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礼刚，符昌昭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a.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b.海南省南海文明研究基地；c.社科处，海南 三亚 572022)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4月13日在庆祝海南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经济特区要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要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文化相融”[1],明示了文化在国际交流、民心相通中的重要作用。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教育、农业、旅游等交流平台，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支点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1]。总书记所讲的“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支点”中，文化排在第一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支持在海南设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平台”[2]。《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亦规划“支持建设文化旅游产业园”“建设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3]。海南省委七届三次全会将文化放在了重要地位，提出“要以文化自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提升国际旅游岛软实力”[4]。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文化应当先行，可以先行。但文化需要建设，需要培育，需要传播，同时文化也需要更宽广的视野。

一、 海南建设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相关研究概述

(一)国内的主要研究

中国知网上以“海南文化”为关键词检索有90余篇，多是从某一方面来讨论海南文化，如贬官文化、黎族文化等，综合性研究并不多。徐燕敏将海南文化定义为：“本岛上形成一种具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人们称其为海南文化。……分别是绿色、蓝色、银色和红色，合称‘四色文化’。”[5]詹长智[6]58《南海文明与海南文化发展方向定位》是迄今为止对海南文化概括最全面的一篇文献。文中指出了海南的10种文化元素：边疆文化、民族文化、渔家文化、贬谪文化、佛教宗教文化，道教宗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长寿文化、休闲文化、移民文化，但还不够全面，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海洋文化或航海文化，文中所指渔家文化虽然也是海洋文化的一部分，但毕竟替代不了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有更宽广和独特的内容，它应当是海南文化的重点。不过，詹文总结中指出“作为热带海洋的南海海洋文化正是海南文化的一条主轴”[6]59，算是讲到位了，说明作者将上述十大元素都当成了海洋文化的内容。诚然，海南文化是南海海洋文化的一部分，但海洋文化仍需突出呈现出来。

南海文化是南海海洋文化的简称。王志强《南海区域文化研究新论——评刘志强著〈占婆与马来世界的文化交流〉》一文对南海区域文化地理空间做了界定：“所谓南海区域文化，是指以南海为中心所形成的环南海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7]该文强调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司徒尚纪《中国南海海洋文化》通过从地缘政治视角比较东亚文化圈与南海文化圈，在指出东亚文化圈历史上“没有能力超越太平洋”的无奈之后，认为“南海则不同，他周边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越南、新加坡、柬埔寨、泰国等。经过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沿边有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沙特阿拉伯、也门以及东非诸国”[8]。这些国家和地区所相互嵌套存在的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东南亚文化、西洋文化等异质文化在南海区域与中华文化交流、整合，形成了南海文化整体。司徒尚纪等人[9]的《环中国南海文化》对丝路古港资源、港市资源、古建筑资源、古炮台资源、摩崖石刻资源和其他文物古迹资源等进行了梳理，指出了南海文化的具体内容，为南海文化的研究与交流点明了方向。人类学者凌纯声[10]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一文，从民族学、考古学的文化因素比较出发，提出了华南大陆、东南亚到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岛之间的土著文化共同体构成了亚洲地中海文化圈，认为这一地区存在着共同的文化母题。

(二)国外的主要研究

国外关于南海文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海洋文化遗产、南海文化圈、南海海域世界等概念和内容。这些概念和内容关系到海南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的国际接轨问题。

曲金良[11]综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和《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将海洋遗产概括为6个领域：(1)海底遗产，包括沉船及船载物等；(2)海岸遗产，主要是历史港口、建筑、航海人物遗迹等；(3)海滨岛屿人类海洋活动聚落，主要是海洋社群聚落；(4)历史水域，主要包括历史海湾、航道和渔场；(5)海洋精神遗产，主要包括海洋观念、审美活动、海洋文艺、海洋宗教遗产、海洋文献遗产等；(6)海洋民俗遗产，主要包括海洋社群的民俗信仰、民俗制度、民俗仪式、衣食住行等民俗生活。日本学者羽田正[12]受布罗代尔“海域世界”的启示，提出了一个“东亚海域”的概念，为南海文化研究与交流，提供了参考框架。贝琳娜[13]《海上贸易政治的发展与“南海文化圈”的扩散》一文也是受布罗代尔的影响，从考古学、遗传学、语言学视角，提出了一个“南海泛区域文化互动圈”，中文翻译亦可以简称为“南海文化圈”，其范围包括今天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爪哇、印度尼西亚等。这说明，南海文化圈概念已获得了西方人认同，其所指的范围与本文界定的边缘区范围是一致的。德国人罗德里希·普塔克所著《海上丝路》，提出的“大东南亚”与南海文化圈殊途同归，普塔克认为“作为文化和交流空间，它却是建构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定义”[14]，指出了文化是需要不断建设培育的重要观点。

