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灵玲，刘 乐

(1.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4；2.齐齐哈尔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鲍·瓦西里耶夫(Б. Васильев)是俄罗斯著名作家，也是苏联战争文学“第三次浪潮”中贡献卓越的人物之一。他虽然是战争小说领军人物，但是在创作过程中并没有过度执着于描写战场上的惨烈情景，而是将战争作为一个载体，聚焦战争期间所发生的动人故事，将战争带来的残酷影响通过百姓的生活图景表达出来，呼唤人性，积极宣扬人道主义理念。《和平，惊叹号》是鲍·瓦西里耶夫1985年发表于杂志《青春》上的一篇书信形式的短篇小说。主人公“我”始终单恋心有所属的尤拉，却未曾想到他会在奔赴前线那天因为别人的讥笑而称“我”为“未婚妻”，即使只是尤拉碍于面子的戏称，“我”却甘愿以一个未婚妻的名义整日为他担忧，盼他归来。在和平来临的那天，“我”收到了尤拉战友的来信得知尤拉的死讯。为了不让尤拉的母亲沉湎悲痛，“我”选择隐瞒一切，假装帮助她寻找尤拉的下落，并在此后的四十年始终照料着她。在尤拉的母亲去世后，“我”才知道原来她也一直在向我隐瞒尤拉的死讯，并把对儿子的爱转化成了对“我”的爱护。作者在较为简短的篇幅中为我们讲述了卫国战争时期一段既深情又凄美的故事。小说无论从故事情节设定，还是作品主旨方面都体现出鲍·瓦西里耶夫对人道主义内涵的不懈追寻。

一、人道主义内涵关照下的无名英雄形象

在俄罗斯民族发展历程中有许多事件可以体现其英勇的民族性格，卫国战争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许多俄罗斯文学家以卫国战争为背景谱写英勇的民族诗篇。卫国战争持续了4年之久，虽然苏军是胜利方，但遭受的损失不亚于德国。卫国战争破坏力不仅仅局限于战场之中，平民百姓也备受战争摧残，“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军人和平民各占一半”[1]。战争阻碍了国家进步，更影响了民族发展进程，违背人道主义原则与和平理念。虽然鲍·瓦西里耶夫笔下为和平而牺牲的尤拉中尉、等待丈夫归来的“我”以及强忍内心痛苦的母亲都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物，但是和平的军功章同他们的奉献紧密相连，他们的博爱精神引发我们对人道主义内涵的深入思考。

1.为德国古堡、德国百姓而牺牲的士兵尤拉

在卫国战争时期，无数文人学者以笔为武器表达对战争的深恶痛绝，通过自己的力量宣扬人道主义精神，呼吁人民反对战争、珍视生命。鲍·瓦西里耶夫亲历过战争，奔赴过前线，它所描绘的战争图景更加真实，人物形象刻画更加饱满。战争带来的沉重影响激发了作者对和平主题的创作热情，在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契合时代背景、倡导和平观念的人物形象。虽然《和平，惊叹号》这篇文章篇幅较短，但是叙事结构完整，情感表达细腻，可以感受到作品中对人类情感的关怀以及在英雄形象塑造上的良苦用心。

《和平，惊叹号》的男主人公尤拉同其他战争小说中穿梭于枪林弹雨之间的英雄形象有所不同，他并没有牺牲在战场上，没有牺牲在同德军殊死搏斗中，他是被德国古堡的一块瓦片砸死的。作者通过这样特别的情节设定来表达自己心中对英雄的看法：在战争中每一个为保卫和平做出贡献的人都是民族英雄。此外，作家还在这段情节中精妙地隐藏了一个战争符号——炸弹。没有遭遇战火的小城却存在一颗不知属于哪个国家投来的炸弹，这颗炸弹是战后的危害残余，也是干扰未来和平生活的不稳定因素。即使它一直没有爆炸，城中的无辜百姓内心仍饱受煎熬。尤拉前往古堡拆弹是解放城市的需要，更是为了守护战火中的一方净土和德国的百姓，充分展现了战时苏联士兵的英雄气概。

