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勇

(安徽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1)

一、社会背景

明朝处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空前加强的时期。为了消除丞相对皇权的威胁，明太祖废丞相，以大学士为顾问。而后内阁制度逐步完善，权责逐渐清晰。为了钳制思想，明朝统治者以儒家思想进行统治，科举八股取士，用文字狱控制思想，使得思想上日益僵化，导致整个社会精神领域活力下降。对外明朝厉行海禁，尽显保守，日益不自信之像。明朝皇帝对于大臣动辄施以梃杖，士大夫尊严尽丧，文人由死谏转而走向无声抗争，辞官或自离。万历皇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怠于政事，经常不上朝的皇帝。万历年间内阁权力空前膨胀，张居正为首辅时万历小皇帝亦颇为惧怕。万历亲政，大权在握，频繁更换首辅，以稳固皇权，及至怠政时无人理政。东林势力亦崛起于万历年间，其他的朋党业已出现，党争之势渐成。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大臣上疏自退现象出现以前，就有地方抚按，未得皇命而有所动的现象。万历三十七年(1609)以后皇帝近乎不见朝臣，怠于政事，官员数目多不能足数，地方上派出税监大肆搜刮，导致民生凋敝，想要有所作为的大臣上疏，多是不理，此为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真实景象。

二、所涉大臣史料记载分析整理

孙丕扬上疏自退时的职位是吏部尚书，吏部掌握着大小官员的选拔任命之权，还掌有官员的考核，故而吏部是百官之首也不为过。从孙的为官经历“歷按幾輔、淮、揚，矯然有風裁。隆慶中，擢大理丞。以嘗劾高拱，拱門生給事中程文誣劾丕揚，落職侯勘。”[1]5900以史料看其在任巡按时能做到公允自好，敢于弹劾高拱，因而落职。基本上是一个励精上进的官员，符合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标准，也可以佐证他力求上进，期许在仕途中有所建树。“萬曆元年擢右簽都御史巡按保定諸府，以嚴爲治，屬吏皆惴惴不安。按行關隘，增置敵樓三百餘所，筑邊墻萬餘丈。錄功，進右副都御史。中官馮保家在畿内。張居正屬為建坊，丕揚不從，知二人必怒，二年春引疾歸”[1]5900。孙丕扬多年在御史任上，御下严厉，且敢忤张居正、冯保意。可见，他不单单是不惧权贵，更重要的是有一颗对于权位并不贪恋之心，也正是如此才能最后上疏自退。“初，帝雖以夙望用丕揚，然不甚委信。有所推舉，率用其次。數請起廢，輒報罷。丕揚以志不行，已懷去志，及是杜門踰半嵗。”[1]5902文人士子所求不过是大志可遂，丕扬虽身居高位，夙愿难遂，所求不得，自然会失去在朝的心理上的羁绊。《东林列传》载：“明年秋陳有年罷，遂改吏部尚書。先是大選外官競請托，丕揚創為擊簽之法”[2]12。以《东林列传》看孙丕扬选官力求不从请托。《东林列传》载：“首薦呂坤為都御史不報，以去就爭亦不報，時内外缺官，丕揚受事兩月，推上數十人皆留中。乃具疏臣以八十之年，豈欲營求富貴。感陛下知遇，欲盡忠萬一，今朝署俱空，叩關無路，國家亦安所用，臣乞仍賜放還，以遂首丘之願”[2]11。上述记载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孙丕扬的官场际遇，身感朝官缺员，所推不用，记载中失望之感跃然纸上。在其志向不能实现的状况下，开始上疏求退，累疏而不得，乃至于未得批示而自退。

