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春 杨娅萍 刘树芬 李 杰

（保山学院，云南 保山 678000）

当前，地方本科院校面临着创新驱动战略背景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创新、应用型教育发展模式转变要求下的战略抉择、“四新”学科建设中的“摸石头过河”、年度专业评价排名划拨教育财政经费的残酷竞争和作为新建本科院校如何将后发劣势转换为后发优势的突破口等多重压力。地方本科院校在应用型转变趋势中如何突围，这是一个高校系统性、全局性、决定性的发展问题。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也包括未来，大学发展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1]。“大学要么指学生而言，要么指学科而言[2]”。大学发展是学科建设的目的，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的手段。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知识的专业化（学科化）构成“第一原理”，是其他一切的基石[3]。因此，要回答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转变的发展问题，其基础性的问题在于应用型范式下学科应“如何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地方本科院校面临的真问题，也是要首先解决的重要问题。汪丁丁认为一个问题之所以成为“真问题（issue）”，需要具备三个要素：至少有两种相互冲突的求解方法，而且这两种方法都几乎有同样的力量，从而构成一种“困境”；面对这种困境，我们有摆脱困境、求解问题的使命；存在前人求解同一问题的遗产，构成这个问题的学术传统或知识背景[4]。文章将按照前述问题结构，厘清当前地方本科院校学科建设的实践现状，厘定单一学科建设向跨学科建设的动力基础，提出地方本科院校在应用型范式下学科“如何建”的探索性构建。

一、地方本科院校学科建设现状厘定

（一）研究样本选择

文章的研究对象是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据2020年数据显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占中国大陆本科院校53.1%[5]，是普通本科高等教育发展改革中的一支正在成长的生力军（潘懋元语）。保山学院作为该类型院校具有较好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首先，2009年由原先专科升格为本科，2018年通过本科教育合格评估，并将于2025年接受本科审核评估，属于办学水平合格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实现内涵发展。其次是云南省首批四所应用型转型示范院校之一，从全省来看，具有鲜明的改革示范效应。第三是地处滇西连片特困区的边境本科院校，在“边、农、少、山”地区办学，秉承“扎根边疆、服务基层、艰苦创业、开放创新”的学校精神，主要承担保山、怒江、德宏、临沧等滇西边境地区高等教育服务供给。第四是作为后起本科院校，一方面需要从内部进行自我迭代和教育发展，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对于先发高校的教育模式既需承袭，更需创新，如何基于学科建设探索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第五，在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竞争不断加剧、教育经费划拨呈现“马太效应”的格局下，新建本科院校所面对的复杂性、竞争性、变革性和差异性格外突出。

（二）学科建设现状分析

校际间学科建设合作处于起步阶段，开放型、交叉型学科发展有待进一步深化。学科建设是高等院校完成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四大功能的基本载体，伴随学校开放、合作、协同办学战略，学科建设也成为校政、校企、校校、校社联动的合作内容。近几年，与政府、科研院所、企业签订100余个人才培养合作协议，与西安交通大学、首都经贸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签订对口帮扶协议，与美国、韩国、缅甸等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但纵深的、常态化的学科建设合作方式以及合作成果实效都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挖掘。

当前学科建设主要以二级院系为单位，呈现出单一性、排他性和竞争性，校级层面的、跨学科的大学科结构尚未建设。单一性主要指当前的学科建设是一种明显的行政共同体，按照行政划分的二级院系在学科建设中能够利用的资源（师资、试验设备、固定资产、科研成果等）一般只局限在本院系范围内，而其他院系的资源往往很难“为他所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双重属性指的是这些资源属于学校的公共（共同）资产，但在实际建设往往因为院系割据，从而转变为代表局部利益的“私人资产”。而对二级院系进行横向整合、资源全校范围内共享使用的大学科结构还未形成。

学科建设职能管理部门呈现流程分工，专业型学科发展管理体系尚未建立。当前，负责学科建设的职能部门包括科技处和学术委员会，二者是平行的关系。前者负责学科管理常规工作，后者负责学科建设项目遴选、评审。从管理实践来看，学科建设管理是一个无缝隙对接、承前启后的连贯流程，但在当前，因职能部门设置而一分为二。学科建设的体系构建、文件起草、日常管理以及相关建制主要由科技处牵头负责，学术委员会的参与度以及对学科建设的战略框架、基本脉络的掌握存在信息不对称。学术委员会集中讨论决定学科遴选时所需的专业化职能管理参数在横向沟通存在障碍的前提下难以通过会议确定形成意图一致的学科建设战略导向，从而出现“系统性偏差”。

