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冰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秦观《淮海集》有《吕与叔挽章四首》，是为北宋著名理学家、金石学家吕大临（字与叔）所作的挽诗。但其创作时间，所涉秦、吕二人交游情况，写作内涵等基本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寻。本文拟利用最新出土材料，结合相关传世文献中与二人交往相关的记载，以及近年相关研究，尝试为以上问题提供新的证据，以便更准确地解读秦观这组诗并由此加深对秦观的认识。

一、秦观《吕与叔挽章四首》的创作时间

有关秦观《吕与叔挽章四首》的创作时间，徐培均先生在《淮海集笺注》中笺注如下：

四首作于元祐八年癸酉（1093）春间。其三起二句云：“追惟献岁发春间，和我新诗忆故山。”指和《元日立春》而言。《苏轼诗集》亦有此挽章，次于《元日立春》之后、《马上寄蒋颖叔》之前，可证。①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卷四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07页。

但在《秦少游年谱长编》中，徐培均先生又将此诗的创作时间做了调整：“（元祐八年）夏，同馆吕大临卒，先生有挽章四首”，并加案语云：

考少游《挽词》之三云“追惟新岁发春间，和我新诗忆故山”，指和《元日立春》诗而言，距此诗当不甚久。施宿《东坡先生年谱》谓是岁东坡有《送范中济知庆州》《吕与叔挽词》《程德孺生日》诸诗，《苏诗集成》卷三十六《吕与叔挽词》以下有《丹元子示诗……复次其韵》《次韵王定国书丹元子宁极斋》，后一首诰案：“此五月以前诗。”由此可知吕与叔词亦不迟于五月。②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08页。

徐培均先生据苏轼《吕与叔挽词》创作时间，将秦观《吕与叔挽章》的创作时间系于元祐八年（1093）夏。

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其实还有更直接的证据。不论是苏轼《吕与叔挽词》还是秦观《吕与叔挽章》，自然都是在吕大临卒后所作，因此确定了吕大临的去世时间，挽诗的创作时间亦可相应证明。但吕大临卒年史无明载，歧说颇多，笔者曾在《吕大临生卒年及有关问题考辨》一文中考定吕大临生卒年为（1040-1093），①详见李如冰：《吕大临生卒年及有关问题考辨》，《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28-30页。并得到了学界认可。②如曹树明教授在《蓝田吕氏集·前言》中明确说：“关于他（吕大临）的生卒年，历来就有争议。我赞同李如冰的观点，认为吕大临的生卒年是一0四0—一0九三年。”“关于吕大临的卒年，李如冰从《伊洛渊源录》、秦观、苏轼的诗文三个角度考证，结论令人信服。”见吕大临等著，曹树明点校整理：《蓝田吕氏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5页。陈海红在《吕大临评传》中不但大量引用李如冰《宋代蓝田四吕及其著述研究》中有关吕大临生平的研究成果，而且明确说：“关于吕大临的生卒年代，历来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李如冰女士基于自己良好的文献考据功底与所据相关史料，得出的结论今天看来比笔者做出的更加可靠与可信。她认为吕大临生于1040年，而卒于1093年。”见陈海红：《吕大临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13页。据吕大防为吕大临所作《祭文》：

呜呼！吾十有四年而子始生。其幼也，吾抚之。其长也，吾诲之。以至宦学之成，莫不见其始，终于其亡也。得无恸乎！得无恸乎！子之学，博及群书，妙达义理，如不出诸口。子之行，以圣贤为法，其临政事，爱民利物，若无能者。子之文章，几及古人，薄而不为。四者皆有以过人，而其命乃不偶于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学之职者七年而逝，兹可哀也已，兹可痛也已。子之妇翁张天祺尝谓人曰：“吾得颜回为婿矣。”其为人所重如此。子于穷达死生之际，固已了然于胸中矣。然吾独不知子之亡也，将与物为伍邪？将与天为徒邪？将无所通而不可邪？是未可知也。子之才皆可以知，此固不待吾之喋喋也。今独以丧事为告，子之柩以方暑之始将卜辰归祔于先茔，乃择明日迁于西郊之僧舍，以待时焉。嗣子省山，实为丧祭之主，将行一奠，终天永诀。哀哉！③见[朱]熹撰，[明]杨廉辑补，刘德权点校:《伊洛渊源录》卷八，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3页。《伊洛渊源录》未标明《祭文》作者，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六引作“汲公《祭文》”，知此《祭文》为吕大临仲兄吕大防所作。

