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 娇 张丽婷

2020年9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听取意见和建议，提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方针政策，包括冯骥才在内的十位相关领域专家及代表参加会议并发言。冯骥才就文化传承工作在座谈会上发言，并发表“科学保护是根本，人才培养是关键”等观点。我国是最早一批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党和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工作十分重视。截至2021年，已有五批1557项“非遗”列入国家级名录，约十万项列入省市县级名录，针对“非遗”所进行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已经初见成效。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非遗”迅速消亡，当下迫切需要大批专业人才为其提供学术支持。“我们已经拥有指导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的强大思想与理论，关键在于该如何落实，进一步怎么做才能更加行之有效，深入人心，使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优势，并成为国家前进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①天津大学新闻网：《天津大学教授冯骥才参加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言》，http://www.tju.edu.cn/info/1026/3483.htm，发布日期：2020年9月22日；浏览日期：2021年10月10日。冯骥才多次呼吁建立包括本科教学在内的“非遗”专业教学体系，即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和文化规律，科学地管理好“非遗”，使之根脉相续，永葆活力，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久的正能量。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通知，正式批准2020年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单位增列学位授权点名单，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学位点代码99F1）落户天津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以下简称“非遗学”）自此列入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非遗”人才的培养趋于专业化与系统化，我国“非遗”保护事业自“抢救性保护”“科学保护”正式跨入“学科保护”的崭新历史阶段。

一、导言

作为在文学、绘画领域拥有众多成果的艺术家，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行者，“非遗”教育的推动者，冯骥才采用“平行工作”的方式展开文化行动，在中国急速的社会转型期中担负起了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以教育者身份，依托天津大学成立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冯骥才将教学科研与文化遗产抢救结合，借助已有平台通联国内外学界、艺术界，通过学术会议、教育讲坛、文化活动与艺术展演相结合的方式，引领学术前沿持续发声，先后主编多部学术著作及论文集，出版一批具有高学术水准的工具书，培养出数批对社会有贡献的研究人才。“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人类社会需要通过教育不断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需要通过教育来传授已知、更新旧知、开掘新知、探索未知，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更好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①教育部：《致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启动仪式的贺信》，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s7865/s8417/s8420/201410/t20141024_177235.html，发布日期：2013年4月22日；浏览日期：2021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教育的重要价值如此评断。教育作为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早已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事业。“我人生接过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教育”②李香玉：《冯骥才：我人生接过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教育》，《教育家》，2020年第6期。，“文学是我的精神事业，因为我的精神生活经常要通过文学来表现。绘画，人为了让别人看见自己的心灵才画画，所以我说这是一种心灵的欲求。文化遗产保护，是时代交给我的使命，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保护的话，我们下一代人或者我们后代永远看不到了，教育就是为了下一代。”③马黎：《春风白金图书奖：冯骥才这“四驾马车”大冯说每一驾都重要》，《钱江晚报》，2021年4月25日，第A0002版。由于身份的多重，令冯骥才的教育思想与治学理念皆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他认为教育必须要解决个人素质的核心问题——即人文精神，不具备人文精神的教育是残缺的、无灵魂的。因此，冯骥才依托天津大学教育体系，致力于为社会培养心灵充实、情感丰富又具备文化先觉意识，心怀家国情怀的全面人才。

冯骥才曾经手绘过一张时间分配表④冯骥才：《漩涡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45页。，用于规划自己一年中在各项事务上的投入，其中占据比较大的为写作和教育，各占25%，绘画、城市保护各占10%。“这些东西都是来回影响的。我做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影响着我，我搞文学、绘画，影响了我对城市的审美。”⑤冯骥才：《研讨会也是一种谈话的方式——在文学分会场的发言》，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为未来记录历史·冯骥才文学与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第9页。同样的，文学、绘画与文化遗产又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冯骥才坦言，不是“四驾马车”在拉我，是我拉着“四驾马车”前行。作为“驾车人”，每件事他都倾尽全力，而内心对文学、艺术、文化、教育的理想，也在这一过程中开出绚烂繁花。从某种意义上讲，冯骥才及其“四驾马车”精神所传达出来的，是他与时代、社会和民族紧密结合的良知、责任与担当。

二、理念基础：产生缘起与背景

冯骥才对于民间文化的重视与保护始于天津，从家乡至全国，从旧城到古村，从对有形文化遗产的抢救到对无形文化遗产的重视，从知识分子的个人文化先觉到唤起全民文化的自觉。此阶段，冯骥才关于民间文化的自发式抢救与保护的一系列实践，对其“非遗”思想体系的萌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也为后期科学保护理念的形成，科学保护体系的建构及“非遗学”学科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1.打捞散落在民间的大地之花

