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永超，赵建华，石 超

(云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昆明 650500)

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意义

“民族问题，就是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从产生、发展到消亡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基于民族差别而产生的一切问题的总和。它不仅表现于各民族之间(民族差别、民族矛盾、民族斗争、民族压迫等等)，而且渗透于每一个民族的内部(经济、政治、语言、文化、思想、风俗习惯等等)，并贯穿于民族兴亡的始终。”[1]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而言，维持长治久安，实现繁荣富强，有赖于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为此，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便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并将其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处理民族问题、加强民族团结的科学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和历史走向，进一步深化民族工作理论研究，实现新时代民族工作纵深发展。2021年，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党百年民族工作的辉煌成就，深入分析当前民族工作面临的新形势，系统阐述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明确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强化共同体意识，增进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点任务，也是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环节。

为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国家安定团结、民族伟大复兴如此重要？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是多民族国家的特殊国情。“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又是一个国族概念。”[3]“多元”，是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保留下来的个性和特质，即各民族在语言、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等方面所具有的内容上的多元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则是各民族在交往互动中融合、同化结成的民族利益共同体，即中华各民族经过血缘融合、政治协商、经济互惠、文化互鉴而结成的民族命运共同体[4]。在缔造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贡献出本民族的文化精粹与价值理念。因此，由各民族共同形塑、缔造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有精神财富，是强化各族群众文化心理、统一价值取向、培养正确思想意识和规范行为活动的宝贵资源，也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繁荣发展，实现复兴伟业的力量之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包括两个基本概念：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意识。此处的“意识”，是人们基于社群传承记忆和自身社会实践经验而对共同体的态度、认知和评价的结果，即所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5]。从内容上看，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复合型概念，是共同体成员在长期历史交往中以血缘关系、历史记忆、语言文字、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及文化心理等为纽带[6]，而在观念上逐步形成命运与共意识、共有精神家园意识、心理认同意识、团结互助意识[7]。反映出共同体“在他们生活中的一种风气、特征、品性，是其道德与审美方式和基调，标志着此一共同体对于他们自己和他们所处世界的潜在态度”[8]。就此视角来看，共同体意识是一个富含多元文化的有机系统，涵盖共同体内诸多成员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与自然互动现象的思考和解释，并从其中提炼升华出最一般的情感体验、思维意识、价值取向、理想信仰等，使之成为共同体共有文化记忆和社群精神基因，指引成员朝着既定目标努力奋进。同时，作为共同体意识载体的中华民族是“在既定的地理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华多元文化的主体，以及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主体”[9]，它由诸多分散在中华大地上的民族单位，经过长期接触混杂、交流融合而形成，其孕育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创生成长的历史。自先秦以来，中国便是一个以中华文化为精神基因的多民族国家。风俗迥异、观念多元的各民族因共同的文化意识聚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超越族裔差异而以“文化政治理论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10]。在缔造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特性又使得各民族的精神意蕴与文化精粹得到有效保存，从而形成形态各异却又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民族文化风貌。中国56个民族在漫长社会历史实践中形成发展的思想观念、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物质生计实践方式等诸多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资源，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还为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系统的宇宙观、统一的价值准则、崇高的道德理想以及趋同的文化心理。总之，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特殊国情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互动中以政治认同为基础，以文化认同为内核，基于中华民族这一物质实体产生的身份归属与观念认同，表征着中华民族共有的情感体验、思维意识及价值追求。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意识”两个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载体，将其所承载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统合起来，以此消除隔阂和纷争，凝心聚力，共同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因之，“对任何国家而言，文化认同都是最基本最深层次的认同，是一种身份的建构和归属，反映了民族共同体对自己身份识别和情感依托的集体意识”[11]。鉴于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中华民族的多元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坚持在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的基础上，尊重各民族的差异和特性，着力挖掘其传统文化的精神意蕴和价值内涵，并将其运用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全过程，使人们在民族文化的认知与体悟中受到感染和熏陶，进而内化、外行，自觉强化归属感与认同感。就此层面而言，系统挖掘与整理运用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前提条件。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出发，挖掘海南黎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各民族共有之观念意识，并将其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结合，对新时代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定会产生一定借鉴作用。

