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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反转现象解析

2022-11-23姚广宜

法治新闻传播 2022年4期
关键词:舆论公众受众

姚广宜 张 冰

新闻的反转现象在近几年可谓屡见不鲜,同一新闻事件前后矛盾的“剧情”带给公众一种欺骗感,影响了公众对媒体的信任,也透支了社会信任,撕裂了社会合意。新闻反转作为在新闻传播的重心转向互联网渠道的过程中显现的一种新闻传播现象,认识其产生的社会因素,解析其本质及其特征,能帮助我们理解互联网传播的特点和缺陷,也有利于我们秉持审慎态度,重塑整个新闻传播生态。

反转新闻的主要特征及其本质

学界对于反转新闻的定义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如何定义反转新闻这个概念,学者们都将新闻事实要素的反转、公众认知和态度的反转以及社会舆论的反转三者之间的伴生关系看作反转新闻最显著的特点。事实要素的反转只是反转新闻成立的形式要件,与之相伴的舆情反转才是反转新闻输出影响的实质因素。研究者对于反转新闻的认识也存在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在直观情况下,研究者通常会将反转新闻看作是一种新闻失实,是新闻失范和媒体责任缺失的体现。但也有学者认为反转新闻是新媒体环境下“先传播,后过滤”模式带来的必然产物,是媒体自净功能的发挥。①

如果只单纯地针对反转新闻现象本身来分析的话,两种视角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认识的方法存在着明显局限性。不论是将反转新闻看作新闻媒体的失误还是看作新闻规律的必然体现,都缺少基于社会情景的更宏观的观察。反转新闻如何成为互联网传播时代中的一个痼疾,需要从它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因素中寻找答案。

从本质上讲,反转新闻是媒体对于前期失实的或不完整的报道的一种补充和修正。马克思曾提出过“报刊的有机运动”来解释新闻的这种补充和修正的过程。无论专业媒体还是活跃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的自媒体,都无法以一种“上帝视角”来呈现新闻事实,只能通过持续不断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来逐步呈现尽可能完善的新闻事实。因此,传统媒体时代同样有反转新闻,不同的是互联网开启了一个对话的时代,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反映出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的某些内在差异。这种内在差异放大了反转新闻的影响力和它对于传播秩序的破坏力,发现和理解这种差异是我们认识反转新闻的重要一步。

反转新闻的传播特点

1.来源:议程设置“平民化”,传播主体多元化

从来源上看,互联网往往是反转新闻的传播源头,公众可以借助互联网发挥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展开理性而高效的行动,②通过共享、协调、合作提高信息资讯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高度组织化的专业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例如在2020 年“名校贫困大学生偷外卖事件”中,一起小区外卖失窃案被冠以“名校贫困大学生偷外卖被抓”的标题在网络上传播,然而警方在随后公布的调查结果证明,当事人既不贫困也非所谓“名校大学生”。在相当多的反转新闻中,议程设置走向“平民化”。由于普通公众在互联网环境下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广泛参与,新闻内容在公众“再传播”的过程中往往会被绝对化,这种绝对化的解读使得稍有瑕疵的报道极易被反转。

2.内容:要素缺失,报道失衡,“半成品报道”泛滥

从内容上来看,新闻报道中要素的缺失与报道的失衡成为新闻反转的重要因素。在2020 年的“鲍毓明案”中,最初的报道《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儿三年,揭开这位总裁父亲的“画皮”》所采用的信源主要来自受害女孩一方,另一方当事人鲍某基本处于缺席状态,官方的调查结果补全了另一方当事人的视角,案件发生反转。在互联网传播的过程中,原本应该在新闻核查过程中解决的问题,却愈发频繁地通过多次报道的形式呈现出来,每一次的报道都形成一次舆论浪潮,新闻的反转又会引发一次新的舆论浪潮。对于传统的新闻报道来说,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这六个要素不可或缺,但是互联网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充斥着大量的要素缺失、报道失衡的“半成品报道”,这些“半成品报道”成为滋生反转新闻的“温床”。

3.过程:在互动中的反转和在反转下的互动

互联网的互动性使得新闻反转前后都伴随着大量的讨论和对于新闻事件的评价与定性。在2019 年的“周口男婴失踪案”中,从5月17 日事件第一次被报道出来,到5月19 日报道男婴被成功解救,再到5 月20 日警方证实男婴失踪系母亲自导自演,新闻反转前后的每一次报道都伴随着大量的讨论,这种互动的过程也带动着舆论的变化和转向。随着案件的反转,公众的关注和讨论焦点随即从抱走婴儿的嫌疑人转移到母亲身上,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批评甚至言语攻击。每次事实反转的背后都存在着的互动,一方面来自公众的情绪宣泄,另一方面加深了公众对社会的不信任感,这一互动过程也是反转新闻影响社会传播秩序和社会认知的重要途径。