作者在此向大众表明了自己坚定的和平观念，战争并不仅仅是几次交战，战争的危害会长时间存留于社会各个层面，抚慰被战争戕害的人类灵魂是战争小说家重要的创作目的。

2.终生坚守“妻子”职责，富有牺牲精神的女主人公

“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2]作为书信体小说主人公，虽然没体现姓名，但作者通过对“我”外貌和动作等细节描写在虚构交流层中构建了一个女性叙述者形象。女性话语在战争年代往往处于一个不受重视的地位，但通过对女性形象深度挖掘有助于凸显战争给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体会战争后方女性坚毅的英雄气魄。

在《和平，惊叹号》中，作者用女性视角描绘了战时女性真实的生存图景和逐渐成长的过程。十五岁时，女主人公其貌不扬甚至有些邋遢，“身上那件大衣又短又小，袜子是带松紧带的，就是小孩子穿的那种，您知道吧？皮鞋也是男孩子式样的，大两号：这是爸爸牺牲时学校白送我的。也就是，照直说吧，像个丑八怪”[3]，但在和平前夕，读者可以从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的视角中看到“我”的变化。“走时，你还是瘦羊羔一样的小丫头，回来一看，你已经成了长出犄角的小母羊了。”[3]作为战争中需要被保护的弱势群体，“我”的外在变化不仅源于逐渐改善的生活条件，还源于战争的远去、和平的到来。作者以此暗示读者发掘和平生活到来时刻的美好变化，凸显和平的重要性。

主人公在生活的磨炼中成长，造就了强大的内心世界。作者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叙述了四十年中跌宕起伏的经历，向读者展示了俄罗斯女性坚毅、果敢的美好品质。作者在塑造“我”的形象时，着重刻画了“我”单纯善良的人物特质，尤拉牺牲后，“我”没有忘记他在离别时最后的嘱托——照顾好妈妈，始终肩负着一个妻子的责任。为了让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依旧对寻找尤拉抱有希望，“我”拦截了她每一封寻找儿子的信，“所以她至死都相信，尤拉还活着”[3]，一个未婚女子因为一句随意的承诺终身未嫁，将自己整个青春投入进去，这份责任感和牺牲精神贯穿她的一生。

作者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生动地展现了一个逐渐成长的、善良的女性形象，借此赞扬了俄罗斯女性忠贞不渝的高贵品格，展现对和平生活的渴望。虽然“我”并没有真正走上战场，没有亲眼目睹战争的残酷，更没有亲身经历炮火洗礼，但是长久以来肩负的责任感和对生命一视同仁的态度深深感动着读者。俄罗斯民族血液中流淌着炙热的英雄情怀，在全民抗战的年代，每个具有无私奉献和无畏牺牲精神的人都无愧于英雄称号。

3.内心苦楚，仍给他人以希望的英雄母亲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和平，惊叹号》都是以女性为主体的战争小说，但在《和平，惊叹号》中没有刻意塑造战场上的女性英雄，而是描绘了远离战场的两个女性人物之间的故事，塑造出一个战场后方的英雄母亲形象。

“母爱”在各国文学作品中被广为提及，母爱为女性形象赋予了人性光辉。同为鲍·瓦西里耶夫笔下的优秀女性，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与“我”展现的坚毅品格有所不同，作为一个母亲，她的内心充斥着坚韧。在“我”隐瞒尤拉牺牲消息的四十年时光里，“我”以为是自己的隐瞒给予母亲希望，但是母亲早就知道了真相，强忍痛失儿子的苦楚，选择以同样的方式保护着痴爱着自己儿子的女人，没有向他人宣泄悲痛，也没有消磨意志。她始终凭借着自己顽强的内心，为“我”带来继续生活的勇气，给孙子留下对父亲的期盼。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日复一日的坚持既是为了怀念自己牺牲的儿子，更是悼念无数为和平献身的无名之士。作者不仅塑造了一个无私的英雄母亲形象，还将根植于苏联人民内心深处的集体意识融入其中。

