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斌/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数据工程与知识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卜昊昊/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个体思想行为、人际交往关系与公共管理秩序正在被不断调整或重塑，伦理准则与向善理念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作用愈发凸显。档案伦理是伦理观在档案领域的延展与融汇，旨在通过协调各利益相关者权责关系、保障档案公共服务均衡发展及构建档案职业规范准则等伦理活动，促进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1]。近年来，档案伦理愈来愈成为国内外档案界聚焦的重点议题。国际档案理事会ICA将“档案弥合鸿沟”设为2022年罗马年会的主题，指出档案是弥合全球与地区、公共与私人、多数与少数、高科技与低科技等伦理性鸿沟的战略要素[2]；我国档案学领域权威期刊《档案学通讯》也将“档案伦理”纳入2022年重点选题范围[3]。可见，档案伦理研究兼具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本文立足于此，对我国档案伦理研究文献进行收集梳理，回顾与反思我国档案伦理研究的历史脉络及发展现状，为深化与创新我国档案伦理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检索来源，以2022年5月1日为检索时间，为最大程度兼顾文献样本的典型性、代表性与完整性，限定文献分类为“档案学、档案事业”，并采取检索方法如下：首先进行组配词检索，以“‘主题=档案伦理’OR‘关键词=档案伦理’OR‘题名=档案伦理’”为检索项进行检索，得到文献127篇；其次进行人工筛选，剔除127篇文献中重复、弱相关及不相关的文献后剩余文献108篇；最后进行引文扩展检索，综合考虑检索主题相关度与期刊质量，补充收集108篇文献所引参考文献13篇。综上，累计共得相关文献121篇。从文献发表年度分布来看，我国档案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初，2004年起开始快速发展，此后发文数量逐年波动，但整体呈现上升态势，并于2017年达到峰值。2017年后发文数量开始回落，但未产生发文断层，每年发文数量均保持在2篇及以上，表明档案伦理这一领域仍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与发展空间。

2 研究主题与内容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我国档案伦理研究的重心和着力点，本文采用质性研究软件NVivo12对我国档案伦理研究文献进行主题分析，通过设置停用词、文本分词处理及词频统计，得出我国档案伦理研究文献主题排名前列的高频词包括“信息”“社会”“工作”“管理”“职业”“利用”“服务”“行为”“技术”“规范”等。表明我国档案伦理研究重点关注信息伦理、职业伦理、业务伦理、服务伦理等方面。在此基础上结合对文本的深入研析，得出我国档案伦理研究内容主要围绕理论、主体、客体、法理、学术五个维度展开。

2.1 理论维度下的档案伦理

档案伦理理论研究主要围绕国内和国外两个语境展开。从国内语境来看，傅登舟最早提出档案管理伦理这一概念，其内容涵括档案管理主体、档案管理权力、档案职业规范等方面[4]。此后，曹玉较为系统地指出档案管理伦理的含义与外延，档案管理伦理是各主体之间围绕档案这一客体资源进行各项活动时形成的关系，包括档案管理规范伦理、档案管理责任伦理及档案职业伦理三类[5]。如今，随着档案事业从管理模式走向治理模式，档案治理伦理在档案管理伦理的基础上成为推进档案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档案治理伦理可为明晰多元档案治理主体权责与实现档案事业协同共治提供理念指引[6]。

从国外语境来看，随着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及行动主义等思潮的兴起盛行，以南非档案学家维恩·哈里斯（Verne Harris）为代表人物所提倡的“档案追寻正义”“档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7]等思想观点逐渐进入我国档案伦理理论研究的视野。档案具有证据性价值，是彰显社会正义的有力工具，档案形成者应从源头把控档案形成，档案工作者应从全程强化档案管理，双方共同通过档案资源反对不平等和权力滥用[8]。与此同时，萌芽扎根于国外档案实践与思想的档案正义理论在向我国本土迁移转化的过程中也受到来自学界的诸多质疑。复杂多元的正义取向、档案及档案工作非维护正义而存在、档案正义理论依据的不可靠、国内外社会环境及族群问题的差异等因素，均使档案正义不宜过多提倡[9]。