4.受众:认知失调与情绪宣泄中的理性崩溃

在反转新闻中,受众的认知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多次刷新,带来一种认知失调的状态,理性思考的能力在这种频繁的认知调整中逐渐失灵,从而使受众诉诸情绪。认知是对知识的获得和应用,而情绪则表现了事物和人的需要之间关系,情绪不是认知的副现象,它对认知起着定向、选择、调解和启动的作用。③事实的反转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舆论的反转,而舆论反转的过程中又夹杂着大量情绪化的表达,民众从“个体对事实的争论”转为“群氓为情感的困斗”。④新闻反转的节点往往也是受众情绪宣泄的高峰,而情绪的传播反过来又影响了受众的认识过程,造成受众的认知过程呈现出一种对情感的认同胜过对事实的追求的现状。

反转新闻产生的社会因素

1.时效性在互联网新闻传播中的异化

时效性是新闻的基本特性之一,新闻媒体往往会在时效性上展开激烈的竞争。互联网极大地简化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为传播活动带来了即时性的特点。当各种专业的新闻媒体将互联网作为一个崭新的新闻传播渠道的同时,新闻时效性的竞争也就在一个新的维度上展开了。在互联网环境下,新闻媒体核实与把关的时间被一再压缩,时效性异化成了迫使新闻媒体突破传统规范的重要因素,抢时效也成了互联网空间中反转新闻此起彼伏的重要原因。

2.社会加速:产生反转新闻的助推剂

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将加速看作是现代社会各种变化的核心表现,社会加速使人们期待通过发展技术、提高效率来解决时间匮乏的困境,然而技术发展和效率提高又进一步挤占了人们的空闲时间,反而要求人们在加速循环构建的跑道上狂奔,因为“维持原状就等于落后”。⑤对于互联网环境中的新闻业来说,社会变迁和生活步调的加速客观上使公众的信息需求进一步膨胀,这让新闻媒体不得不努力迎合受众的期待,新闻生产的周期被不断压缩,越来越多“半成品报道”被迫不及待地推送给受众。当新闻生产的周期被压缩到一定程度,这些“半成品报道”会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在公众面前呈现出“我辟谣我自己”的外观,新闻便呈现出反转的现象。

3.后真相时代中的受众:反转新闻产生的必要条件

受众在新闻报道后的参与和互动,赋予了每一个新闻报道更多的内涵。没有互动就没有关注,新闻的反转也不会有巨大的影响,事实反转与舆论反转叠加,展现出一种“后真相”特征,公共事件经常成为群体、派系对立的话语载体,不断撕裂着社会共识。在社会加速所带来的各种压力下,受众变得偏执、冲动,这客观上又放大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受众的时间焦虑又在客观上为新闻生产施压,促使新闻生产的过程不断追求速度,反转新闻现象更加频繁。

如何面对反转新闻

面对互联网中反转新闻、谣言、流言、情绪化的对立、“后真相”的公众等种种问题时,媒介素养总是被不断地提及,“提升公众媒介素养”被看作是解决各种问题不可或缺的手段。媒介素养的提升自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现有的问题,但必须注意的是,媒介素养的提升与教育和经验的积累息息相关,个体的媒介素养容易培养,但是如果这种提升不能体现在群体和社会层面上,那么整个社会信息场域的秩序问题依然难以获得真正的解决。

互联网解放了原本被定义被约束的公众,使个人也拥有了类似于大众传播的权力,因此,更重要的是要让互联网中的公众在一个激进的氛围里保持一种审慎的姿态,不被情绪化的信息冲昏头脑,不在混乱的信息环境中被轻易蒙蔽。这并不要求我们积极地分辨何为真何为假,而是要求我们采取一种“自我保护”的姿态,让过热的舆论场冷却下来,这种审慎的态度和怀疑精神会给真相的传播争取时间,同时也是建立新的传播秩序必不可少的因素。

注释:

①向淑君、周艳敏:《“新闻反转”:媒体的自净功能与新闻真实性的确证》,《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7期。

②单凌:《中间阶层的觉醒:中国舆论场新生态》,《新闻大学》2017年第3期。

③彭聃龄、张必隐:《认知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④李彪:《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场的话语空间与治理范式新转向》,《新闻记者》2018年第5期。

⑤[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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