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增光,何 颖,邱建钢,戴郁珠

早在文化生态理论系统性阐述之前,共生论就已出现于生物学领域之中。德国真菌学奠基人Bary 在1879 年就提出,“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Living together)”,并随后探讨了生物共生、寄生、腐生等一系列问题。20 世纪中期,在对内华达的肖肖尼人的研究中,美国人类文化学者J.H.Steward 提出了“文化生态理论”,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1]。基于自然生态中不同生物间联结、依存、冲突、共栖的状态启示,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共生是多元文化联系中必然发生的基本状态,具有“原生态、冲突态、妥协态、共生态”[2]的形态样貌与演进逻辑。在原生、冲突、妥协后的文化共生既是世界多元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状态,也是文化生态图景在自然性、历史性、社会性、自由性方面的结构互嵌。作为文化舶来品,体育舞蹈已在我国生长百年有余,百年变迁中既凸显了其作为世界多民族舞蹈精髓的社会影响力与文化阐释力,也表现出其与中国自然文化、历史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多维共生的实践表象与学理诉求。

1 舶来:体育舞蹈文化在中国的百年回顾

1.1 西洋交际舞舶来伊始

体育舞蹈又称为国际标准舞,其前身是交际舞,或称为舞厅舞。交际舞早期出现于上海时被人们称为“跳戏”,后来才逐渐称“跳舞”,如史料记载,“西人跳戏耍多端,男女交持失雅观。演到兴酣齐拍手,若教庄重少人欢”[3]。20 世纪20-50 年代,英国皇家舞蹈教师协会对世界流行的多种社交舞进行了两次系统性整合与美化,后逐步规范为包括摩登舞以及拉丁舞两大舞系的“国际标准交际舞”,又称“体育舞蹈”。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更加频繁深刻,体育舞蹈随外侨传入我国。据《上海舞蹈舞剧志》记载,“1843 年上海开埠后,西方舞蹈开始传入...英国侨民于1864 年成立‘总会'为其娱乐场所,并在总会内设立上海最早的舞厅,交际舞从此传入了中国……”。

除上海以外,天津、北京的交际舞流行也成了当时的社会风尚。自1858 年,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天津条约》之后,西方各国使节及其眷属大量来到京、津等地。在此历史背景下,发端于西洋的交际舞,舶来伊始就成了中西方官员储备政治人脉,加强政治交流的重要形式。1879 年,为庆祝慈禧太后寿辰,由蔡钧主持跳舞大会,以招待外宾,开风气之先河。这次交际舞会获得了外界“敦友谊、谙西例、重交涉”的赞誉。1904 年,清朝驻法国外交官裕庚的女儿裕德龄、裕容龄为慈禧太后表演了交际舞,首次将欧洲宫廷舞蹈带入晚清宫廷,成了当时晚清权贵小范围内的新兴娱乐形式,较少为外人所知。民国初期,交际舞成了北洋政府礼迎外宾的重要手段,其政治外交功能逐步凸显。除政府官员以外,上流社会也将交际舞视为一流新兴的社会娱乐风潮而趋之若鹜。由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身份人群聚集于上海、天津、北京等地,上海等城市成为了西方文化扎根中国的重要载体。同时,交际舞因其高端典雅且简单易学,从此逐渐在中国沿海城市普及传播。无论是出于对身份地位标识的需要或是做为纵横社交场合的技能,无论是新时代女性对自由精神的向往与表达,还是男女共舞寻觅乱世中的片刻慰藉,交际舞的社交、娱乐、教育、身份象征等多种功能受到了精英阶层的青睐,这种新兴文化也在“买办、官僚、政客、贵族、知识分子、姨太太”等精英阶层中广泛接受与快速传播。此外,作为外侨在华生活与娱乐形式的重要方面,原先仅在租界内专属西人的交际舞会也逐渐跳出租界外,其社会交往价值进一步凸显。在中西势力交困的19 世纪中下期,晚清政府不仅在工业、科技、军事等方面向西洋学习,开展洋务运动以救国图存,同时也不忘从外交方面加强邦交联谊与政治互动,争取更多的斡旋时机。

