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营 ,颜世亮

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华武术发展逐渐陷入危机重重的境地。首先是被主管层视为武术发展龙头的竞技武术因两次申奥被拒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虽然为提高其在体育界的地位而坚持“武术申奥的大旗永扛不倒”,但事实上却已是那么“有气无力”;其次,各级中小学的体育课几乎都不开展武术方面的教学内容,武术在校园里渐行渐远,从而失去了最具活力的广大青少年群体;再次,由于体育院校武术专业教学内容一直采用竞技武术技术体系,而社会对这类技术的需求量极低,致使其毕业生普遍找不到对口工作;又次,自2017 年4 月27 日“徐晓冬魏雷约战”事件以来,“传统武术能不能技击”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中华武术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之后徐晓冬接二连三地与多位民间拳师比武的结果更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特别是2020 年5 月17 日混元形意太极掌门人马保国在山东淄博比赛中的完败,更让中华传统武术形象坍塌。

传统武术的这种生存危机实际上是中华武术各种问题积累之后的总爆发。实际上,在此之前早有学者看到了其中的危机,他们认为:“因‘与中华文化母体已经完全脱离'而造成‘武术中华文化身份的危机'”;[1]“中国武术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极为危险的时刻”;[2]“中国武术的生存再一次面临着严峻考验”;[3]“中华武术正处于断崖式下跌的危险之境”[4]等等。中华武术发展陷入危机重重的境地,根源何在?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大、澳大学生座谈时曾以“穿衣服扣扣子”作比喻,说“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5-6]。总书记的这个言简意赅的比喻蕴含着极其深刻道理。笔者在此将借用该比喻反观中华武术,认为上述诸多问题及危机的根源就在于20 世纪50 年代中后期武术发展中“扣错了第一粒扣子”。下文笔者将对这个根源性问题进行历史性分析,以期能为新时代中华武术走出困境提供帮助与智慧。

1 20 世纪早期国家民族层面大力提倡武术的初衷

历史上,中华武术与其他传统体育项目相比之所以地位显赫,是因为其一直与作为“国之大事”的军事息息相关,“作为军事技术的武术对武术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7]。但随着火器在军事中的日益普及,武术的军事价值日益衰微,以1901 年清廷废除武举制为标志,武术彻底退出了军事舞台。武术与“国家大事”的联系被斩断之后,其社会地位迅速衰微,沦落为只能用于个体防卫、健体养生或图人前美观的运动项目,与踢毽子、放风筝、划龙舟等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相比,毫无特别之处。不仅如此,在清廷“禁武”的高压政策下,其生存空间还不如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按照常理,在“举国上下莫不知其无用”[8]的大背景下,武术应该作为历史陈迹步入“天演淘汰”之列。然而,就在此时,一些留日回国的仁人志士重新发现了武术特殊的精神教育价值,他们认为这种精神正为中华民族所急需。最早发出呐喊的是梁启超等人。梁启超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后,被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深深触动,于1904 年写成《中国之武士道》,希冀以此唤起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9]。之后,留学日本归来的徐一冰等人都意识到培育尚武精神的重要性,于是大力提倡通过武术教育激发民族精神。梁启超等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更多地是以邻为鉴。日本在1868 年明治维新之后便全面西学,在这样的背景下,其各类传统的武打技术曾一度没落,面临被现代社会淘汰之窘境。然而,后来嘉纳治五郎发现了传统柔术独特的精神教育价值,在其努力下,将本用于生死格斗的柔术提升为精神教育的实践途径,并总结规律,提升原理,从而将其提升为“柔道”[10]。以之为先声,日本的传统武技相继实现了“由术至道”的演化转型和价值提升,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日本的民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武道培育的。留日人士以此反观中国后发现:中国文化的症结正在于受历时千年的“重文轻武”思想影响,极其缺乏阳刚之气、勇武精神。因此,他们回国后大力提倡武术,希冀通过传统的武术来激发民族精神。从1915年教育部通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11],到1919 年孙中山为精武体育会题词“尚武精神”,并作《精武本纪》序;从1927 年国民政府成立后钮永建、宋子文、李烈钧、于右任、谭延闿、蔡元培、何香凝等联名呈请政府改称“武术”为“国术”[12],到1928 年张之江主持成立的各级国术馆系统,及蒋介石分别在1928 年、1929 年、1933 年、1935 年在不同场合连续4 次申明:“研究国术”是“救国要途”“冀以涤除东亚病夫之恶谥,振起民族固有之精神”[13-16],都无不说明:“拯救文化,进而拯救民族”“铸就文化之脊,培育民族精神”[17-18]是20 世纪前期国家层面对中华武术的新定位。“强健身体,培育精神,拯救文化,复兴民族”[19]是中华武术承担的由个人层面进而推及国家民族层面的新使命。