吕大防（1027-1097），字微仲，为吕大临仲兄，因此，这篇祭文是有关吕大临生卒年的可靠资料。据“吾十有四年而子始生”，知吕大临与吕大防相差十四岁，当是生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吕大防称其“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学之职者七年而逝”，宋代凡选人经磨勘升为京官称为改官。据《续资冶通览长编》卷三九六元祐二年三月丙寅条：“太学博士吕大临、太常博士杨国宝并令中书省记姓名。皆以文彦博荐也。”吕大临元祐二年（1087）改官为太学博士，即《祭文》中所言“文学之职”，“居文学之职者七年而逝”，则其去世当在元祐八年（1093），时间则为“方暑之始”。2019年，蓝田吕氏家族墓地新出墓志公布，虽然吕大临墓穴因被盗没有发现吕大临墓志，但在吕大临从弟吕大雅夫人贾氏的墓志中，却发现有关吕大临卒年的确定记载，证实了笔者吕大临卒于元祐八年“方暑之时”的推断。《贾夫人墓志》有这样一段可贵的记载：

先是，叔父秘书省正字讳大临之嗣未立，主簿君以其子孝山为正字君后，正字君易孝山曰省山。元祐八年正月癸未（初五），正字君以省山年甫及冠，乃诹日具仪祇告祖考，命外姻母敦常、王康朝居宾赞，行三加礼，字之曰子茂，抑欲省其躬而茂其德也。世父龙图公（吕大忠）以郊祀恩，任省山为郊社斋郎，成正字君之志也。四月庚午（廿四），不幸正字君捐馆，而省山实主后事焉。④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墓志图片见第164页，墓志录文见第337-338页。

墓志作者吕景山为吕大临仲兄吕大防之子，故称吕大临为“叔父”。从墓志这段记载可知，因吕大临无子，吕大雅与贾夫人之子孝山过继给吕大临为嗣，吕大临为其改名曰省山，并为其举行了冠礼，取字“子茂”。元祐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吕大临去世，嗣子省山主持了后事。这是有关吕大临卒年最直接可靠的记载。由此亦可知秦观《吕与叔挽章四首》、苏轼《吕与叔挽词》均作于元祐八年（1093）四月二十四日吕大临卒后。

二、秦观与吕大临的交往

吕大临（1040-1093），字与叔，号芸阁，京兆蓝田（今陕西省蓝田县）人。其先为汲郡（今河南省新乡市）人，祖父通葬于蓝田，遂家焉。吕大临先后从学于张载、程颢、程颐，与谢良佐、游酢、杨时在程门并称“四先生”。通六经，尤邃于礼，与兄大忠、大防同居，“相切磋论道考礼，冠昏丧祭，一本于古，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①[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四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844页。蓝田吕氏为关中望族，与关学、洛学均有极深渊源。

众所周知，党争对北宋文人政治生活有重要影响。肇始于王安石变法的新旧党争，最初纯因政见不同而起，但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最初的政见不同却逐渐由意气用事转为人事倾轧。元祐时期，新党被斥，旧党执政，不料旧党内部又起了分歧。据《邵氏闻见录》载：