战争使两个女人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最后相依为命，将“我”当作儿媳妇来对待等一系列的行为都源自母亲对孩子的爱，母亲的博爱精神促使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成为彼此孤独生活的慰藉。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既是当时社会中女性形象的代表，也是英雄母亲的代表。作者在故事结尾设置转折推动了整个故事的悲剧走向，在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死后，“我”在她的遗物中找到了阵亡通知书，这一刻多年间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的良苦用心昭然若揭。

母亲虽然并未直接参与战争，但她的形象与品德深入人心。鲍·瓦西里耶夫笔下的英雄母亲形象既迎合了时代呼唤，也契合广大人民群众对无名英雄的精神追求。

二、人道主义内涵关照下的博爱情怀

“文学是最富于人道的艺术，文学家可以称为职业的博爱者和人道主义生产者。”[4]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作家恪守宣扬人道主义职责，创作了许多彰显人文情怀的文学著作，多数主题都脱离不了同“爱”的联系。鲍·瓦西里耶夫在《和平，惊叹号》中通过多种角度展现人道主义视角下“博爱”内涵，引起读者共鸣。

1.心怀世界的大爱

刚满十七岁的少年本不应该走上残酷的战场，但卫国战争时期的整个苏联仿佛成为了一个部队，每一个流淌着苏联血液的人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保卫国家。尤拉是战争中众多心怀大爱的“小人物”的缩影，他们不单单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和后代而战斗，更是为了民族和祖国的未来而战斗。

小说结局延续了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悲剧的英雄主义走向，作者在叙述尤拉牺牲过程中充分使用叙事情节理论中的转换型情节，借以表达战争的残酷后果，塑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英雄形象。“故事开始呈现一部分信息，这种不完整的信息使人物做出错误的判断，只有当故事中被遗漏的必要部分被补充进来，或者情景急转直下，真相才得以显露。”[5]首先作者设置了一个信中信环节，由尤拉的战友寄信告知他牺牲的消息。“如果母亲们知道她们的儿子不是因为炸弹爆炸，而是死于自动步枪的连射，她们的心里似乎会好受些。”[3]这里暗指尤拉的死虽然不壮烈，但似乎同万千牺牲的士兵一样可歌可泣，饱含英雄主义色彩。事实上，尤拉是在战争胜利的前夕牺牲在德国一个不战而降的小城。从尤拉的军队进入这座小城开始，整个城市就已经选择以和平方式迎接他们的到来，德苏军民都十分渴望和平。在战争中，一枚炸弹击中了城中一座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古堡，虽然炸弹一直没有爆炸，但是城中的百姓整日为此担忧。尤拉心怀大爱，他肩负着保护国家、保护百姓的职责，势必要完成这个炸弹的拆除任务。在拆弹过程中，一枚掉落的瓦片夺走了尤拉的性命。尤拉为保护德国的历史文化建筑、保障这座小城的安全而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种无私奉献精神是人道主义视域中大爱精神的典型体现。

2.跨越民族的博爱

博爱是一种对所有人广泛且无私的爱，是鲍·瓦西里耶夫笔下人道主义内涵的重要内容。作者在《和平，惊叹号》结尾部分将博爱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展现了“我”内心的伟大情怀。