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是平行部门分工，但部门间的协同掣肘难以形成学科—专业共同建设的最大公约数。如果将学科建设比喻为骨架，那么专业建设是血肉。没有骨架整个人体立不起来，没有血肉也就缺乏本质的内容，二者的关系是“基础架构四梁八柱”和“砖瓦组合特色描绘”的整体性关系。当前，一方面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分别由科技处和教务处分工负责，又隶属不同的职能分管，从二者的严格分割，就导致学科建设的“科研单一化”和专业建设的“教学狭义化”。另一方面，因为这样的分割所形成的“科研与教学到底哪一个更重要”的争论，从而将一个整体性的关系人为限定成一个“你重要我就不重要”非此即彼的关系。

院系内学术“近亲组合”比重过高、学科科际合作比重较低，交叉学科领域有待开垦。科研项目方面：2009年—2020年，省级（含）以上立项项目课题组成员结构来看：有校外成员参与的课题占比为31.9%；科研论文方面：根据中国知网数据统计显示：2009年1月—2021年6月，以保山学院为单位发表论文中以保山学院为独立单位的学术论文占比为89.63%，以保山学院与其他科研院所为合作单位共同发文的占比仅为10.37%。而合作单位中985、211高校占比为15.38%、各级科研机构占比为12.82%，其他合作单位为一般本科院校、专科院校、高中及中职学校①检索-中国知网https://kns.cnki.net/kns8/defaultresult/index.2021-2-20。学科建设团队方面：2020年遴选出的6个建设学科团队成员构成来看，完全由院系内人员构成的占66.7%，有校内其他院系成员参与的占33.3%，有校外成员参与的仅占16.7%。

学科建设虽有建设实践，但缺乏学科建设的经验凝练和理论研究。保山学院学科建设于2016年进行学科培育遴选和学科建设探索，于2019年重新进行学科遴选和目标责任书的签订。2020年，学校共遴选出建设学科6个，包括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学、社会工作、艺术学4个，培育学科教育学、会计学2个。2009年1月—2021年6月，保山学院发表以“学科”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12篇，其中以“学科建设”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6篇。从量上来看，如果以2016年为建设起点，年均“学科”关键词相关学术论文约2篇；分析发现：由培育学科项目组成员发表的论文仅占7篇，因此，年均“学科”关键词相关学术论文年均约仅1篇；而与6个培育学科相比较，年均进行学科建设学术研究的仅占16.7%。从质上来看，6篇发表于一般高校期刊，其余6篇发表于一般其他期刊。

总体来看，保山学院当前学科建设现状可以描述为：单一学科建设为主，外跨校际、内跨院系大学科有待建设；二级院系的行政共同体一定程度上制约学科建设（其本质是学术共同体）中更大范围的资源整合、整体优势培育和重点突破；学科建设管理体制缺乏全局性、系统性和超然性；学科建设中科学研究缺少“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场景性、应用性和推广性；缺乏对学科学研究的敏锐性，更缺乏高质量、高水平、本土化的学科学理论研究成果。

二、地方本科院校跨学科建设的动力基础

科学是人类社会知识积累和体系化的表征，学科是人们为了更好掌握众多科学知识而人为划分的知识图谱。因此，科学与学科的原点都在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跨学科的特点体现为对一种统一的、跨越学科的术语学或共同方法论的阐述，科学合作尽管针对不同主题，但遵循一个由所有参与学科共同分享的一般框架。埃里克·詹奇将跨学科界定为“基于问题解决方法的学科集群[6]”。当前，跨学科建设成为了地方本科院校在应用型转变发展中的主要取向。

（一）内在动力：知识生产的内生动力

知识生产模式I②该处的知识生产模式I和模式Ⅱ的概念界定来自迈克尔·吉本斯（1994）。主要是通过大学制度化的学术分工的职业化来进行，在这种模式中，设置和解决问题的情境主要是一个特定共同体的学术旨趣所主导，基于某一个学科所形成的知识同质化为特征、以研究论文为主要成果形式、通过同行评议进行质量控制、具有知识等级性的制度化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而知识生产模式Ⅱ是相较于模式I而形成的，是“始于应用的情境，通过跨学科、异质性、组织多样性而形成的环，在新的适应性且情境化的质量控制形式下完全闭合，结果就是一种更具社会问责和反思性的新的知识模式[7]”的知识生产过程。