辛亥革命以后,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土崩瓦解,妇女解放运动被推向了另一个高潮,如陆小曼、张芸英等个别女性成为了当时引领舞风时尚的重要代表。原来仅被视为“西技”的交际舞与大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看电影、赏戏剧、跳交际舞等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要娱乐活动。这时的政府官员、留洋知识分子、新时代女性、达官显贵及其子女等群体构成了交际舞受众的核心圈层。他们或受西方文化熏陶,或受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所鼓舞,或出于娱乐、经商、交友等需要入池而舞。如郁达夫在1927 年的日记中的记录:“风凉月洁,长街上人影也没有一个,兜了一圈风,又和佐藤、荻原等上青鸟馆、虹口园及卡尔登跳舞场去”[4]。《摩登岁月》一书也曾记载,由于百乐门舞厅聘请了当时极其出名的吉米·金(Jimmy King) 乐队做现场伴奏,让当时的大学生趋之若鹜。总而言之,无论是官方以增加政治了解而开展的交际舞会,还是少数知识分子与权贵阶层等对新潮文化的好奇,交际舞不仅拉近了近代中西方政商界精英们的空间距离,也在更大范围内构建了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彼此了解与多元互动。

1.2 交际舞商业化发展与文化衍生

交际舞舶来所衍生的舞厅、舞籍、舞女、舞曲、教舞机构等相关产业从无到有,既见证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起,也为晚清民国文化娱乐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受国外资本及本国洋务运动影响,中国小农经济受到冲击,沿海地区产生了早期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这为交际舞的商业化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1885 年,在“味莼园”的安垲第大楼内,上海第一家营业性舞厅出现。“安垲第大楼内设舞厅,乃是上海第一家舞厅,也是中国人开设舞厅之始”[5]。此时的舞厅虽并未在上海等沿海城市普遍流行,但受中西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交融互鉴的影响,交际舞的商业化气味愈发浓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益于列强无暇东顾的短暂间隙,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短暂发展的机遇期,一些民族资本家开始将眼光聚焦于先前一直被外国资本充斥的影院、舞厅等早期服务行业。20 世纪30 年代,交际舞的娱乐与社交需求进一步凸显,上海、北京、天津等大都市的豪华饭店出现了大量的舞厅。在1928 年版的《上海指南》中,跳舞场被称为“新兴游艺”而广泛宣传。其中记录,“跳舞场为市上新兴游艺,外国酒楼旅馆始有之,现已专染普遍,凡大旅馆酒楼皆有之”。北京大饭店为招揽生意曾刊登广告,“本店每晚均有跳舞,每星期六晚备有特别晚宴并跳舞大会,不收入门券”。天津的平安饭店、天津饭店、起士林饭店等也开设舞场,招揽生意。与当时观戏等主要娱乐方式台上表演,台下观看的形式不同,交际舞厅中的客人们被赋予了演员与观众的双重角色。

在全国交际舞盛行于各大沿海城市之时,上海的交际舞发展可谓盛极一时。以上海百乐门舞厅为例,中国商人顾联承在公共租界斥资70 万两白银修建的高级舞厅—百乐门(Paramount Hall),号称“东方第一乐府”。“Paramount”原作“至高无上”等翻译,在当时上海的时代语境中,“Paramount”译为“通往快乐之门”或“一入此门便获百般欢乐”之意,故名“百乐门”。它不仅成了诸多学者研究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娱乐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凸显了其在社会学、建筑学、文化学等方面重要价值。据建筑学方面的史料记载,百乐门舞厅以当时流行的“Art Deco”(即“装饰艺术主义”)为主要建筑风格。由中国著名建筑大师杨锡镠设计施工,共计三层,其中二层为专门的舞池与宴会厅,考虑到交际舞的特殊需要,地板专门选用汽车钢板作为支撑,众人共舞时会产生轻微的颠簸摇晃之感,被称为“弹簧地板”。百乐门开门迎宾后,“如是则宾客之至者,依自然之趋势,先就大舞厅楼下而坐,楼下客满,则自必循级而至楼座。楼座再满,则辟宴会室以容之。……则自百余人以至八百余人,皆可应付裕如,不觉拥挤,亦不觉寥落矣”[6]。常客中不乏张学良等政商名流。除百乐门舞厅以外,仙乐舞厅、米高梅舞厅、大都会舞厅与前者共称为上海的“四大舞厅”。