女主人公“我”在尤拉牺牲几年后来到了他的墓地并在返回之际领养了一个德国孤儿。尽管尤拉死在德国的土地上，尽管这个孩子是德国人的后代，但是他和女主人公“我”同样是因为战争才失去安宁的生活，失去幸福的家庭，“我”领养德国孤儿的这一举动充分展现了人道主义的博爱光辉。“我唯一的儿子尤里·尤里耶维奇，要知道他根本不是我的儿子。他是我从孤儿院抱来的，从尤拉坟墓所在的那座城里抱来的，因为孤儿是不分民族的，是吧？”[3]孤儿映射了当时社会中所存在的真实现象，战争剥夺了许多孩子应有的幸福家庭，摧毁了他们本该幸福的童年，甚至会剥夺他们的生命。但有多少孩子能如此幸运重获新生，有多少人又能如女主人公“我”一样心怀超越民族的博爱，将一个具有德意志血脉的孩子视为己出，抚养长大。作者通过强调孩子的身份来证明，作为社会最应该保护的群体——儿童，却成了战争的无辜受害者。鲍·瓦西里耶夫以自身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出发点，将战争的负面影响以及困境中的弱势群体生存图景逐渐放大，倡导以宽容与博爱的态度去看待战争。

“孤儿”并不是单单指失去父母的孩子，更是暗指因为战争而失去社会身份，脱离原有稳定社会生活而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孤儿”。由此可见，战争并不是影响了某个个体，而是真真切切波及了人民正常生活，毁掉了无数个幸福的家庭，阻碍了世界的和平发展。女主人公“我”收养异国孤儿的行为看似是表达对尤拉深切的爱恋，寄托自己的期望，但实际上作者想借此表明博爱与宽容的精神已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

3.倡议世界和平的“人间大道”精神

鲍·瓦西里耶夫在创作过程中始终秉承人道主义思想，还原人民的真情实感。他的创作重点与同时期的作家有所不同，围绕着战争造成的危害和战场之外的动人故事展开，呈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与民族意识，“与民族意识相关联的民族文学始终进行互动是俄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6]。在短篇小说《和平，惊叹号》中，他不仅是为俄罗斯人民书写壮烈的英雄故事，更是为向往和平的全世界人民发声，传递了维护和平的民族意识。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交代了尤拉的真正死因，向我们揭示了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隐瞒一生的秘密。她坚持每年胜利日都举着寻找儿子的标语前往高尔基公园，即使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双目失明也同样风雨无阻，但其实她早就知道儿子已经在德国牺牲了，她所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了悼念牺牲的儿子，也是向无数为了和平献身的英勇之士送去自己的哀悼。在了解到奶奶的良苦用心后，孙子小尤拉并不觉得受到欺骗，更没有怨恨自己成长在俄罗斯大地上。他反而欣然接受了事情的真相，平静地将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小标语牌上的“寻找儿子”(Ищу сына)改成了“寻找父亲和爷爷”(Ищем отца и деда)，并说到：“胜利日那天，我要带上两个女儿，走完奶奶走过的路线。”[3]“当作品中仅有情节发展时，我们仅需关注其事件结构；而当情节发展背后还存在隐性进程时，我们则需沿着两条不同表意轨道来考虑两种不同的事件结构。”[7]小尤拉的这一举动看似是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但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实际上想通过这一情节来加快隐性进程的发展。对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来说，她的儿子因战争失去了生命。对那一代人来讲，多少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生活。安娜·格奥尔基耶夫娜代表的是处于战争时期的一代人，小尤拉和他的女儿们代表的是当下俄罗斯社会的年轻力量。从“Ищу”到“Ищем”的变化暗指在战争结束后的四十年的时间里，经历过战争的那一辈人逐渐老去，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维护和平的理念应该深深融入到民族精神之中，代代相传。

岁月流逝，战争的残酷多流传于故事中，但年轻人不应该忘记父辈们的无私付出，要坚守和平发展的信念。作者在小说末尾通过巧妙的情节设置打破了战争产生的仇恨心理，引领读者感受到和平不仅是苏联人民的心愿，更是全世界人民心之所向。

结语

短篇小说《和平，惊叹号》寄托着鲍·瓦西里耶夫对和平社会的期冀、对残酷战争的谴责。“苦难本身是一种美学”[8]，主人公苦难的生活经历和无名英雄形象体现了人道主义光辉下人们对和平的渴望，精妙的情节设置展现了人道主义内涵下的博爱情怀。鲍·瓦西里耶夫创作的战争小说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不仅具有时代最强音，还引发读者产生对战争与和平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