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宝祥

作为先秦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墨辩”的逻辑、论辩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命运与墨子“十论”的政治、伦理思想并无二致。春秋战国时期，“墨学被视为与儒家并列的‘世之显学’。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墨学归于沉寂。与之相随，墨家辩学以及包含在墨家辩学中的墨家逻辑也走向中绝”。〔1〕墨学何以“中绝”？从外部讲，与儒家的冲击有关；从内部讲，与墨家的分化有关。墨家是一个严格的、类似宗教组织形式的团体（诸如巨子制、墨家门人“俱诵《墨经》”等），因此，“墨家后学在思想和行为方面严格遵守了墨子所创学派的基本准则、在精神上和墨子保持了一致性，而不像儒家为了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不断改变观念、思想和行为”。〔2〕“墨家学派后期发展为两大支流，一种倾向是沿着理性化方向继续发展，注重科学思维的形式及规律研究，进一步发展了墨子逻辑学思想，形成‘墨辩’学派”；“另一种倾向是向非理性和宗教化方向转化，注重学派‘矩子’传承的宗教教派化形式和发展了墨子思想中尊天明鬼等神秘主义倾向，后来演变成秦汉时代的游侠”。“经历秦代的禁学、禁书、焚书乃至汉代的独尊儒学，墨家的学说鲜有学者研究，其学派也终于湮没失传”。〔3〕大概自“墨学中绝”以来，中国古代之论辩、逻辑与科学理论便进入了漫长的黑夜，“先秦时代的逻辑思想和理论基本上没有发生作用，更谈不上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虽然也有像鲁胜那样恢复‘绝学’的决心，但也仅此而已。中国秦汉以后的文化和思想总的来说缺乏逻辑体系、缺乏逻辑论证”，〔4〕故在近代的诸多学者眼中，彼时之墨学复兴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或可借此转型并且实现突破。

一

近代以来，一方面关于《墨子》文本的考据与注释逐渐增多，另一方面关于墨子与后期墨学的思想研究与义理阐发越发精深。文本注释方面贡献较大者，如傅山、毕沅、孙诒让等；思想研究方面贡献较大者，如梁启超、胡适、郭沫若等。如果说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演进主要有解经之学与义理之学这样两种方式，那么近代以来的墨学研究亦可依此勾勒出其自身发展之两条线索。清代中叶，一方面西学东渐、思想有所开放，另一方面朴学大兴、校注范围扩大。于是，包括毕沅、王引之、孙诒让在内的一批儒者，纷纷对《墨子》一书的注释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以孙诒让《墨子间诂》之学术成就最高。正如胡适所论，“自从1784年出版了有毕沅注的版本后，《墨子》这本书就得到许多训诂学家如张惠言、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和孙诒让等有益的校勘和考证。孙诒让先生的1907年版著作，收集了所有前人以及自己的注解，至今仍然是最好的版本”。〔5〕“毕沅、王引之、孙诒让等清儒治墨，虽发展了汉代古文经学家的书证归纳方法，使其达到甚为完满的境地，在《墨子》校勘、注释方面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但由于过分单一地使用此法，也使《墨子》校注留下不少缺憾和疑点”。〔6〕经学固然是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但对于彼时的墨学而言，更为重要或曰更为有力之方式并非考据训诂而是义理阐发，毕竟墨学中绝时日已久，若要重新跻身主流学术行列，必然少不了振聋发聩的思想声音。为回应西方文化，学者们纷纷从诸子百家的经典文本中寻找思想资源，在《墨子》那里，他们惊喜地发现：除了墨子“十论”的政治、伦理思想，还有“墨辩”的逻辑、论辩思想，这些内容凝练而深刻，可与西方的形式逻辑进行对话，然而长期以来却被人们所忽视、所遗弃。晚清文人张惠言作《墨子经说解》，开始引入西方的物理学与几何学知识解释“墨辩”，但由于缺乏逻辑思维与系统方法，故注解过于琐碎，学理亦难以令人信服。