二、 海南建设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历史与现实资源

极其丰富并大量沉淀于环南海周边国家乃至海底世界的南海历史文化资源和依然活跃在各国民间和交往中的现代文化资源，都是海南建设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丰富的文化资源。

(一)历史文化资源

海洋文化：(1)海洋社群文化，包括疍民、渔民、广府、客家、福佬、黎族、回族等海洋社群与海洋民族文化；(2)海洋航运文化，包括造船、航海技术、《更路簿》等航海针图、海外交通史等；(3)海洋习俗，包括航海仪式与禁忌(如祭海、画船眼、海神崇拜等)、远古和史前海洋习俗文化等；(4)海洋人物，包括箕子、徐福、田横、杜环、汪大渊等海洋人物留下的历史故事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5)海洋古遗，包括古海塘工程、古港资源、港市资源、古建筑资源、古炮台资源、摩崖石刻资源、其他文物古迹与考古发现等；(6)南海海盗、海禁史；(7)海洋传说，包括美人鱼、鲛人、海神、龙王等民间故事与传说；(8)海洋文学艺术等。

丝路文化：(1)海上交通，包括通海夷道、丝路航线、中外交流、丝路变迁、沿线港口等；(2)海上贸易、朝贡贸易等；(3)沉船文化，水下考古等；(4)丝路人物，包括郑和、法显、义净、马可·波罗、利玛窦、鄂多立克、孟特高维奴、伊本·白图泰等；(5)科技交流，包括建筑艺术、兵器技术等科学技术的交流。

信仰文化：主要为四个文化圈，包括(1)儒家文化圈(融大乘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民间信仰)；(2)上座部佛教文化圈(融大乘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民间信仰)；(3)天主教文化圈(融新教、伊斯兰教、佛教、民间信仰)；(4)伊斯兰教文化圈(融基督教、印度教、佛教、民间信仰)。儒、道、佛等文化信仰在东南亚各国中有“最大公约数”，可作为交流的重要基础。

华人华侨文化：(1)对外迁徙史；(2)文化融入与输入；(3)华人华侨与民族工业；(4)南侨机工史；(5)海南华侨农场史；(6)东南亚建筑文化引入；(7)语言文字影响；(8)侨批文化研究；(9)华人华侨人物。

外交文化：基于东盟方式、南海文化圈及中国-东南亚交往史背景下的外交文化，如郑和下西洋传播和平、友谊、互惠甚至利他的外交文化等。

社会治理文化：从中华礼法文化、印尼多元文化、马来西亚等级特权传统，以及东盟各国政治传统、政府效率、监管水平、法制水平、社会管理、和平共处、对话协商等视角的文化考察。

语言文化：(1)汉语国际教育；(2)东语教学引入。

(二)现实文化资源

1.可资借鉴的文化发展战略新思维

文化传播的战略新思维代表着文化发展趋势，影响着文化传播的效果与价值实现，也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我国文化传播的战略思想首先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框，建立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话语。菲利普森[15]指出，非西方艺术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一般需要符合由西方艺术审美概念所支配的制度框架。否则，就会被当代艺术界踢出圈外。这也是中国的文化艺术品难以走出国门的原因所在。“中国软实力的建构与传播有两个重要目的，一个是争夺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另一个是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16]因此，我们应借由倡导“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的契机主动参与规则制定，发出我们的声音。夺争话语权当然不是独占话语权，而是以文明的共融和互鉴为前提。为此，我国需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经验，形成国家层面各部门战略联动。2012年奥巴马颁布《国家战略传播构架》，强调“通过国家权力机构各部门协调一致的项目、计划、主题、信息、产品和行动，来创造、强化或维持有利于美国利益、政策和目标的环境”[17]。我国国务院、外交部、文旅部、中宣部、教育部、广电局、工信部、科技部，及各级政府相关部门，涉外部门，各高校、科研机构、社科联组织等智库机构，都应联动起来发挥文化对外传播功能的综合作用。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建立“传出-接收”与“需求-满足”机制，积极探索适应在地国的文化，提升传播效果。