不仅在繁华的大上海如火如荼,即使在革命老区延安,也少不了交际舞的身影。1937 年,随着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来访延安革命根据地,交际舞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快速传播。根据史沫特莱回忆,“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7]。尤其在1936 年“西安事变”以及1941 年“皖南事变”后,中共扩办抗日军政大学,并陆续开办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学校,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活动。这其中不乏来自上海、天津等地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到来使延安变成了知识的海洋,舞的天地。随着交际舞在中国沿海城市的快速普及,与舞厅相关的职业舞女、舞厅乐队、书籍文章、教舞机构等衍生品交织共生,快速发展。舞蹈书籍与文章作为交际舞扎根中国的文化记忆,随着舞厅数量及受众群体的不断扩大而推陈出新,内容虽聚焦不同,但大都属国外交际舞知识的翻译或新观点的汇集,具有重要开创性意义。例如,中国人黄辑五编译长政二郎(日)的《舞蹈大观》[8],分别从方舞、圆舞、列舞、环舞四大系列收录西洋交际舞25 种。再如,1921 年发表的《Ball Room Dancing——The Modern Trend》[9]交际舞科普文章,从“舞蹈简介、步伐特征、流行趋势”等视角对交际舞进行了基本介绍,属于早期的英语科普类文章。另外,《交际舞杂谈》《舞星艳影》《百乐门之崛兴》等以文字、图片、乐谱等多种形式从交际舞的文化、风格、舞姿、技术、音乐、载体等多重视角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介绍与评论,是研究我国交际舞蹈文化的重要文献来源。

除舞蹈书籍与文章外,职业舞女也是由交际舞衍生出的又一文化现象。最早的职业舞女大都来自白俄或日本,因国内政局动荡或舞厅行业管理甚严而逃至上海谋生。后来有部分华人侍女、失业女工、妓女等组成,也有少许电影明星因伴舞酬劳高于影业而更换职业。由于英文“Dancing girl”的发音特征,她们也被称为“弹性女郎”。后来,随着舞厅行业的形成以及职业舞女的增多,高级舞厅(如百乐门等)从业舞女需依据制度进行考核,获得“陪舞证”后方可入池伴舞。据记载,在当时的“百乐门”舞厅,一位优秀“弹性女郎”的收入是一个普通中级职员的10 倍以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刺激了上海舞厅产业的快速发展。舞厅中的乐队最早由菲律宾、白俄人、吉卜赛人成队演奏居多,后逐渐变成华人乐队代替,乐曲则包括《夜来香》《夜上海》等中国早期都市流行歌曲以及《魂断蓝桥》《出水芙蓉》等欧美影片插曲。跳舞广告则主要迎合资本需求,以吸引顾客眼球,招揽生意为主。多有艳丽明星以婀娜多姿等形态做封面广告,或是刊登国际比赛通讯以扩大影响范围。如《记东京之舞场》《英吉利与丹麦之舞赛》等。教舞机构则因资本消费需要而快速兴起,有依存于舞厅中的“小舞池”租赁模式,也是单独运营的教舞机构,如“中西跳舞研究社”(今福州路会乐里281 号)、“美国跳舞学堂”(今淮海中路259 号)[10]等。

当然,交际舞行业的繁荣并非一帆风顺。因部分保守派的反对,外加国外殖民主义思想与部分利欲熏心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合谋,交际舞的发展也极度畸形,几临困境。1927年,因有人在天津法租界开设舞厅,当地保守派人士以“伤风败俗”“破坏礼教”等名函请当局取缔跳舞厅。除天津外,上海等地此类事件亦较多,不再赘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舞厅数量快速增加,舞厅之间为争夺市场而采取了一些极端畸形的手段。其中,“裸体跳舞”就是部分商家的售卖嚼头。据记载,《申报》中有百余条广告刊登“裸体跳舞”事宜,并被大肆宣扬以获暴利。1928 年7 月,上海市政府以“此革命统一之际,廉洁为主,岂可容此污秽之流,处于青天白日之下”[11]为由对交际舞进行取缔,但因时局动荡,市政府与租界政令不一而收效甚微。20 世纪30 年代,蒋介石当局提倡并推广“新生活运动”,在当时属于特殊行业与职业的舞厅与舞女受到了限制与取缔,冲突也就在所难免。此后20 年间,禁舞问题被反复提及,但一直处于屡禁不止之中。1947 年9 月,国民政府以“节约”为由,在全国范围内颁布禁舞法令,这一大规模强制行动引起了上海交际舞从业者的集体抵制,在“求生存,要吃饭,反禁舞”口号中,此次反禁舞抗议演变为请愿舞女与执法警员之间的肢体冲撞,后无果而终,史学界称之为“1948 年上海舞潮案”。