哲宗即位，宣仁后垂帘同听政。群贤毕集于朝，专以忠厚不扰为治。和戎偃武，爱民重谷，庶几嘉祐之风矣。然虽贤者，不免以类相从。故当时有洛党、川党、朔党之语。洛党者，以程正叔侍讲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川党者，以苏子瞻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党者，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诸党相攻击而已。正叔多用古礼。子瞻谓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抗侮。故朱光庭、贾易不平，皆以谤讪诬子瞻。执政两平之。是时，既退元丰大臣于散地，皆衔怨刺骨，阴伺间隙，而诸贤者不悟，自分党相毁。至绍圣初，章惇为相，同以为元祐党，尽窜岭海之外，可哀也。②[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6页。

洛、川、朔三党之间，蜀洛矛盾尤其引人注目。苏轼曾自称“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③[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早在司马光去世时就与程颐因丧礼问题公开构隙，自此失欢。苏轼被朝廷破格提拔为翰林学士后，其第一次为学士院试馆职所撰的策题就遭到程颐门人朱光庭的弹劾，朱光庭声称策题暗含诽谤神宗之意，撰此策题是为臣不忠。苏轼因此几被论罪，幸亏自辩后获得朝廷谅解。苏轼既为蜀党魁首，与其交往密切、政见相近的门人秦观、黄庭坚、晁补之等人自然也被归入蜀党一派，难逃个中纷纭。在苏轼屡受弹劾之时，其门下士也不断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仕途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元祐三年（1088），秦观应制科，进策有《朋党论》上下篇，主要针对洛党，因此被“诬以过恶”④[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080页。，罢归蔡州。元祐五年刚由蔡州召回新除太学博士的秦观又被指为“素好薄徒，恶行非一”⑤[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641页。。

吕大临虽为程颐弟子，但并未介入川洛之争。他锐意学问，博通六经，克己复礼。故大防在《祭文》中称赞他：“子之学，博及群书，妙达义理，如不出诸口。子之行，以圣贤为法，其临政事，爱民利物，若无能者。子之文章，几及古人，薄而不为。四者皆有以过人，而其命乃不偶于世。”张载之弟张戬把女儿嫁给大临，称“吾得颜回为婿矣。”但这样一位学行俱佳的谦谦君子却“登科二十年始改一官”，尚因为是“执政之亲”遭到非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六元祐二年三月丙寅条：

太学博士吕大临、太常博士杨国宝并令中书省记姓名。皆以文彦博荐也。

先是，侍御史王岩叟言：“臣风闻文彦博特荐四人，乞朝廷不次擢用。其间杨国宝、吕大临二人，是见任执政之亲，士大夫口语籍籍，以为不平。此荐之有无，臣不可知，既有所闻，不敢不告。窃以执政之亲，虽是贤材，陛下许其不避嫌而用之，若其贤非素信于天下，则天下之人一见进用，必不称其贤，便谓用之出于私意。朝廷虽自信不疑，然人之多言亦不可不畏尔。况国宝已擢为太常博士，大临已擢为太学博士，皆儒学髙选，不为沉抑。不若且养之以重其名实，待他日亲嫌之大臣去位，躐等用之，无所不可。初既不损清议，又不终失贤材，上下两得，岂不美哉？不然，恐失天下寒士之心，于圣德不为有益。伏望陛下用人之际，常以先寒素为意，以慰公议。臣闻耆旧之说，本朝贤相王旦执政之日，不令弟应举，恐妨孤寒进路，至今天下称其美。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六，第9652页。

元祐六年（1091）七月，同样经历过仕途波折的吕大临与秦观两人同迁为秘书省正字。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十二元祐六年七月己卯条：

左宣德郎吕大临、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秦观并为正字。大临，大防弟也。先是，大防谒告刘挚，谓傅尧俞、苏颂、苏辙曰：“明日与大临了却正字差遣。”皆曰：“诺。”及退，王岩叟独移简挚曰：“命出，必有窃议者，恐于朝廷、于公及其人皆不为美事。”挚答曰：“敬服。”逾两月，卒与观并命。