知识生产是依循科学和技术传统学科结构的模式I衍生出模式Ⅱ。从其内部动力来看，主要包括：

（1）知识供给的多中心。

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原先大学对研究功能的垄断培养出越来越多熟悉研究之道的人，而这些人分布在社会各个领域。如今从事科学和技术生产的不仅有大学，还包括企业、政府实验室、智囊团、研究中心和咨询机构等[7]，这些机构也成为知识生产基地，变得“社会性的弥散”[7]。因此，知识供给由原先的单一中心转换为多中心，原先单一主体范畴可以完成的任务现在需要在更多主体间的跨越和合作来完成。

（2）知识评价的多维度。

传统知识“卓越的好科学”的标准评价之外，“如果找到解决方法，它有市场竞争力吗？”“花费有效率吗？”“它会被社会接受吗？”等形成了一套更加宽泛且多元的知识产品评价标准，知识质量控制变得更加综合、更加多维。而在知识实用主义导向中，知识的评价往往冲破学术同行圈子外溢到社会经济情境中，而知识也面临着去认识甚至改造世界的需要。

（3）知识种类的多元化。

即便是对于技术而言，也是编码知识和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混合体。编码知识可以将通过理论化的范式、书本化的形式形成知识的迁移和传播，而默会知识则是一种嵌入知识（em⁃bedded knowledge），首先需要在特定的网络和社会关系之中发生，其次在即便是同样的主体在不同的“场（ba）”则会形成不同的默会知识①默会知识（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互动在野中郁次郎的SECI知识创造模型中得到更多阐述，野中郁次郎则认为：显性知识只是知识体系的冰山一角，隐性知识远远比其更重要。。因此，这种“场”——情境是知识创造和生产的重要条件，而知识生产开始重视情境的作用是有其内在驱动力的。

（4）知识生产的复杂化。

模式I的知识生产是基于某一种范式（normal form）的范畴，这种范式是学科领域遵循的一种假设的共识，而假设往往是对复杂事物的简化、抽象化。模式I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该时间阶段的科学称为“分析科学”——擅长将整体拆解为不同模块，用线性的序列化、标准化和因果联系诠释世界，为科学研究提供测量的尺度与标准化的假设[8]。但伴随着社会治理层面全球性问题的产生，逐步演化出去中心化、非线性、复杂性的后现代科学，学科互涉、多学科、超学科、学科边界跨越等成为时代所需。

（5）科学与社会的互涉性。

科学并不是置身于社会之外，也不是一个自治王国，相反，科学始终都在以一种复杂多样的方式塑造着社会，也在被社会所塑造。现今研究者并不关心世界的“第一原理”，而是关注世界之中特定的有序结构。比如，大学可以从工业界的企业文化获得一些价值观，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学术企业家文化；而企业也会从学术文化中选取一些标准，比如为员工提供教育休假或培训[7]。其实，当模式I的理论知识生产延伸到知识实践过程之时也就包含了科学知识与社会情境的交互、影响和互涉，从而演变为模式Ⅱ。

（二）外部动力：应用型转变的引致动力

（1）宏观发展趋势使然。

当前，中国处于“两个一百年”交汇点，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形势日趋复杂多变。保持经济长远发展，突破科技创新“卡脖子”问题，激发贫困地区内生创富能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提高面对复杂问题的社会治理能力等都是高度复杂的“深水区”“低见度”问题。这就需要高校教育培养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分布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更加能够创新工作方法、解决新问题、创造新价值。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了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使学科呈现交叉渗透、融合发展的趋势，必然要求打破学科边界，创新学科的组织方式，深化学科的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从而赋予学科和学校发展新动能。构建学科新体系的工作，就是一个创新学科组织方式和创新学科管理体制机制的过程[9]。

（2）教育分类管理使然。

2015年10月，教育部等联合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聚焦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所谓“应用型”的界定，是相对学术研究更加突出技术应用、相对于科学知识更加突出技术知识、相对于某学科知识纵向精深更加注重多学科知识综合应用、相对于升学深造更加突出职业就业[10]的高度匹配地域性教育需求、高度契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度发挥知识创新和应用能力需求的教育分类管理和教育发展定位。所谓“转变”，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式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与深层次转变，是主动求新求变的创新过程[11]。所谓“特色”，是历史的积淀，是区域特殊性的特殊反映，是典型事物的典型反映，是一个学校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淀形成的本校特有的、比较持久稳定的、被社会公认的鲜明办学特征[9]。波耶尔早也提出：“现代大学正在兴起第四种学术领域，就是学术的整合，也就是从不同的学科和广泛的知识背景出发，在知识和范式之间建立起联系，同时打破原有知识体系的僵化分割，为学科的成长和知识的应用提供交汇点[12]。”