根据此定位,立足于武术的本质技击,以其技击对抗形式为抓手在广大民众中大力普及,是以武术培育勇武精神的最佳选择。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当时国术馆提倡的武术都以技击对抗为主要内容。中央国术馆共组织过两届国术国考(1928 年10 月、1933 年10 月),第一届举办了6 天(15-20 日),第二届举办了10 天(20-29 日),但在两届“国考”中作为预试的套路考试都仅仅安排在第一天,从第二天开始就进入了两两对决的实战考试,包括徒手和持械[20-22]。之所以如此安排,原因有二:其一,实战对抗本来就是武术的主体内容;其二,实战对抗相对于套路演练更利于培育勇武精神。日本开展武道的立足点也在于技击对抗,后起的韩国开展跆拳道的立足点也在于技击对抗,应该说,这三个国家的武技发展是符合其固有客观规律的。

综上,民国时期,一方面提升了武术的社会地位,不仅一改清末的“禁武”政策而大力提倡武术,而且还将其提升到“国术”高度,国家层面给予了大力扶持;另一方面对武术进行了适应性改造,具体实施办法是将其由之前的生死搏斗术改造为精神培育的实践途径,围绕其固有的本质属性——技击,通过技击对抗形式培育中华民族急需的勇武精神。虽然这些努力后因日寇侵华而中断,但至少中华武术独特的精神教育价值被时人高度认可。“培育勇武精神”实际上已经成为进入20 世纪后向现代化转轨进程中开展传统武技的主体定位。这方面,日本先行进行了探索,于20 世纪前期就完成了全方位改造;中国紧随其后,在30 年代前后建成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国术馆系统以“振起民族固有之精神”;韩国也不甘示弱,于1955 年将传统武技改造成跆拳道,采用“礼仪+对抗”的模式用于精神培育。笔者认为,对传统武技的这种改造,大方向是正确的。

2 20 世纪中期武术发展的转向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终于以崭新的面貌、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这种情况下再谈通过旧有的武术来培育民族精神,似乎多余。特别是武术划归国家体委管理之后,在“体育”的道路上出现了不少新气象,特别是在1953 年底举办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武术作为主要表演项目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肯定。但之后因出现了一些聚会结社、发展会道门、隐藏反革命的乱象[23],国家体委对武术采取了暂时收缩,加以整顿的方针[11],当时人们更多地将武术同“封建迷信、藏污纳垢等”联系在一起,故,如何“整顿武术、改造武术、革新武术”成为重中之重,“只强调批判、推陈、去糟粕”[24],未能从传承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角度去定位。如根据《新体育》社论中对民族形式体育的定位“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的形象”[25],20 世纪50 年代初对武术做了如下改造:取缔民国时期大力开展的曾作为武术之主体的攻防技击武术,以历史上曾作为武术之旁支的艺术表现类武术取而代之。具体而言,整理创编了简化太极拳、初级、乙组、甲组长拳、刀、剑、棍、枪等22 种拳术和器械套路[26]。其中的简化太极拳和初级长拳主要在人民大众中推广普及,以实现其“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甲乙组套路主要在少数高水平武术运动员中推广,特别是用于竞技比赛、专业教学,以此“树立优美的形象”。这类按照新理念创编的内容,时称“新武术”。