1.3 新中国体育舞蹈的多元发展脉络

在谈及新中国我国体育舞蹈的多元化发展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交际舞”向“体育舞蹈”的过渡进行简单说明。其实,早在1924 年英国皇家舞蹈教师协会对世界范围的交际舞进行规范化整理后,西德就在其基础上开始了国际标准舞竞技化的探索。这种改变在社交性基础上增加了竞技性元素,从而使观众获得了更加紧张激烈的参与体验,大大增加了其观赏性与传播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映入眼帘,其中不乏体育舞蹈的身影。后来,世界各国逐渐模仿体育舞蹈的竞赛模式,在评价标准、技术规范、训竞体系等方面不断精进,并陆续探索其在本国体育组织内的发展空间与运行机制。20 世纪中叶,国际体育舞蹈联合会(IDSF)在其前身世界国际业余舞蹈总会(ICAD)基础上,在德国中西部城市威斯巴登成立。此后,经长期推广,国际体育舞蹈联合会最终获得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成员资格,并于1997 年获得国际奥委会承认。随着体育舞蹈在世界范围内的风起云涌,中国体育舞蹈事业也开始了新的发展态势。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世界体育舞蹈也开始带着先进的运动技术与舞蹈理念来到中国,这既是文化交流方面的交流互鉴,又是其在中国发展模式的初步探索。如美国的杨百翰大学舞蹈团,联邦德国的“体育舞蹈”俱乐部的来华访问等。除此之外,我国还先后邀请英国、丹麦、瑞士、美国、日本等国的体育舞蹈选手与专家来华指导,国内较早的体育舞蹈从业者从此开始了系统全面的学习。后来,中国国际标准舞总会与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两大国内体育舞蹈组织相继成立,揭开了体育舞蹈在我国正规化发展的序幕,《国际标准舞竞赛规程》《体育舞蹈竞赛规则草案》《全国体育舞蹈裁判员管理办法》等文件陆续出台。进入21 世纪,体育舞蹈在中国的发展大踏步前进。我国选手成绩斐然,广受关注。尤其在2010 年的广州亚运会中,中国代表团十支舞种获十项金牌的“大满贯”表现,更是激起了体育舞蹈在我国的学习热潮,中国体育舞蹈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更加显著。锦标赛、公开系列赛、城市联赛、积分赛、总决赛等赛事席卷全国,国际体育舞蹈发展高峰论坛、世界体育舞蹈节、世界表演舞锦标赛等国际赛事与高峰论坛高质量落户中国。2019 年8 月,亚洲体育舞蹈联合会(Dance Sport Asia)成立大会在新加坡举行。随后,“亚舞联”执行委员会首次会议决定将其总部设在中国成都,这既是对中国体育舞蹈蓬勃发展的有力佐证,又为其在中国的未来发展留足了空间。