2.业已具备的文化传播新技术手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国际文化传播架构。随着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形成了传统报纸、广播、影视与新兴网络、移动终端联为一体，Facebook、Twitter、YouTube、Niconico、动漫、微博、微信、优酷、土豆、哔哩哔哩等社交工具和视频网站、门户网站、数字电视等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类媒介相互融合的文化传播新格局，虚拟社区将成为文化传播新空间。美国著名社交网络研究专家香农·瓦勒教授曾指出：“人们第一个去浏览的是社交网站，而不是传统媒体。传统媒体逐渐被人们当作进一步查验网络上获得的信息的途径。”[18]以5G+XR为基础的智能时代，同样开启了文化传播的新时代。

3.丰富多彩的当代文化生活新现象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19]单独成篇；《智慧海南总体方案》[20]提出到2025年底，基本建成数字孪生第一省，海南省“十四五”规划也在“加快建设智慧海南”中明确提及“构建数字孪生治理体系”[21]。这些举措表明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基本国策，而数字化生活也正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特质和内涵。数字化无疑是智能时代文化现象的主要表现和传播路径，实物形态反而成为少数，并且实物形态仍需要通过数字形态而确权和传播。“元宇宙”及其附属的数字文化将成为未来的主流文化，VR、AR、MR将成为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NFT将成为数字文创的主要价值载体。

三、 建设海南“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实践路径

鲍丁[22]将国家形象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自我认知；第二部分是他国认知。自国家产生以后，一国之国际形象更关乎生存空间，特别是在后全球化时代更加明显，发展建设对外文化成为各国文化建设的重点。本文依据上述对南海海域历史与现实文化资源的初步考察，认为需从总体思路、实践路径两个方面，开展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的建设。总体思路是要解决怎样选择实践路径的问题，或者说选择实践路径的原则问题。而实践路径是要解决选择什么样的路径，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路径，实践过程中要处理哪些困难，预期结果怎样的问题。

(一)总体思路

当文化资源既定，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思路，是开展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的前提条件，至少必须明确两个导向。

首先，政治导向。建设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显然属于国家层面的战略问题，那么，毫无疑问，其目标一定是服务“国之大者”，其本质一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于海南而言，首先要服务自贸港建设。在这样一个政治站位上，更需要胸怀全局，把握大势，旗帜鲜明地讲政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通过贯穿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对外传播中国海洋文化和传统文化，于潜移默化中增强文化软实力。

其次，战略导向。一般商品的对外贸易重点在通过推动消费赚取利润，而文化贸易多出了一个文化传播的功能，而且这个传播的功能是其主要功能。在对中国历史进行研究之后，龚定庵[23]认为历史也是文化史，文化是一国之根基，关乎国家的兴衰成败。他充分阐述了文化的重要性，兴国与兴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兴文化要做好3个方面的事情。一是文化建设。建设强大的文化是前提，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2个方面对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文化强大的标志。唐诗“万国衣冠拜冕旒”所展示的是一种文化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正是唐帝国当时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强大吸引力；二是文化传播。文化只有流动起来，才是活的文化。当今时代，于一国而言，文化的对外流动更加具有战略意义。因此，要开展广泛的对外文化交流(传出-接收)，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以外循环为重点目标；三是文化适应。在对外文化交流的实践过程中，要不断研究与解决文化的适应性问题。在讲好中国故事时，不能将“我者文化”推向极端，要研究探索与接收国(地)的文化适应性与共生性问题，在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可尝试适当加入接收国(地)的元素，以增加传播的效果和效益。对外文化贸易的主题是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共融的文化，但其核心和实质仍然是中国文化；四是要凭借数字化技术。以文化元宇宙为建设范式，以海南和南海海域传统与现代、主体与多元文化为建设内容，以数字化为建设基础，以现实和虚拟世界为双重建设空间，开展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

(二)实践路径

建设海南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固然要以既有的研究成果和文化资源为依托，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文化服务贸易，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为目标，但建设内容毕竟是操作层面的问题。因此，“实践路径”所关注的重点是通向目标的路具体怎么走，这是“基地”建设的关键，那么，至少在基本条件、运行模式、优惠政策等方面必须有所运筹。