之后的梁启超、胡适则不然，二人基本采用西学的结构展开论述，如此之好处在于层次分明、立论清晰，逻辑上也较为严密。梁启超、胡适解读“墨辩”，一方面将其置于先秦名辩学的思想史脉络之下，力求呈现其独特之思想内涵与理论外延，一方面又将其与亚里士多德之形式逻辑、印度之因明逻辑相较，使其在现代逻辑学的框架下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显然，对于墨学尤其是“墨辩”的研究，梁启超、胡适并非完全采取“以西解中”的路径，而是兼顾古今两种视域、兼采中西两套方法。就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发展而言，梁启超、胡适的墨学研究之路可谓意义重大，对于那一时期的学者与知识分子，既要冲破经学时代所形成的思维桎梏，又要自觉学习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还要极力将中、西之治学方法统而为一，若无非凡之才力与过人之智慧绝无可能做到。

梁启超的墨学研究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之研究以1904年《子墨子学说》《墨子之论理学》的发表为标志，他将中国古典子学文本的阐释方法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巧妙结合，可谓开拓了近代以来墨学研究的全新路径。梁启超后期之墨学研究以20世纪20年代《墨经校释》《墨子学案》的发布为标志，其这一阶段的研究重心已由墨子的政治、伦理思想转向后期墨学与“墨辩”逻辑。这也就意味着，梁启超墨学研究的前、后期转向与先秦墨家前、后期学术思想的流变大体一致，如果说先秦墨学的思想转向大致符合其内在逻辑以及整个先秦思想史的演变趋势，那么对于梁启超在墨学研究道路上所历经之学术转向也该报以足够之敬意。在研究方法上，“梁启超开启了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范式诠释《墨经》中名辩学的先河，按照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框架诠释《墨经》中有关名、辩的思想资料”。〔7〕与此同时，梁启超又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印度的因明逻辑与“墨辩”逻辑此三者之间固然有对比研究的可能与必要，但实质上，对比研究只是洞悉文本、切近文本主旨的路径之一，换而言之，对比研究并非“墨辩”阐释与研究的唯一范式，因此，要想把握“墨辩”的逻辑内涵与思想实质，更应考证其文本、辨析其词意、贯通其语言、回归其语境。

与梁启超不同，胡适的墨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学术生涯早期。在《先秦名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对“墨辩”乃至惠施、公孙龙等名家辩者皆予以重点论述。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胡适深受美国哲学家杜威之影响。杜威的哲学以实用主义著称，其与皮尔斯、詹姆士三人亦被誉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三驾马车”。杜威对实用主义哲学在美国乃至西方的盛行可谓作出了重大贡献，无论是在理论分析之深度上，还是在理论应用之广度上。杜威系统地提出了工具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主义学说主要关注行动本身以及行动所带来的切实效果，这可说是对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推进。杜威认为，科学技术与自由民主乃社会前进与人类发展的主要动力，而科学技术之知识与自由民主之观念得以遍及的关键在于教育。胡适对杜威实用主义的吸收与继承，主要体现于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胡适的墨学研究，即以实用主义的哲学思维、工具主义的认识方法进入“墨辩”之文本，进而最大程度地细化材料、辨析语句、贯通义理。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胡适提出了五种考辨文本的方法，即史事真伪法、文词特点法、文体特点法、思想鉴别法、旁证法，这些方法对其研究《墨子》文本尤其是“墨辩”六篇的内容无比重要。显然，较之梁启超的墨学研究，胡适对文字材料的考证更为充分，得出的结论也更为客观。如果说杜威的哲学立场是实用主义，则可说胡适的哲学立场是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之结合，此乃其墨学研究得以水到渠成的内因所在。可以说，胡适凭借其国学的基础条件以及西学的思维方法在墨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在无悖于“中”的前提下以“西”解“中”也成为现代中国人文学科理论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一。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郭沫若的墨学研究也值得关注，其研究的历程亦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20世纪20年代，以《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一文的发表为标志；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以《青铜时代》《十批判书》二书之问世为标志。如果说《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以回应梁启超《墨子学案》之若干论断为主，则可说《青铜时代》与《十批判书》乃以郭沫若对墨学义理的阐发为主。当时的学界多以“兼爱”为墨学“十论”之思想中心，郭沫若则从宗教性的维度出发，将“天志”作为墨学得以挺立的理论根基。在《十批判书》尤其是《名辩思潮的批判》一文中，郭沫若对以“墨辩”为代表的先秦名辩学做了专门论述，这对名辩思潮的研究而言极有意义。在郭沫若看来，名辩思潮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分。狭义之名辩思潮，仅就逻辑之论辩而言；广义之名辩思潮，亦包含政治、伦理之论辩。如果说前者主要指向“墨辩”、惠施、公孙龙以及稷下辩者所代表的战国中后期的名辩思潮，则可说后者几乎涵盖了整个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及其思想话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墨学研究，总体上是比较研究方法较为兴盛之时期，章士钊注重中西逻辑的比较，谭戒甫则着力于中印逻辑的比较，唯有伍非百注重“墨辩”自身逻辑的探讨。章士钊的《逻辑指要》、伍非百的《中国古名家言》以及谭戒甫的《墨辩发微》《墨经分类译注》可谓彼时墨学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二