除体育舞蹈在组织机构与社会推广中的高速发展以外,高等教育也为体育舞蹈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响应党中央号召,国家不仅要扫除文盲,还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扫除舞盲。每逢节日庆祝或集体活动,知识分子们总会率先迈起舞步,携手共舞,交际舞依然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新文化”。“文化大革命”期间,交际舞被斥为资产阶级娱乐形式予以批判,成了“禁舞”。取而代之的是表达革命忠诚的“忠字舞”。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开放的步伐铿锵坚定,高等教育也奏响了“春天的故事”。为了满足社会学习者不断精细的专业化需求,一些民办性质的体育舞蹈中等专业学校逐步建立并为我国输送了最早的科班体育舞蹈选手与教师。如北京国际标准舞学院、武汉体育舞蹈艺术学校等等。另外,基于促进学生体质健康、丰富体育与艺术类课程内容、满足社会对体育舞蹈高素质人才需求等因素,国内高等体育、艺术类院校率先扛起了体育舞蹈在高校发展与改革的大旗。90 年代初,国家教委颁发体育教育专业教学计划,将体育舞蹈列为必修课程[12],打开了体育舞蹈进入高等教育的大门。北京舞蹈学院社会音乐舞蹈教育系(后改名“社会舞蹈系”)也开始增设国际标准舞(体育舞蹈)本科教育,成了独立艺术院校开设体育舞蹈本科学历教育的先行者。进入21 世纪,“天津、广东、成都三所体育院校相继设立了舞蹈学专业,随后,成都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西安体育学院、南京体育学院相继增设了舞蹈学、表演专业(体育舞蹈、舞蹈方向),2005 年上海体育学院开设舞蹈编导专业(体育舞蹈方向)并面向全国招生”[13]。除专业体育或艺术类院校以外,综合类、师范类等院校也通过探索选修课与必修课、组建社团、开办舞蹈类专业等多种形式探索体育舞蹈在高等教育中的育人价值。体育舞蹈作为新兴的舞蹈种类,因其独有的体育美育价值及深厚的世界文化底蕴,备受名校青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综合类高等学府就通过必修课、选修课、社团等多种性质开展体育舞蹈教学与普及。新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双一流”改革探索如火如荼。各高校不断谋求特色与优势,逐步探索“一流专业、一流课程”对“双一流”建设的系统性支撑,体育类、艺术类院校也在其中寻找定位,谋求空间。2019 年,北京舞蹈学院的舞蹈编导与舞蹈表演专业、南京艺术学院的舞蹈学专业、山东艺术学院的舞蹈表演专业等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名单。北京师范大学的体育舞蹈课程入选首批国家级线上一流课程名单。整体看来,体育舞蹈虽并未在高校专业与课程建设中处优势地位,但其紧跟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高速列车而快速前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体育舞蹈今日科学化、专业化、系统化、国际化的发展格局。

另外,文化自信的时代强音孕育了体育舞蹈与中国文化互鉴互融与同美同行的新发展格局与艺术化探索。在中外艺术话语关系中,西方话语体系一直在“西方”与“非西方”中寻找身份识别且无意中排斥着其他文化。在此背景下,不断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困境,探索艺术“如何表述当代中国”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充分理解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在真、善、美表达上的理念与方法差异,体育舞蹈成了彰显中国本土特征及彰显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当国人还大部分沉浸在体育舞蹈的社交魅力时,同样是西方舶来文化的芭蕾舞较早的开始了艺术创作的探索。例如,在抗美援朝时代背景下创作的《和平鸽》与《红色娘子军》等经典芭蕾舞剧逐一问世。后来,随着我国体育舞蹈选手竞赛水平的不断提升,其在艺术创作方面的探索逐渐成为了可能。从老艺术家高占祥力推体育舞蹈跻身“荷花奖”比赛项目,到CCTV 舞蹈大赛设立体育舞蹈赛项,再到“桃李杯”增设体育舞蹈艺术表演项目,中国体育舞蹈艺术创作形式已从理论到实践上了进行了长期探索,创作脉络也逐步从西方话语体系向中国话语结构转变。在英国黑池舞蹈节中,中国代表团以中国文化、中国故事、中国精神等为主题的内容进行系统构思与深度创作,获得了世界体育舞蹈专家群体的高度认可。除此之外,在不久前推出的国内顶级青年舞者竞技节目《舞蹈风暴》中,张爱马迪、贾昊悦等体育舞蹈一线明星选手为观众们送上了体育与艺术高度融合的视觉盛宴,使得其在艺术创作方面的空间被赋予了无限可能。