于此,笔者联想到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广东梅州足球舞事件”。在国家层面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事业、投入巨额资金支持校园足球发展的当今时代,广东梅州梅县华侨中学李应聪名师发明了足球舞(即带着球跳街舞),并在全市举办学习班,向中小学全面推广。对此,社会评价几乎是“一边倒”式的反对之声。很多人担心足球舞过度宣传推广会对足球运动本身深入带来消极影响,诚如广东足球名宿彭伟国所言:这种足球舞“对足球运动的推广根本起不到一丁点作用,反而可能把真正对足球有兴趣的孩子往沟里带……毕竟足球是球场上踢的运动,不是舞台上跳的舞蹈”[27]。将街舞与足球结合进行创新,本也无可厚非,但这不应该成为足球运动的主流,更不能以此取代足球运动。20 世纪50 年代中后期起中华武术的发展完全转向艺术演练,此“命运”正类似于用足球舞取代足球运动,这正是本研究所认为的20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华武术被扣错的“第一粒扣子”。

3 武术界对武术转向问题的大讨论

正如足球舞的推广在网上引发热议一样,20 世纪50 年代中华武术的性质及发展方向问题也曾引起武术界的大讨论。除了个别学者对此赞成之外,更多的学者则强烈反对,并提出非常中肯的建议。《体育文丛》还为此组织了两次座谈会。经过大讨论之后,最终拍板定论的是体委武术科的行政权威。

1956 年,国家体委武术科科长毛伯浩首先抛出一个观点:“各种拳术和器械套路是武术运动的主要内容……一旦锻炼纯熟,自然会表现出矫健敏捷、勇敢优美的形象……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自由体操或艺术体操”[28]。蔡龙云随即呼应:“我国武术从创始到现在,始终是循着‘击'和‘舞'两个方面发展的。这两个方面传统地构成了整个武术运动……武术在‘击'和‘舞'的内容与形式上还分‘实'和‘花'的不同……‘舞'的一面特别是‘花'的,它在古代的作用我认为则是在于它的动作优美,气势雄健,能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是‘击'反映在‘舞'中的表演艺术……中国武术的‘舞'或‘花'在美学上从古代就有着极高的评价……这种‘舞'可以看作一种‘古典艺术体操',归纳在体育中”;对“舞”的方面,“在基本技术上,我们应该学习和揣摩芭蕾舞的腰腿训练方法,这会加强武术的艺术性”[29]。作为个人演练的武术套路也包含性质不同、价值取向各异的两类技术,一个是“练为战”的武术套路,一个是“练为看”的武术套路[30],但在此却被武术主管层统统视为类似“足球舞”的内容而定位于“中国古代的自由体操或艺术体操”。