1964年，冯骥才就奔波于天津老城内外街巷中，对民居砖雕进行调研，采用图片、文字和绘图的方式来记录影壁、门楼砖雕结构以及天津城内砖雕分布，以此开启了天津老城风貌记录、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漫长路途，此举也为冯骥才日后在民间美术、民间雕刻、传统村落等民间文化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实践基础。1994年，天津老城面临拆迁，为了抢救性记录天津老城内的文化遗产，冯骥才组织大量专家、摄影师对古城内的民居建筑等开展实地调查、影像记录，并迅速集结出版《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系列丛书。面对老城的拆迁，冯骥才建议保留天津传统民居徐家大院作为老城博物馆，号召本地百姓捐助家具、生活物品、照片、资料、书信文献等家居、物什。此外，他还对旧租界和天津老城之外的本土区域进行全面文化调查，陆续出版《天津老房子·东西南北》《小洋楼风情》等书籍，成为今日记录天津传统文化的重要历史档案。除了对天津本土文化的珍视，冯骥才对其他散落在中华大地上濒临消亡的文化遗产也尤为关注。1991年，得知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旧址迷楼将被拆除的消息，冯骥才果断卖画保楼。次年，为保留宁波将要拆除的贺知章祠堂，再次拍卖画作筹得资金。这两次对文化遗产的无意识保护，是促使他日后投身文化遗产抢救之路的星星之火。在后续的无数次必要之时，他将画作进行拍卖，所得款项均用于支持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投身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我觉得我是被时代逼迫的，当然也是由衷的。我认为这是命运。到2000年的时候，我和文化遗产保护已经融为一体，就是说从情感上、使命上，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天职去做，不知不觉地反而把小说创作放下了。”①天津大学新闻网：《古村落保护第一人——冯骥才的“四驾马车”之“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http://news.tju.edu.cn/info/1003/39761.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发布日期：2018年7月5日；浏览日期：2021年10月20日。转型期的中国大背景下，从最初的文化自救，到后来带动全国的文化行动，冯骥才一直马不停蹄、奔走呼号。

2.启动实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

1997年5月20日，国务院令第217号发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意为保护传统工艺美术，促进传统工艺美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此条例一经发布，迅速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为我国后续民间文化遗产的全面普查与抢救提供政策参照。此后的十余年，围绕文化遗产抢救，国务院及各部委相继颁布一系列相关文件。为了更好地推动各项政策的实施，2001年，时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冯骥才提出，要对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民间文化遗产作地毯式的调查，将“大到古村落，小到荷包”的文化遗产“一网打尽”。2003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启动。在这次集抢救、普查、整理与出版的国家级重大工程中，冯骥才、潘鲁生、向云驹等学者深刻认识到作为传承主体的“非遗”传承人的重要价值，就此提出“传承人保护制度”，启动“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评选工作，并为木版年画、剪纸、唐卡编辑整理了大量翔实文化档案。针对被誉为“民间美术的龙头”的木版年画，发起“中国木版年画普查保护工程”，历时十年对全国44个年画产地进行普查，所得的全部图文资料和研究成果最终编撰成《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共22卷）。

为了对文化遗产实施整体保护与关照，冯骥才特别提出针对于“非遗”所依附的重要文化空间——传统村落的保护，积极呼吁出台《传统村落保护法》。在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积极支持下，2012年12月12日，中央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等三部委名义，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全面启动。冯骥才认为，传统村落作为仍在进行生产生活的基地，是社会构成最基层的单位，对其首要开展的保护工作便是立档。詹姆斯·B·罗茲曾言，“一个国家通过保存和利用自己的档案，能够使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利益得到自然的增长。”①豪侠：外国档案学者论档案，《档案》，1989年第1期。2014年6月，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特别委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共同组织实施的“留住乡愁——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项目正式启动。冯骥才围绕传统村落档案制作规范与标准的重要价值，相继出版具有工具书与指南性质的《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田野手册》《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范本》及《中国传统村落档案优选》等书籍，力求在社会转型期内，为村落遗产留下一份全面、具象、客观、确凿的档案。