（3）“四新”学科建设布局使然。

突破学科屏障，推动学科融合、专业融合育人是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建设的共通之处①“四新”强势来袭！高校应该如何打破专业藩篱？https://www.sohu.com/a/326878051_121294。“要打破专业壁垒和学科障碍，以广博的学术视角、开阔的问题意识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为基础，为学生提供更契合现代社会需求的素养训练”[13]。克拉克大学的跨学院的教师社区、瓦格纳学院的融合式教学的学生社区等融合教育模式成为当前四新学科建设的参考案例。

（4）应用型定位的本质使然。

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的定位，首先是打破自说自话、闭门造车的低水平学术研究现状，逼迫地方本科院校的学术发展必须向学校这块“一亩三分地”之外的空间和主体进行了解、探索和合作，融合创新，寻找真问题，研究真问题。其次是倒逼单打独斗、散兵游勇的“学术孤岛”科学研究状态必须向多学科交叉、多部门联动、多专业融合的科研团队、教学团队转型，协同合作，解决真问题。第三，应用型范式不仅仅是将学校实验室、专业期刊的研究成果放到市场、社会等真实场景中进行检验、论证之后以学术论文呈现或自我欣赏，更是指将真实场景作为试验场地，开展科学研究和知识实践，知识产生于这个场景，也应用于这个场景。

因此，综上所述，地方本科院校跨学科建设不仅具有内在知识生产与传播发展趋势的内在必然性，也有当下回应时代命题和内涵转型发展的外在必要性。

三、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跨学科建设的探索

对于地方本科院校而言，一定意义来看，是应用型的精准聚焦加快地方本科院校跨学科建设的步伐，而“四新”学科建设是激发地方本科院校转变的、同向的双重规训。同时，跨学科建设恰恰又是应用型转变的重要法门，因为地方本科院校的应用型转变是系统性、全局性的教育变革，而要实现这种变革，跨学科建设是其重要的实现手段。因此，地方本科院校的应用型转变和跨学科建设是相互映射、彼此联动的双向互涉关系。而对于地方本科院校的跨学科建设，基于前述分析，提出以下探索构建的策略。

（一）深度把握应用型定位，树立创业型大学发展理念

“直接为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继教学、科研后的“第三使命”[14]，在教育实用主义倡导下，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转变的精准定位更加明确教育转型必须深度把握与地方性、行业性的知识需求和人才需要相契合，转变原先教育“供需脱嵌”局面特别是“关起门来办大学”的内卷化（in⁃volute）——“无发展的增长”[15]困境。树立创业型大学发展理念，所谓“创业型”，是全部大学及其内部系科、科研中心、学院的特征——这个概念还带有“事业”的含义——在需要很多特殊活动和精力的建校工作中的执著和努力[16]，以知识/学术资本化为本质特征，以加强和市场、企业的联系为外部表现，以创新培育和创业实效为直接目标，以面向公司化运营的强有力的行政改革为条件，以创业精神为大学文化[17]。重视科技成果培育和转化，逐步打通学校智力资源、学术资源与社会经济需求对接渠道，与科技管理部门、科研院所形成科研设备、资源开放共享平台，探索构建埃兹科维茨（1994）界定的“知识资本化（knowledge capitalization）”平台和“学术创业（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18]工作机制。同时，高度重视当前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挑战杯大赛等省级、国家级以及国际级专业技能赛事，逐步培育全校师生“创意无界、创新无畏、创业有为”的创业型大学生态，理顺创新创业成果的利益分配机制，创设良好的知识资本转化应用的激励机制。还有，打破二级院系教育经费平均主义以及“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分配策略，进而形成对内需考虑各二级院系的教育需求规模，形成教育需求（学生人数）决定教育供给（教育经费分配）的客观评价；对外需考虑各二级院系教育供给的结果——人才培养的就业数量、就业质量特别是社会评价反馈，构建起人才培养“应用型”程度的社会评价反推各二级院系应用型教育转变的水平，真正形成“开门办大学”的发展理念。