对此,有学者当即提出不同意见。吴高明首先撰文指出:“武术是循着什么道路发展的?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关系着武术性质和武术的目的性”“健身和学习技击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练习武术中的技击技术,是以锻炼良好的身体为前提的。因为只有强健的身体,才能掌握与发挥技术和力量。在我们国家里,武术在历史人民中都起着体育的实际作用,不管人们意识到或意识不到,也不论从前研究武术的人是怎么提法的”“蔡龙云同志说‘击'和‘舞'这两个方面传统地构成了武术运动,这把‘舞'的地位似乎提高了一些。我认为‘击'和‘舞'不是并列的两个方面,前者是内容,后者是表现形式。武术如果失去了‘技击',它就不成为武术而变成纯粹的体操或舞蹈动作了。至于提高武术的艺术性问题,这是一个关系着把武术引向什么方向的问题。蔡龙云同志主张在‘舞'的方面,也还须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在基本技术上,我们应该学习和揣摩芭蕾舞的腰腿训练方法,这会加强武术的艺术性。这里把‘舞'从武术中独立出来了……武术的艺术性,是武术练习到一定水平后自然显示出来的优美形象,而不是故意做出来的,不是有意识地作些‘花招'或者脱离‘技击'的要求,孤立地模仿一些舞蹈和芭蕾舞的动作而表现出来的……我们不能为‘舞'而舞,不能专为登台表演博人喝彩而练武术,不能使武术仅仅成为供人欣赏的艺术品,不是要把武术引向舞台上去。”[31]马辉则表示:“蔡龙云这种说法分明是把舞和技击孤立起来,那就失掉了我国民族形式体育的独特风格而搞成了四不相”,并指出:“舞只不过是表演时的艺术加工,不能列入武术的本质方面”[32]。向一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其一,“蔡先生模糊了武术的基本性质,没有分清那(哪)些是武术的本质,那(哪)些是从属于武术本质的东西,把‘舞蹈'‘杂技'同锻炼身体和技击并列起来,甚至在有的文章中强调‘舞蹈道路',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什么是本质的东西呢?那就是:那些如果被抽掉以后,武术就不再成为武术的东西。很显然,舞蹈和杂技不是这类东西,没有舞蹈因素和杂技因素,武术仍然会存在。健身和技击就显然不同了,两者缺一,武术就不成为武术了。因此,这两者就是构成武术本质的东西……我们说今天的武术仍然离不开技击,仍然称它是一种技击,是因为它和西洋拳击、摔跤、击剑等一样是一种技击运动,既能健身又能进行运动比赛……他(蔡龙云)说‘武术是技击,是舞蹈,是体育'……这三种说法使人难以捉摸,同时也表示了他本人的思想还不明确……京剧和武术也有关系,其密切程度甚至超过舞蹈和武术,难道我们也能说和京剧相结合吗?这样结合起来,不知道武术究竟是什么东西了。至于武术表现出来有美观的价值,对旁观者来说有类似观看某些种类舞蹈时的感受,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这也是从属于武术的本质的东西,是武术本质所表现出来的形式,而不牵涉到武术的性质问题,也谈不上‘结合'问题。例如武术有一部分医疗作用,可是,我们就不能也不必要说武术也是医药,或者说武术是技击和医疗的结合……蔡先生这种对武术的错误看法,涉及到学习武术的目的和武术的发展方向问题,我们学习武术是为了锻炼自己的身体呢?还是如舞蹈、杂技似地为了表演给别人观赏呢?今后武术应该着重整理发展对锻炼身体有最大好处的部分呢?还是应该从加强武术的艺术性使武术发展成为一种供人观赏的艺术呢?这是一个方针问题……我认为研究问题应该实事求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要牵强附会作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这才是科学的态度”[33]。武术史学家徐哲东也发表见解:“蔡龙云谈花法的艺术特点,列举故事,证明舞中花法的感染作用,抒发感情作用。这是说的很好的。但是,因为他特别重视花法,又不免限制了他的视野,他把(即他所说的‘舞')全部重点放到了花法上面,这是片面的。他对太极拳的看法,就可作为例证……对太极拳的内容了解得不多,就作论断,我对这种说法是不能同意的……按照他的看法来对待武术,会使武术流于浅狭化,失掉许多精华”[34]。这些学者严正指出武术发展的根本性质问题、技术主体问题、发展方向问题、主要精华问题,应该说切中了要害。这好比指出:足球运动的主体是同场对抗,可培养人的拼搏精神、团队协作精神,个人演练可以有,但不是重点,这是牵系把足球运动引向什么方向的根本性问题。

《体育文丛》编辑部邀请全国20 多位武术专家于1957年6 月19 日、20 日两天下午举行了关于武术性质问题座谈会。温敬铭指出:“武术是否是技击?是技击……不管它为谁服务,它的性质都是技击”“我同意武术是锻炼身体的方法……但是,如果只提武术是锻炼身体的方法,不提技击,那就变成了体操,失去了武术的特点……武术是二者兼备,不可偏废,各走极端、强调任何片面都是不对的”“武术是不是舞蹈?我认为武术中有舞的因素,我国的武术与舞蹈是相互影响的,舞蹈有体育价值,可是说武术是舞蹈,却是不对的;反之,说武术没有舞的因素,也是不对的”。蔡龙云则说:“武术是技击,是舞蹈,是体育”“武术过去有‘击'‘舞'和‘杂技'的三种道路向前发展,今天也还是有三种不同的运动形式”。郑怀贤则旗帜鲜明地指出:“武术必须呈现出武术的特点,不能走舞蹈的形式,因武术动作的本身已具有丰富的艺术性,如再偏重舞蹈的形式,还怎么能叫武术呢?”太极拳家李雅轩指出:“武术性质的技击与体育是二而一,有因技击而获得锻炼身体的结果的,有因锻炼身体而练习技击的……太极拳是技击又是体育”。吴高明通过书面发言又重申了前文中所论的观点。[35]温敬铭、郑怀贤、李雅轩、吴高明的观点比较一致,只是蔡龙云的观点比较新颖。