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黎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

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基因与血脉源泉，是“依附于血缘人伦的观念形态和日用不察的民俗民风，通过本土语言传递的文化脉络，在文化整体中保持了一种漫漶而又深邃的基础文化特征”[12]。中华文化是由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其所容纳的共同体意识则是各民族文化精粹的凝结，承载着各民族的道德意识与价值取向，是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故而，在多元民族集体中发挥调适与规范功能的共同体意识具有诸多相似、相通之处，单一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意蕴同样包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素材。

海南黎族是古代骆越人的一个分支，主要分布在海南岛中南部山区地带。独特的海岛地缘特征使得黎族传统社会相对而言较为封闭，古代黎族人民的生活范围通常限于峒区以内，并至多辐射至周边峒区，故其所接触圈子亦多为同族人，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讲，“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3]。秦汉以来，随着中原王朝的持续介入，黎族社会文化不断发展。其民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道德意识、社群观念、家国情怀等不断与中华文化趋同，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养分。

(一)尊老爱幼、互帮互助的家庭伦理道德

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兄友弟恭是中华民族自古推崇的传统美德，是以宗法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乡土中国能长期保持和谐稳定的重要原因，传统黎族社会也不外。“黎族家庭成员之间，无论男女老少，他们在生产、生活中，向来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14]269在黎族传统社会中，孝顺父母、关爱子女是其族群的传统美德，也是每个成年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父母是家庭幸福的标志和象征，子女是家族生命的延续和家庭的财富。受此观念影响，黎族人将孝顺父母与关爱子女作为家庭生活极为重要的内容。譬如，在日常劳动中尽量将轻活让给父母干，吃饭时将最好的饭让给父母吃，父母生病时要衣不解带尽心尽力地照顾，若与父母分家则要先同父母商量并在分家后继续负担父母的家务劳动。而在关爱子女方面，则自觉秉持爱子女胜过爱自己的意识，为子女的幸福安乐不辞辛苦，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让子女吃饱穿暖。在黎族社会中，虐待或弃养子女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无论是亲生抑或是收养，都必须一视同仁，不得虐待或抛弃，否则要遭受峒区头人的惩罚。此外，除孝顺父母与关爱子女外，黎族社会中，兄弟姐妹与妯娌之间也存在着互尊、互助、互爱的美德。在家庭生活中以父母为尊，父母健在，兄弟姐妹地位一律平等，即使分家也要共同承担赡养义务、彼此帮助；父母逝世，兄姐必须承担抚养弟妹的责任，即黎族人常说：“兄似父，嫂似母。”[14]268概言之，黎族尊老爱幼、互帮互助的家庭伦理道德，既是其社会平稳运行的基石，又是调适家庭关系、营造温馨幸福氛围的重要法宝。