2.2 主体维度下的档案伦理

主体视角下的档案伦理主要包括档案形成者伦理、档案利用者伦理与档案职业伦理三类。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档案记载内容理应真实可靠。档案形成者作为前档案行为伦理主体，应秉持求真求实的原则，积极主动维护生成信息的准确、真实、完整[10]。相应地，档案利用者作为后档案行为伦理主体，也应在档案利用伦理规范与监管机制的约束下提升自身伦理自觉[11]，最大限度地规避档案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非公开档案资源流失、档案所有者权益受损等伦理风险[12]。档案职业伦理是主体维度下档案伦理研究关注的重点。档案职业伦理要求档案工作者具备良好的职业态度与专业素养，积极履行服务职能，协调处理好与档案形成者、利用者及档案事业之间的关系[13]。当前，档案职业伦理体系已趋于完善，但仍存在结构缺陷等方面的问题，伦理意识的复杂与官本位思想、伦理制度及伦理教育与评价的缺失均制约着档案职业伦理功能的发挥，而这需要从伦理制度建设、伦理教育模式转变及职业自律养成等方面加以完善[14]。

2.3 客体维度下的档案伦理

客体维度下的档案伦理可分为档案实体管理伦理与档案信息及数据管理伦理两方面。档案实体管理伦理研究主要围绕档案管理业务和专门档案工作双视角展开。前者强调档案管理特定业务环节应遵循的工作理念和伦理规范，以档案修复伦理规范体系为例，其需要从修复伦理法制、修复伦理评价、修复伦理教育等方面共同构建[15]。后者强调因专门档案内容构成、处理流程及管理方式的特殊性而带来的伦理风险及相应的规避方式。以口述档案为例，为在尽量多地获取访谈信息与尽可能保护口述方个人权利之间达成平衡，需要访谈者、访谈执行机构和收藏机构三方共同遵守相应的伦理要求，即访谈伦理、项目管理伦理、收藏管理伦理[16]。

档案信息与数据管理伦理是客体维度下档案伦理在数字时代的演进与承续。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档案形态由“模拟态”向“数字态”及“数据态”逐渐转变[17]，由此带动以“管”为本的传统档案实体管理业务模式日益向以“用”为重的档案信息与数据的深层次组织加工和开发利用转型。与此同时，新的伦理风险与管理危机也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档案信息污染、档案信息超载与泛滥、档案信息与隐私泄露、档案信息犯罪、档案信息垄断与权益分配不均[18]、档案信息殖民[19]等档案信息伦理失范现象层出不穷，而这些既存风险在当前档案数据开放共享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并愈发扩增[20]。为解决上述伦理问题，进一步盘活释放档案信息与数据活力，不仅需要档案与数据管理部门等多部门协同联动，还需要法律法规、制度规范、思想观念、技术系统等相关配置的更新完善[21]。

2.4 法理维度下的档案伦理

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与完善涉及多方主体利益，不仅需要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和守法者的共同参与，更需要在各主体间达成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机制。因此，法律法规本身或各类法律活动具有一种内在的天然性伦理意蕴。从档案立法的精神理念来看，公益性、主客观一致性等理性精神是档案立法原则的伦理基础，正义和利益是档案立法原则的伦理价值，其基于社会环境异化而随民众意愿同归[22]。从档案立法的现实需要来看，档案法律需回应解决档案活动的伦理诉求，两者基于公平正义等共同的价值观念而存在同构性[23]，档案伦理法律化和档案法律伦理化是发挥同构性效用的路径[24]。

2.5 学术维度下的档案伦理

档案学术研究是档案学者在揭示档案现象本质及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档案管理的科学理论、原则、技术与方法以指导档案管理实践的知识生产性活动[25]。自20世纪30年代中国档案学形成至今，一批又一批的档案学者致力于档案学术研究，形成具有档案学范式的科学共同体，即档案学术共同体[26]。伦理学视域下，档案学术共同体在发展过程中被人为地赋予自然、社会、道德三类伦理形态，分别指向档案学研究的内在、现实与文化价值[27]。同时，档案学术共同体在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时也会受到伦理关系的制约与引导，应从学术自律的倡导、学术规约的普遍设立与执行、学术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等方面构建当代档案学术伦理机制[28]，以提升档案学术研究的规范性、科学性与准确性。

3 研究评析及未来展望

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回顾，可知我国档案伦理研究在分析档案伦理现象的本质及一般规律等理论问题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档案伦理所涉及各主体与客体需要遵从的理念价值与原则规范，并将视角向学术研究、法律法规建设等其他领域延伸，总体呈现出以点带面、多元辐射的研究特点。事实上，档案伦理研究无法脱离档案实践而单独存在，相对档案事业发展转型所呈现的新业态与新命题，档案伦理研究同时也存在研究内容较为零散、研究对象较为滞后、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不足，基于此，本文提出我国档案伦理研究未来展望如下。