1957 年12 月11 日《体育文丛》编辑部再次邀请了全国各地的14 位专家进行了武术技术改革问题座谈会,与会专家仍然意见不一。此次研讨会缘于温敬铭的一篇论文,该文点评了1953 年民族形式表演大会上的冠军套路蓝素贞的绵拳:“现在整理研究武术是在老树上发新芽。武术这棵几千年的老树是枝叶茂盛的,内容丰富,群众爱好,为了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的要求,必须经过整理研究,发出新芽,绝对反对砍掉老树接新枝的办法……蓝同志的绵拳共计六段36 个动作,除第二段还像拳术外,其余五段都是把武术的动作芭蕾化了,我绝对主张创造,但这样的创造绝对不可能保留武术的特点,颇有改头换面,砍掉老树接新枝之势……如果硬把武术体操化、芭蕾化而名谓‘武术',确有考虑的必要”[36]。蓝素贞则发文辩解:“武术技术是技击、体操和武舞的综合体。三者是不能分割的,但成分的轻重,不是等量配合的”,如太极拳除了推手技击的内容,又是“柔和的体操和民族形式的体育舞蹈,其成分在体操上较多,其他方面较少”,查拳的成分是“技击、体操较多,武舞较少”,象形拳是“武舞和体操成分多,技击少”,形意拳是“技击动作多,武舞与体操成分少”,绵拳是“体操、武舞成分多,技击成分较少”,因此,文中指出:“唯技击论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温先生实际上是“主张将武术过去的东西原封不动,仍以锻炼身体的效果为次,技击攻防作用为首”“武术是技术也是艺术,有必要根据不同项目的特点,吸收苏联艺术体操上的先进经验”[37]。笔者认为温敬铭作为武术大家,其上所论比较符合武术的具体实际,而蓝素贞对武术的认识相较失之片面。

之后武术史学家徐哲东以太极拳为例回应了蓝素贞的片面认识,并在《太极拳简说》(1961 年)一文中提出太极拳发展思路:社会上一些人认为太极拳“到杨、武两家手里,变为轻松柔缓,就只有养生的内容了。因此有人称太极拳是卫生拳”“其实杨、武两家变得轻柔,丝毫没有忽略技击的内容,而是在陈家沟太极拳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练法,这不是取消或削弱了太极拳的技击作用,相反的倒是丰富了太极拳的整个内容……太极拳的技击术有其独到的精妙之处,而且重视它的技击术,对强身、保健、医疗等,还能起推进作用。我们没有理由只让太极拳的内容单面发展……太极拳并不是专为老弱有病者设的体育运动项目,它的推手,可以看作与拳击、击剑、摔跤相类的运动项目。是具备加强体力、耐力、速度、灵敏四个体育要素的训练课程。它能养成沉着、勇敢、机智、精细的能耐”[38]。武术界都知道徐哲东是太极拳的行家里手,所以其上所言更符合太极拳的具体实际。

针对国家体委对武术“只关起门来整理研究,并要取消技击”的状况,向一再次直抒胸臆:“完全可以在推广中和群众共同来研究整理,不必要关起门来先研究整理后推广”“除了加强宣传工作以外,最重要的办法是举办武术技击比赛……我国武术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就是因为它不是一种单纯的体操,而是同时又是技击自卫的手段……有些人以为提倡技击就是提倡打人,这是很可笑的。难道提倡射击就是为了杀人吗?我们顾虑这一点是大可不必的。我认为武术如果不在技击比赛中求进步,就好比球队不赛球,西洋拳击不进行拳击比赛一样,最后必然逐步蜕化而走向衰老死亡,失去武术的本质”[39]。向一所言既比喻贴切、形象生动,又一针见血,直至要害,还很有远见,看到了未来,当今武术发展的危机重重正是因“失去武术的本质”而“逐步蜕化”“走向衰老死亡”的结果。