1.创造基本条件

第一，基地必须有物理空间。基地不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必须是一个实体，应具备看得见的物理或地理空间，有满足现代服务贸易需要的运营场所和设备设施。建设规划、建设用地、建设资金、建设主体等便是第一要务，这项工作不启动、流程环节不到位，基地建设无从谈起。2017年，商务部会同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启动了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所认定的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等全国13个地区(园区)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24]，其建设经验值得借鉴。例如在北京，占地面积235亩，总建筑面积47万平方米，总投资50亿元人民币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有三个功能中心，其中，“国际文化贸易企业集聚中心作为基地的核心功能区，将发挥创意、集聚、转接、协作、传播五大功能；国际文化产品展览展示及仓储物流中心提供运输中转、长期保税存储、检测修复、商品入境缓冲等专业服务；国际文化商品交易服务中心将提供国际文化贸易进出口代理、贸易咨询、法律、金融、交易交割等中介服务”[25]。

第二，基地必须有交易平台。顾名思义，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是从事文化服务贸易的场所，凡涉贸易必然涉及资金流与物流，因此，必须具备国内及全球艺术品、影视动漫、文化装备、文化科技、文化金融、创意设计、文化出版等领域的金融服务和进出口产品服务两大功能。具备这两大功能，才可以称得上是交易平台，文化贸易才可以落到实处。

第三，基地必须有产品供应。虽然基地也可以有部分产品的生产功能，但这只能是附带功能，而非必要功能，因为受空间限制，不可能所有交易产品都在基地生产、加工，所有文化企业都入驻基地。基地的主要功能是文化产品的聚散地，在基地中交易的文化产品主要是由分散各地的供应商或加盟企业提供，基地应当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优秀企业、龙头企业、跨国企业加盟或入驻，以从总体上保证对外文化贸易的顺利开展。

第四，基地必须有网络中枢。基地是文化产品交易的场所，是管理机构，虽然亦能为企业提供生产空间，但其本身并不生产产品，其主要职能是全面掌握对外文化产品的供应渠道和供求信息。因此，基地必须建设一个基于5G互联网技术条件下的全国、全球文化产品网络中枢，建设国内外文化产品交易信息数据库，通过数据库和交易平台进行链接，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产品推介到国外，将国外的优秀文化产品引进国内，开展实体交易和网络交易。

第五，基地必须有专业人才。海南省文化产业人才仍存在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程度不高，人才原创能力、技术吸纳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薄弱等问题。尤其缺乏AI、创意、会展、旅游、体育、演艺、娱乐、印刷、出版、网络、动漫等方面急需的新兴行业的专业人才。人才固然是基地建设的先决条件，但人才一步到位不现实，可采取先通用(管理人员)后专才(专业人员)的思路，逐步培养、引进、配齐相关领域专业人才。

2.明确运行模式

“文化贸易”是一个较空泛的概念，将文化变成可以贸易的东西，既是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建设具体实践的硬核，也是增强一个国家对外文化软实力的硬核，离开这一点，软实力就无所依凭、无所传播。如何使基地实现这一硬核的功能，应突出体现在产品化、项目化、国际化、标准化、数字化5个方面。

(1) 产品化

中国以五千年连续文明而傲于世界，而若将其中的“文明”转变成可以贸易的“文化”，可以拿来与世界各国互鉴、交流的份额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于海南而言，将海南所拥有的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变成产品，是对外文化贸易的第一步。目前，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结构并不均衡，国际市场竞争力差距悬殊。“资源型、制造型文化产业资源丰富，比重较高，而创意型文化产业发展不足。”[26]因此，中国对外文化贸易产品发展的方向应当以资源为依托，开发一批电影、电视、图书、书画、文创、演出、游戏、动漫等文创产品。

(2) 项目化

文化贸易较之一般的商品贸易有它的特殊性，其贸易的对象或内容具有产品、项目、活动的三重属性，即以产品、项目、活动三种形式开展对外贸易。文化产品好理解；文化项目是指某一政府机关、组织机构或某个专业群体和个人，承担与合作承担的某一专业、专题领域的文化研究、创意、交流、合作、服务、推广、建设等方面事项，从计划到实施的全过程，如国际艺术节、宗教节、协会、研究会、峰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旅游线路、考古研究、文物保护、联合申遗、影视制作等领域开展的合作等；文化活动一般是指体验式、参与式的文化消费。如体验式、人机交互式、XR游戏等数字化、沉浸式文化的消费、推广和交流，以及与文化项目有交叉性质的会展、艺术节、纪念会、旅游与修学游等文化参与的形式和过程。通过项目化的形式，开展对外文化贸易。