《明史》《列传》载：“萬曆三年，張宏中官請遣其黨榷真定材木，煥及給事中侯于趙執奏，不從。張居正遭父喪，言官交章請留，煥獨不署名。”[3]5821赵焕为官不惧中官，事关张居正，言官请留，无非是攀附不敢违居正，焕独不署名，恪守纲常、护礼，不愿居正不守孝，实为守正之士。“十四年三月，風霾求言。煥請恢復聖度，納忠言，謹嚬笑，信政令，時詔大臣商榷治理，次第舉行實政，弊在内府者一切報罷，而飾戒督撫有司務求民瘼。帝嘉納之。”[3]5921响应风霾建言，欲恢复圣度，纳谏言，谨言，所建言皆为万历皇帝嘉纳。“男子諸龍光訐奏李如松通倭下吏，並及其黨陳仲登枷赤日中，期滿戍瘴鄉。煥以盛暑必斃，而二人罪不當死，兩疏力爭。忤旨，詰責。復以議浙江巡按彭應參獄失帝意，遂引疾歸。”[3]5921忤万历皇帝意愿，皆因心存怜悯，愿恪守法度，力陈李如松、陈仲登二人罪不当死。而后因他事违万历皇帝意，“四十年二月，孫丕揚去，改署吏部。時神宗怠於政事，曹署多空。……煥累疏乞除補，帝皆不報。”[3]5921-5922孙丕扬去时衙署多空，累疏求补，不纳其言。“然是時朋黨已成，中朝議論角立。煥素有清望，驟起田閭，於朝本無所左右，顧不雅善東林。”[3]5922朋党已成，焕骤起于乡野，在朝无所靠，身无左右所环绕，故势单力薄，不善于东林。“給事中趙興邦劾煥狥私。煥疏拜，再乞罷。帝為奪諸臣俸，貶烺官以慰煥。煥請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闕前，出城待命，帝猶遣諭慰留。”[3]5922-5923为赵兴邦弹劾，拜疏求去，万历皇帝不准，叩首阙前，自出城候命。《莱州府志》载：“趙煥字吉亭，掖人。由進士令烏程，擢御史按江西權豪飲跡。歷任吏部尚書。時太平日久，朝臣黨羽漸紛，煥遇喜事者悉罷黜之，又上疏請偹邊餉補諫官，皆切中時政。”①[清]冷烜.成瓘纂.[清]王镇修济南府志.赵世卿传·卷四十九.道光二十年刻本影印。莱州府志将焕所处时代描述清晰，在朝朋党已成，国家承平日久，故地方多有不备，任地方江西豪强饮迹，任吏部尚书上疏加强地方储备，补谏官，所言皆切中时弊。

户部掌天下钱粮，倚之为机要，不可轻视。赵世卿去职时为户部尚书。《明史》列传载：“張居正黨國，政尚嚴。州縣學取士不得過十五人……居正慾重罪之。”[4]5803赵世卿上疏建言请放宽取士等政策，宽刑罚，稍松政，勿急催科，纳言且宽言路，忤居正意，居正欲重罪于他。“世卿請復金花銀百萬故額，不許。乞發内庫銀百萬及太僕馬價五十萬以清邊儲，復忤旨切責。……帝亦不省。”[4]5804随后请金花银仍为故额，万历皇帝不许，请以内库银百万及太仆马五十万清理边储。请治潘相罪，陈其害，不纳，又建言希图予民以休息，防民揭竿，不省。“而西北水旱時時見告，世卿屢請減租發振，國用益不支。逾月復奏請捐内帑百萬佐軍用，不從。世卿遂連章求去，至十五上，竟不許。”[4]5805时逢西北水旱，请赈济减租，国用难支，月余后请捐内帑百万佐军用，不从。“於是給事中杜士全，鄧雲霄，何士晉，胡忻，御史蘇為霖、馬孟禎等先後劾之，世卿遂杜門乞去，章復十餘上，不報。三十八年秋，世卿乃拜疏出城候命。明年乘柴車徑去，廷臣以聞，帝亦不罪也。”[4]5806随后又遭御史弹劾，杜门乞去，不报，遂拜疏出城以候命。《济南府志》载：“世卿素屬清操，當官盡職，帝雅重之。吏部缺尚書嘗使兼署，推舉無所私惟楚宗人與王相訐世卿，力言王非偽，與沈一貫議合李廷機輔政。世卿力推之。廷臣遂疑世卿黨比，於是給事中杜世全、鄧雲霄，何士晉、胡忻、御史蘇爲霖，馬孟禎等先後劾世卿。”②[清]严有禧修莱州府志·卷十·人物·赵焕传,清乾隆五年刻本影印。济南府志言世卿性属清操，为官尽职，万历皇帝器重世卿。吏部尚书缺任曾以世卿任之，推举公正无私，仍为楚宗人、王相攻讦世卿，同沈一贯意见相合属意李廷机任职。廷臣疑之，马孟祯遂交章弹劾世卿。