(二)重寨爱群、团结友爱的集体道德

黎族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重要特点是在群己关系中十分重视群体意识。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早期，落后的生产力和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限制黎族个体的物质实践，使其只有依附群体才能获得基本生存保障，由此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趋同，黎族民众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崇尚集体、依靠集体、服务集体的意识。在原始社会中，黎族人的集体意识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子嗣继延为核心的氏族群体意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们活动边界的扩大，其依托血缘的群体意识逐步转化为以地缘为核心、血缘为辅助的峒寨部落社群意识。个体与家庭是集体——峒与部落的细胞，集体与个体家庭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爱集体，努力为集体利益拼搏奋斗是每个成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黎族对群己关系所持的基本态度可概括为重群与团结。此二者的核心，均是将集体视为依靠，以其利益荣辱为最高准则。传统黎族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名为“峒”的社会组织，它是五指山周围古代黎人居住的部落，也是当时生活社区的代称。各峒一般以山岭河流为界，其疆域神圣不可侵犯。生活在峒之内的人依附于峒，峒保护其成员，双方紧密相连，一切重大政治、军事、物质生计活动都以峒为单位进行。故而，黎族人将峒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将峒的荣誉视为自己的荣誉，如有损害峒的利益、诋毁峒的荣誉的言行出现，无论是来自内部抑或是来自外部，峒内成员都会团结一致共同反抗。若有成员遭到外峒人欺侮甚至是杀害，全体成员有责任和义务为其复仇。宋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有云：“(黎蛮)性喜仇杀，谓之‘捉拗’。所亲为人所杀，后见仇家人及其洞中种类，皆擒取……谓之‘赎命’。”[15]不仅如此，在进行“砍山栏”、开渠通沟、举行“蕊岔”和解仪式等活动时，都以峒为基本单位，全体成员参加并竭尽全力。黎族人重寨爱群、团结友爱的集体道德是其社群得以绵延不绝、繁荣壮大的关键原因，在此与中华民族自古传承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16]“公家之利，知无不为”[17]等共同体思想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它是黎族原始集体主义观念的遗风，是新时代引领各族群众秉承团结互助精神，自觉为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三)深沉的家国情怀与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

国家认同的核心在于唤起和强化民众的价值认同，使其实现对国家文化价值的内化和外行。生活在海南地区的黎族群众，在漫长族群发展历程中，通过同中原地区的交流互动，逐步萌发了对王朝政权的认同意识，并随着时代变迁转化为对家国的深沉热爱与民族国家的强烈认同。“秦汉时期，中原中央王朝在海南岛的北部、西部和西南部建立统治机构，传播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并开始使海南与内地中原文化建立稳定的联系，打破了黎族地区的蒙昧原始状态。”[18]39此时，中央王朝的政治意识和观念文化已经于无形中形塑着黎族人的思维方式，使其产生为“中国”一员的认知。此后，海南黎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但因统治阶级剥削无度，从西汉至三国，“黎族民众起义频繁发生”[19]51。唐代以后，随着中原政权对海南地区重视程度的提高及贬官流犯的迁徙，中原文化在黎族聚居区得到广泛传播，由此黎族人开始在教化与疏导中自觉融入国家的管理和统治。清朝时，为巩固中央政权在黎峒的统治，清政府先后在黎峒推行保甲制和土官制，并通过推行文化教育改变其风俗习惯，进一步淡化族群认同。譬如，在黎族地区设立抚黎局，要求化黎为民，一切汉制，还要求黎民剃发穿衣冠婚丧祭一切制度事宜，应照汉人行为，连称谓也要与汉人一致，如某村即号为民人某甲户庄，出示晓谕，严禁汉人从今不许有呼黎字样，总要遍皆呼作民人[18]61。借助一系列强制性措施，黎族民众的国家认同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取消“黎”字样称呼，而全部称为“民人”的做法，更是淡化族群差异增强国家认同，为黎族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18]61。近代以来，随着国家危机日益深重，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黎族，在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成为必然选择的时候，虽远隔海峡、位置偏僻，也承担起抗击侵略、捍卫祖国疆土的神圣使命。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崖州多港峒(今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乡)“陈庆昌被杀”事件以后，黎族人民一直站在抗击外国侵略的前沿，并由此开始将对封建王朝的认同逐步转化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许多海南籍的党员同志先后进入黎峒并建立共产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黎族人民同全岛各族人民英勇奋斗推翻“三座大山”。自此以后，正式形成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黎族人民，开始以一种更加积极自为的心态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进。