3.建立理工科大学中的人文绿地

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成立于2001年，研究院建成之初，担任院长的冯骥才便立下“要在这驰名中外的理工科大学的腹地，开辟出一块纯净的人文绿地”②中国教育新闻网：《冯骥才：从作家到文化遗产保护者》，https://www.sohu.com/a/283120770_243614，发布日期：2018年12月20日；浏览日期：2021年10月20日。的誓言。此时，正值我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全面铺开阶段，研究院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化遗产研究的学术支撑与人才输送基地。之所以选择在这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大学里建设人文学院，一方面源于冯骥才自身对文化有着强烈的现实责任，另一方面，他认为理工科大学的“实验室”制度对文科教学科研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大学要面对现实，但要背对世俗。这样，学院才能成为一片人文的精神的绿地”③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一座学院的理想一座理想的学院——走进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天津大学报》，2018年9月5日，第4版。。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冯骥才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在研究院建立起一支真正有人文精神的工作团队，打通科学与艺术、人文与自然的界限，培养出一批批在“非遗”领域有所建树的毕业生。截止2021年11月，研究院已经有22人获得硕士学位，14人获得博士学位。从无意识的文化自救到有组织的文化行动，从天津至全国，从城市到乡村，冯骥才作为国家政策的积极响应者与践行者，为日后国家对“非遗”教育在全国高校推行的组织化、体系化、规模化提供了实践范例。

三、价值取向：独特的教育实践

“全人教育”的倡导者第斯多惠将“自动性”看做是人发展的主观基础，将社会中的真、善、美作为教育的客观基础，唯有二者结合才算是对“全人”的培养。教育的任务主要是发现自动，而自动的目的即教育的目的——“真善美的思想，也就是人生的终极目的”。①白芳：《第斯多惠与他的教育思想》，《教育》，2016年第1期。这与研究院“挚爱真善美，关切天地人”的院训不谋而合，也是冯骥才从事教育工作以来在培养学生方面的准则与要求。冯骥才认为，无论是关乎学术的思考还是人生的思考，将一个问题放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看，一定会获得不一样的感受。研究院的育人方式既非在象牙塔里坐而论道，也非培养高不可攀的孤傲学者，而是追求有生命的思想，即在思想里倾听现实的脉搏。对于研究生的毕业标准，作为导师的冯骥才强调不仅限于获得一篇优等的毕业论文，更重要的是具备更高的学术素养与人文情怀，拥有更为宽广的眼界力、敏锐的思考力、操作力、对社会对文化的责任感与深厚的家国情怀。因此要求学生在求学的道路上除了保持对学术的追求之外，还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进行与文化有关的思辨及对社会的关切。

1.文化先觉引领教育实践

20世纪末，费孝通在中外文化比较背景下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并指出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要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冯骥才以费孝通的理论为基础，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提出三个阶段的划分理论，即“自发的文化”“自觉的文化”及“文化的自觉”，以此阐释知识分子的本质之一即为知识分子的先觉性。从“史”的角度，将中国近现代以来知识界在民间文化领域划分为三次意义重大的文化实践，即：一为“五四”时期由刘半农、周作人、顾颉刚等人发起的歌谣运动，二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间文学三套集成②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编撰工作，三为21世纪初由冯骥才倡导、组织、实施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毋庸置疑，这三次文化实践是文化先觉的典范。而21世纪初的民间文化抢救作为我国大型文化工程，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等国际保护运动遥相呼应，与国内各政府部门主导的“非遗”保护项目相互合力，掀起了21世纪第一波文化大潮。后历时十余年，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下，出版系列文化成果，普及民间文化知识，引发全民性关注，在我国新世纪文化思想出新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传统文化文脉断裂的危机，冯骥才认为有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民族精神的涣散和自我文化的丧失，一是精神层面的平面化和浅薄化，③冯骥才、周立民：《冯骥才周立民对话录》，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5页。两者均涉及文化自尊与民族精神的重构。“文化认同”即是“文化身份”，离开本土的民间文化虽已失去大部分意义，而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对于重构本土文化认同仍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看来，随着造城运动、村落空心空巢化、文化产业化、文化政绩化等社会问题的出现，知识分子应首先认识到，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以牺牲传统文化换取经济发展。科学的历史观不仅要从现在看过去，更重要的是从将来看现在。文化先觉既是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知识分子的职责与使命。他呼吁广大知识分子应身体力行，着眼中国民间文化的前途命运，就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进行深入地思考与实践，以深刻的文化先觉、深切的文化情怀、执着的文化使命，在历史性的社会经济文化转型进程中，推动开展全民的文化自救与人文精神重建。“文化的先觉不是一种觉察，而是一种思想。它由广泛的形而下的文化观察与体验中，发现时代性的新走向、新问题。”④人民网：《冯骥才：不能只在屋子里坐而论道》，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120/c70731-24173481.html，发布日期：2014年1月20日；浏览日期：2021年11月29日。而文化自觉又分为知识分子、国家、政府等层面，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整个社会的、全民的文化自觉。①冯骥才：《呼唤全民的文化自觉》，《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204-206页。因此，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冯骥才将大学教育、人才培育作为其文化先觉的有效应对，以启发更多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来实现全民文化自觉。