礼部国之门面，中国古代历来以天朝上国礼仪之邦自居。故而礼部地位亦颇为重要。《明史》列传载:“故事，祭酒每親視事，則二生共擧一牌謁前，大書整齊嚴肅四字。蓋高皇帝所製，以警師儒者。廷機見之惕然，故其立教，一以嚴爲主。”[5]5740廷机任祭酒，所行之事皆依礼，惕然于高皇帝所书，立而执教，实乃世卿尊崇皇帝，重礼。“久之遷南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二十七年典京察，無偏私。嘗兼署戶、工二部事，綜理精密。奏行軫恤戶四事，商困大條。外城陵垣，多所繕治，費皆取公帑奇羡，不以煩民。召爲禮部右侍郎，四辭不允，越二年始受任”[5]5740。任南京吏部右侍郎，署理吏部，推举，京察无所私。身又兼署户、工二部事务。上疏建言，以公帑缮修南京城垣不烦民，不困民。“大學士沈一貫欲藉妖書傾正域，廷機與御史沈裕、同官涂宗濬俱署名上趣定皦生光獄，株連遂絕。三十三年夏，雷震郊壇。既率同列條上修省事宜，復言今日闕失，莫如礦稅，易罷撤。不報。”[5]5740沈一贯欲以妖书案倾倒郭正域，廷机与同官署名定狱，遂无株连。上天警醒，上言撤矿税，不报。“給事中袁懋謙劾之。廷機求退，不允”[5]5740，遭给事中袁懋谦弹劾求退未得。“時内閣止朱郔一人。給事中王元翰等慮廷機且入輔，數陰詆之。廷推閣臣果與焉。給事中曹中忭、宋一韓，御史陳宗契不可。相持久之，卒列以上。帝雅重廷機，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5]5741内阁少人，因以廷机入阁事，廷臣互攻，因万历皇帝甚为器重入阁。“至四十年九月，疏已百二十餘上，乃陛辭出都待命。同官葉向高言廷機已行，不可挽留，乃加太子太保，賜道里費，乘傳，以行人護歸。”[5]5741去意已生，上疏百二十余，不允，出城候命。《晋江县志》载：“萬曆癸末會試第一，以及第第二授編修，陞侍讀、中允。累遷洗馬兼修撰。侍光宗東宮講學，每四鼓呼長安門，人風雨寒暑不輟。”[6]43晋江县志言廷机为官历任编修、侍读，中允，东宫讲学，勤而不辍。“廷機沈靜廉潔強立有守。嘗官勤事，無一日不朝參，在禮部時拒秦府夤緣請封。”[6]43-44在朝不少朝参，吏部拒绝秦府请封。“生平雅菒清净書一欲，朝列遵令甲省論議以奉法循理為先，而此時士大夫尚建白重氣誼時時越秩所守序，廷機所不喜，以此攻之者眾。清節皎然不可得而誣也。”[6]44生平好清净书，所为诸事皆以法以理为先，当时士大夫不守秩序，廷机不见喜，因而为他人攻讦，原因则是清节皎然不得，妒而污也。