20 世纪50 年代中期,除了对武术的性质及发展方向的讨论之外,武术界还呼吁国家体委要重视武术的发展。如国术元老张之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解放以来所有祖国文化遗产,亦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下,重新获得重视、恢复整理、发扬光大的机会……惟独中国武术这部遗产,研究整理工作显然落在后面”[40];中医名家王新午则发文指出:“我国这份宝贵遗产——武术确实是处在绝续之交了。党和政府已经很重视了它,但是主管武术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却表现重视不够。内部组织机构由武术研究委员会,改为武术研究室,再而改为武术科。这种组织上的收缩,十足的(地)反映了体委对武术的不重视,也说明了体委没有用心罗致懂武术、爱武术的专家参加到领导机构之中……应该就地选用对武术有资望者担任,切忌外行,免召贻误”[41];黑龙江武术工作者陈兆弟说:“我从1951 年就负责哈尔滨武术联合会工作,但从1953 年全国召开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大会以后,市体委主任吴静涛就对我说:‘武术问题很多,你别领导了!'从那以后哈尔滨市武术联合会的工作就瘫痪了。我认为不应该把武术界所有人都看成坏人”“几年来国家体委对武术工作以研究整理为名,把它封锁起来是极大的错误”[42]。针对这些反驳声音,武术主管部门则以右派分子[43]、散播谬论[44]、反科学[44]、反人民[45]给予定性,并说他们“诬蔑新社会和共产党不重视武术”“想取消共产党对武术的领导,企图恢复反动的武术体系”[44],从而将这种讨论定性为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45]。概而言之,20 世纪50年代,武术界针对武术的“新”发展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但在其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事实并未得到相应的尊重,因武术的发展被上升到政治高度,其发展路径最终由主管部门一锤定音。

4 20 世纪50 年代中后期武术发展方向的最终定论

经过以上激烈的论争,20 世纪50 年代体委系统最终从政治高度定性,原来围绕武术的本质技击开展的以培育勇武精神为价值取向的“旧武术”被彻底推翻,取而代之的是根据“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形象”的标准而创编的“新武术”。由此,“质量高、难度大、形象美”逐渐成为武术发展的新方向。正如有学者所言:“张之江们辛勤经营起来的国术,终分崩离析,全局皆溃,真正被打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了”“加上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使这些‘国术遗民'大都战战兢兢,谨言慎行,除了勤恳工作,不敢对‘竞技武术'有丝毫批评”。[46]20 世纪后半叶中华武术发展由此扣上了“第一粒扣子”。

1959 年的第一届全运会即采用“新武术”,赛后武术科科长毛伯浩当即撰文高歌:“枪、刀、棍、剑、拳的传统风格技术都大大得到发展和提高……有力的(地)驳斥了‘武术体操、舞蹈化了'‘现在不讲功夫了'‘失去武术风格'等荒谬论调”[47];1960 年全国武术运动会之后又褒赞:运动员“不但提高了武术的跳跃动作,而且还把一些优美的拳术、器械动作,腾在空中完成,形成了‘空中塑形'的新技术”“在研究和整理祖国的武术遗产时……应注意质量、难度和形象的要求,要正确反映出武术运动发展的新面貌……使他们(运动员)根据竞赛规则精神,大胆创新和革新”[48-49]。如果说对前面关于武术性质大讨论的定性是从理论层面否定了武术技击,那么这些赛事的举办则标志着武术从实践层面完全抛弃了旧有的国术体系,而走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道路。