此段文字后，李焘注曰：

八月五日，贾易云云。六日，观罢新命。《刘挚日记》云：“二十二日除目，吕大临、秦观并秘书省正字，大临，左揆之弟，有学行。观能文，有气节，向亦遭嫉嫌，攻以暧昧事。除目下，舍人初欲论观，事后遂已，东台亦过矣。”按挚所称舍人及东台，当考姓名。时范祖禹、朱光庭为给事，必光庭尝有论列。

可见，虽然吕大临“有学行”，秦观“能文，有气节”，但仍然遭到某些人的议论和攻讦。同样经历过仕途坎坷的两人在这次任命之后，同在秘书省工作，朝夕相见，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友情。张耒《明道杂志》曾记载以下轶事：

吕与叔，长安人。话长安有安氏者，家得明皇骷髅，光作紫金色。其家事之甚谨，因尔家富数倍，甲于长安，遂为盛族。后其家析居，争骷髅，遂斧为数片，人分一片而去。余因谓之曰：“明皇生死为姓安人极恼。”全坐大笑。时秦学士观方为贾御史弹不当授馆职。余戏秦曰：“千余年前贾生过秦，今复尔也。”闻者以为佳谑。②[明]陶宗仪：《说郛》卷四十三下，四部丛刊本。

此事正是发生在秦观、吕大临被并命为秘书省正字后不久。贾御史即贾易，本为程颐弟子，自苏、程交恶，便视苏、秦等人为敌，在程颐离京之后，又附朔党以干进，攻击以苏轼、苏辙为首的蜀党。秦观的这次正字任命，就遭到贾易的猛烈抨击。由张耒的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虽然党争已经复杂化，但吕大临并不因自己是程颐的门生而党同伐异，与苏门弟子的关系还相当不错。从他与张耒、秦观闲聊自己家乡见闻，而张耒借机开秦观玩笑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和谐融洽的。

吕大临与秦观之间的融洽关系，或许与其兄吕大防有关。在元祐时期复杂的党争中，吕大防作为宰相力图做到公正无私，不偏不倚。故《宋史》称其“朴厚惷直，不植党朋。与范纯仁并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进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声誉，凡八年，始终如一。”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四十《吕大防传》，第10844页。从文献记载来看，吕大防对秦观仕途是颇有关照的。从元祐六年同时任命秦观与吕大临为秘书省正字，到元祐八年吕大临去世后，吕大防荐秦观为史院编修，都可以看出吕大防对秦观的赏识和爱护。秦观对吕大防亦始终怀有深切的敬意。这从秦观现存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一是《贺门下吕仆射微仲启》：

伏审光奉明恩，进升左辅，伏惟庆慰。恭以某官，当世大儒，斯民先觉。毁誉莫为之损益，穷通靡得而变渝。北平如高山深林，人何可测？巨源若浑金璞玉、器孰能名？卓乎在搢绅之中，屹然有公辅之望。果践西台之峻，遂跻端揆之崇。邸音喧腾，士类交庆。纳忠有素，讵须德裕之《六箴》？庆变无方，不止姚崇之十事。①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后集卷五，第1505页。

据《宋史·宰辅表》记载，元祐三年戊辰（1088）四月辛巳，吕大防自中书侍郎加太中大夫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时秦观为蔡州教授，此贺启应是代当时的蔡州守向宗回所作。贺启中以北平郡王马燧之“高山深林”喻吕大防的“沉勇多智”，以山巨源之“浑金璞玉”状吕大防之“朴厚惷直”，均与《宋史》所载吕大防的性格特征相符，比喻如此贴切，当不仅为官场应酬文字，也表现了秦观个人对吕大防的了解和看法，认为其为相是众望所归。秦观提到吕大防的另一篇文章是《曹虢州诗序》。曹虢州为秦观好友曹辅，字子方，出守虢州。“左丞相汲郡吕公（即吕大防）引昌黎故事送之以诗”，至虢后，曹辅因吕大防诗索序于秦观。秦观在序中说：“余未至虢，窃诵丞相之诗，已若幅巾杖屦，从子方于水竹之间。”②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卷三十九，第1255页。吕大防诗已佚，从“窃诵”之举看，秦观对吕大防是相当敬重的。