（二）构建跨学科建设治理体系，形成应用型范式的学术共同体

地方本科院校教育治理现代化其本质是学科建设现代化，而在应用型范式界定中，是跨学科建设现代化。世界是一体的，学科是人为的[1]。社会有问题，大学有系科[19]。在教育需求驱动下大学的改革需要就需要通过对这种“人为”、内部的改革来适应和回答世界、社会的问题。探索构建校级层面跨学科建设管理机构，宏观、系统、全局把握跨学科建设总枢纽。以二级院系为单位划分的行政共同体，虽形成彼此竞争的组织效率，但同时也会因为其行政属性淡化了学科建设的学术共同体属性。构建校级层面的跨学科建设管理机构，一方面是因为学科建设本身就与学校整体发展息息相关，需要超越二级院系的局部利益而追求学校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要实现跨学科的资源整合和内涵发展，也需要跳出二级院系单一学科形成系统性发展的局面。跨学科建设的现代治理体系，是以服务国家发展为纵坐标，以服务地方发展为横坐标[20]，以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为圆心，形成的表征大学文化追求、富含大学元素的具有生命力的、松散耦合的“有机结构（organic structure）[21]”和个人专业化、权力集中化、管理程序化、任务标准化的类企业运营的“机械主义结构（mechanist structure）[17]”的集成体系。社会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和综合，跨学科建设回应教育需求的过程中也需要匹配前瞻、系统、动态的建设范式。因此，在传统二级院系纵向行政划分的行政共同体基础上，更需要形成横向的、跨学科的、跨院系的学术共同体。逐步打破行政规制，淡化二级院系资源边界，形成不同研究领域、不同专业背景的师生交流联动、协同合作、交集创新的交流社区、众创空间、头脑风暴等交互机制，形成应用型范式下共同应对外部世界变化的全校性的、系统性的学术共同体。

（三）紧抓跨学科建设总龙头，系统性整合优化资源配置

跨学科建设是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转变的应有之义，需要紧紧把握这个总龙头。结合保山区位特征和“五张牌”发展战略，从跨学科视角、紧扣社会经济所需，凝练出学校发展的“五张牌”——高黎贡山生态建设牌、数字经济牌、乡村振兴牌、教育扶贫牌、文化创新牌①该处保山学院发展“五张牌”的表述来自保山学院党委书记朱江（2021）在青年干部培训讲话内容。。跨学科建设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需要在现有的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等职能部门基础上充分发挥系统整合的功能。首先，跨学科建设的目标是培养应用型的人才，就业处、对外交流处是教育供给的出口环节，需构建起企事业单位对学校人才需求以及在职毕业学生评价的常态化联动机制，动态掌握人才市场需求，准确把握人才评价反馈，精准反馈人才培养方向。其次，需求信息的反馈需要科学研究做学术支撑，科研部门、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各研究院则需要对人才需求、学科学做科学研究，提供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的学术意见，供跨学科建设管理部门集中讨论，并进而形成学校跨学科发展规划。第三，人才培养的实施环节，包括教务处和各二级院系。教务处的专业建设是服务于学科建设的，因此，在专业梯队遴选和评估时，既需要考虑到二级院系的发展导向，更需要高度聚焦学校学科建设的宏观导向。各二级院系一方面根据学校跨学科建设战略，不断夯实学科建设的各项指标，不断积累院系学科实力，不断探索创新院系学科特色，另一方面，也需要做好支持学校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先发学科的思想准备，服从学校跨学科建设发展大局。第四，跨学科建设中，在教育财政资金约束下，对审批各二级院系固定资产采购、试验设备购置、实验室建设等，除考虑其学科专业性外，也需要将共享性纳入其中，从而增加其他院系对该资源的使用范围。第五，对于人事管理，跨学科建设带有鲜明的“跨度性”，因此，在学校先发学科建设中，创设灵活的人员流动机制，形成建设学科“跨度性”和师资资源“灵动性”的有效耦合等。