(四)崇尚自然、尊重生命的朴素生态观

在长期历史实践中，通过对本土生存空间的认知和理解，黎族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产生独具特色的思考并由此形成崇尚自然、尊重生命的朴素生态观。黎族聚居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和亚热带，高温多雨，长夏无冬。炎热的气候条件和充沛的水利资源为水稻、玉米、番薯等农作物良性生长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使得黎族民众有了相对充足的生存资料。在此天然的生存场域内，黎族人感恩天地造化，对自然生态萌发崇敬感恩情绪。其认为“物质(天地)和精神(人包括其意识)同时产生、同时存在，天与地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它不是虚无的，是人和其他生灵生存的根本条件”[20]，任何人都不得随意破坏。不仅如此，生活于天地间的一切生灵都是平等相待、亲密友好的伙伴，彼此相互依靠谁也离不开谁。这种人与万物生死相依的独特感知渗透到黎族人的精神世界中，就助成其万物有灵的自然神灵崇拜观念形成，并使其在物质实践中自觉践履“人源于自然”“众生平等”“忌杀生灵”等生命伦理意识。譬如，黎族先民在追索族群起源的过程中，通过对自然生态的感知和理解，开始将龙、鱼、狗、猫、牛、蛙等作为图腾崇拜物加以祭祀和供奉[21]。由此，诸多动植物成为禁杀、禁食和禁止触碰之物，有效保障地区物种资源的存续。随着时代变迁，虽然图腾崇拜离现代黎族人民的生活渐行渐远，但对自然生态的崇敬感恩之情“凝固在黎族的传统服饰图案中，刻画在一些生产生活用具上”[19]310，仍潜移默化地形塑黎族人民的生态意识。

黎族传统文化中朴素的生态观作为黎族社会风貌与精神意识的缩影，是其民族文化心理的核心，反映着黎族的价值选择与行动旨归。这些观念意识虽然仅仅是其传统文化中的一种观念，但却在族群发展历程中发挥着凝聚社群意识、规范个体行为、调适人与自然关系等诸多效用。它是黎族文化标识和民族特性的具象化表现，是其族群延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时至今日，仍对黎族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

黎族在形成民族传统文化过程中所孕育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同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内在一致性，与各民族文化意识有共通之处，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社会发展的共同利益，能为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精神助益。例如，尊老爱幼、夫妻相爱、兄弟和睦是各民族基本的家庭美德，是各民族社会生活良性运行的基石，与新时代弘扬优良家风构建和谐美满家庭相耦合；重群团结、互帮互助、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社群主义是消弭个人私利，化解个体与社会、国家矛盾冲突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凝心聚力、加强民族团结友爱的有效工具，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具有内在一致性；深沉的家国情怀与强烈的国家认同是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象征核原型”[22]，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的元素；崇尚自然、尊重生命，与自然平等共生的生态观是各民族处理族群发展与自然存续相互关系的重要准则，也是当代建设美丽中国构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好家园的基本遵循。

概言之，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重要组成部分的黎族，其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精神意蕴，是各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融合创生、凝结发展，进而形成各民族亲密无间、团结互助，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

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黎族传统文化资源的运用

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黎族独特的传统文化意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素材，对新时代巩固民族团结、强化民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从既成的中华文化中汲取养分开展相关教育引导活动，忽视对黎族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运用，致使其精神价值与观念意蕴湮没在民族日常生活中。“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23]新时代，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应当复归民族传统文化，发掘其所蕴含的共同体意识，以此增强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就此而言，运用黎族传统文化资源开展共同体意识教育，也就成为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课题。

(一)融入家风教育：营造和谐家庭氛围

黎族传统文化是黎族社会生活的凝结，它发端于黎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是其不可磨灭的民族记忆和精神基因。在黎族家庭生活中自古传承的尊老爱幼、夫妻和睦、互帮互助的意识镌刻在人们血脉深处，成为人们与生俱来的行为模式。开展家风教育，增强家庭成员的伦理道德意识，是新时代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在市场经济与国外错误思潮的冲击影响下，当代中国家庭面临尊老敬老意识丧失、亲子关系淡漠、离婚率高居不下等诸多家庭矛盾。前述种种都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并对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严重阻碍。紧扣社会发展脉搏，大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应将黎族传统文化资源蕴含的家庭伦理道德意识融入家风教育，通过良好道德意识的熏染和日常行为规范的约束，使人民群众接受教育引导，从而在一定程度扭转家庭道德滑坡现象。具体而言，应当积极吸收黎族传统文化中重视规范教育的内容[24]。譬如，成年子女要孝顺、关爱父母，有好吃的、好用的要先给父母，出门远行要向父母禀告，不得顶撞父母；尽心尽力抚育幼儿，无论亲生与否必须一视同仁；夫妻之间相互扶助、相亲相爱，兄弟姐妹、姑表妯娌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等。正是在日常家庭生活中，通过无意识伦理道德观念的熏染，才能让其成员沐浴在优良家风中形成社会所倡导的家庭美德。