吕大临博览群书，有深厚的文字功底，虽以经学名家，亦能诗善文。身处文人荟萃的馆阁，吕大临与苏门文人也互有唱和。如张耒即有《和吕与叔秘书省观兰》一诗：

千里猗猗谁取将，忽惊颜色照文房。每怜坠露时施泽，更许光风为汎香。独秀已先梁苑草，托根宁复楚天霜。坐令黄菊羞粗俗，只合萧条篱下芳。③[宋]张耒撰，李逸安等点校：《张耒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34页。

吕大临别集《玉溪集》在宋元之际已佚，其原诗已不可考。由张耒诗题推测，吕大临原诗应亦是以赞美兰花为旨，这也显示出他们共同的审美意趣。元祐八年（1093）正月初一，恰逢立春节气。秦观撰《元日立春》三绝，吕大临亦有和作。吕大临和作亦佚，但从秦观《吕与叔挽章》“追惟新岁发春间，和我新诗忆故山”句可知二人唱和之事。

三、秦观《吕与叔挽章》解读

秦观《吕与叔挽章四首》原文如下：

举举西州士，来为邦国华。艺文尤尔雅，经术自名家。正有高山仰，俄成逝水嗟。贤人各有数，不独岁龙蛇。（其一）

数日音容隔，人琴遂已虚。门生应有谥，国史可无书？旧室悬蛛网，遗编走蠹鱼。定无封禅草，平日笑相如。（其二）

追惟献岁发春间，和我新诗忆故山。今日始知诗是谶，魂兮应已度函关。（其三）

风流云散了无余，天禄空存旧直庐。小吏独来开锁钥，案头尘满校残书。（其四）

挽章其一开头就给予吕大临极高的评价：“举举西州士，来为邦国华。艺文尤尔雅，经术自名家。”这个评价并非虚誉，而是来自对吕大临的充分了解，因此是恰如其分的。吕大临向以行义著称，文彦博称其“强学笃行，有古儒之风”④申利校注：《文彦博集校注》卷四〇，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941页。；范祖禹荐其“好学修身，行如古人”⑤[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二十六《荐讲读官劄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挚也称其“有学行”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十二，第11034页。。“举举西州士，来为邦国华”正是赞美吕大临行义修饬，可为邦国之华。“西州”一指陕西地区，吕大临为陕西蓝田人，故以“西州士”来指称吕大临。另外，“西州”还有个典故。《晋书·谢安传》载：“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谢）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晋时西州，是今江苏省南京市，与陕西两不相干。但因此典故，“西州”常寄托哀悼意。秦观用此，明为点明吕大临籍贯，其实亦寄托着自己深切的哀思。“艺文尤尔雅，经术自名家。” 元祐中，吕大临因东西省从官列荐其“行义修饰，文辞尔雅”①[宋]翟耆年：《籀史》，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除太学博士。秦观因同在京师，对此事应是非常了解的。“艺文尤尔雅”是秦观对吕大临文学方面成就的赞扬。而吕大临更大的学术成就则是在经学方面。《宋史·吕大临传》称其“通六经，尤邃于礼”，有《易章句》《大学解》《论语解》《礼记解》《孟子讲义》《书传》等著述，可称大儒。他为了“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所作的《考古图》，“裒诸家所藏三代秦汉尊彛鼎敦之属，绘之于幅，而辨论形制文字”，②[宋]吕大临等著，曹树明点校整理：《蓝田吕氏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85页，第787页。是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而且体例严谨，是宋人古器物图录的代表作，后世同类之书莫能出其规范。从这些学术成就看，秦观“艺文尤尔雅，经术自名家”之语并非谀词，而是实实在在的评价。“正有高山仰，俄成逝水嗟。贤人各有数，不独岁龙蛇。”“岁龙蛇”即岁在龙蛇之意，指辰年和巳年，此处用的是东汉大儒郑玄的典故。《后汉书·郑玄传》：“五年春，梦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寤，知命当终。”唐李贤注：“北齐刘昼《高才不遇论》论玄曰：‘辰为龙，巳为蛇，岁至龙蛇贤人嗟，玄以谶合之。’”秦观用此典故，来表达自己对吕大临由衷的敬仰、沉痛的哀悼和深深的惋惜之情。