2.教育理念的多种践行方式

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非遗”及其重要文化空间的处境不容乐观。国家和地方陆续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如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等，建立国家“非遗”名录，资助国家级传承人，颁布中国传统村落名单等，这使得中国的“非遗”保护取得了显著效果。然而，“非遗”的保护是一项复杂且长期的工作，随着“名录后”时代的到来，大量“非遗”正面临着过度商业开发、盲目追求政绩、缺乏专家支持等时代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以深入的田野调研为前提。

“把书桌搬进田野”是冯骥才“非遗”教育思想的重要表现。被誉为社会人类学之父的马林诺夫斯基开启了科学的田野工作（Fieldwork）的研究方法，后被广泛运用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诸多人文学科。冯骥才意识到深入田野调研对于开展“非遗学”研究的重要价值，便将这种研究方法运用于日常教学中，并强调学术研究要“把书桌搬进田野”。“真正的书，不只在书房里，更在田野、在社会、在人心。”②中国新闻网：《“斜杠青年”冯骥才：作家、画家、领读人》，https://www.chinanews.com/cul/2020/11-24/9345978.shtml，发布日期：2020年11月24日；浏览日期：2021年11月20日。鉴于“非遗”的交叉学科背景，可通过跨地域的文化调查，以弥补民间文化理论整体建设和本体建设的薄弱环节。向云驹认为，冯骥才的“民艺实践其实是贯穿他文化人生和写作历程始终的文化对象，在他的文化成就和写作生涯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③向云驹：《冯骥才民艺思想》，《民艺》，2021年第1期。对此，冯骥才也持有“田野就是文化本身”④冯骥才：《冯骥才文化保护话语》，青岛：青岛出版社，2017年，第210页。的观点，他带领其学术团队深入田野一线，为木版年画、剪纸、唐卡编辑整理了大量的文化档案，并以调研成果为基础制作了两个超大型数据库⑤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和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详实的档案支撑。基于大量的田野积累，研究院相继产出近四十项学术成果，为实现“无形遗产有形化”“有形文化数据化”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持。

“文化学习的一半是文化体验”是冯骥才重要的治学方式之一。研究院主要由教研部和博物馆部组成，二者分别承担研究教育与文化保存的功能，相辅相成。教研部的研究领域涉及现当代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美术、传统村落、传承人口述史等，设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机构既是面向全国的专项研究机构，又是研究生们进行学习和实践的学术基地。各个机构既各司其职，又通力协作，共同推动民间文化遗产抢救进程，并为后续研究工作提供强大的学术支撑与保障。在日常教学中，冯骥才借鉴理科教学中较常使用的实验室教学法，即以某项文化事项为研究对象，通过师生共同参与、团队合作的方式开展调研考察，在文化体验过程中，找寻自身兴趣点，从而深入学术研究。对于新入学的研究生，冯骥才会让其在研究院的各个研究机构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流动式学习，以此为研究生们创造更多机会来感悟研究院的诸多研究方向。为创造更多的文化体验环境，冯骥才将学术研讨、教育讲坛与各种文化艺术展演相结合，成为这里特有的文化学习方式。自建院以来，共举办大型文化活动三十余项。在2006年举办的“意大利绘画巨匠原作展”上，展出贝利尼博物馆珍藏的49幅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在内的文艺复兴时期珍贵绘画原作，15天的展览吸引来自全国的十万人次参观。此外，冯骥才注重公共文化传播体系的构建。在文化体验中，学子们既可丰富课本之外的文化学习，也可滋养人文心灵。