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客观环境的保障，二是学者群体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后的墨学研究以及墨学的现代化也是如此，由于几位人物与几本著作的出现，整个研究工作可谓向前推进了一大截。詹剑峰《墨家的形式逻辑》一书深刻反思了“墨辩”与中国古代逻辑的得失，认为“两千几百年前的墨子就奠定了辩学的基础，一千几百年前印度因明就介绍到中国来，三百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也输入中国，三派逻辑既然汇合于斯土，照理说，中国的逻辑学本该有长足的发展和很大的成就，然实际的情况则完全相反”。〔8〕詹剑峰墨学研究之贡献还在于，并不孤立地研究“墨辩”六篇之文字，也不将其“与《墨子》其他部分割裂开来，而是视《墨子》一书为整体而探究其逻辑体系”。〔9〕其间，高亨的《墨经校诠》、陈梦麟的《墨辩逻辑学》、温公颐的《先秦逻辑史》、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汪奠基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等著作皆对“墨辩”逻辑、先秦名辩学以及中国古代逻辑学的研究有所关注、有所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沈有鼎的墨学研究及其《墨经的逻辑学》一书。沈有鼎的墨学研究基本做到了文本考辨与义理阐发二者兼备。通过逻辑对比，沈有鼎判定西方逻辑学所提出的“矛盾律和排中律就在《墨经》所给‘彼’的定义中明确地表示出来了”。〔10〕沈有鼎还认为《庄子·天下篇》的一段记载“是关于《墨经》的具体产生的唯一宝贵史料”，〔11〕此论断可谓客观而准确。沈有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充分运用形式逻辑与现代逻辑学的知识和方法对“墨辩”文本做了深入而细致的诠释与解读，其《墨经的逻辑学》一书篇幅虽短，但思想之分量丝毫不亚于众多大部头的墨学研究著作，对于“墨辩”逻辑的研究与墨学的现代化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墨家政治、伦理思想一度成为学界研究与讨论的焦点，“墨辩”逻辑的研究则不温不火，逐渐陷入沉寂，仅有崔清田、孙中原、姜宝昌、郑杰文、曾祥云、杨武金等学者还担负着发扬绝学的使命，力求将“墨辩”逻辑加以还原并使之生动呈现于现代逻辑学体系之中。崔清田通过“墨辩”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对比研究，进而提出了“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两种理论方法。

从“孙诒让校勘与训诂的方法、胡适辨伪与比较的方法”到“沈有鼎比较与具体分析的方法、崔清田历史分析与文化诠释的方法”，〔12〕一方面说明关于“墨辩”的研究方法不断深化、关于“墨辩”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一方面则表明过往之论著大多以“墨辩”或后期墨学为专门对象展开研究，而鲜有从战国中后期名辩思潮的学术背景、从先秦思想史的宏观视域出发对“墨辩”、稷下辩者与名家辩者以及彼此的思想关系加以讨论、分析的研究。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当代逻辑学、思想史以及哲学史研究工作者所当着力的方向。中国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一切有关逻辑、论辩的学问尤其是先秦的名辩之学（包括“墨辩”与战国中后期名辩思潮），终究要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要在中国的思想天地内、要在中国的哲学场域下重见天日、再获新生，中国古代留存下来的一切优质的思想文化也必先在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与生活世界中彰显本色、焕发光彩。这就要求我们从战国中后期名辩思潮之自身与中国古代逻辑之自性出发，寻求一条与中西比较的常规方法截然不同的理论路径，具体说来，即以名辩学与名辩思潮为视域，探讨“墨辩”的逻辑、论辩思想及其历史之流变、现代之转化。