《明史》列传载：“數請假里居，鍵戶息交，覃精理學。當事請見，率不納。”[7]6306慎行甚精理学，堪为理学者，理学者求理，求理想化，严格要求自我。“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當是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十年餘不躬親東宮輟講至八年……久不更正，臣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四萬頃。慎行並切諫。”[7]6307升转吏部侍郎，切谏郊庙礼不礼，并及福府庄田问题。事涉皇家敢于切谏。“皇太子儲位難定，福王尚留京師，需莊田四萬頃乃行宵小多窺伺廷臣請之國者愈眾，帝愈遲之。慎行疏十餘上，不見省。”[7]6307皇储大事事关正统，儒家历来追求礼，礼者寻求，有嫡则嫡，无嫡则长，福王不返己封国，万历皇帝欲以所爱代长为不礼，累疏十余不见省。“韓敬科場之議，慎行擬黜敬。而家居時素講學東林，敬黨尤忌之。會吏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郎李鋕於左，而以慎行為右，命俱未下。御史過廷訓因言鋕未履任，何復推慎行給事中亓詩教和之。慎行遂四疏乞歸，出城候命，帝乃許之。”[7]6307慎行同东林有连，为敬党忌，又为御史弹劾，故拜疏乞归。《常州府志》载：“時王貴妃生子四歲目靑，居別宮。所寵鄭貴妃子福王，意在立愛不建儲。廷臣爭冊立請福王之國，上怒坐是落籍永錮者半天下。慎行疏有何代不封王，何王不之國等語。上感動命所司擇吉，無何内降忽更期。慎行擬伏闕爭，每日令日是某死所聲徹大内，於是福王自請減莊田以行。”[7]15常州府志中更是将慎行力争立长不立所爱切谏万历皇帝的场景描述甚为详细生动。在慎行以死谏之势震慑使福王自减庄田数归国。

兵者国之利器，欲求国安，非有兵而不行。孙玮曾主兵部，且以兵部尚书身份拜疏自退。“孫瑋，字純玉，渭南人。萬歷年進士。授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劾中官魏朝及東廠辦事官鄭如金罪，如金坐下詔獄。二人皆馮保心腹也。”[8]6270本文所涉多同宦官有所关联，孙玮亦曾弹劾中官，一则是当时中官确有不法，二则中官多涉皇权，可以看出孙玮不能忍中官不法，不欲中官掌权。“當是時厰衛承馮保餘威，濫受民訴；撫按訪查奸猾，多累無辜；往往罪外加罰；帝好用立枷，重三百餘斤，犯者立死。皆瑋極陳其害。詔立枷如故，餘從瑋言。以母病，不候命擅歸，坐謫桃源主簿。”[8]6271敢纠厂卫之不轨。肯为囚犯申言，言帝之爱好残忍处，母亲病以孝道为先，守纲常，受礼教，不候命而归，此中缘由不详述。“嵗比不登，旱蝗、大水相機，瑋多方振救，帝亦時出内帑佐之。”[8]6271遇灾荒年则身兼护佑灾年之任，多方振救。“就進兵部侍郎，詔為右都御史。進戶部尚書，督倉場如故。大僚多缺，命署戎政。巳，又兼署兵部。瑋言：陛下以纍纍三印悉畀之臣，豈真國無人耶?……弗聼。”[8]6271一身兼有多职，不揽权，不徇私，建言可用其他当用大臣分己之职。“至四十一年十二月，外計期追。始命瑋以兵部尚書，掌左都御史事。瑋素負時望。方慾振風紀，而是時朋黨已成，言路大橫會南幾巡按御史荊養喬與提學御史熊廷弼相訐，瑋議廷弼解職侯勘廷弼黨官應震、吳亮嗣輩遂連章攻瑋。瑋累疏乞歸，帝皆慰留。無何，吏部以年例出兩御史于外，不關都察院。瑋以失職，求去益力，疏十餘上。明年七月稽首文華門，出郭候命。”[8]6272时朋党已成相互攻讦，身在其位必难于幸免，故而急流勇退拜疏自去。《渭南县志》载：“時部推多留中，而瑋得旨較易，人人訝之，神宗嘗曰是以母病罷官者也，因論公主駙馬曰孝學。孫瑋仕至吏部尚書，爲閹黨所忌。既卒仍劾奪其官”[9]为人至孝，可为孝之典范，其人终为阉党所忌，必是不附阉党或是反对阉党所致。“《東林列傳》曰：累迁至保定巡撫嚴法令，剔蠹獘，節浮費，廣儲蓄，摧強扶弱，民賴以安。”[10]身在地方则锄强扶弱，节俭，捍卫法令保民，使得安定之所。