“学院博物馆化”是冯骥才的另一治学追求。他认为，大学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文化保存，即将知识保存在图书馆，信息保存在数据库，实物保存在博物馆，优良的教育必须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责任。基于此，冯骥才成立了与教研部学术研究互为支撑的博物馆部。“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馆名典故出自古代民间传说，以此寓意通过加深民众对民间文化价值的认知，让中华大地上灿若繁星的草根文化荣登大雅，化鱼成龙。馆内藏品皆来自民间，其中不乏集文化历史内涵与审美价值于一身的珍罕孤品。该馆由年画剪纸厅、雕塑厅、民间画工厅、花样生活厅、蓝印花布厅、木活字厅、百花厅和藏品库组成，馆藏珍品共万余件，每年接待参观访客达三万余人次，为民间文化的社会性传播做出重要贡献。大树画馆陈列冯骥才多年来在绘画、文学和文化遗产抢救方面的丰硕成果，既是个人的奋斗史，也是民间文化遗产的档案史。冯骥才强调，博物馆不是过去，而是依然活着的历史。如今，博物馆不仅是科研基地，也通过丰富藏品，传递给各界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与审美体验。冯骥才将整座研究院构建成一座无边界的博物馆，房间、走廊、角落摆放着数千件文化与艺术的珍品，以此弥补传统课堂教学所无法与展品近距离接触的缺憾。他时刻引导学生对美的感知，通过开放式教学，使学生们在丰富而独特的人文环境与文化体验中收获对美的感悟、浸润与熏陶。

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曾指出，“一个时代就代表一种统一的联系。”①转引自[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Ⅱ》，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5页。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文化问题，是冯骥才对时代文化“联系”重新把握的着眼点。邱运华认为，冯骥才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一个“现象”，是处在社会转型关头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先觉的突出表现。与“非遗”保护实践紧紧相随的是理论探求与学术建设，通过在高校开展教育实践，改变了过去知识分子埋头书斋，不问世事的形象。冯骥才在文章中屡次谈到文化自觉与社会责任感，一方面，他将“非遗”保护思想与教育实践进行结合，在研究院推广“把书桌搬进田野”“文化学习的一半是文化体验”“学院博物馆化”等教育理念，同时以身作则，唤起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先觉与社会大众的文化自觉；另一方面，他带领研究院的师生深入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一线，在“非遗”保护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相互印证中，实现“教育”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融会贯通，使“非遗”抢救保护的系列实践理论化地融入教育中，以此积累“非遗”人才培养的经验与案例。

四、践行路径：教育理念的丰富与完善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出台《面向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展望和行动》，面对全球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和自身面临的严峻挑战，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的使命与功能”之一是“帮助在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的环境中理解、体现、保护、增强、促进和传播民族文化和地区文化以及国际文化和历史文化。”②赵中建：《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的展望及其行动框架——98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概述》，《上海高教研究》，1998年第12期。对于《宣言》内容，冯骥才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这实际上是在国际层面将“非遗”保护与现代大学的使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我们抢救、确认下来的文化遗产没有科学的保护就可能得而复失，保护的力量必须要来自于科学，来自于教育，来自于人才。”①天津大学新闻网：《天津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专家委员会成立》，http://news.tju.edu.cn/info/1003/54507.htm，发布日期：2020年12月29日；浏览日期：2021年1月1日。从民间文化的抢救性保护到科学保护，再到投身教育，建立以民间文化为核心的“非遗学”学科，历经十余载的探索与实践，冯骥才的教育理念不断地发展与完善。

1.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交融

冯骥才尝试以知识分子的“文化先觉”理念构建“非遗”保护体系，并不忘践行“非遗”保护的本土化道路。在其引领下，研究院将教育科研与文化遗产抢救进行结合，注重利用项目的方式，对学术理论加以验证。除了三个研究中心，研究院另设文学研究室、视觉人类学工作室、通识教育研究室等部门，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美术学硕士两个硕士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博士点。在“教学相长”的共同努力下，师生合力相继完成十余项省部级以上项目，一大批凝聚学术成果也随之发布。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建设及口述史方法论再研究”的成果之一《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荣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现代社会转型期天津皇会的研究”成果之一《天津皇会文化遗产档案丛书》获得第十二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及天津市第十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冯骥才认为汇集学术思考的有力表达形式之一便是学术会议。自研究院成立伊始，通过召开学术会议相继完成多种类型的学术交流与话题讨论。关于学术事项的研讨，如在“年画的价值”国际研讨会上启动中国木版年画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关于学术思想类型的研讨，如在“李福清中国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中，来自中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李福清的学术成就及俄罗斯的汉学传统，为中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关于社会学术热点的研讨，如在“乡关何处·传统村落‘空心化’问题及其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及“翁丁古寨何去何从——翁丁重建专题研讨会”上，聚焦社会热点的“空心化”现象及突发灾害下传统村落的现状与发展等相关问题。自2005年以来，研究院立足国际视野，积极探索“非遗”保护的科学路径，先后召开三十余次学术研讨会，并集结优质论文出版，推动“非遗”学术化进程，为“非遗”研究提供了一个交流经验、思想争鸣、展示成果的学术平台。