2 解构:体育舞蹈文化的生态图景

2.1 体育舞蹈文化的生态图景

2.1.1 人与自然共生:体育舞蹈中的本能生命意识

文化生态理论认为,“人们遵循自然现象构建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化生态的第一层关系”[14],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能生命意识是任何舞蹈文化均不可或缺的。在体育舞蹈文化中,这种生命意识集中表现为生殖崇拜与贵族精神。体育舞蹈是来源于非洲、美洲的部落文化以及欧洲宫廷文化的代际传递。其中,生殖崇拜是拉丁舞系中重要的肢体语汇与文化基因,也是拉丁舞区别于摩登舞、芭蕾舞、现代舞的身份编码,如桑巴舞、伦巴舞、恰恰舞等。在代表早期石器时代的坎伯雷勒(Combarelles)岩穴壁画里,曾出现过戴着男性生殖器面具的人尾随着女性的舞蹈,这是被看作是配对舞最原始的表现形式。在部落文化中,自然万物成为了他们表现生殖崇拜最便利的工具。在《世界舞蹈史》中被萨克斯教授称为“树舞”的一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殖崇拜与自然生态共生的例证。“南非的安戈尼(Angoni)人跳祈雨舞时从树上折下树枝握在手里;加拉人(Calla)围绕着圣树跳舞时捧着谷物和青草;古埃及妇女跳舞时用葡萄藤装饰身体,挥舞树枝”[15]。这些“树舞”虽有些神秘,但不难看出原始部落中生殖崇拜与自然生态的文化共生表达。即便是现在的体育舞蹈比赛中,选手们依然不忘通过穿着模仿花朵、树叶、豹纹、蛇皮等形状或材质的服饰来回味那原始部落中的生殖舞蹈与生命意识。相比之下,摩登舞则是欧洲贵族精神的世代传承与历史再现。欧洲交际舞自加尔亚德舞时代以来从未脱离以尊贵、优雅、自信等为核心的贵族精神。无论是服饰、礼仪、音乐、妆容等,还是肢体语汇的精神内容与舞者的艺术化表现。每当一支舞蹈结束后,人们不仅为舞者们的绚丽技巧所折服,更是为人类社会高贵且优雅的生命意识所欢呼与鼓舞。

2.1.2 人与历史共生:体育舞蹈中的历史文化意识

历史文化意识是人类智慧与经验在文化生态中的直观表达,也是文化共生系统中重要的资源纽带。勾连古今思想,关注人类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再现民族与时代精神,这种对人类历史文化的反身性回顾具有守正创新的共生意味。体育舞蹈在中国的发展,已逐步凸显出其与中国历史共生的本土化进程。从21 世纪初的体育舞蹈艺术性挖掘之后,在近20 年的探索中,其创作路线也逐步由西方摩登文化的单一模仿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解读回归。例如,在2018 年第93 届、2019 年第94 届“黑池舞蹈节”中,中国代表团分别以《丝路·行》《士》为主题捧获团队舞冠军。其中,《丝路·行》以我国经典民乐《春江花月夜》为背景,结合古筝、琵琶、陶笛等民族乐器再现了我国古代敦煌文化的惊世之美与艺术张力。《士》以中国古代钟声、战鼓声等为背景,通过艺术化呈现我国古代战争的博弈与一统,即彰显了我国在国际艺术舞台中的大国形象,又发出了文化自信的时代强音。除此之外,以中国传统文化、名人典故等为题材的体育舞蹈经典剧目不胜枚举,如《弟子规》《飞天》《海河红帆》《青花》等均是体育舞蹈再现中国历史的共生写照。它们深入触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脉搏与人文精神,充分凸显了中西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态。但是,在以相互依赖为基本逻辑的共生关系中,人们对体育舞蹈本身历史文化知识的需求似乎没有得到满足。例如,在体育舞蹈技术演进史、文化变迁史、审美流变史、服饰发展史等方面均表现为显著的历史无意识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体育舞蹈与中国文化的深度共生。

2.1.3 人与社会共生:体育舞蹈中的社会文化意识

以社会人为载体的体育舞蹈文化扎根中国,并非静态的文化复制,而是在与中国社会逐步融合中形成的动态共生模式,这就不能忽视中西方社会因哲学理念与历史经验等不同而造成了系统性差异。所以,应结合中国社会现状对其进行批判性继承与创新性探索,进而在中国特色的实践社会、精神社会、知识社会等方面探索文化共生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基于波普尔将宇宙分为“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客观知识世界”的理论思考,我国学者胡守钧提出了人类与三个社会共生的理论延伸,即“包括人的具体行动等的实践社会,涵盖人的主观印象、看法、经验等的精神社会,囊括法律、道德、风俗、制度、艺术等的客观知识社会”[16],这为体育舞蹈与中国文化共生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实践社会层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与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原先仅限于精英阶层的体育舞蹈文化开始由象牙塔散落于普罗大众手中。体育舞蹈发生了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稳态延伸,在广场、舞厅、剧场、校园、教育场所等不同场域中焕发了强大的生命力。在精神社会层面,随着受众对世界民族文化的深入认识,原先被认为是“矫揉造作、低俗裸露”的体育舞蹈文化开始由冲突态向妥协态、共生态过渡,体育舞蹈开始在人们的精神社会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另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其中的哲学、文学、艺术等内容,为体育舞蹈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多种嵌入视角与共生空间。