(二)融入集体主义教育：培育集体道德人格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民族交融汇聚构成的民族利益共同体，是一个基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及历史认同等多重归属感与认同意识结成的共同集体组织。在此组织中，集体利益、团结意识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故而，在利用黎族传统文化资源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时，应将古代黎族对“峒”及其社群的集体意识融入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教育和行为习惯培养中，即提炼总结黎族传统集体意识，并将其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相承接，借助集体主义所包含的观念意识教育引导人民群众，使之在社会生活中正确认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牢固树立集体利益至上的理念。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和分歧时，能够做到以大局为重，使个人利益服从、服务于集体利益，在必要时甚至能够为集体利益做出牺牲。总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中，个体必须汇入集体才能发挥磅礴力量。以黎族传统文化资源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人心、积蓄力量，也能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好助力复兴伟业。

(三)融入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文化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基因，是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元素，也是中华民族延续千年蓬勃发展的不竭动力。黎族在漫长历史发展历程中同中原地区交流互动形成的强烈国家认同意识和深沉家国情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养分，对新时代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意义。应当将其同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通过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形式各异的教育引导活动，来使其在生动有趣的教育素材中受到感染和熏陶，进而强化其爱国情怀。具体而言，要做好以下工作：大力彰显黎族传统文化的民族底色，推动海南红色文化资源与黎族民众爱国主义教育再结合；积极倡导黎族传统文化传播弘扬平台与海南红色文化教育实践基地的协调联动，以深沉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厚植海南红色文化的历史基因，以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助推黎族传统爱国意识的转型升级；实现黎族传统文化资源对重点人群的涵育贯通，即将黎族传统文化资源融入社会思想政治工作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持续用黎族强烈爱国意识熏染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使之在优秀精神文化的教育引导下，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实现民族繁荣发展的模范先锋。

(四)融入生态文明教育：培育正确生态观

在长期同自然生态的交往互动中，黎族形成崇尚自然、尊重生命，与万物平等共生的意识，这是其族群世代延续、绵延不绝的关键原因，也是中华民族自古倡导的“天人合一”理念的具象化表达。新时代，接续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努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需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物质资源作为保障。但是，在市场经济主导下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不惜以牺牲自然生态为代价而一味谋取发展，已经给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埋下隐患。运用黎族传统文化资源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尽力转变人民群众的思维意识，使其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和绿色经济意识，从而为建设美丽中国，构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不懈奋斗。因此，在具体运用黎族传统文化资源的过程中，要汲取其朴素的生态意识和环保理念，去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与自然互动现象，牢固树立“两山”意识，自觉遵循绿色发展、和谐共生基本原则，加快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从而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努力转变行为模式，“积极发展本土生态经济，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良性互动”[25]，打造东南沿海民族生态进步示范区。

结 语

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黎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深邃的精神意蕴，是新时代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元素和重要养料。对黎族传统文化资源展开深入研究，对于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色，加快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不可否认，在封闭海岛上诞育发展的黎族传统文化，必然保留某些蒙昧落后的信息。故而，在挖掘黎族传统文化资源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必须加以鉴别选择，在去粗取精中提炼总结其文化精粹。同时，在具体运用时，既要坚持尊重民族差异又需凸出共有意识，将黎族传统文化资源与其他民族文化资源相结合，并从中抽象出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质属性，使之突破地域与时空局限，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长期可用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