古人云“知行合一”，冯骥才“非遗”教育理念的丰富与完善始终是与“非遗”保护实践相互支持，并驾齐驱的路线。在冯骥才的带领下，研究院的师生共同参与项目，开展田野考察，以实际行动助力抢救工程。同时，将抢救下来的民间文化成果加以档案化，进而开启“非遗”研究的可持续化之路，实现了“非遗”保护与学术研究的紧密结合，为“非遗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2.经世致用：从课程教育到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源于19世纪的欧美各国，部分学者有感于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太过专业，于是创造出通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多学科学习的能力，将知识融会贯通，最终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在通识教育中，贯彻“博学与精专相统一的个性化素质教育”②蒋晓虹：《大学创新文化的培育和建构》，《江苏高教》，2010年第5期。，鼓励学生结合个人兴趣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既充分发展个性，又做到博学多识，从而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通识教育作为“大学精神”的课程实现方式之一，不仅需要大学体制保证来实现，同样需要将学生培养成崇尚科学和民主，追求真理与正义，并能“仰望星空”的人才。冯骥才本着“人文精神是教育的灵魂”的思考，关注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培育。为了更有力地推动这一工作，研究院于2020年成立通识教育工作室，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常规性、系列性活动，将人文精神注入学子的心灵。

（1）“将‘非遗’请进校园”。为了让更多师生接受人文精神的滋养，研究院围绕“非遗”开展了系列学术活动与校园展览。依托于研究院的丰富收藏及学术资源，相继举办以木版年画、传统村落、民间剪纸、天津皇会为主题的系列活动，采用专题展览、主题报告、活态展示、互动交流等多种方式，积极搭建年轻人亲近传统文化的平台，为全校师生打开民间文化的广阔天地，带来文化和美的熏陶。

（2）“热爱我求学的城市”。2021年7月12日，由冯骥才主编的《天津文化地图：热爱我求学的城市》出版，这是其对所倡导的文化体验教育理念的具体实践。对于求学的城市，冯骥才认为学子们一定要“了解它，亲近它，热爱它”①冯骥才主编：《天津文化地图》，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21年，序第2页。。真正的“体验”与“热爱”是与当地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生活特色建立联系，在获得鲜活的文化认知和审美体验的过程中，主动融入城市精神与文化血液，由外来者的审视，转变为求学城市的自觉拥护者。作为一种“体验式”的教育读本，此书的编撰思路为大学通识教育的完善提供了一种探索与创新。

（3）“爱美，爱校园，爱大自然”。美育是冯骥才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十余年的不懈探索与实践，研究院实现了从课程教育到通识教育的跨越，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不断践行着对美育理念的思考。“红叶季”是冯骥才对大学通识教育充满诗意的新创造。自2019年起，连续举办三届的“红叶季”不但成为研究院的人文传统，也是研究院面向全校师生开展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然和艺术的双重熏陶中提升审美情趣的同时，启发学生对人生的追求、认知与感悟。

3.求是创新：从科学保护到学科保护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指导方针。2014年，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②人民网：《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http://cpc.people.com.cn/n/2014/1016/c64094-25843852.html，发布日期：2014年10月16日；浏览日期：2021年5月9日。。两次座谈会相隔72年，但共同的思想核心是强调文艺的人民性。可以说，高校参与“非遗”保护，与这一重要使命有紧密关系，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使命体现。在此之前，研究院曾多次召开“非遗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召集国内专家学者成立学科建设专家委员会，拟定了研究生培养方案，着手教材编制事宜，积极为“非遗学”学科的建设开展筹备工作。

（1）建立国家“非遗”保护的科学体系。冯骥才认为，面对如此博大、缤纷而丰厚的文化财富，唯有科学保护才是根本，建立起一整套科学并严格执行的保护体系，保护才具有保证，发展才具有依据。而科学保护背后亟需专业人才的培养，“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迫切需要一支奋发有为的生力军，没有专业人才就无法做到科学保护。因此，他强调在国家“非遗”保护科学体系的完善中，首要任务便是建立整体性、一致性的标准与规范，为各级政府、学界提供一套科学的“非遗”建档范式，帮助地方建立严格、科学、井然有序的档案库，是实现将“非遗”保护好、管理好、传承好、利用好的条件之一。