除了运动竞赛领域,在各级学校教育推广的武术也完全采用这种全新的技术内容。1961 年,由毛伯浩任编写组组长,编写了我国第一本全国体育学院本科讲义《武术》[50],其中收录了8 个基本套路(初级长拳一、二、三路,简化太极拳,初级剑、刀、枪、棍套路)、5 个甲组规定套路(男女子长拳、剑、刀、枪、棍)和7 个一般套路(太极拳、南拳、形意拳、八卦掌、太极剑、双剑、双刀),这些教学内容完全以“新武术”为主体。参编人员包括习云太、毛伯浩、刘玉华、李天骥、陈昌棉、郑学明、张文广、常振芳、翟金生、蔡龙云等10 人(按姓氏笔画顺序),而如前所述的那些对武术的定性及发展方向持不同意见的老武术家及诸多学者,则统统靠边站。1961 年修订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中增设了以“锻炼身体”“树立优美的形象”为导向的武术操、初级拳。具体而言,小学教材采用武术基本功、武术操和初级拳第一路,初中采用武术操第二套和初级拳第二路,高中采用初级拳第三路和青年拳,高中选用教材还有三合剑、初级剑术和初级棍术。[26]这些围绕“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的形象”的标准而创编的“新武术”教学内容确实可以起到“锻炼身体”的效果,练好了也可以“树立优美的形象”,完全符合新时期对武术新定位,但与传统武术技艺显然分属不同领域,与民国时期以培育民族精神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对抗类武术也是迥然相异的内容。而那些曾经作为中华武术发展之主体的传统拳种、武术对抗项目,则作为封建社会遗存被列入禁止或淘汰之列。特别是“文革”时期,这种反传统之势达到了顶峰,如:当时有一些人宣称:“简化24 式,提高套路88 式是无产阶级的拳,可在公园教练,其他拳都是资产阶级的,不准在公园教练”[51];当时,整个传统武术被带上“传播封建迷信的工具”的帽子。[52]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传统武术在发展过程经历了“破旧立新”过程。所谓“破旧”,即破掉在旧社会形成的传统武术拳种和武术本质属性所规定的技击对抗;所谓“立新”,即以“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的形象”为目标创立的一套适合新社会新气象的“新武术”。笔者认为,回归到传承千年的中华武术本身的内涵,这种新技术正是由武术的旁支——“周旋左右,满片花草”“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的“花拳绣腿”改造而成。这类以旁支取代主干而形成的内容只是“为一般民众多提供一条锻炼身体的途径”“为展示新中国的形象增加了一个新竞赛项目”。20世纪50 年代发展武术的口号“普及提高、双百方针、增进健康、为国争光,推陈出新”[24]中也基本未涉及“以武术培育民族精神”的只言片语。换言之,在所谓“破旧立新”中,武术中的传统拳种被破除了,武术的对抗形式被禁止了,武术的精神教育价值被忽略了。这正是2015 年3 月于杭州市中医院对周伟良教授调研时他说的“新中国武术发展的第一粒扣子”。正因为这一扣错了的扣子,导致武术发展离最本源的技击越来越远,从而为21 世纪中华武术的发展面临的挑战埋下了“祸根”。

5 结语

综上,19 世纪中后期开始的一段时期内,因军事价值的衰微,武术发展跌至前所未有的低谷,后因其独特的精神教育价值而再次被推向历史舞台,并上升至“国术”高度,成为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从“铸就中国文化之脊”的高度确立武术的社会价值,将“强健身体,培育精神,拯救文化,复兴民族”作为开展武术的初心和赋予武术的新使命,是20世纪前期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本研究认为,这与之前的日本、之后的韩国对其传统武技的定位如出一辙,完全符合武术发展固有的客观规律。但在20 世纪中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相关部门在机械理解“破旧立新”,在其指导下对传统武术进行了全方位改造,破除了传统武术拳种,摈弃了武术对抗形式,取而代之的是以“锻炼身体的实用价值”和“树立优美形象”为价值定位而重新创编的以艺术表现为价值取向的“新武术”。

当然,对任何事件都应该历史地分析、全面地分析、发展地分析,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值得注意的是,仅站在中华武术发展角度进行历史地局部性分析,我们可以认为,20 世纪后半叶武术发展的第一粒扣子扣错了,而如果站在中华民族发展高度进行全局性分析,刚成立的新中国必须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必须由新文化引领,因此,对武术革新又是正确的,当时的武术发展应该服从这个大局。然而,当这个百废待兴的特殊阶段过去之后,如果还不回过头来解决因“矫枉过正”而产生的问题,后果就严重了。新时代须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扣子论”,重扣中华武术发展的“第一粒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