口舌之所在唯督察院是也。明代废丞相，皇帝直辖六部，佐以督察院掌监察，权柄不可谓不重。督察院副都御史詹沂《宣城县志》载：“值星變，上疏修實政，以息天警。糾政府私人十餘人亡，何宰臣張居正奪情議起南省，臣，希旨乞留疏具，沂堅不署名。曰：事係綱常吾不能媚宰相取譏後世。”[11]212詹沂由史料观之实为受中国传统思想熏染，时值星变，便上疏求实政。很是切合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再确切说是自董仲舒以后的天理异变说以后)，不愿署名在乞留张居正，则是恪守礼教孝道，但似乎又有其他的成分在内，毕竟事关当时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一则是不愿低眉丧失气节乞留，二则恐怕也不满于同时期他人并没有被乞留，或是为朝廷挽留。“遷山東副使，尋議裁革冗員，置沂革籍中勒歸里。”[11]212任何时代涉及官员体制人员裁撤增删都是难题，敢于动这个问题的人恐怕皆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應天嵗額絲價數萬例存十一佐公費，卻不受。”[11]212官场或是潜存(潜存为私下存在，存在于人们潜意识下的事物)为世人所默认遵从的成规也是不可动，动则易乱。“一日除夕上謂左右曰，此時廷臣受外觀官書帕開宴打鬧惟侍郎楊時喬、李廷機、副都御史詹沂三人清寂，可念數召對，賜半酒，鏹幣其為上所知，如此累疏乞歸，不可遂，解組封印出國門候命。上優許之，有潔身忘義之旨。明大臣未有挂冠行者，挂冠自沂始。”[11]213詹沂位督察院副都御史，地位虽难及所涉其他大臣的地位，从职位高低上看亦绝非泛泛。其人于礼守纲常，于心对天变存敬畏，于体制敢于提改革之议，于情(情指人之常情)不受私，不从陋规(陋规指留丝价十分之一以为公费)。不羁于权、利，敢于挂冠自去，追随本心。

三、万历三十七年(1609)大臣上书、拜疏自退缘由

《明史》神宗本纪记载：“秋七月癸未，諭廷臣，國事紛紜，致大臣爭慾乞身，此後有肆行誣衊者重治”[12]。这是万历十九年(1591)的诏书，此时大臣争先乞身，基本可以断定情况已然是较为严峻，竟至下诏警醒方可的程度。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明史》本纪：“三十五年春正月辛未，給事中翁憲祥言，撫、按解任宜候命，不宜聼其自去，不報”[13]。此可知地方的抚、按任期结束后，有自己离去的问题，并已引起言官的关注，其二言官上书的结果是不报。由上文可知，大臣上疏自退现象早至万历十九年(1591)以前已有势头，从争欲乞身，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言官上疏说到的地方抚按解任擅离，最后乃至演变为六部尚书、都御史上疏自退。其中缘由可从为官经历、性格、当时的官场生态所得。孙丕扬落职原因梳理可得一地方确有风气不正之处，二党同伐异之像初现。此可从孙丕扬为官经历巡按地方整治，矫正风气，入朝为重臣，往往有大臣以其为靠，甘为下手。孙丕扬肯洁身，希图矫治不良，实心地方。迁官副都御史，拒张居正为冯保建坊讨好之私。丕扬所推之人，或不用，或不报。由此观之丕扬去职缘由，官场不可肃，重臣不自律，有擅权之嫌，拳拳之心遭负，建言不为帝纳。赵焕所去缘由由上可得，张居正时大有权倾朝野之势，诸臣皆附趋炎讨好，赵焕不喜。万历皇帝多不纳焕之建言，且焕往往忤或违皇帝意，在朝所图不得，所志难伸。地方储备不足，衙署多空，国家运转不良，希图有所为的志向不可伸。朋党已成，赵焕不善朋党，为朋党所攻讦。世卿违张居正，建言放宽某些限制，触碰张居正政策，为张居正不喜，万历皇帝矿税、矿捐等累民世卿不喜，世卿为民请命，请与民休养，以内帑补国用，万历不纳。其他大臣以他结党，弹劾于他。廷机崇礼、崇理，万历皇帝多喜福王，不善长子，且有因福王代长子之嫌，不愿党同伐异，不从沈一贯攻正域，朝臣多违秩。说明万历皇帝违礼、违理，朝臣违秩，廷机不喜，不苟同臣子之间互相攻讦。廷机勤事，时衙署多空，朝廷自然运转不灵，必不利于廷机勤事的作为。慎行者亦为崇礼、崇理之人，亦遭万历皇帝违礼、违理。因同东林有所关联，敬党忌之，又逢弹劾，去意故浓。孙玮其人弹劾中官，不苟同中官不法，万历皇帝，中官冯保余多有党刑罚不当，母病不候命而归孙玮孝悌者也。遇有国家水旱为民着想，孙玮在地方锄强扶弱。因而玮去职缘由，地方有豪强，民难安，水旱灾荒万历皇帝不恤，衙署多空，朋党已成，欲有所为衙署多空，国家运转不灵，兼有朋党掣肘，想要有所为甚难，因而心灰愿去。詹沂亦不喜居正权重且不自律，群臣交章请居正夺情，詹沂不署名，星变上言恪守儒家天理说。对地方思去冗员，不受地方陋规所得。以上诸人所去缘由，归类、梳理，可有一欲有所为，朋党势下，朋党掣肘，衙署多空国家运转不灵，所为难成。二崇礼，恪守天理，时万历皇帝违礼、违理，朝臣违秩，星变，上天示警之下，皇帝不纳其言。三地方多有豪强、陋规，水旱国家无所恤，民难安，民生多艰。