（2）将“非遗”纳入国民教育体系。2021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下发了《“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从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主要任务、文化保护、宣传教育等方面对“非遗”保护做出了详细规划。对此，冯骥才表示，将“非遗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中，是国家十分重要、意含深远的思想文化战略。在2004年和2005年的两会上，他提交《关于建议国家设立文化遗产日的提案》，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将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定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2017年又调整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冯骥才多次将自身对文化的思考化作提案，在政协会议上积极建言献策，部分提案得到国家层面重视，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对我国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系列先知先觉的文化举措，正是冯骥才唤起全民文化自觉及“非遗”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是“非遗”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初探。而“非遗”的人才培养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工程，现今，将“非遗”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正是站在民族文化主体高度，对推动人民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与认同感，传承民族智慧，激发民族创造活力，充分发挥“非遗”服务当代、造福人民的作用。

经过冯骥才等有识之士的努力，2021年3月，教育部将“非遗保护”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同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下发了《关于推动部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人才培养试点工作的通知》。同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强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自主增设硕士点和博士点”①新华网：《中办国办印发意见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813/c64387-32191581.html，发布日期：2021年8月13日；浏览日期：2021年12月20日。。这标志着经过20年的实践探索，“非遗”实现了从具体的“保护实践”向“学科建设”的转向。此举既可推动“非遗学”学科体系化、系统化地发展，为我国“非遗”的确认、保护、研究和传承提供有力的学术保障与科学支持。同时，又利于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焕发新的学术活力，进而形成众多的学术研究方向与理论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跨学科领域的应用型理论，需要多学科、多主体参与。”②冯莉：《中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实践与理论探索——以〈中国唐卡文化档案〉项目为例》，《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然而，当下“非遗学”学科建设仍需在学理方面进行建设性的理论探索，而真正要解决“非遗学”学科建设的相关学理研究，则必然要与“非遗”保护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学理思维逻辑与“非遗”保护实践打通，学术理论与应用实践进行有效结合，才能实现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初衷。

从20世纪90年代的“抢救性保护”，到贯穿整个21世纪初期的“档案性记录”，再到推动“非遗”的科学保护与学科体系化进程，一批批专业人才的持续培养，无一不体现着冯骥才对其“非遗”保护理念与教育实践的效验。近年来，我国教育部大力倡导和推进的新文科建设，最重要与最核心之处，不仅强调文文、文理、文工、文医结合，而且包括互联网+文科、科教产教融合发展，以信息技术全面改造和提升文科知识生产能力与知识质量，培养跨科跨界高素质专门人才。“非遗学”纳入高校教育与学科的设置，是民间文化蓬勃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标志，亦是培养跨学科人才的迫切需求的体现。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设立既关乎人文教育、社会科学体系的完备，也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③向云驹：《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的方向与路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非遗学”将发挥其强化文化传播与服务社会的作用，为助力我国踏上文化强国之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

五、余论

当前，“非遗”保护已是全球性的文化共识与行动。站在学科建设的前沿，冯骥才一直思考着“后非遗”时代，中国“非遗”保护实践与理论的思辨关系。尽管国家层面的保护意识日益提高，在田野普查、确定名录、立档保存、宣传弘扬、传承振兴等方面累积了一定经验，当下“非遗学”学科建设也正如火如荼，与此同时，也遇到诸多涉及“非遗学”学科建设的创新性路径、“非遗学”学术的建设性理论探讨、“非遗”教育的开展及人才的培养体系等亟待思考的问题。围绕上述问题，本文试图通过总结冯骥才近二十年来对“非遗”保护与教育实践过程中的相关经验与对“非遗学”学科建设的具体思考，来为高校开展“非遗学”学科建设、“非遗”专业人才培养，以及“非遗”科学保护体系的构建提供思想参照。