三

“墨辩”之逻辑何以成立？中国古代逻辑之自性何以可能？这是每一位中国逻辑史、中国思想史乃至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必须直面的问题。日本学者末木刚博曾说：“中国思想的特征是以道德和政治问题为中心，所以几乎没有见到把逻辑以纯粹的形式抽象出来加以研究的尝试”。〔13〕实质上，儒、道两家不关注逻辑问题与论辩活动，只能表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领域对此持漠视之态度，而不能表明中国古代无逻辑与论辩，本文所讨论的“墨辩”与后期墨学即是逻辑和论辩充分结合的例证。在人类文明早期，论辩是逻辑的主要载体，论辩术的出现对逻辑学的发展亦有极大推动作用。论辩之风是否形成、是否兴盛，是判断一个时代的思想是否自由、是否活跃的重要标准。论辩乃激发思想潜能、提升思维方法、增进学派交流的主要方式。墨子（约公元前480—前390）比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早出生约100年，“墨辩”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却大致产生于同一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无论墨子与后期墨学，还是稷下辩者与名家辩者，皆以论辩作为发扬学说、传播学理的基本手段。论辩一方面提升了“士”阶层的语言运用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中国古代论辩术与逻辑学的发展。

“墨辩”作为中国古代逻辑的早期代表，在概念、原则、方法、理论等方面贡献颇多。“墨辩”不仅注重论辩，而且注重逻辑，在认识论层面，它既肯定理性思维之必要性，又承认感觉经验之重要性，而前者是对后者的有效制约。纯由感觉经验所获得的知识并不十分可靠，对此后期墨家已有所察。“墨辩”对“类”“故”等概念范畴做了定义，对“达”“类”“私”等不同层级之“名”做了区分，对“辟”“侔”“援”“推”等推理方法做了归纳，此乃其逻辑层面的突出贡献。在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上，“墨辩”与现代逻辑学以及西方形式逻辑有着显著差别。“无论言说艺术还是辩论艺术，墨家的兴趣都不在于建立逻辑形式”，〔14〕换言之，它不以追求纯粹的逻辑形式为目的，而是将逻辑的概念、规律、理论、方法与现实的政治、道德、社会、生活相系。显然，将墨子以及前期墨家的政治、伦理思想纳入“墨辩”的理论体系从而寻求价值与逻辑的动态平衡，可以说是“墨辩”逻辑与形式逻辑、现代逻辑学的最大不同。具体而言，“墨辩”是从广泛的经验与直观即一个个生动而具体的推理出发，得出逻辑上或可自洽的论辩准则与方法，然后将其归纳总结，转化为相对充分的逻辑理论，并以此作为墨家政治、伦理思想之逻辑支撑，从而使墨家思想的适用范围与现实影响得以扩大。从现代逻辑学的视角看，“墨辩”基于直观经验与实践经验所推出的论辩与逻辑理论并不具有绝对的有效性与正确性。事实上，后期墨家也不承认有绝对有效的逻辑律的存在，比起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甚至因果律这样的逻辑法则，其更笃信墨子“十论”的政治、伦理学说与“墨辩”的逻辑、论辩观念相结合所产生的思想效力。

在“墨辩”与后期墨学兴起之战国中后期，逻辑与论辩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这便表明中国古代有其独特的逻辑学与论辩术。倘若我们基于学术发展史的视域加以比照，便知“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是同一类问题。如果说先秦的孔孟、老庄之学属于中国古代哲学，则可说“墨辩”所代表的后期墨学以及惠施、公孙龙等名家辩学属于中国古代逻辑学，如果中国古代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可对话，那么先秦墨学与现代逻辑学、论辩术之间亦可交互，此虽为二事，然本是一理。通过上文之论证、分析，可知“墨辩”与后期墨家所归纳、阐发的一些思想观念与近代以来崇尚科学、理性与技术的思想浪潮遥相契合，这也是墨学得以复兴的主要原因。当然，回望过去的100多年，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较之自然科学、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的火速崛起，包括墨学在内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复兴之路可谓一波三折、荆棘满地、步履维艰。由于历史的演进、时代的变迁以及传统的涤荡、语言的革新，而今想要通达古人之学问学识与思想智慧并非易事，这中间有一巨大的理解鸿沟需要跨越。正因这诠释与转化的工作任重而道远，故我辈之学者不可不竭尽心力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