(3)国际化

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不能一味地以我为主，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适当加入出口目的地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元素，以减少“文化贴现”[27]。当然也不能一味迎合，应于潜移默化中传播中国文化。曾风靡中国的西方新神话主义作品《哈利·波特》系列，就时不时加进了中国元素[28]，让中国观众从中体会到民族自豪感和国际影响力，从而乐于掏口袋。要调整以英语为主要受众的市场策略，当代全球实力正在向亚洲转移，亚洲的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壮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于海南而言，东南亚市场更为重要，特别是要探索创建和引进具有国际化投融资文化产品发行版权的跨国、跨媒介、跨市场、产业链完整的大型企业。

(4)标准化

文化产品出口的标准化、版权号要与国际接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29]。过去在这一点上未受到重视，海南乃至中国的文化出口产品升级换代要通过工业体系的标准化、规模化来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有规模、可操作的行业组织、行业平台、行业标准，进一步细化产业布局，协调产业平衡发展，促进良性市场竞争。初期可与国际知名大企业合作，借船出海，以此熟悉国际规则和标准，以及有关国际法律、知识产权、金融税收等。制定国内标准也要积极寻求国际行业组织认证认可。

(5)数字化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智库机构为主导，把海南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作为大数据平台进行建设，将上述文化和产品资源，实现完全的数字化存储，并制作数字产品，实现2D向3D的转换，充分利用5G+AR、VR、MR和NFT技术，建构数字化文化产品，在此前提下同时建设物质文化存储的物理空间，形成虚实结合，使中国文化、海南文化得以充分传播并创造交易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当然，实现此构想的前提是必须有足够强大的技术支持。技术是现成的，关键是人才。数字化文化产品前景广阔，也是未来发展方向。技术赋能背后是人才经济。在互联网的时代，文化产品主要是靠科技驱动和内容驱动，未来的文化产品工业生产体系一定要适应5G互联网化的发展趋势，紧跟元宇宙时代发展步伐，建设海南乃至中国的文化元宇宙体系。这正是智慧海南、数字孪生第一省的宏伟蓝图。

3.出台优惠政策

近些年，国家很重视对外文化交流。据悉，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园区的优惠政策主要涵盖四大领域：一是由海关部门提供的保税、免证、免税，保税展示，保税仓储，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二是由文化部给予的优惠政策，外商演出经纪机构、艺术品进出口经营机构不设股比限制；三是检验检疫优惠政策，实施“预报核放”，提高检验检疫通关效率；四是外汇管理优惠政策，在区内，企业可以开立外汇账户，企业之间可以人民币结算，也可以外币结算[1]等。文化部发布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30]，提出了有关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保障措施，但属于原则性和方向性条款，各地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尚须进一步细化。《海南省“十四五”旅游文化广电体育发展规划》中也提到了“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31]建设，但如何建设以及具体保障措施也基本上是原则性的呈现。因此，需要在支持和鼓励对外文化贸易，吸引文化企业入驻基地等方面，结合海南实际，出台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优惠政策，制订引才目录、支持领域目录及优惠政策条款，吸引人才、资金、企业投身文化产业。海南作为国际自贸港、国际旅游岛和最大的经济特区，应当先行先试，在上述国家政策的大框架下，制定出具有海南特色、符合海南需要的优惠政策。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讲过，“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32]。据2020年的统计资料，我国文化产业占GDP比重为4.43%[33]，而美国文化产业在2017年已占到其GDP的25%[34]，因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巨大。加强海南文化与南海文化研究与交流，必然能够为推动海南国际自贸港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促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助力，也必然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区域经验。

海南建设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既具非凡意义，又肩负重大使命，让基地建设早日落地便是当前最紧要的任务。需要在学习外地既有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海南实际，在专家意见、整体规划、专业设计的基础上，依据既知的基本条件和运行模式，绘制建设蓝图，成立组织机构，明确责任单位，尽快开展基地的建设与实施，同时出台必要的优惠政策，以促进和保障基地建设和后续运行工作的顺利、可持续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