1.围绕学科体系建构展开学术思考。在“非遗”基础理论、“非遗史”等方面缺乏专门研究，理论落后于实践是目前我国“非遗”学术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当下加强基础理论、史论方面的课题建设，通过培育“非遗”理论与方法研究方向，完善“非遗学”理论体系、方法论体系与教材体系，充分发挥学科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冯骥才认为，中国“非遗”的保护是在社会的急速转型期中开始的，保护实践较之学术研究更具工作基础。换而言之，我国对“非遗”领域的关注较早是以项目化形式开始，除却口头传统领域的系统化研究，其他领域学术研究基本以较为零散的方式展开，因此，其他“非遗”门类的学术研究非常有必要按照当下学术体系展开，以此弥补学术空白。一方面，在审时度势下有必要对现有“非遗”理念进行再认知。“非遗学”学科体系的建构需以坚实与富有创意的学术思维为基础，摈弃以往“项目化”研究手段所造成的割裂。目前，大部分入选名录的“非遗”项目是与物质载体相关的社会生活原型提炼和累积，而大量蕴含中华民族丰富智慧与精神观念等无具象载体的文化种类并未列入“非遗”名录之中，如方言俚语、乡规乡约、民风民俗、伦理礼仪以及人们对自然的认知，大量可反映中华民族情感的创造被疏忽遗漏并未列为关注对象，因此，目前关于分类标准及体系的合理性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有必要对相关概念进行再解读。“非遗学”作为遗产学的分支，以“非遗”事象及其历史、相关风俗、审美方式、价值体系以及保护、传承和发展为研究对象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诸多概念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如：如何辨析“非遗学”与部分在学界已得到广泛使用的定义与概念（如传统文化、民间文化、“非遗”等）之间的异同；如何对作为“非遗传承主体”的“非遗”传承人、自然传人等概念进行辨析等，此类问题亟需学界思考与解答。目前，冯骥才正依托研究院加强“非遗学”基础理论、中外“非遗史”、“非遗”方法论、“非遗”活化利用理论及“非遗学”管理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的学术研究。

2.厘清“非遗学”与其他遗产概念以及多学科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非遗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记忆遗产、工业遗产、农业遗产、档案文献遗产等遗产类型紧密相关又有较为明显的学科边界，因此如何厘清与现有“遗产家族”中其他类型遗产的关系十分有必要；另一方面，“非遗学”是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混融交叉的学科，其建立是在已有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农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之上。因此，厘清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既可有效借鉴其他学科较为成熟的建设经验，也可反观遗产学已有概念，从而进行再认识、再解读、再阐释，在未来发展中构建“非遗”话语体系与文化生态。冯骥才所进行的一系列“非遗”抢救与保护，教育理念的建立与完善，都离不开其对“非遗”科学保护之路的探索与实践，通过召集学界力量不断推动“非遗”学术研究进程，共建统一理念、统一方法、统一践行标准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当下，作为跨学科领域应用型理论的“非遗学”，多学科、多主体的共同参与是厘清“非遗学”与其他遗产概念以及多学科之间关系的关键。

3.健全“非遗”人才培养模式与制定系统学科教材。当下，“非遗”教育、管理和学术研究急需专业人才，而优质人才的成长与完备的学科培养体系密不可分。近年来，国内一些院校相继在文学、法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门类下设置“非遗”二级学科。但无论隶属于何种学科，“非遗学”的学科优势与自身特点很难得到完全发挥。因此，为了更好地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亟需形成硕博培养、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有效衔接，同步推进理论提升与能力培养、专业教育与社会需求有机统一，健全与完善“非遗学”学科人才培养机制建设。以研究院为例，冯骥才目前正通过“校地合作”着手建设一批教学实践基地，包括西塘传统村落保护实践基地（筹）、杨柳青年画教研实践基地（筹）、播文堂木活字和雕版印刷传习所等，建立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与此同时，冯骥才认为，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是“非遗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研究院正组织相关专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教材”编写及相应课程建设工作，试图建立国内系统的“非遗学”本硕博课程培养体系；依托本专业三个研究方向及本校艺术学、文学、教育学、法学以及工学、农学、医学等相关学科背景，着力培养具备跨学科背景的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4.用创新方式激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一方面，把握社会需求，回应时代命题，积极探索“非遗”介入新时代社会生活的可行路径，推动“非遗”的传承创新；一方面，加强“非遗”分类保护、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及相关调查研究。如阐释挖掘民间文学的时代价值、社会功用，创新表现方式。推动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在现代生活中广泛应用。结合民间美术在现代生活领域中的设计及应用，推动该领域的教学及实践活动；另一方面，加强“非遗”体验场馆的应用和建设。结合学科点的博物馆等“非遗”学术资源，探索“非遗”展示馆、传承体验中心策划、设计、实施及相关管理制度、评估定级制度的体系建设。

随着时代发展，文化生态逐渐向多样性演化，“非遗”保护如何可持续发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立足“非遗”保护的总体生态背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愿景及全新文化生态视野，如何发挥中国“非遗”保护对世界文化生态的建设性作用，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是当下学界应共同探讨的话题。