四、万历三十七年(1609)以后的政治生态、官场生态表现

《明史纪事本末》矿税之弊载：“允貞又上書言朝廷得失，譏切宰臣不能輔導，致使刑餘之人播惡。上切責之。”[11]1009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事实确是张居正以后万历皇帝，再难授予他人似张居正那般权力，致使诸臣为争首辅之权互相攻诘。纵使得为首辅，万历长期的怠政，首辅也难以起到辅导的作用。佐证：“命内監李道督稅湖口，魯保經理淮監，俱許節制有司。戶科給事包見捷上言開礦之害：……科臣趙完璧、郝敬，道臣許聞造、姚思仁，交章言之。不報。”[11]1009科道诸官以外另有地方诸官上言，“九月益都知縣吳宗堯奏：……而增私囊十九。山東巡撫尹應元參增罪狀二十餘條，忤旨，奪俸。宗堯下鎮撫司，削籍。”[11]1009可以看出万历三十七年(1609)以前诸臣对于国家建言献策尚属积极，只是多不被采纳。对照明史列传中上述诸人建言献策也是不报、不省、不纳的说法。万历朝臣对于支撑国家正常运转还是竭尽所能。万历三十七年(1609)以后关于诸人多次提到时朋党已成，敬党、东林党的说法，且有廷机骤起田园，无左右在朝难立足，因曾讲学东林，遭敬党忌。朋党之下，独身难立，朋党之间实难相容。明史列传中多次提及衙署多空，官员数目不足，或一人身兼多职，或一身署多事，六部尚书，都御史职权之中也有一人署多职。国家运转不灵，地方弊病丛生，皇帝违礼、违理，朝臣不守秩序，朋党互攻，若身边无左右所依附，在朝难以自立。万历三十七年(1609)以后不平衡、疲态、消极的病态弥漫于官场，官场生态极不健康。六部衙署多空，地方上有地方官解任自离的情况。实心用事的大臣所奏得不到批示，锐气日渐消磨，官场暮气日重，御史纠事得不到批复，官场弊病得不到纠正。

五、影响

万历三十七年(1609)以后拜疏自退的大臣，仅仅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后一方面的缩影，一则他们多身居高位，掌重权或是身兼多职，一人去直接关系他所任职的部门的运转，再加上万历朝相当一段时间内诸衙署多空，官员严重缺额，他们去职一则加剧官员缺额，二则因为位高易引起争权，加重大臣内部内耗，进一步加剧官员缺额，三则当官员数额过低，官场生态系统的活跃度降低，官场生态系统平衡被打破。官员严重数额不足，官场运转的活跃度、平衡、官员之间的相互联系被割裂，运作中相互协作难度增加。官员不足导致国家运转不灵，政策的修补性下降，进而影响国家的存继。拜疏自去或是上书自退的大臣的负面情绪，负面心理逐步传染给整个官场，使官场丧失活力。门生故吏，家族亲戚会受到自退大臣离去的影响，政治产生失望感，或者效仿他们。他们的离去使得王朝为继力量的消减，导致官场生态的进一步失衡，官员的数额进一步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