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文权

（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 411105）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传统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发展，刑法开始在众多领域提前介入以遏制潜在重大风险的发生，行政犯与抽象危险犯数量激增也就成为了必然趋势，此种现象在金融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金融犯罪的不断涌现，尤其是具有高度破坏性的信贷欺诈金融犯罪频发，为了有效遏制其快速滋生，全世界的刑法典都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回应。在美国，早在1988年就颁布生效了《银行诈骗法》 （即《美国法典》第18篇第1344节)用以规制信贷欺诈。日本也一直将一般意义上的银行诈骗犯罪当作普通诈骗罪来处理[1]66-67。在我国，信贷欺诈犯罪主要通过从诈骗罪中区分出来的“特别法条”来进行处理，先后分别设置了贷款诈骗罪、高利转贷罪和骗取贷款罪三款贷款类罪名，其中骗取贷款罪的入罪门槛最低，其成立不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为必要条件。设立骗取贷款罪是将欺骗取得贷款等金融机构信用的行为予以入罪化[2]82，其旨在弥补贷款诈骗罪的法网疏漏和不足，由此决定了该罪具有补充性、截堵性的属性[3]44。然而，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过于机械地理解该罪的行为构造，将行为人在贷款过程中存在欺骗行为而到期未能还款的情形，均以骗取贷款罪定罪处罚，而不考虑欺骗行为是否给金融机构造成了实质损害。有学者指出，骗取贷款罪的司法适用不当扩大了处罚范围，使该罪成为了贷款类犯罪中的“框子”罪名[4]38，许多对贷款资金没有形成任何具体风险的金融欺诈行为也被纳入该罪的惩治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