栎祠堂写记，开篇即强调“圣人之道，本诸身学，所以行之也”，提出“愚独以谓先生所以为法于当时，可传于后世者，不但立言而已也”。他认为陈栎生逢“夷狄乱华”的元朝，能够坚守仁义纲常，拒绝出仕的行实，才是其为豪杰之士的原因，“非近代训诂之儒所可同日而语也”。(71)汪循：《定宇陈先生祠堂记》，《汪仁峰先生文集》卷13，第353—354页。汪循对新安先贤践行面向的强调，与其“反己躬行”的学问宗旨正高度契合，是他在白沙心学影响下发展徽州朱子学的表现。

宋元新安诸儒中，汪循尤其尊崇赵汸的思想成就。汪循提倡学问反己践行，与赵汸学贵致思的学问进路，确有合契之处。休宁人赵汸，晚年隐迹东山，人称东山先生。汪循提出“以文章名东山，恐未为深知东山者也”，并十分关心赵汸文集刊行。汪循认为“《东山先生文集》不得刊行于世，诚我辈之责”(72)汪循：《与范文一》，《汪仁峰先生文集》卷5，第242—243页。，寄望当时郡公重视徽州乡贤文献的重刊，他本人也欲寻赵汸文集善本以抄存。汪循对赵汸学问有深入理解，由赵汸名著《春秋属辞》等出发，体会赵氏“引而不发”的学问特点，最终是为了“待人致思”，乃是上承黄泽之教。赵汸的学问著述，博采诸家之长，并不易为人所理解。(73)吴兆丰：《元儒赵汸的游学、思想特色及其治学历程》，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1期，2010年7月。汪循提出，黄溍、夏溥等元末明初名儒都不能认同赵氏之学，汪循也从早年不甚理解，到后期领会并深切认同赵汸学问宗旨所在，最终认为“东山先生有功圣门，窃谓不在文定(胡安国)之下矣”(74)汪循：《日录》卷3，《汪仁峰先生文集》，第490页。，给予赵汸经学成就以较高赞誉。

宋元新安学者的经学训释，成就斐然，已是时人共识。汪循对新安先贤文献的推崇，并非简单梳理和倡议而已，而是试图打造徽州朱子学注重践履的新形象。他既协助徽州文献典籍的整理和编定，阐发其“反己躬行”的学问方法，引导乡里后学的思想新风气；又通过深切体认宋元徽州名贤的学问行止，偏重表彰其言行事迹，以恢弘乃至重构乡邦“实践”精神。事实上，汪循不仅在塑造徽州理学传统，也在救弊日益陷入功令辞章之学的程朱理学，并为明中期朱子学提出了新的使命和意义。

结 论

徽州文化源远流长，它既孕育出醇厚的新安理学传统，又兼具开放包容的特点。早在湛若水、王阳明心学入徽以前，“生朱子之乡”“一以朱子为师”的本地学者汪循(75)程曈：《仁峰先生辞召录序》，《汪仁峰先生外集》卷3，第596页。，已揭开白沙心学与徽州理学结合的序幕。他通过访求庄昶而上接白沙学统，逐步发展出白沙心学与徽州朱子学结合的新道路。申言之，明中期思想史不仅属于王阳明及其学说肇兴的时代，也是明代官方理学背景下程朱理学发展更新的重要阶段。在程朱理学官方化的明代中期，汪循强调反己躬行的学问取向，确实有助于士人从日益固化的程朱经传中脱离出来，寻求真知真行。

汪循的政治思路延续其学问取向而来，并有着理想化、纯粹化与抽象化的色彩。他早年上疏救正时弊，归家后编纂帝学用书等实践皆显示，明中期儒家士大夫仍致力于“格君心之非”的上层经世活动，他们将得君行道的儒家理想寄托于“圣王之道”及“祖宗之法”，以期辅养君德，从而实现至治。而随着王阳明心学的展开，明代有志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化民成俗”，落实于教化社会大众和重整基层秩序的下层经世之学。

汪循相关经世活动的特别之处，更在于他重塑乡邦“实践”精神的热忱和行动。明初官定程朱理学经典中，宋元徽州学者的疏释著作占有重要位置。汪循未止步于以徽州先贤成就自满自得，而是立足传统，旨在发扬当地资源中“文辞之外”的践履精神。通过阐发先儒行道泽民的面向，汪循逐步引导后学回归躬省践行的成己之学。汪循的思想志业和乡邦精神建设，显示明中期学者由精思熟读到涵养践履的学思转向。而这，恰是15世纪思想史中最具典范性的时代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