2.1.4 人与自我共生:体育舞蹈中的内在自由意识

人既是“自在”的身体性存在,也是“自为”的意识性存在,人与自我的关系集中体现在身心关系之中,极境当属身心关系的自由和谐。随着原始人类的进化并逃离了“死”的威胁后,文化生态系统中便生长出了“巫术、图腾、生殖”等文化元素,体育舞蹈便是这多元文化代际生长的产物。在当下高度精细化的职业分工中,人类文化基因谱系中的“生殖、游戏、社交”等本能受到不同程度的隐藏与压抑,“忧、乐、喜、怒、欲”等情感被隐藏于面部与肢体语汇之中,人与自我分离与冲突所引起的不适感导引着人们不断追求和谐的形式与内容。西方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始探寻和谐的终极意义,期望通过审美的极致体验寻求人的自由与和谐。中国古贤更加关注“心”的栖息与调解,人与本“心”的共生构成了中国古人在安身立命中寻找内心栖所的文化生态。体育舞蹈的文化表达虽均包含“生殖、游戏、社交、竞技”等普世性价值内涵,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与身体认知无疑会衍生出中国选手对这一文化符号的独特解构与身体演绎。与体育舞蹈同中国历史、社会、服饰、音乐等共生形态有所差异的是,这种“具身性”身体认知是由外而内,逐层打破体育舞蹈中如步伐、技巧等程式化桎梏,最终创新出一种中西方精神盐溶于水的共生文化。例如,19 世纪下半叶,当欧洲芭蕾与浪漫主义文化融合并随之进入低潮后,原作为文化复制的俄罗斯芭蕾融合了当地民族文化后推陈出新,一跃成为全球芭蕾发展的中心并载入史册。《睡美人》《天鹅湖》《胡桃夹子》等经典作品传阅百年有余,这无可否认是一个欧洲舶来文化与俄国民族精神共生的成功案例。

3 融合:体育舞蹈与中国文化共生的多维理路

3.1 艺术创作维度

与其他体育艺术类项目相比,体育舞蹈的艺术性特征更加显著,这为其与中国文化共生的艺术创作维度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可以说,艺术创作是体育舞蹈与中国精神文化共生的必然路径,而艺术作品则是勾连体育舞蹈与中国文化深度融合的精神桥梁。中国精神文化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是中国人民在文化传统、实践理性、价值追求与信仰坚守方面的具体体现。它以儒、释、道哲学为其基本内涵,统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新时代背景下,文化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中国文化不仅需要传统文化形态的原始传承,更应思考对世界多元文化的深度映射与文化融合。具体而言,体育舞蹈的艺术创作应从“挖掘传统文化内涵、再现历史人物与著名典故、歌颂人民群众、弘扬时代精神”等视角进行实践探索。首先,应立足传统精神文化内涵进行体育舞蹈“中国化”探索,如体育舞蹈剧目《太极》对中国道家文化“阴阳两极”“元气混而为一”等思想的艺术性表达。其次,对历史中的英雄人物、历史事件、著名典故等进行素材挖掘,探索以体育舞蹈为载体,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典人物、事件、典故等为内容的艺术作品,如体育舞蹈经典舞剧《海河红帆》对内忧外患时期民族精神的表达、《长恨歌》对王安忆同名长篇小说的艺术性转换等。再次,以新时代文化生态为底色,更加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及“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创作标准,进一步围绕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素材挖掘,如体育舞蹈作品《北京胡同》对老北京胡同的艺术化表达等。最后,体育舞蹈与中国精神文化的共生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关键词”,弘扬时代精神,塑造国家形象。