3.1 理清基本概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伦理理论体系

当前，学界在理论维度重点围绕档案管理伦理与档案治理伦理展开论述，尚未对档案伦理这一更高位阶概念的内涵及外延进行界定与揭示。作为档案伦理研究开展的首要前提和立足之本，档案伦理的定义及内容构成、档案伦理的功能、档案伦理的基本原则、档案伦理与相近事物（如档案管理伦理、档案治理伦理、档案馆伦理、档案道德等）的关系等基础理论问题都需进一步明确。此外，后现代主义去权威化与中心化、提倡多元差异、关注边缘群体的观点立场为档案伦理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以档案正义、档案行动主义为代表的、在源起上浸润西方哲学思想的西方档案伦理理论相继形成。但一个科学完整且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在构建时不仅要做到空间维度上的开放与融合，更要做到时间维度上的继承与发扬[29]。因此，档案伦理理论研究在借鉴西方档案学思想时，更需主动关注中国传统哲学中仁礼相辅与情理贯通的伦理理念，突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重视中国情景下的契合度和适用性，避免产生政治话语漂移的问题，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与风格的档案伦理理论体系。

3.2 聚焦特定场景，强调档案伦理研究的时代性与现实性

从文献调研来看，档案伦理研究主题多元宽泛，涉及业务伦理、信息伦理、职业伦理、学术伦理等领域，但对特定场景尤其是对如今档案事业发展过程中所涌现的新生事物或热点问题的聚焦程度稍显不足。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与ICT技术的更迭升级，档案伦理研究今后应进一步围绕具有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的档案课题开展，强调研究成果的前沿性和适用性。如2021年《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个人享有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删除其个人信息的权利，即删除权[30]。这虽赋予了个人在网络空间中“被遗忘”的可能，但同时也使网络信息存档面临潜在的伦理危机。当删除权被“过度化”使用时，个人信息也会相应地“过量化”缺失。在此情形下，如何应对档案原始凭证价值消解弱化、公众信息知情权利受损、个体甚至集体记忆断裂破碎等问题，应纳入档案伦理的研究范畴。再如数智时代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档案管理业务流程升级再塑，但同时以人机博弈为代表的诸多技术伦理难题由此而生，以档案智能化鉴定为例，在鉴定过程中如何规避算法偏见以准确划分档案保管期限和维护真实完整历史，仍需学界探讨。

3.3 协同多元要素，深化档案伦理治理研究

我国《“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提出“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建设，提升档案治理效能”[31]，并将其作为未来档案事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在此时代命题下，透过治理视角审视档案伦理问题成为深化档案伦理研究的应然之措。因此，档案伦理研究需突破以往以审视某一领域或解决单一问题为切入点的思维范式，基于多元要素协同联动，推进档案伦理治理研究。即将档案伦理视为由“目标—主体—客体—过程—工具”[32]等要素组成的整体统一与开放动态的系统，在明确档案伦理治理目标价值导向的前提下，深入考察主体（档案形成者、档案利用者、档案工作者等）、客体（多态多元档案资源等）、过程（传统档案管理业务活动、档案数据生命周期管理等）及工具（伦理理论、伦理法律法规、伦理规范、伦理机制、伦理监管与伦理教育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实现各要素在档案伦理治理系统中的有序配置与效益最大化，从而提升档案伦理治理能力，推动档案伦理治理走向善治。

3.4 转向现实调研，推动档案伦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并重

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是两种典型的研究范式。规范研究以先验主义为基底，通过思辨阐释和逻辑批判揭示某一现象或问题背后的本质所在。而实证研究以实证主义为内核，通过定性和定量方法构建符合事实经验状态的理论体系[33]。从研究范式看，当前我国档案伦理研究以规范研究为主，实证研究较少涉及。这虽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档案伦理问题提供了思路方向，但其实然状态即研究结论的适用程度与可操作性仍有待进一步检验。档案伦理并不是通过思维活动凭空出现的产物，其根植于档案实践，同时反作用于档案实践。因此，我国档案伦理研究应适时转向现实调研，在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并重实证研究的价值效用，将扎根理论、焦点小组访谈、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适当迁移应用到档案伦理实际问题的解决之中，如以档案伦理主体和客体为研究对象，可采用实证方法探究不同主体对档案伦理的认知程度、档案伦理失范行为影响因素、档案数据开放共享的伦理风险识别等问题，从而有效提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准确性与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