（四）优化现有评学评教方式，包容师生各类创新实践试验田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其关键是学生在知识应用场景中其创新性的发挥。而对于创新的生发，是在知识积累量变基础上存在质变的偶然。对于跨学科创新团队研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创新项目的评估关键指标包括“创新群体项目是否科学开展了跨学科的合作与前沿探索，国际合作交流是否合理有效进行，团队成员是否得到了成长，并且团队是否具有取得重要科学成果、长期发挥应用价值前景的潜力与可持续性[22]”。在当前应用型教学活动中，给予科技人才与创新师生团队试错空间与成长时间，允许创新实践探索与科学研究一定程度上走弯路、出现失败，鼓励师生的探索与合作精神，鼓励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符合科学研究规律与人才培养规律[22]。评价方式是师生努力的方向标，合规、科学、有效、包容的评价体系是教育活力的催化剂。因此，对于学生的求学过程，在现有刚性的专业课程学习评学基础上，借助众创空间、创业平台等，创设应用型人才培养试验区，增加创意创新类、创业实践型的“容错试验田”和“创新培育地”。而对于教师的评教和职称评定，在已有的评定规则中，更加重视教师科技成果、知识贡献在人才培养和社会经济场景中知识溢价水平，而在应用型的转变情境中，知识/学术资本化水平是体现教育应用价值的核心内容。对于师生的创新实践，因为创新，往往会革旧鼎新，创新突破，因此还需要在纪检规定、财经纪律和创新边界上探索构建创新实践负面清单管理，筑牢实践底线，坚持守正创新，为地方本科院校教育模式的转变指明创新求变的方向、创新突围的路径和守正创新的底线。

（五）准确把握教育质量控制，创建应用型人才供给成效检验机制

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范式的界定，其核心在于院校人才培养教育供给和经济社会教育需求之间的本地化的供求平衡和有效对接，而应用型的框定让教育人力资本在一个更加近距离的社会、人文场景获得职业岗位、解决组织面临的各种问题、实现人力资本价值。而人类所面对的自然、社会和人文方面的问题绝不是按照学者的知识分类结构有序地分开、排列和布局的，而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结构[23]。学科制度化背景下形成大学里学科分化，进而形成系科分类，从而导致知识学习的碎片化和原子化[24]。学科分类形成的知识条块分割和社会经济乃至自然场景中问题的整体性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应用型转变的重要矛盾。人才质量决定教育供给的有效水平，要能够准确把握地方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成效，需要构建人才供给的常态化的教育质量控制和评估机制，这是跨学科建设和应用型转变的共同检验指标。一方面，离校不离心，各届毕业生离开学校，进入各行各业工作岗位，在体验着不同工种过程中其实也是在自行检验学业所学和工作所需的契合度，对于学校教育教学的评价是最直接、最真实的，因此，构建各届毕业生校友会平台，即时、动态地形成教育教学质量反馈结果。另一方面，探索开放办学，合作教育模式，将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质量的评价多维度、多层次、多面向地进行反馈分析，并最终形成应用型人才供给成效检验机制，并进而形成学校跨学科建设战略布局的支撑基础。

（六）坚持学术为本，将学科研究作为科研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

图尔敏指出：依据所问的不同问题，“任何一个特定的目标可以成为几个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25]。在学校跨学科建设过程中，既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学科布局的策略探索和梯队培育，更需要在学科建设学理方面加深学术研究，比如，元学科、交叉学科、学科群落、学科集团、学科生态等方面的研究。对于跨学科建设的学术研究，既是对国内外、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等模式和路径的学理化总结和本质性提炼，从而为地方本科院校的应用型转变和跨学科建设提供参考；同时，也是将跨学科建设回归到知识生产理论的源头追溯源探究学科互涉、学科边界、学科成长等科学问题。

四、结论及展望

爱茨科娃威策、利德斯多尔夫提出“国家—工业—学术的三重螺旋模式是任何国家和跨国发展策略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重要组成部分[26]”。作为学术更大范畴的表征并旨在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学科建设已深深嵌入到国家宏观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之中。当前，新时期的时代背景所要求的教育高质量发展、跨学科建设的知识发展趋势和教育分类管理中地方院校应用型转变是一脉相承、彼此呼应的。在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转变中，树立“从零到一”的创业型大学发展理念；在二级院系形成的纵向行政共同体基础上构建横向学术共同体；有效整合现有资源，把握跨学科建设工作龙头；优化评价方式，形成校内应用创新突围的有利条件；形成教育质量控制的常态化反馈机制；坚持学科学研究的学术探索。当然，地方本科院校跨学科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二级院系在各自发展中作为局部利益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博弈、二级院系局部利益和学校整体利益的契合以及在学科梯次发展和资源调配过程中的学科路径依赖和创新突破的矛盾协调是跨学科建设中更加微观也十分重要的研究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