3.2 民族互鉴维度

以儒、释、道文化为底色的中国文化表达了“和谐、祥和、安乐、天人合一”等精神旨趣,彰显了中国文化对世界多民族文化的包容与接纳。以民族服饰、音乐、礼仪等为代表的中国物质与制度文化共同构建了体育舞蹈与中国文化共生的文化生态。体育舞蹈与其他体育艺术类项目的典型区别表现为它是世界民族舞蹈多元互鉴与融合共生的典型文化符号。所以,其在中国的发展需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相互借鉴,从而在民族地区探索出一条体育舞蹈与中国民族文化共生的实践思路。中国民族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民族舞蹈、音乐、服饰、礼仪、传统体育等多种文化元素组成,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生态各有渊源,各具特色。如汉族的“龙舞”、彝族的“跳麒甲”、藏族的“藏戏”、傣族的“滇西傣戏”等均是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与集体记忆。体育舞蹈与民族文化共生路径应从舞种、音乐、服饰、礼仪等多种角度进行体育舞蹈民族化探索,通过民族地区的“文旅融合、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校园文化建设”等视角进行体育舞蹈肢体语汇与民族文化互嵌共生的实践探索。例如,中国大学生体育舞蹈协会就曾立足云南少数民族舞蹈特色,在2019 年开发了如彝族牛仔舞、傣族华尔兹舞等系列视频教程,是体育舞蹈与我国民族文化互鉴共生的有益探索。

3.3 教育发展维度

与其他体育艺术类项目发生发展较晚的历史事实相比,体育舞蹈具有更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教育传统。无论是欧洲中世纪以宗教为源起的教育制度,还是中国古代以儒、释、道精神为核心的教育制度,教育总是以传承人类智慧结晶,探索未知世界,培育全面发展之人而屹立于世。体育舞蹈与中国文化共生的教育维度,要以我国教育制度与新时代教育生态为根本,秉承“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中国制度理念与新时代使命,探索多元互动的教育共生模式。首先,应以课程改革为抓手,推动体育舞蹈“课程思政”这一制度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嵌共融,在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不同层次推动体育舞蹈与中国教育融合共生。其次,应深化体育、美育教育制度综合改革,不断提升体育舞蹈美育价值,挖掘美育内涵,积极塑造体育舞蹈在“五育并举”“三全育人”等教育综合改革中的“先锋者”形象;再次,要传承中华美育精神,在“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境界中寻求中华文化美育内涵,引导体育舞蹈对“真”“善”“美”的价值追寻与深度诠释。最后,关注校园文化建设,以中华文化为底色,推动体育舞蹈与校园文化在艺术性、社交性、竞技性、观赏性等角度的多元互动。

3.4 体育参与维度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开始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竞技体育在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方面的价值得到全面提升,体育舞蹈也焕发了新的生机。首先,竞技性体育舞蹈是世界体育舞蹈最高水平的代名词,也是我国优秀选手汇聚而追逐梦想的竞技“场域”。在我国单项体育协会与政府脱钩背景下的“换挡期”,中国竞技体育舞蹈应在遵循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WDSF)与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CDSF)制度、规则等文化基础上,以政府、协会、市场、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形成中国竞技体育舞蹈的共生模式与优势效应。其次,群众体育是体育舞蹈中国化的“最大公约数”,也是体育舞蹈在中国发展与推广的主阵地。要强化体育舞蹈与群众体育文化的多元共生,就要从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等多重视角综合关注人民群众对体育舞蹈文化的多种需求。目前,我国群众性体育舞蹈虽在发展速度、数量等方面凸显了相较于西方国家的阶段性优势,但在治理水平、质量发展、体系完善、理念凝练等方面均需进一步深化、细化、实化。最后,体育舞蹈的产业化发展需充分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制度文化。近年来,体育舞蹈产业在赛事运营、教育培训、服装器材等方面凸显了丰富多元的发展态势,但其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制度文化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依然存在“教育机构泛滥、品牌赛事缺位、服装器材原创性不足”等系列问题,需对标优质制度文化标准,逐步孵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模式与世界品牌。

4 结语

共生理念是对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共生现象的参与性观察与规律性总结,为体育舞蹈在中国的百年回顾与未来展望提供了理论视角与路径启示。在回顾了体育舞蹈经舶来、衍生到共生的发展轨迹,厘清了体育舞蹈文化的生态图景与圈层结构。通过对中国文化在精神、制度、物质等方面的具体分析,为体育舞蹈与中国文化共生提供了多维度、多层次的共生范式,探讨了艺术创作、民族互鉴、教育发展、体育参与等视角的文化共生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