挽章其二“数日音容隔，人琴遂已虚”，言吕大临逝去之突然。仅仅数日未见，不料已阴阳两隔。“人琴”为用典。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载：“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敬素好琴，（子猷）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恸绝良久，月余亦卒。”③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53页。秦观用此典故表现其痛悼亡友的心情。“门生应有谥，国史可无书？”此联写吕大临虽已离世，但却获得世人的敬仰。其门生定会怀着无比尊敬的心情议定谥号，国家史册也会记载下吕大临的事迹。“旧室悬蛛网，遗编走蠹鱼。”表现秦观睹物思人的情怀。斯人已去，蛛网悬室，蠹鱼游书，一片凄凉景象。“定无封禅草，平日笑相如。”“封禅草”指司马相如言封禅的遗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④[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63页。受老师程颐“作文害道”观念的影响，吕大临也有重道轻文的思想，这典型地表现在他的一首《送刘户曹》诗中：“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反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惟传颜氏得心斋。”⑤[宋]吕大临等著，曹树明点校整理：《蓝田吕氏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85页，第787页。刘户曹名刘景阳，元丰年间吕大临任邠州观察推官时，刘景阳任户曹。这首诗作于元丰年间吕大临从学于程颐之后，曾受到程颐的赞赏。“元凯”指西晋经学家杜预，“相如”指的是汉代辞赋家司马相如。对于吕大临这首多年前的诗作，秦观是耳熟能详的。“定无封禅草，平日笑相如”即是针对吕大临此诗而言。可见秦观对吕大临的熟悉和了解。

挽章其三开头“追惟献岁发春间，和我新诗忆故山”，追忆新年岁首与吕大临唱和之事。吕大临和诗已佚。由秦观此诗看，吕大临诗中大概有“忆故山”之词，其用韵应与秦观此诗相同。“今日始知诗是谶，魂兮应已度函关”，“函关”即函谷关之称，吕大临由京师返故乡，是必经函关的。吕大防《祭文》云：“今独以丧事为告，子之柩以方暑之始，将卜辰归祔于先茔，乃择明日迁于西郊之僧舍，以待时焉。”⑥[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说明吕大临去世后是归葬蓝田祖茔的。吕大临身在朝廷任职，虽然有故山之忆，但其实是没有多少机会回家乡的。而此次回乡竟是魂魄归去。故秦观认为诗句成谶。

《挽章》之四：“风流云散了无余，天禄空存旧直庐。小吏独来开锁钥，案头尘满校残书。”“天禄”为汉代阁名，代指皇家藏书之所。宋代秘书省是皇家藏书地之一，秦观与吕大临同在秘书省任职，曾朝夕相处。但现在斯人已去，往日直庐内再也看不到吕大临的身影。只见到小吏独自来打开锁钥，而室内案头上，吕大临未曾校完的书籍已积满尘灰。此情此景更增添了秦观的伤感。

由以上秦观《吕与叔挽章》所反映的内容，我们可以确定秦观与吕大临通过元祐年间秘书省两年的密切接触，相互欣赏，相互了解，和谐相处，建立了一定的友谊。苏轼曾自称“素嫉程颐之奸，形于颜色”。程颐亦不喜秦观，见了秦观词“天还知道，和天也痩”之句，居然说：“高高在上，岂可以此渎上帝？”（《耆旧续闻》卷八）然而作为程门高弟的吕大临却在与苏门文人秦观同僚共事的过程中发展出一段友谊，这段交谊超越了党派斗争与门户之见，在元祐党争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